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歷史研究的若干難點熱點問題 之十二：「高饒事件」問題

12「高饒事件」問題

「高饒事件」是中共執政以後黨內高層第一次政治鬥爭，在當時和後來都發生過很大影響。中共中央對此事最早的定性是「高饒反黨聯盟」，「文革」中毛將這次事件作為黨內「十次路線鬥爭」之一。八十年代作的《歷史問題決議》，「聯盟」和「路線鬥爭」的定性都改了。鄧小平也明確說過，高崗沒有拿出一條什麼路線，確實沒有什麼路線。但是，反高饒鬥爭仍然是被肯定的。《歷史問題決議》對高饒的定性是「陰謀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實際上回到了一九五四年中共七屆四中全會的結論。

迄今為止，相關文獻的公布非常有限（《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有零星披露）。九十年代以來，有關機構編寫出版的毛傳、劉傳、周傳以及薄一波寫的《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對此事都有篇幅不小的敘述。值得注意的是，近幾年「高饒事件」的當事人或知情者一些口述史料，披露了一些過去人們不大了解甚至未曾聽說的情況，如張秀山的《我在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的發言》，張明遠的《我的回憶》，趙家梁的《高崗第一次自殺經過》、《高崗之死》。「二張」當年被列為高的「五虎上將」（張秀山、張明遠、馬洪、趙德尊、郭峰）成員，趙是高崗當年的秘書。另外，前幾年出版的《楊尚昆日記》也披露了一些比較重要的細節，史料價值較高。

學術界對「高饒事件」一直很關注，不時有著述發表或出版，坊間也有出版物流傳，其中，前國防大學教授林蘊暉先生的著述很值得注意。近些年來一個較大的突破，就是不單把「高饒事件」視作一場政治權力鬥爭，而把它置於一個更大的背景下觀照，即毛澤東放棄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構想，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

前面說過，從一九五一年開始，在是否繼續新民主主義社會、是否開始搞農業合作化等問題上，毛澤東同劉少奇、周恩來發生了分歧，毛對劉、周不滿。對劉的不滿，主要是山西省委報告批語的事情，對周不滿主要是新稅制和一九五三年周在政協一屆四次會議上的報告草稿。一九五二年底，政務院提出了一個新稅制方案，是中財委的薄一波主持的。當時在稅制上出現一些問題，一個是加工定貨和經銷、代銷使得買賣關係減少了，政府的稅收收不上來，還有就是私營企業的納稅稅率過重，私營企業主有意見。中財委提出的方案把原來流通領域的稅加到了工廠，還提出「公私納稅一律平等」。這個稅制方案沒有經過毛，就在一九五三年年初的《人民日報》公布了。新稅制一出台，引起一些地方意見，在具體的稅制環節上也有些混亂。毛對此很惱火，認為這件事沒經過他，說他知道這件事還是通過報紙。毛一方面嚴厲批評薄一波，一方面對中央政府機構的領導體製作了重大更動。原來中央人民政府設立黨組幹事會，周是黨組幹事會書記，政務院各部、委、署設立分黨組幹事會，中共中央對中央人民政府的領導通過黨組幹事會、黨組幹事會再通過分黨組幹事會實施。「新稅制」事件，是在政務院也就是周恩來分管的工作範圍里發生的，因此，事情牽連到周。毛決定立即撤消中央人民政府黨組幹事會，要求政務院各部、委、署的黨組分別直接向中共中央請示報告工作。並且重新分工，計劃工作和八個工業部由高崗分管，政法工作由彭真和董必武分管，財政、金融、貿易工作由陳雲分管，鐵路、交通、郵電工作由鄧小平分管，農林、水利由鄧子恢分管，文教工作由習仲勛分管，而政務院總理周恩來只管外交工作（包括外貿）。這次體制變更和重新分工，其實是上收權力。恰好在這個時候，周恩來主持起草政協一屆四次會議的政治報告，稿子在敘述建國以來的成就之後，寫到：「以上這些成就，說明我國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已經確立，工人階級在經濟、政治和思想上的領導地位已經加強」。毛刪去了「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已經確立」的說法，幾個月後又明確批評了「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提法。

