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正清與美國的中國學

費正清與美國的中國學
作者：陶文釗（1943年生，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


  

　　1991年9月14日，美國知名中國學家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教授因心
臟病發作溘然長逝。費正清畢生致力於東亞尤其是中國研究，致力於發展美國的中國
學，推動世界的中國學建設，留下了豐富的學術遺產。筆者與他有過多次通信往來，
對他的史學思想稍有了解，深知在一篇短文中對他的學術成果和學術活動進行全面評
價是不可能的，這裡只想就費正清對美國中國學發展的貢獻談幾點想法。

  

開啟一代新風的大師

  

　　費正清是一位十分勤奮的學者。他一生筆耕不輟，獨著、合著、編輯、合編的作
品多達60餘部，還有大量的論文及書評，確實是著作等身[1]。他的論著大致可分四
類。第一類是嚴格意義上的學術著作。他的一些學術論文及根據博士論文改寫的專著
《中國沿海的貿易與外交》（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sts, 1842-1854）是這一類著作的代表。第二類是主要為學生和
從事東亞研究的學者編寫的關於中國研究的提要目錄和文獻介紹，他與劉廣京合編的
《近代中國：1898年至 1937年中國著述指南》（Modern China：A Bibliography Guide
to Chinese Works，1898-1937）、與鄧嗣禹等合編的《中國對西方的反應：文獻通
考》（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A Documentary Survey）及《中國對西方的
反應：研究指南》（Research Guide for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A Documentary
Survey，1839－1923）是這一類著作的代表。第三類是為教育廣大公眾寫作的關於
中國及中美關係的著作，其中最廣為人知的當屬《美國與中國》（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從篇幅 148 上說，第三類著述在他的全部著作中占的分量最大。這
類著作依據的是第二手資料，是充分吸收最新研究成果，並把這些成果融會貫通在費
正清自己的解釋框架之中的產物。第四類是直接論述中美關係、提出政策建議的文章
。這些文章與一般的時評文章不同。他總是從歷史與現實的結合上來闡述問題，論述
當前問題的歷史背景和來龍去脈，而不是就事論事。這些論文在發表以後多被彙集成
冊，如《中國：人民的中央王國和美國）（China：The People's Middle Kingdom  
and the U.S.A）、《認識中國：中美關係中的形象與政策》（China Perceived：Images
and Policies in China-American Relations）等。總覽費正清的上述著作，有以
下兩個明顯特徵。

　　第一，經世致用的史學思想和實踐。傳統歐洲的漢學是以中國語言文化為主要研
究對象的。這似乎是一種象牙塔中的學問，是為研究而研究，為學術而學術。當然這
種為求知而求知也是需要的。但費正清的學術思想和實踐與他們根本不同。他沒有系
統闡述過他的學術思想，但在1968年任第八十三屆美國歷史學會會長的演說中，他毫
不諱言自己是主張經世治國的[2]。他相信，「研究應當具有實際的效用」，「學者
的責任不僅在於增加知識，而且在於教育公眾，在於影響政策」。他在自己畢生的學
術研究中始終強調歷史與現實的聯繫，強調學術研究與理實政治的關係。他也以這種
觀念影響他的學生，使他們感到自己肩負著把老師的這種「較少狹隘性而較好準備著
了解東亞的自由的、現實的美國觀念發揚光大」的責任[3]。這是他的特殊經歷及所
處的特殊時代所造成的。

　　費正清在牛津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後即返回哈佛任教，並從1939年起與賴肖爾（
Edwin O．Reischauer）一起開設東亞文明課程。如果沒有太平洋戰爭，他也許會在
哈佛安安穩穩地做學者。但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4個月，他被徵召到情報協調局（戰
略情報局前身）工作，1942年9月至1943年12月在中國擔任戰略情報局官員併兼美國
駐華大使特別助理。這一職務使他有機會比較廣泛和深入地觀察中國社會，了解中國
實際。他看到國統區通貨膨脹嚴重，人民生活艱難，政府效能低下，官員文恬武嬉，
知識階層對現政權強烈不滿，所有這些與國民黨在海外進行的宣傳相去甚遠。他認為
，國民黨的統治「氣數已盡，民心盡失」。這與當時美國駐華大使館政治官員謝偉思
（John S．Service）、戴維斯（John P．Davis）等的看法不謀而合。同對他積極主
張派美軍觀察組去延安，並與中共駐重慶辦事處人員保持著良好的關係。他1944年回
國時帶回去的主要信念是：中國的革命運動是中國現實生活的內在產物，它不是CC系
和戴笠的軍統特務們的高壓所能撲滅的。蔣介石拿不出什麼能與之抗衡的思想武器。
正如他在給 149 國務院的一個報告中所說的：我們必須等待偉大的中國革命有朝一
日終將發生[4]。

