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斷裂的悲劇：被滿清割斷的明朝與近現代中國

作者：杜車別

看了一本《李漁傳》，作者在楔子里說「李漁是被歷史超前三百多年製造出來。李漁這樣一個另類的人物，創造出他的是他所生活的那個時代，而能夠理解他的只有我們今天吧」。
　　作者認為李漁有著多方面的成就，他是一個傑出的小說家，是一個傑出的戲劇家，是一個偉大的戲劇理論家，創造了一個中國戲劇敘事文學理論，堪稱「東方的黑格爾」，李漁還是一個出版家，運用五色套版疊印這種當時最先進的技術出版《芥子園畫傳》，還是生活美學家，是園林建築藝術家。
　　作者認為李漁多方面的成就和思想，只有到了近現代的中國才能得到充分理解，所以稱他是超前三百多年製造出來。然而我卻不同意這樣的看法。
　　李漁生於萬曆三十九年（1611年），到明亡的時候，他已經三十三歲了，比後來壯烈殉國的明朝少年英雄夏完淳還大上十九歲多，他的個性和思想都在明朝形成，明朝的文化氛圍經濟氛圍政治氛圍哺育了他的成長。如果說在他所處的時代，和他同一個年齡段的人物中，只有他這麼一個人，那麼或許可以說他超前三百多年，可如果是有一大批的人物，那還能夠說他是超前三百年嗎？
　　比如和李漁同時代的有一個張岱，在夏咸淳著的《明末奇才——張岱論》中有這麼一段話：
　　「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光輝燦爛的文化，大批多才多藝的人物，乃是人類的驕傲。明朝時期，中國也出現了群星燦爛，人才輩出的文化景觀。當時思想文化的精英們，不論在自然科學領域，還是在人文科學領域，抑或是在文學藝術的園地，都有著超越時代的卓越建樹。李時珍，徐光啟，吳有性，徐弘祖，宋應星，李贄，唐順之，王陽明，黃宗羲，方以智，朱載堉，蘭陵笑笑生，湯顯祖，袁宏道，袁小修，馮夢龍，張貸，張溥、唐伯虎，石濤，八大山人，徐文長，李漁，傅山這一顆顆明星將中華文明點綴得格外絢麗奪目，那時中國也有自己的達芬奇，米開朗基羅，拉菲爾，莎士比亞，塞萬提斯」
　　其實說那個時代的人超前歷史三百年的聲音不絕於耳，比如有人說李贄是超前了三百年，有人說黃宗羲超前了三百年，王夫之是超前了三百年，顧炎武是超前了三百年，方以智是超前了三百年，等等，當這麼多的人都是所謂的超前了三百年的時候，我們不得不問，究竟是他們超前了三百年呢，還是中國在後來的發展中了落後了三百年，停滯了三百年，以致三百年後回首古人，才發出這些古人超前三百年的感嘆。
　　其實明朝晚期和中國近現代之間的關係，從中國在滿清統治下淪為半殖民地的時候就已經開始被人所注意。清末的維新變法派和革命黨人使用的許多思想武器都是來自兩百多年前的明末，甚至直接把明末的思想家的言論作為宣傳的武器。
　　下面我們一一列舉明代中國出現的與近現代文明接軌的思想和事實：

　　一、政治上
　　在君臣關係上，嘉靖萬曆年間的思想家何心隱藏提出君臣應該是完全平等的，「君臣相師，君臣相友」「相友而師」。
　　在輿論監督上，萬曆年間的東林黨領袖顧憲成提出「天下之是非，自當聽之天下」。
　　在權力分配上，東林黨人錢一本提出「大破常格，公天下以選   舉」。王夫之提出的虛君立憲思想：「有天子而若無，則無天子而若有，主雖幼，百尹皆贊成治之人，而惡用標輔政之名以疑天下哉？」，「預定奕世之規，置天子於有無之處，以虛靜而統天下，則不恃貴戚舊臣以夾輔」，「以法相裁，以義相制，……自天子始而天下咸受其裁。君子正而小人安，有王者起，莫能易此」。
　　黃宗羲提出的揭露君主專   制本質的思想：「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鳴呼，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

　　二、經濟上
　　王夫之明確提出皇帝也不能侵犯私有財產的主張：「若土，則非王者所得私也。」「民所治之地，君弗得而侵焉。民之力，上所得而用，民之田，非上所得而有也」「王者雖為天地之子，天地豈得而私之，而敢談天地固然之博厚，以割裂為己土乎」
　　不干涉的經濟主張：「人則未有不自謀其生，上之謀之，不如其自謀，上為謀之，且弛其自謀之心，而後生計愈蹙」

