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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佛陀遇見上帝——現代神學給予佛學的啟示與反思
「佛學」發源自「西方」的印度,傳至「東方」的中國、日本、朝鮮而盛大……然而,比之印度,更遠的 「西方」——歐洲之近現代的「佛學」研究,卻使得十九、二十世紀之間,作為學術的「佛學」研究,又從更遠的「西方」——歐洲,回傳到「東方」的日本、中國……。「佛學」作為一門現代學術的分支……似乎始終擺盪於「東方」與「西方」之間……「西方」宗教文化的核心,是「基督教」,基督教在西方發展了兩千多年,經歷了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科學與工業文明的洗禮……在許許多多的變化、衝擊下,延續至今的「基督教」神學,能給同樣歷經許多變化與衝擊的「東方」宗教文化核心之一—「佛教」,什麼樣的啟示與反思呢?
首先,我們先來參看法國基督教神秘主義(Mysticism,另譯「密契主義」)思想家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1909~1943)的觀點。薇依是被譽為「當代帕斯卡爾(Pascal,1623~1662)」的一位偉大法國女性,一位身體力行基督精神,並具有高貴、聖潔、對苦難甘之如飴精神的女性,她以她自己的心靈去擁抱上帝,並拒絕受洗、拒絕參與聖事,置身於教會和基督教團體之外……。薇依思想中最具爭議性的一點乃是:「基督精神與基督宗教的區分」。她認為:「基督精神不等同於基督宗教,信仰基督不等於信仰基督教,成為基督徒不等於成為基督教徒,反之亦然。薇依認同前者,而非後者。她一直不願受洗入教……」
簡單地借用薇依這樣的思想,或許也可以用在佛教與佛教徒上:佛陀的精神,不等同於佛教的精神;信仰佛陀,不等於信仰佛教;成為佛陀精神的追隨者,不等同於成為佛教徒。佛教發展了千百年,難免有些許人為、組織、教義發展……等的缺陷與無法適應時代的狀況,重新回歸「佛陀精神」、追隨「佛陀精神」,或許是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課題……更值得深思的或許是:「佛陀精神」,作為有別於其它宗教的核心理論到底是什麼?接著,我們來參考天主教神學家卡爾‧拉納(Karl Rahner,1904~1984)在他的神學人類學經典之著《聖言的傾聽者》中的觀點。拉納認為:
「人在他的每一個認識和行為中都同時肯定著的他的這種基本素質,我們用一個詞來表示就叫做「精神性」(Geistigkeit)。人即精神,這就是說,他總是在一種持續不斷地向著絕對者的自我伸展中,在對上帝的開放狀態中度過他的一生……人之所以為人僅僅由於他總走在通向上帝之路上,不管他是否明確知道這一點,因為他對上帝永遠保持著一個有限者之無限的開放狀態……」
簡單的說,拉納認為,人作為一個存有,就是一個「聖言的傾聽者」!他認為,這是「作為論證被聖言啟示的可能性的學說—之上的形而上人類學的第一個命題。」
因為這樣的觀點,他認為世界上其它宗教的教徒、信仰者,那些宗教情操充沛,富有愛心善行,但由於各種原因,無法接受基督宗教洗禮的人,都是「匿名的基督徒」(Anonymous Christians)。參照這樣的觀點,佛教中的佛性論者,或許也可以說,人作為一個存有,就是「朝向覺悟(菩提)的存有」!人作為一個人,必定要向著覺悟(菩提)之道邁進!而其它宗教的教徒,也都是「匿名的佛教徒」(Anonymous Buddhist)!這種借用,在宗教對話上,可能會變得很有意思……接下來,我們來了解本世紀歐洲最傑出的基督新教神學家卡爾‧巴特(Karl Barth,1886~1968)的神學觀點。巴特的神學曾被稱為危機神學、辯證神學,它產生於基督教信仰的危機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戰),並在危機之中,為維護上帝的啟示而奮鬥不懈。他的神學,是作為返回到宗教改革的新教正統神學,故他的神學,又被稱為「新正統主義」(Neo-Orthodoxy)。