毛一方面批劉、周，另一方面對緊跟他的新思路的高崗大加讚賞、重用。據張明遠回憶，一九五一年十月，高崗寫了東北農業互助合作的報告，毛「非常讚賞」，以後又不止一次批轉東北局和高崗的報告，對東北的經驗加以宣傳。一九五二年年中調高到京，擔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當時有「五馬進京，一馬當先」之說，指五個大區中央局主要負責人調北京工作，高的任職最為重要）。一九五三年中央重新分工，高分管計劃工作，在政務院二十個經濟部門中管了八個部（重工業部、一機部、二機部、燃料工業部、建築工程部、地質部、輕工業部、紡織工業部），一時有「經濟內閣」之稱。一批一褒，一輕一重，研究者認為，反映出來的是毛不再打算實行他本人提出的「新民主主義」，而要否定劉、周等人繼續實施新民主主義建國綱領的主張，將國家發展的軌道扳到他的新思路上來。高崗不過是明顯看出了毛的意圖才向劉、周發難的，他只是整個「棋局」上的一顆「棋子」。

除了對事件背景的重新審視外，史實方面最令人關注的，就是一些當事人或知情者的回憶使一些事實真相浮出水面。一個是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以後召開的東北高幹會的情況，那次會議使得批判高崗的政治鬥爭在東北局無限上綱，抓「高崗親信」和「以高崗為首的東北小集團」，招致同高有正常工作關係的東北局一些幹部無端受到批判和處分；一個是張秀山在第二次全國組工會議的發言的情況，張本來是不參加這個會議的，也沒有準備發言，只是寫了書面意見。是毛澤東聽說后，支持張去組工會議上發言，劉少奇事先也建議張發言，此事與高崗無關。至於發言本身，既符合組織程序，也沒有攻擊劉少奇的意思；還有一個是高崗自殺前後的情況。關於高崗之死，過去多有不實傳言。高的秘書趙家梁對事情經過作了詳盡回憶，文章刊發於《百年潮》二〇〇三年第七期和二〇〇四年第十一期。

「高饒事件」仍有許多史實不清而令人生疑，比如：

毛澤東既然支持、欣賞高崗，為何後來又要反高？有人說，主要是高同蘇聯的非正常關係引起毛的警覺。這種說法一來尚無文獻檔案證實；二來斯大林早在毛第一次訪蘇時，就告知了毛有關高向蘇聯總顧問科瓦廖夫散布中共高層有一個劉少奇為首的「親美派」一事，如果真有警覺，毛為什麼還在此後重用高？

高散布劉少奇已不為毛澤東所重視，毛打算讓劉搞「議會」（人大常委會），周恩來當部長會議主席，由他（高崗）來搞政治局等言論，是不是完全的空穴來風（因為毛讓高搞政治局雖無從查考，然而劉少奇和周恩來後來的任職，卻印證了高的說法）？

財經會議上高發難，毛澤東既未作制止，更無任何譴責。財經會議后，劉少奇約陳雲一起到高崗處做自我批評，而高竟未表示任何意見。若無一定的政治壓力，劉沒必要登門檢討；高崗若不摸底數，又豈敢對劉如此無理。這些與毛當時的政治態度是不是毫無關係？

中共七屆四中全會毛為什麼不出席？有研究者認為，本來，毛澤東提出搞一個增強黨的團結的文件時，並未建議召開中央全會。後來毛建議開一次中央全會，又明確交待不要對任何人開展批評。這說明，毛對高的基本意圖是「保」高過關。同時，毛又要劉也在全會上作檢討，以求得全局上的政治平衡。高攻劉、周，在政治上與毛一致，毛是否要「倒」劉、周，不便妄加猜測，但進行「敲打」則完全是事實。高的行動雖難說有毛直接授意，但是否一點瓜葛也沒有？楊尚昆的日記透露，毛在與楊談話前曾對高崗一事提出過這樣一個問題：是否對某同志若干個別錯誤的談論曾發生錯覺？在中共黨內的最高層，由誰與高崗「談論」過「某同志若干個別錯誤」，能使高崗「發生錯覺」，因而引發出一場拱倒劉、周的非常行動呢？

由劉少奇主持的七屆四中全會的進程，總體上是按毛澤東事先的指示進行的。稍有不同的是：會議開了五天（毛最初指示兩天，后改為三四天）；發言者有４４人（毛原意「說話人不要太多」）；對高崗進行了不點名的批評（毛原意不開展批評）。與毛原來指示翻了個兒的是，在四中全會結束后，中央書記處決定立即分別召開高崗、饒漱石問題座談會，對證有關反對劉、周的活動事實，改變了毛澤東原來不讓搞對質，不加深究的指示。如此重大的改變，若不是毛澤東本人的意見，劉少奇和周恩來是絕然不會擅自作主的。那末，是什麼緣故促使毛澤東改變初衷了呢？
這些（其實還不止這些）都是需要進一步考證的歷史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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