　　三、對待外國文明的態度上
　　瞿太素說：「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雖遠在殊方，諸夏也。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鮮恥焉，雖近於比肩，戎狄也」。
　　逃亡日本的朱舜水說：「世人必曰：『古人高於今人，中國勝於外國。』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語。」（《與陳遵之書》）
　　徐光啟說：「欲求超勝，必須會通；會通之前，必須翻譯」，「令彼三千年增修漸進之業，我歲月間拱受其成」
　　這一個主張得到了崇禎皇帝的全力支持。事實上，明朝的時候，中國民間和官方已經同時展開對西方科技思想書籍的大規模翻譯。
　　在徐光啟生前，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圍繞著編寫《崇禎曆書》而對西方天文數學著作進行了大規模的翻譯和引入，徐光啟死後，李天經接任了他在科學方面的工作，不僅繼續完成《崇禎曆書》餘下部分的編寫，而且按照徐光啟「欲求超勝，必須會通；會通之前，必須翻譯」的原則，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繼續組   織人力物力進行對其他西方科技著作的翻譯。
　　比如《坤輿格致》是在李天經主持下，湯若望和中國人楊之華、黃宏憲合作翻譯，共四卷。原著是德國學者阿格里科拉的《礦冶全書》。《礦冶全書》共十二卷，是歐洲礦冶技術的一部經典著作，書中介紹了各種金屬的分離、製取和提純方法，也詳細介紹了各種無機酸的製法，包含有許多重要的化學知識。崇禎十六年（1643）十二月，崇禎皇帝批示戶部將《坤輿格致》分發各地，「著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採取」，只可惜，隨著明朝的滅亡，崇禎皇帝的批示沒有辦法落實，連這本中國政府組   織中西學者合力翻譯的書籍，在滿清統治下也徹底散失，在愚昧的滿清統治下，這是這種類型書籍的必然命運，《天工開物》都會在中國失傳，更不必說別的了。

　　四、在開眼看世界上
　　人們把林則徐，魏源所成是睜眼看世界第一人，實際上這種說法根本錯誤，比他們早兩個世紀，徐光啟等一大批明朝知識分子已經把視野轉向世界，並且認識到中國以後最大的競爭對手是西方殖民強盜。
　　徐光啟在《復甦伯潤柱史》信中說「今之建賊，果化為虎豹矣，若真虎豹者，則今之閩海寇夷是也」

　　五、在以人為本，張揚個性上
　　王陽明說：「我的靈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仰他高？地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俯他深？鬼神沒有我的靈明，誰去辨他吉凶災祥？天地鬼神萬物離去我的靈明，便沒有天地鬼神萬物了。」
　　王艮說「知得身是天下國家之本，則以天地萬物依於己，不以己依於天地萬物」。
　　羅汝芳說「夫所謂立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首柱天焉，足鎮地焉，以立人極於宇宙之間」。
　　湯顯祖說「天地之性人為貴，人反自賤者，何也。」（《貴生書信記》《明復說》）。
　　明末大思想家陳確說「天理正從人慾中見，人慾恰到好處，即天理也；向無人慾，則亦並無天理之可言矣」。

　　六、在破除束縛，解放思想上
　　王陽明說「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為非也，而況其出於孔子者乎？」（《答羅整庵少宰書》）
　　王陽明又說「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學，天下之公學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雖異於己，乃益於己也；言之而非，雖同於己，適損於己也。益於己者，己必喜之；損於己者，己必惡之。」
　　明代唯物主義思想巨人王廷相把「惟先儒之言是信」的人嘲笑成函關之雞，「學者於道，不運在我心思之神以為抉擇取捨之本，而惟先儒之言是信，其不為函關之雞者幾希」。
　　馮夢龍在《廣笑府敘》中說「又笑那孔夫子這老頭，你絮絮叨叨說什麼道學文章，也平白的把好些活人都弄死了」，象不象魯迅在五四時期說的話，然而這是提前了將近三百多年說的話。

　　七、在社會進化論方面
　　嘉靖時期的思想巨人王廷相在《雅述》下篇中說：「儒者曰：天地間萬形皆有敝，惟理獨不朽，此殆類痴言也。理無形質，安得而朽？以其情實論之，楫讓之後為放伐，放伐之後為篡奪，井田壞而阡陌成，封建罷而郡縣設，行於前者不能行於后，宜於古者不能宜於今，理因時致宜，逝者皆芻狗矣，不亦朽敝乎哉？」