　　但當時了解中國實際情況的美國人太少了。而且恰恰是在1944年至1945年的冬春
，在赫爾利（Patrick J．Hurley）來華之後美國越來越偏向於片面支持國民黨，其
對華政策由戰時的扶蔣容共抗日向戰後的扶蔣反共轉變。1945年10月費正清再度來華
，擔任美國新聞署駐華分署主任，直至1946年7月。他親眼看到國民黨官員在接收中
大發橫財，以及國民黨的腐敗和愈演愈烈的通貨膨脹使以前支持國民黨的上層階級也
與國民黨離心離德。1946年7月，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聞一多先後遭國民黨特務暗
殺。費正清在戰爭期間就與西南聯大的教授們有著特殊的聯繫，認為他們「代表了美
國在華的一種投資和財富」，「是美國在華利益的象徵」[5]。李、聞遇難使他深感
震驚．也使他對國民黨的統治徹底失望。他憤然撰文，譴責國民黨的「倒行逆施」和
「強盜行徑」，同時指出，美國的對華政策正「面臨著兩難的選擇」：「革命將危及
我們的自由主義的利益，然而反動更是現時就破壞這種利益……我們似乎寧要反動的
種種已知的罪惡，而不要革命的種種未知的危險」，但「如果我們盲目地反對革命，
那麼我們終將發現自己將被群眾運動趕出亞洲。」[6] 他痛感美國人對中國了解太少
，美國對華政策「正在走下坡路，只是美國公眾還沒有領悟到」[7]；他要盡一個學
者應盡的教育公眾的責任。費正清把它作為自己畢生的工作，在撰寫向公眾普及歷史
知識的著述方面傾注了大量的努力。他把自己的博士論文放在一邊，首先致力於《美
國與中國》的寫作，並於1948年出版。該書並沒有像一般歷史著作那樣追求細節的翔
實，而是提綱挈領地簡略介紹中國的自然環境、歷史演變、社會結構、文化傳統、生
活方式以及中美關係的過去和現狀，這樣的介紹正符合對中國和中美關係了解不多的
美國公眾的需要，在當時出版具有振聾發聵的作用。此後，他又不斷補充修訂，在1958
、1971、1979、1989年分別出了第二、三、四。五版，發行了數十萬冊，成為西方有
關中國問題著作中最暢銷的作品之一。後來尼克松（Richard M. Nixon）在準備對中
國進行歷史性訪問時，《美國與中國》也是他了解中國與中美關係的二三種參考書之
一。雖然費正清本人謙虛地把它稱做「眾所周知的關於中國社會性質的普及性讀物」
，但恐怕很難舉出其他任何一種著作在美國人了解中國方面起了比它更大的作用。在
他的筆下，」歷史變成了活生生的東西」。每一次出版，費正清都要根據當時的情況
注人新的內容，如在1970年完成第 150 三版時，他寫道：「由於我們在越南的轟炸
，美國生活中出現了道德災難」，美國捲入越南，像以前卷人中國一樣，是「災難性
的，無結果的」，「不會取得勝利的」，而只會增添「羞愧和恥辱」[8]。

　　除了《美國與中國》，費正清還撰寫了大量的這類著述，包括他與賴肖爾合編的
3卷本的《東亞文明史》（East Asia：The Great Tradition；East Asia：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East Asi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偉大的中國革
命》（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以及臨終前完成的《中國新史》（China
：A New History）。他在寫作這類著作時同樣是抱著一種嚴肅認真、不斷進取的態
度。《劍橋中國史》的編輯工作使費正清有機會對中國歷史進行更加系統、更加深入
的回顧，他也就有可能在此基礎上進行高度的概括，從而寫出《偉大的中國革命》。
但費正清並不滿足，在完成《偉大的中國革命》之後，幾乎立即開始了《中國新史》
的撰寫。他幾乎讀遍了近20年來美國研究中國歷史及文化的代表作品，在不到500頁
的著作中，他引用了多達627位學者的930部作品，從而使美國中國學界在社會史、人
口史、考古史及人類學等方面的成就在書中都得到反映，而又經過了作者的融會貫通
，成為別具一格的中國通史簡編。他總結說：「根據我的經驗，『拾人牙慧』的歷史
學家影響更持久些。這樣的學者說話、寫作旁徵博引，用別人的研究成果來充實自己
。這正是使我們名垂千古的秘訣。」[9] 這是一個可貴的經驗。不用別人的研究成果
來充實自己，便不可能使自己永遠處於學科的前沿，越是到了信息時代越是如此。

　　費正清除了寫作這些教育公眾的著作外，還一直十分關注美國對華政策及中美關
系的走向，除了麥卡錫主義橫行之時及其後的一段時間外，他在不同時期大膽提出自
己的政治見解。1949年夏，中國革命勝利在即，費正清在此時提交給哈佛大學一次討
論會的論文中建議美國政府改變敵視中共的態度，停止支持蔣介石，更不要用美國軍
隊去阻撓中共取得台灣；而應對中共給予事實上的承認，與之保持切實可行的商業和
文化往來[10]。他認為，「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勝利，大致上取決於它適合中國舞台的
程度，它適應中國的需要和中國的國情的程度，以及它利用中國特有的機遇的程度。
」從1961年起，他就不顧麥卡錫主義投在他身上的長長的陰影，經常在美國有影響的
報刊上發表短文，闡述自己對中美關係的看法[11]。1966年3月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
主席威廉·富布賴特（J．William Fulbrisht）主持的聽證會上，他對知名中國學家
鮑大可 151 （A．Doak Barnett）早先提出的改變美國現有的「遏制和孤立」中國的
政策表示贊同，主張實行「遏制而不孤立」的政策，認為「孤立北京只能使我們的處
境惡化」，而「遏制的目的也僅僅在於遏制，而不是進行恐嚇，製造混亂，更不是進
行挑釁」。他主張採取迂迴的方式逐步改善對華關係：首先允許別的國家與中國改善
關係；允許和吸收中國參加多種國際會議、國際組織，直至聯合國的各種機構，為中
國進入國際社會打開方便之門[12]。1971年基辛格（Henry A．Kissinger）訪華后，
費正清立即撰文讚賞打開中美關係的努力，並告誡說，中國與美國是很不相同的，中
國人與美國人有著不同的價值觀念，提醒美國政府對打開中美關係進行充分的準備[
13]。尼克松訪華后，兩國關係遲遲不能實現正常化，費正清認為這種狀況應該儘快
結束，關鍵是確認一個中國的政策。他在1976年11月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在美國的現
行政策中，存在著一個中國的理論與美國同兩個政權打交道的現實之間的矛盾。他敦
促美國政府當機立斷，早日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14]。