他認為上帝只啟示在基督身上,並且體現在信仰中,才能被人所認識。上帝是超越的、完全另位的他者(wholly other),只有在上帝的自我啟示(《聖經》)中,才是可知的。所以,他認為科學家和神學家的研究方法和論題是完全不同的。科學基於人類的觀察和理性,神學則基於上帝神聖的啟示。
巴特將上帝與人的距離,重新拉出一條無法超越的鴻溝,人無法藉由自己來認知上帝,人只能藉由上帝的啟示認知上帝。巴特的這種觀點,可稱之為「信仰的理性主義」。
而科學和神學既是完全分離、不相干的,也就沒有科學觀點挑戰神學命題的問題(如基督復活、聖母處女生子、進化論與創造論的衝突……等)存在。若借用巴特這樣的觀點,我們也似乎可以重新提高佛陀「聖言量」的地位,來面對佛經中神通、瑞相、輪迴……等,遭遇到科學觀點的質疑(特殊的是,佛教因明邏輯學家陳那、法稱,只承認「現量」、「比量」,並不認可「聖言量」的地位,這些佛教邏輯學家,或可視為佛教中的理性主義者」)。重新提高佛陀「聖言量」的地位,除了可以說明「輪迴」的成立外,亦或許可以使許多修道與思想上的差異,重新回到佛陀的「聖言」本身!只是,什麼是佛陀的聖言?佛教史上一直存在著了義與不了義之爭,中觀、唯識的空、有之爭,就是一例,這恐怕在佛教教義上,是一個難以真正解決的問題……最後,我們來參考阿爾文‧普蘭丁格(AlvinPlantinga,1932~ )論證基督教信念可以作為一個基本信念的理由。普蘭丁格以運用英美哲學界的主流思想——分析哲學研究基督宗教,而在當今美國的基督教哲學研究中著稱。1965 年,他把模態邏輯引進關於上帝存在的「本體輪證明」(ontological argument),彌補了康德(ImmanuelKant ,1724~1804)所指出的,該證明是混淆了「是」和「存在」(「存在」不是一個謂詞)的理論缺陷。這項研究改變了二百年來西方哲學界的一個定論:「康德永遠推翻了本體輪證明」。
在關於基督教信念的知識論問題上,普蘭丁格對基礎主義知識論者,提出了強烈的挑戰,他尖銳地問道:為什麼上帝存在的信念,就不能是我們恰當的基本信念之一呢?就像「外在世界存在」這樣一個哲學家提出質疑,但一般人卻認為是恰當的基本信念一樣,有什么理由認為「上帝存在」不可能是一個恰當的基本信念?(此處須注意,某一個信念是恰當的基本信念,並不保證那一信念的真實性)。普蘭丁格因此認為「上帝存在」,對基督徒而言,可以作為一個恰當的基本信念(因為沒有理由認為「上帝存在」不可能是一個恰當的基本信念)。雖然,這並不能保證「上帝存在」這個信念是真的,但卻為信仰基督教的人,提供了一個理性的保證:上帝存在的信念,可以作為我們恰當的基本信念之一。普蘭丁格的這個論證,頗受批評,在哲學界中,此已被稱為「大南瓜先生質疑」 ( Great PumpkinObjection),即按照普蘭丁格定義「什么是恰當基本信念」的程序,某個信仰大南瓜先生存在的人,也可以合理地得出結論說:大南瓜先生的存在,可以作為一個恰當的基本信念。菲利普‧奎因(Philip Quinn,1940~ )即說道:「困難在於……這是一個無數人都可以參加的遊戲。穆罕默德的追隨者、佛陀的追隨者,甚至是拜月教的追隨者都可參加進來。」
雖然如此,但普蘭丁格對基礎主義知識論關於知識「合理性」的質疑,卻是相當地成功,他提出的「保證」(warrant)作為知識「合理性」的觀念,曾在美國哲學界掀起一股「保證」熱,他因此被稱為「改革宗認識論」者。參考普蘭丁格的上述觀點,正如上面奎因所說的,佛教徒也可以合理地說:佛性、涅槃、解脫、輪迴……等的存在,可以作為一個恰當的基本信念!……只不過,「作為恰當基本信念的標準是什么?」卻是一個更根本、而難以解決的哲學問題!上面,筆者僅希望藉由這幾位現、當代神學家的理論,給予佛教或佛學理論一些刺激、參考……而對於比較哲學或比較宗教的研究,筆者認為這是一個相當困難的領域,因為必須那兩個(或多個)研究對象的學說理論都很熟悉才能做出一些客觀的成果來……。相信,上面關於一些神學理論的介紹,或多或少可以給予我們在佛學研究上一些反思的空間……這也是筆者的興趣和生命探尋課題。在宗教的選擇上,英國著名的歷史學家湯恩比(Arnold Toynbee , 1889~1975)曾作過這樣的觀察說明:「當今沒有一個活著的人有足夠的知識,使他可以有信心說一種宗教比其它所有宗教優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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