　　八、在文明演變發展方面
　　王夫之說「大昊以前，中國之人若麋聚鳥集，非必日照月臨之下皆然也，必有一方焉如唐、虞、三代之中國。既人力所不通，而方彼之盛，此之衰而不能征之，迨此之盛，則彼衰而弗能述以授人，故亦蔑從知之也。」
　　這段話，是什麼意思？就是說在大昊以前，中國人不過是麋聚鳥集的野蠻人而已，但未必在日照月臨之下的全世界都是如此。肯定在某個地方存在一個比中國更早步入了文明的社會，只不過因為人力不通，所以那邊文明正處於強盛時期的時候，中國這邊由於處於野蠻狀態，而不能知道罷了。而到了中國文明強盛起來的時候，那邊的文明衰落了下去，不能顯示出它的光輝，所以中國這邊也還是不能知道罷了。
　　「在近小間有如此者，推之荒遠，此混沌而彼文明，又何怪乎？《易》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非謂天地之裂也，乾坤之大文不行於此土，則其德毀矣」
　　「中國之文，乍明乍滅，他日者必且陵蔑以之於無文，而人之返乎軒轅以前，蔑不夷矣。」
　　也就是說中國的文明一會兒明亮，一會兒熄滅，將來必定消失退化到沒有文明的狀態，人也退化返回到軒轅以前，沒有一個不是夷狄（「蔑不夷矣」）。顯然這裡的「夷」正是和文明對立的野蠻的同意詞。

　　九、在捍衛文明，抵抗野蠻上
　　王夫之說「可禪、可繼、可革！而不可使夷類間之」，「夷夏者，義之猶嚴者」，「不以一時之君臣，廢古今夷夏之通義也」，痛斥「敗類之儒，鬻道統於夷狄盜賊而使竊」
　　朱舜水對近代中國的影響也很大，這有梁啟超和李大釗的話為證。
　　梁啟超說「舜水尤為伉烈，他反抗滿洲的精神，至老不衰……（舜水的話）入到晚清青年眼中，像觸電氣一般震得直跳，對於近二十年政治變動影響實在不小」（《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李大釗說「先哲朱舜水，身丁亡國大痛，間關出走，飄零異域，無時不以恢復中原為念。雖至勢窮力盡，曾無灰心挫志，直至死而後己。……釗生當衰季之世，愴懷故國，傾心往哲。每有感觸，輒復凄然」（1913年《言*》月刊）

　　十、在節制人口，計劃生育問題上
　　馮夢龍說「不若人生一男一女，永無增減，可以長久。若二男二女，每生加一倍，日增不減少，何以養之？」（馮夢龍《太平廣記鈔》卷七，1626年，天啟六年出版）
　　宋應星說：「一人兩子算盤推，積到千年百萬胎，幼子無孫猶不瞑，爭叫殺運不重來」

　　十一、在提倡婦女解放，戀愛自由上
　　謝肇制在《五雜俎》中說：「『父一而已，人盡夫也』，此語雖得罪於名教，亦格言也。父子之恩，有生以來不可以移易者也。委禽從人，原無定主。不但夫擇婦，婦也擇夫也。謂之人盡夫，亦可也」
　　「即今國家律令……婦再適者，無禁焉。淫者，罪止於杖而已。豈非以人情哉？抑亦厚望於士君子，而薄則於婦人女子也？」
　　凌濛初在《二刻拍案驚奇。卷十一》中說：「卻有一件，天下事有好些不平的所在！假如男人死了，女人再嫁，便道是失了節、玷了名，污了身子，是個行不得的事，萬口訾議；及至男人家喪了妻子，卻又憑他續弦再娶，置妾買婢，做出若干的勾當，把死的丟在腦後不提起了，並沒有道他薄倖負心，做一場說話。就是生前房室之中，女人少有外情，便是老大的醜事，人世羞言；及至男人家撇了妻子，貪淫好色，宿娼養妓，無所不為，總有議論不是的，不為十分大害。所以女子愈加可憐，男人愈加放肆，這些也是伏不得女娘們心裡的所在。」　　