　　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外國，許多歷史學家不大關注現實政治，認為影響現實政治
不是自己的責任，且常常在某種程度上看不起政治學家，以為他們沒有什麼學問；政
治學家也看不起歷史學家，以為後者的學問對現實政治沒有多少用處。費正清是一個
歷史學家，他把對歷史的研究與對現實政治的關注如此親密地結合起來，這一點對我
們也是有啟示的。

　　第二，使用中國的檔案、中國的原始資料研究中國歷史。在費正清之前研究中國
歷史，尤其是中國對外關係史的學者．如英國的馬士（H．B．Morse）、法國的高第
（Henri Cordier）、美國的丹涅特（Tyler Dennett），他們幾乎僅僅根據英國的、
法國的、美國的檔案資料來研究中國對外關係，認為僅有西方的檔案和西方的觀點就
夠了，中國的資料是不可靠的，中國的觀點是不需要的。他們的著作嚴格說來只是英
國、法國與美國對華關係史，而不是中國外交史。費正清與他們不同。他開啟了使用
中國檔案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新風。

　　費正清是英國牛津大學的博士，但他的博士論文主要是在中國完成的，他把發掘
中國檔案作為自己工作的重要部分。他1932年來中國對，故宮大內的檔案剛剛開放，
費正清顯然是最早使用這些檔案的學者之一，很可能是第一個使用這些檔案的外國學
者。1933年他用中英文檔案寫成了第一篇學術論文《1858年條約以前鴉片貿易的合法
152 化》，在《中國社會及政治學報》第17卷第2期上發表。這是費正清登上學術舞
台的第一步。他對這篇處女作情有獨鍾，晚年再讀，仍認為「是過得硬的」[15]。費
正清根據博士論文修改而成的專著《中國沿海的貿易與外交》更是依據了大量中國檔
案而寫成的。這部專著也許因為大專，不像《美國與中國》那樣廣為人知。但這是一
部極具學術價值的著作，它贏得了廣泛的讚譽，並牢固地樹立了費正清作為晚清外交
和制度史方面的傑出歷史學家的地位[16]。他後來回憶說，此書的完成「結束了我為
培訓他人而培訓自己的歷程」[17]。此後，使用中國檔案研究中國歷史成為費正清的
一個學術規範。在他後來的一些學術論文中，如《天津教案背後的模式》等無不如此
[18]。他的學生、伊利諾伊大學教授易勞逸（Lloyd Eastman）回憶說，「對他以及
對他的學生來說，清季文件不僅僅是研究中國政治體制的手段。它們還是通向另一世
界的窗戶，在那個世界有活活潑潑的人性特徵，有19世紀後期中國官員特有的觀察世
界的方式。」[19] 也就是說，費正清不僅把中國檔案作為一種資料來源，而且作為
了解中國、了解中國特徵的重要依據。

　　費正清不但自己這樣做，而且引導、幫助和要求學生這樣做。為此，他做了扎扎
實實的工作。1939年至1941年間，他和他的學生兼助手鄧嗣禹接連撰寫了3篇文章在
《哈佛亞洲學報》上發表：第一篇論及清朝公文的傳遞方式，第二篇較詳細地論述了
清季檔案中的各種公文的類型及作用，第三篇考察了朝貢關係的管理和運作，可以說
是運用關於朝貢關係的文件和《籌辦夷務始末》的一個示範。論文後來結集出版，即
《清代的政府：三項研究》（Ch'ing Administration：Three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這樣具體地講述清朝文獻，向學生講解其意義及使用方法，在國外
中國學界是沒有先例的。他還在學生劉廣京、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鄧嗣
禹等協助下完成了《近代中國：1898年至1937年中國著述指南》、《中國共產主義文
獻史》（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1921—1950）、《中國對
西方的反應：文獻通考》、《中國對西方的反應：研究指南》、《清季史料入門》（
Qing Documents: An Introductory Syllabus）等，都是為了教授學生使用中文文獻
而編寫的教學用書。直到晚年，費正清都十分看重這一類書。他寫道：這些「目錄學
著作和清朝文獻書目提要—樣，對我的學生們不久要開展的研究來說，都似乎是不可
缺少的基礎」，「讀著這卷 153 書（指《近代中國：1898年至1937年中國著述指南
》），我至今仍感到興奮不已。只要我手頭持有這本書，我就能隨時告訴我的任何一
個學生他應我的中文原始資料的有關情況，並讓他知道如何去找。」費正清自稱「獲
得了近40年來在哈佛大學開發該項富礦的特權，大約有60種已出版的專著都直接源出
於此。」[20]《中國共產主義文獻史》開了系統研究．中國革命史的先河，成為西方
學者研究中國革命的必讀書。他的學生和助手史華慈和布蘭特（Conard Brandt）在
編輯文件的過程中也分別進行了各自的研究工作，寫出了題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和
毛澤東的崛起》、《斯大林在中國的失敗》的論文，兩篇論文都成書出版[21]。他的
一位同事羨慕地說，「費正清總是做初步的勘探工作，發現礦石，建立採礦公司，而
把採掘工作留給他的學生。」[22] 費正清造就了大量使用中國原始資料研究中國的
學者，這在西方中國學界是沒有先例的。

  

卓有成效的學術企業家

  

　　雖然40年代以前美國在中國學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總的說來，直到太平洋戰爭
之前，美國不僅沒有東亞研究的傳統，也沒有支持這一研究的基礎設施。從事東亞研
究的專業學者不過50人，東亞研究領域與家庭手工業十分相似；中國研究更是不成氣
候，來華傳教士的一些著作成為當時最主要的中國研究成果，如恆慕義（Arthur Hummel
）的《清代名人傳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美國不曾有任
何一所大學有像樣的中國歷史專業，中國研究處於傳統的歐洲漢學的樊籬之中。哈佛
的情況也一樣，校方的注意力放在西方文明上，對亞洲研究的興趣僅僅在於它能顯揚
酉方文明，幾乎沒有一個博士生是以東亞史為專業的。所有主要的漢學家都來自巴黎
，東亞研究竟成為法國文化的一個分支，要研究漢學，首先要精通兩門歐洲語言，然
后再學習古漢語。中國研究分散在歷史系、遠東語言系和其他一些系和專業，僅有的
幾個學者各搞各的，互相之間缺乏交流和配合，完全沒有形成陣營，「幾乎連少數這
方面專家之間的合作基礎都不具備」。人們對近現代中國更是很少興趣，當時哈佛燕
京學社社長葉利綏（Seri Eliseeff）公開宣稱，對1799年以後的中國歷史研究已越
出歷史學範疇，只能歸於新聞[23]。 154  

　　當費正清1936年應聘到哈佛任教時，他立即主張打破傳統漢學的束縛，重視中國
近現代史的研究。他決心以哈佛為陣地，充分利用哈佛的人力和物力資源以及哈佛的
名望，建立一個新的領域，一種中國研究的新模式。戰後，他的志向更有發展．從1936
年到退休的1977年間，他推動了數以百計的與中國問題有關的學術研究項目，對促使
美國的中國研究成為一個系統的、影響深遠和成果豐碩的學科起了比美國任何學者都
更大的作用。費正清是美國中國學的「創建之父」乃是美國中國學界的一個共識。

　　1937年春天，費正清首次在哈佛開設了歷史課程「1793年以來的遠東史」，第二
年他開設了使用清朝文獻資料的研究班討論會。他以與鄧嗣禹合寫的3篇文章作為編
寫教材的起點。1940年又寫成《清朝文獻介紹提要》，先是油印供學生使用，1952年
才由哈佛大學出版社正式出版。1946年他重回哈佛后，立即著手進行中國研究的組織
工作。是年，哈佛大學創立國家和區域研究專業委員會，包括9個研究部門．以擴大
對非西方世界的研究。1946年至1949年費正清指導中國及其外圍地區的區域性研究計
划，該計劃除培養本科生外，還設有一個碩士點，用兩年時間學習語言，接受訓練，
完成一個具體的研究項目[24]。

　　費正清本人是歷史學家，但他探知近代中國研究是一種綜合性、跨學科的研究，
僅靠歷史學家是不夠的，因此他不但不排斥社會科學各學科的專家，而且想方設法羅
致社會科學家來哈佛充實教學力量。中心的現任主任傅高義（Ezra Vogel）就是社會
學家。費正清還把年輕的政治學家斯卡拉皮諾（Robert Scalapino）請到中心。他深
知法學專家對研究中國傳統社會的重要性，因此力圖從哈佛法學院吸引畢業生到中心
工作。當他在伯克利遇到傑羅姆·科恩（Jerome Cohen），知道後者正在學習中文和
中國法律時，便立即促成哈佛大學法學院院長邀請科恩去哈佛做訪問學者，並打聽在
世界各地是否還有研究中國法律的學者。費正清還一直努力想在東亞研究中心設立一
個經濟學教授的職位。但哈佛大學經濟系卻不同意，理由是經濟系不應與某個專門學
科聯繫起來，尤其不應成為區域研究的一部分。直到1960年經濟系才同意派一位經濟
學家去東亞研究中心。費正清見到 26歲的經濟學家帕金斯（Dwight Perkins）如獲
至寶，馬上給他一個講師職位，並為他寫了許多給日本、台灣、香港學者的介紹信。
讓他去亞洲各地考察[25]。在他以及賴肖爾、葉利綏的積極努力下，哈佛大學部分學
者組成了「國際研究和區域研究教授委員會」，使原來互不相干的教授們捐棄門戶之
見，打破學科界限，匯聚到一起，通過講座、討論和特定的合作項目，互相交流、補
充，促進學科之間的互相滲透。由於這個委員會的組織和協調，中國研究逐漸發展為
包括對亞洲的人口、社會流動、思想潮流、文化演變、經濟體制、稅收政策、科舉制
度以及共產主義運動等方 155 面的眾多課題進行綜合研究的學科，而歷史系又在其
中起了主要作用，因為歷史學便於吸收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經過費正清等篳路藍縷
，竭力倡導，一種多學科、跨學科的區域研究模式逐漸在哈佛發展起來。

　　費正清在給一本書的序言中寫道：「一個國家也和個人一樣，是會發瘋的。」[
26]

　　他說的美國的發瘋就是50年代初的麥卡錫主義的橫行。費正清由於坦率發表了對
美國對華政策的見解，自然在劫難逃。他被指責為是「丟失中國」的四個約翰之一（
其餘三個約翰是謝偉思、戴維斯、范宣德John Vincent），「是老牌的共產黨的辯護
士」，甚至有說他是共產黨員的。費正清在參議院國內安全委員會作證時駁斥了對他
的無端指控，他還公開支持和保護與他共過事的外交官柯樂博（O．Edmund Clubb）
和那三個約翰，並毫不猶豫地為另一東方學家拉鐵摩爾（Owen Latimore）辯護。謝
偉思說：「對我們這些遭到攻擊的人來說，他那清楚明白的作證，鎮靜自若的態度，
以及始終不逾的友情是在艱難歲月中對我們的鼓舞和巨大幫助。」[27] 從1950年起
，他受到聯邦調查局的調查，5年後，這一調查的卷案已達1000多頁。他雖然也受到
迫害，如拒絕發給護照，限制旅行，不許到軍事學院等處講課，但幸運的是，他的遭
遇遠比謝偉思、范宣德等外交官，甚至比拉鐵摩爾等學者為好。由於校方的支持，他
的工作沒有中斷。麥卡錫主義對他的衝擊是巨大的，但他並沒有因此遠離政治，改變
初衷，放棄中國研究。相反，他認為麥卡錫主義之所以能在美國猖獗，原因之一就是
因為美國人對東亞的歷史和現狀太無知。由此，他更感到在美國發展中國學的必要性
和緊迫性。費正清後來回憶道：「在中國問題上回擊麥卡錫主義必須依靠教育。由於
在『丟失中國』的問題上我受到公開的指責，我便下定決心，持久地負起教育美國公
眾的義務。」[28]

　　1955年春，費正清大膽地在哈佛安排了關於近代中國政治制度和近代中國經濟的
研究項目，成功遊說卡內基基金會對前一項目資助20多萬美元，福特基金會對后一項
目資助27.8萬美元，並在兩年後得到30萬美元的追加撥款。這兩個項目為1956年在哈
佛大學正式建立東亞研究中心準備了必要的財力和研究人員。費正清擔任該中心的第
一任主任，並一直任職達20年之久。1959年，費正清在其助手林德貝克（John Lindbeck
）的協助下，編製了未來10年的詳盡的研究計劃，並以哈佛對開展當代中國研究負有
國家義務為由，又爭取到了福特基金會75萬美元的資助，該基金會還為在社會學系設
置一個教授職位撥款41.6萬美元，為在歷史系設置一個研究日本的永久性職位撥款20
萬美元[29]。50年代初，中心設有學製為兩年的「區域研究——東亞碩士班， 156  
每年培養約14名碩士研究生。1955年，東亞研究專業（歷史和語言聯合）開始招收博
士生，當年就招收了26名（1975年達到70名）。約有25名教授在研究中心的執委會工
作，在1955年到1975年的20年間，約有200名研究人員和學生獲得資助，另有60名研
究人員不享受資助，而是來利用這裡的研究條件。半數以上的研究人員和學生不是在
美國出生的，他們來自亞洲及歐洲各國，使東亞研究中心具有了真正的國際性質。在
此期間，有60多人在東亞研究中心獲得歷史和東亞語言學位，在哈佛其他各系科獲得
東亞博士學位的則有275人左右[30]。哈佛的東亞研究中心成為全美國中國研究的先
驅。到70年代，在哈佛取得東亞研究博士學位的學者佔據了美國七八十所大學的講壇
，有時同一個地方就有好幾位，如密歇根州安阿伯就有6名。有人評價說，費正清所
創立的學派只有法國的年鑒學派才能與之相比[31]。有統計稱，他在哈佛培養了幾千
名學生，包括100多個在他的監督下取得博士學位的學生。美國著名東亞問題專家斯
卡拉皮諾稱費正清是「美國中國學方面最大的學術企業家。」[32]

　　哈佛大學的東亞研究中心無疑是美國中國學的「旗艦」，但僅有旗艦還不成其為
艦隊。東西海岸其他一些著名學府的中國研究也在發展。費正清深知，必須把美國各
大學的中國研究組織起來，互相協作，展開交流，才能取長補短，避免人力和物力資
源的浪費，推動全美國的中國學研究。1951年春，費正清邀集一些對中國思想文化感
興趣的學者在費城會商，成立了以芮沃壽（Arthur Wright）為首的中國思想研究會
，作為遠東委員會的下設機構。該研究會於1952年9月在科羅拉多州的阿色本舉行學
術討論會，會後出版論文集《中國思想研究》。4年後，費正清又把該研究會學者關
於儒家思想、儒教國家制度和行為的論文彙編成冊，出版了《中國的思想和制度》[
33]。1957年他當選為遠東委員會會長。1958年，遠東委員會更名為亞洲學會，費正
清當選為第一任會長[34]。

　　在從事美國中國學的組織工作方面，費正清從一開始就表現出大度和寬容，沒有
門戶之見和宗派觀念．當時美國的中國學家分裂成親台灣的和親大陸的兩派，自然真
正親台灣的是少數，他們主要集中在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以研究太平天國的中國學
家戴德華（George Taylor）為核心。兩個研究中心，一個在東北，一個在西北，形
成分庭抗禮之勢。費正清深知，要發展美國的中國學，必須克服麥卡錫主義給美國中
國學造成的破壞。1959年他請福特基金會資助一次較大的中國問題討論會，他在寫給
基金會的信中說：「在過去一年多的時間裡的大量非正式的磋商使我已確信，在當代
中國 157 問題研究領域裡，學者之間的合作面臨著一個嚴重的障礙……中國問題研
究領域已不可能不受到中國革命的影響，而對中國的事變感興趣的學者，對此既有理
性的也有感情上的體驗……我們必須盡最大努力，在一個各方面都能接受的儘可能中
立、可行的基礎上，恢復我們的團結。」[35] 1959年6月，費正清邀集一批中國學家
在紐約州立大學舉行會議，籌備成立一個全國性的中國研究組織。作為亞洲學會會長
，費正清負責籌備工作，哥倫比亞大學的韋慕庭（Martin C．Wilbur）和加州大學（
洛杉礬）的斯坦納（Arthur Steiner）參與其事。為了團結持不同意見的學者，他主
動向戴德華及其朋友伸出橄欖枝，終於在1960年8月召開了現代中國研究聯合委員會
的首次會議，並由戴德華出任會長，由哈佛東亞研究中心副主任林德貝克任秘書。這
個聯合委員會的建立揭開了美國中國學研究的新篇章，在學會之下設立了許多學科小
組，從經濟、社會和政治等各方面對中國進行研究．促進了中國研究與社會科學學科
的結合，從而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使中國研究這個分支學科合理化、系統化[36]。

　　費正清對中國古代史研究同樣予以熱情的關注和支持。當有人提出應當仿照恆慕
義的《清代名人傳略》編一本明代名人傳記時，他立即表示贊成，並說服基金會的官
員認識到「這一看來很專門的神秘的研究項目」對理解中國可能發揮的作用，使基金
會同意給予支持。他還從福特基金會的資助中撥款予以支持[37]。費正清意識到協調
中國近現代史和古代史研究、協調中國史和中國其他問題研究的必要性，與戴德華等
積極籌劃，說服中國古代史研究的牽頭人芮沃壽等在60年代初組織了中華文明研究委
員會，芮沃壽任會長達10年之久。這個委員會的成立大大促進了美國研究中國的各路
人馬的聯繫與配合，促進了美國中國學全方位的發展。

　　作為學術企業家，費正清除從事組織工作外，還不斷提出中國研究的新方向、新
課題。他意識到要了解中國必須了解中國的儒學，在50年代初就提出了對中國思想進
行研究的問題。至於中國的對外關係，費正清本人自然更有興趣；1963年亞洲學會年
會有一個專題就是東亞傳統的國際關係。是年9月，馬薩諸塞州理工學院又舉辦了同
一專題的學術討論會。費正清把有關的13篇論文彙編成冊，出版了《中國的世界秩序
：中國傳統的對外關係》[38]。費正清認為無論在美國還是在中國，在華美國傳教士
的研究都是被忽視的課題，而這是中美關係中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他在 1969年
美國歷史學會的會長演說中大聲疾呼要加強傳教活動的研究，並預言「美國與東亞關
系的這個 158 新領域」「一定會從東亞方面加以發展」[39]。在他的推動下，美國
歷史學會下屬的美國與東亞關係委員會於1972年1月發起了一次美國在華新教傳教士
的專題討論會。會後，費正清把論文結集出版，名為《在華傳教事業與美國》，並為
該書寫了前言[40]。今天，中國學者關於在華外國傳教事業、教會學校、教會醫院等
的研究都已經產生了一批成果，可以說費正清當年的預言正在實現。

　　上文提到的美國與東亞關係委員會是在費正清推動下成立的又一組織。對中美關
系的思考使他確信，在美國與亞洲關係中，一些表面的認識掩蓋了歷史的真相。他覺
得需要對美國的東亞政策進行專門研究。1957年，哈佛大學歷史系新設了美國遠東政
策研究這一博士項目，以訓練學生比較研究美國與東亞國家的歷史，在兩種文化之間
架起橋樑。1968年，費正清與哥倫比亞大學的博格（Dorothy Borg）教授等發起組織
了美國與東亞關係全國委員會。該委員會起初隸屬於美國歷史學會，1979年屬於美國
外交史學會。費正清成功地遊說福特基金會向該委員會提供資助，委員會立即著手訓
練學生學習東亞語言，組織研究項目。舉辦學術會議，培養訓練年輕歷史學家，並與
東亞國家尤其是中國歷史學家開展學術交流。著名歷史學家孔華潤（Warren Cohen）
把美國與東亞關係史稱做美國歷史科學的「刀刃」，費正清的弟子、著名歷史學家人
江昭（Akira Iriye）認為費正清在美國與東亞關係這一領域中的領導作用與中國學
領域中的作用是同樣重要的，他也是美國與東亞關係這一學科的「創建之父」[41]。


　　費正清不僅關注美國的中國學，他的目光注視著世界各地。這有兩個原因。第一
，他認為中國研究是一項世界性的事業，美國要了解中國，別的國家也應了解中國；
第二，可以把別國的中國學家的看法與美國學者的觀點進行比較，看看美國人是否缺
乏遠見[42]。而他的影響也遠遠地超出了國界。哈佛的東亞研究中心具有極強的輻射
能力。它似乎是全世界的中國研究中心。費正清編製了一份16個國家包括125名中國
學家的名單，向他們寄送各種材料和論文的複印件。他從美國的基金會籌措經費，支
持台灣以及日本、韓國和歐洲一些學者的研究項目[43]。費正清對各國中國學的影響
是世所公認的。法國著名中國學家白吉爾（Marie-Claire Bergere）稱，「我們都十
分依賴費正清所 159 作出的先例，跟著他所開闢的路亦步亦趨。」「他不但為我們
提供理念上的幫助，而且提供實際的幫助。」法國另一知名中國學家畢仰高（Lucien
Bianco）說，費正清既是美國中國學的帶頭人，「他過去是，以後也將是我們在歐
洲的帶頭人」[44]。

  

誨人不倦的導師

  

　　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之所以能吸引大批優秀學生，除了費正清籌款有方，他作
為導師的個人魅力也是一個重要原因。至今，他的學生們，如今美國各大學中國研究
的帶頭人們，仍然滿懷深情地回憶起他們導師的關注與教誨，許多學生稱他是「父親
」或「教父」。

　　當時哈佛大學的教授大多是難以接近的，令學生敬而遠之。費正清卻平易近人，
學生要找他求教或商量問題，他從不拒絕。他慷慨地讓他的研究生使用他的書房，只
是用過的書必須放回原處。許多人就是在他的書房裡開闊了眼界，知道了中國研究的
山外青山。費正清對學生十分負責。學生交給他的論文，他常常在48小時之內返還，
並附上整整一頁或兩頁的批語，從內容、風格到標點符號的使用都提出具體意見，或
者先把論文還給學生，過後再給書面意見。有的評語很具體，比如：「不要什麼事情
都說兩遍」；有的則相當辛辣，比如「這不是寫給家庭婦女看的」[45]。

　　費正清並不企圖支配、控制學生、但他總是讓學生們感覺到他的存在，感受到他
的影響。他讓學生自己認識到該做什麼，讓學生自己提出想法，然後他再提出意見和
建議，使學生的計劃變得更加合理和完善。他的學生柯文（Paul A．Cohen）記得，
費正清是如何謹慎地激發他對美國在華傳教士問題的熱情，「他巧妙地把誘餌裝在鉤
子上，於是我一點一點地去咬」。他的學生、徐繼畲研究專家龍德威（Fred Drake）
稱，費正清改變了他的生活。費正清常對他的學生說：「搞中國研究是件容易事！只
要你跨進世界上最偉大的革命與世界上最偉大的大學之間的第一層就行了，這就像一
架自動鋼琴。」[46] 他就是把學生一個一個地領進第一層，然後指引他們一層一層
地往上攀登。

　　費正清以自己獨特的方式營造自由討論的學術空氣，把眾多弟子籠絡在他的周圍
，他特別得意的辦法是星期四下午的茶會。每星期四下午5時，他家裡總是高朋滿座
，他和夫人費慰梅（Wilma C．Fairbank）以茶點招待哈佛的同仁和學生，以及從外
地來的訪問者。在茶會上沒有長幼尊卑之分，外國學生可以藉此練習英語，人們可以
自由討論各種問題，交流信息，切磋學術，結交朋友。有時他會給一些同仁或學生髮
來書面 160 邀請，但沒有被特別邀請者同樣受到歡迎，來者不拒。周四下午茶會成
為費正清雷打不動的制度，保持了33年之久。費正清自己認為「這些茶會幫助我的學
生組成了一個友好相處、志同道合的共同體」，是他一生中最值得記憶的「發明」[
47]。

　　費正清深知出版研究成果對培養人才和發展中國學的重要性。為此他籌集款項，
從1956年起出版哈佛東亞研究叢書。在第一個10年共出版了37種，第二個10年出版了
103種，1970年和1971年出書最多，共43種，創造了每月兩書的記錄。其中4／5以上
的著作是關於中國的[48]。費正清對許多書稿給予認真的指導。田納西大學教授郝延
平1962年開始做關於19世紀中國買辦的論文。他每寫完一章，費正清就拿走審閱，並
必定在第二天早上送回。費正清對整個論文的結構、內容、文字都提出具體意見。1965
年論文完成後，費正清又安排他去英國做了一段時間的研究，1968年又讓他再做修改
，並說：「你能使這篇論文成為一本很好的書。只要再稍做努力，你就能使一本『好
』書成為一本『很好』的書。」費正清讀過郝延平的修改稿后寫道：「你的書稿給我
留下極深的印象……這是一項真正的成就，我祝賀你。」一本高質量的專著就這樣誕
生了[49]。

　　對於外國研究中國的年輕學者，他同樣給予關注和扶植。以色列學者史扶鄰（Harold
Z．Schiefrin）想研究孫中山，抱著試試看的心情從以色列的希伯來大學給費正清
寫信，使他喜出望外的是，費正清立即回了一封長信予以鼓勵，並提出具體建議；接
著又給他寄去許多參考書，有的是從香港寄去的。然後，費正清又邀請他到哈佛去做
研究，終於使史扶鄰得遂心愿，寫成關於孫中山的專著，成為國際知名的孫中山專家
[50]。

　　為了培養和鼓勵年輕學者，費正清還撰寫了大量的書評。書評在他的著作中，尤
其是後期的著作中佔了相當大的分量。他常常把具有類似內容的幾種書合在一起評論
，比較它們的優劣，指出各自的長處和短處，進而借題發揮。比如在《毛澤東為新的
教育制度而鬥爭》一文中，他把昂格爾（Jonathan Unger）的《毛澤東治理下的教育
》、蘇珊·舍克（Susan Shirk，謝淑麗）的《競爭的同志們》以及泰勒（Robert Tyler
）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困境：政治與大學的入學》3種書合在一起進行評論，肯定了
前兩者把對出版物的研究與調查研究結合起來的方法，批評了後者完全在圖書館里做
研究 161 「未能立足於事實的基礎之上」，「採用了不完全的數據和估計」等等。
同時指出，要了解中國的現在，與其去把中國與別的國家（比如迦納）進行比較，不
如從中國自身出發進行研究[51]。

  

　　費正清與我們中國學者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觀察問題的方法，他的有些看
法與中國學術界的觀點比較接近，有的則與中國史家的觀點相去甚遠[52]。這種現象
在海外中國學中是相當普遍，也是很自然的。百家爭鳴的原則應當既適用於中國學者
，也適用於中國學者與外國學者之間。

　　在《費正清集》的《序》中，費正清以十分簡單的話語表達了非常深刻的思想。
他寫道：「今天我們全都進入了同一個世界……我們的生存大體取決於各國人民進行
合作的程度。」[53] 他相信，中美這兩個國家及其代表的文化是能夠共存的，關鍵
在於相互了解。他畢生的事業，歸根到底是為了促進中美兩國人民的互相了解。他的
一個始終不渝的信念是，如果美國人需要一個更安全的未來，那麼就要使他們了解中
國，並且用這種知識來認識中美關係[54]。隨著經濟全球化的迅速發展，隨著信息時
代的到來，費正清的這種觀點具有越來越現實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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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費正清出版物的詳細目錄見哈佛大學普塞圖書館藏Paul M. Evans and George  
H. Stevens, eds. , The W ritings and Puiblished Statements of John King Fairbank
: A Chronological Bibliography , 1924—1989。

[2] 陶文釗編選, 林海、符致興等譯《費正清集》,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405
頁。

[3] 柯文、戈德曼編《紀念費正清》Paul A Cohen and Merle Goldman, eds. , Fairbank
Rememberd , 哈佛大學出版社1992 年版, 第125、179 頁。

[4] 費正清:《費正清對華回憶錄》, 陸惠勒等譯, 章克生校, 上海知識出版社1991
年版, 第301、338、341 等頁。

[5] 《費正清對華回憶錄》, 第225 頁; 《費正清集》, 第308 頁。

[6] 《1946 年: 我們在中國的機會》, 《大西洋月刊》1946 年9 月號「1946: Our
Chance in China 」, Atlantic Monthly , September, 1946, 譯文參見《費正清
集》, 第308、310、320 等頁。

[7] 《費正清對華回憶錄》, 第375 頁。

[8] 「Preface」 to third ed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pp IX-X.


[9] 《紀念費正清》, 第149 頁。

[10] 《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勝利與美國對亞洲的新對策》,《在亞洲的下一步》「Communism
in China and the New American Approach to Asia」, Next Step in Asia, 哈佛
大學1949 年版, 譯文參見《費正清集》, 第340—345 頁。

[11] 保羅·埃文斯: 《費正清看中國》, 陳同等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 第
131、289 頁。

[12] 《關於中國的新思路》,《大西洋學刊》1966年6月號「New Thinking about China
」, Atlantic Monthly , June, 1966, 譯文參見《費正清集》, 第348、355—357  
頁。

[13] 《觀察中國》China Watch, 哈佛大學1987 年版, 第125—129 頁。

[14] 《美國的干涉與中國的前景》, 費正清編《我們在中國的前景》「American Interventio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Fairbank, ed. , Our China Prospects, 哈佛大
學1977 年版, 第11—13 頁, 譯文見《費正清集》, 第368—369 頁。

[15] 費正清給筆者的信, 1990 年11 月7 日。該論文的中譯文見《費正清集》, 第
167—211 頁。

[16] 《費正清看中國》, 第194 頁。該書學術價值的一個佐證是, 中國社會科學院
經濟研究所嚴中平等編著的《中國近代經濟史, 1840—1894》把《中國沿海的貿易與
外交》一書作為重要參考書, 在註釋中標出引用該書的多達130 余處。

[17] 《費正清對華回憶錄》, 第177 頁。

[18] 該論文中譯文見《費正清集》, 第257—292 頁。

[19] 《紀念費正清》, 第89 頁。

[20] 《費正清對華回憶錄》, 第398—399、163 頁。

[21] Benjamin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Conrad Brandt, Stalin』s Failure in China, 1924—1927,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22] 《費正清看中國》, 第201 頁。

[23] 《費正清看中國》, 第52、65—68 頁; 並見徐國琦《略論費正清》, 《美國研
究》1994 年第2期, 第75 頁。

[24] 《費正清看中國》, 第66—67、225 頁。

[25] 《紀念費正清》, 第162、164—165 頁; 《費正清看中國》, 第286 頁。

[26] 「Preface」 for Gary May, China Scapegoat. The Diplomatic Ordeal of  
John Carter Vincent. Washington, DC. New Republic Books, 1979.

[27] 《費正清看中國》, 第129、175、180 頁; 《紀念費正清》, 第25 頁。

[28] 《費正清集》, 第423 頁。

[29] 《費正清看中國》, 第232、235 頁。

[30] 《費正清集》, 第426—427 頁。

[31] 《紀念費正清》, 第112 頁。

[32] 《費正清看中國》, 第210—211、73 頁。

[33] 參見《費正清集》, 第60 頁。

[34] 《費正清看中國》, 第242 頁; 鄧鵬: 《費正清評傳》, 天地出版社1997 年版
, 第129 頁。

[35] 《費正清評傳》, 第129—130 頁。

[36] 《費正清集》, 第441—444 頁;《費正清看中國》, 第251—252 頁;《紀念費
正清》, 第174 頁。

[37] 《紀念費正清》, 第178 頁; 《費正清看中國》, 第243 頁。

[38]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39] 參見《費正清集》, 第417 頁。費正清在1990 年10 月18 日給筆者的信中還說
: 「我的演說還強調指出美國歷史學家在研究傳教運動方面的明顯失敗, 我至今不知
道原因何在。歷史學家乾脆把這種研究留給宗教學教授, 這顯然是放棄學術責任。

[40]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74. 參見《費正清集》, 第218、417 頁。

[41] 《紀念費正清》, 第182、186 頁。

[42] 《紀念費正清》, 第273 頁。

[43] 《費正清看中國》, 第287 頁; 台灣學者張朋園對費正清與台灣學者的學術交
流作了專門研究, 見張朋園《郭廷以、費正清、韋慕庭——台灣與美國學術交流個案
初探》, 台北1997 年版。

[44] 《紀念費正清》, 第196—197 頁。

[45] 《紀念費正清》, 第122、107 頁。

[46] 《費正清看中國》, 第212、125 頁。

[47] 《費正清對華回憶錄》, 第174 頁。

[48] 《費正清集》, 第428 頁。

[49] 《紀念費正清》, 第115 頁。郝延平的專著即《十九世紀中國的買辦: 東西方
之間的橋樑》Hao

Yanp』ing: The Comprador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Bridge Between East
and Wes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50] 《紀念費正清》, 第201—202 頁。史扶鄰的專著即《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起源
》Harold Z. Schiffrin: Sun Yat-sen and 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51] 《費正清集》, 第295—299 頁。

[52] 參見《費正清集》前言。

[53] 《費正清集》, 第4 頁。

[54] 《費正清看中國》, 第9、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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