　　十二、在物競天擇，人由動物進化而來的觀念上
　　明朝中期大思想家王廷相明確提出自然界是弱肉強食，優勝劣汰，自然萬物並非為人所設，人不過是自然界萬物中的一員，只不過人比其他動物聰明，所以才能駕馭趨勢食用其他生物而已。
　　王廷相說「天地之生物，勢不得不然也，天何心哉？強食弱，大賊小，智殘愚，物之勢不得不然也，天又何心哉？」
　　「人物之生於造化。一而已矣。無大小，無靈蠢，無壽夭，各隨氣之所秉而為生，此天地之化所以為公也。……但人靈於物，其智力機巧足以盡萬物而制之，或驅逐而遠避，或拘系而役使，或戕殺而肉食，天之意豈如是哉？物勢之自然耳。故強凌弱，眾暴寡，智戕愚，通萬物而皆然，雖天亦無如之何矣！」
　　這段話的意思就是：大自然產生出人和其他一切生物，都是按照同一的規律。無論形體的大小，無論智力的靈蠢，無論壽命的長短，都不過是按照其各自秉承的物質基礎而進行生命活動。天地變化規律之所以為公正就體現在這裡。……人比其他生物聰明，智力機巧足夠窮盡所有其他生物來加以控制，把有的生物驅逐遠離人類，有的生物則加以拘系役使，有的生物則戕殺吃它們的肉，上天的意思難道願意這樣嗎？不過是事物的必然趨勢而已，所以強大的欺凌弱小的，數量多的鎮壓數量少的，聰明的戕殺愚蠢，這個道理在世間萬物都是相通的都是一樣。就算是上天也無可奈何，也不能加以改變。
　　王夫之說「中國之天下，軒轅以前，其猶夷狄乎！太昊以上，其猶禽獸乎！禽獸不能備其質，夷狄不能備其文……所謂飢則呴呴，飽則棄余者，亦直立之獸而已」
　　也就是說，中國這塊地方，在軒轅以前，也就是夷狄，太昊以上，就是禽獸。在這裡王夫之，已經提出了動物禽獸進化成人的概念。

　　十三、在文學思想上面
　　明代萬曆時期有著名的袁氏三兄弟，建立的文學派別叫做公安派，而這個公安派居然直接成為了中國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先驅。周作人在《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第四十三頁中說：「假如從現代胡適之先生的主張裡面，減去他受到的西洋的影響，那便是公安派的思想和主張了」。民國時期著名學者劉大傑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中說：「晚明和五四時代的新文學運動，精神完全相同」。

　　十四、文字改革，漢字拉丁化拼音化，以及創建世界語
　　明末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同時也是明末四大思想巨頭之一的方以智，主張漢字拼音化（比五四時期魯迅等人的主張早了將近三百年）
　　在《方以智評傳》中說「方以智主張文字拼音化，他仿西文列漢字成字母，依照音韻變化列出《旋韻圖》」「方以智欣賞西方的拼音文字，希望中國和西方有朝一日能享同文之化。他設想進行文字改革必須先設立一個共同遵循的法則，有了它，可『以近推遠，以今推古』。」
　　他說「數千載之下，億萬里之外，皆可以對翻，小則明文字之音義，一貫而知，大則知無聲之原，以盡聲音之變，和樂律，通鬼神，格鳥獸」
　　《方以智評傳》的作者感慨道：「這對於一個堅持改革的啟蒙思想家，是何等博大的氣魄，但是方以智的時代卻不能給予他施展抱負的必要條件。他的願望停留在紙上，近三百年之後，才被炎黃後裔逐步化為現實」
　　事實上方以智在1639年（崇禎24年，這個時候他才28歲）完成他的的巨著《通雅》和《物理小識》之後兩三年，滿清就入關了，方以智投入了反清洪流中，他身為明朝進士，受過崇禎皇帝親自見解，自然成為滿清肉中釘眼中刺，后流亡各地，被迫削髮為僧，但到康熙十年，還是沒有能逃過滿清毒手，被抓捕，押解途中，經過惶恐灘，也就是文天祥詩句「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里嘆零丁」中的惶恐灘毅然自盡而死。這樣惡劣的條件下，方以智當然沒有辦法施展自己的報復。

　　十五，提出建立以數學為基礎的整個科學技術發展的學科構架
　　徐光啟在崇禎二年（1629年）七月二十六日，給崇禎皇帝上奏摺《條議曆法修正歲差疏》，論述了「數學和其他科學的關係，數學在生產實踐中作用」，他是把數學作為其他一切自然科學和工程學的基礎來看待（轉引自《徐光啟研究論文集》第40頁）
　　第一，數學是天文學，氣象學的基礎。「利用數學可以計算日月無星的運行，從而推測晴雨水旱」
　　第二，數學是機械工程學的基礎，「精於度數，能造作機器，力小任重」，製作各種機械，「以供民用，以利民生」
　　第三，數學是測繪學的基礎，「天下輿地，其南北東西，縱橫相距，紆直廣袤，山海原野，高深廣遠」，都可以用數學方法測繪，「道里尺寸，悉無謬誤」
　　第四，軍事學：數學可以用於「兵家營陣器械及築治城台等」，「精於其法，有裨邊計」
　　第五，建築學：「營建屋宇橋樑等，明於度數者力省功倍，且經度堅固，千萬年不圮不壞」
　　第六，財政、會計學：數學對「官司計會」，頗有用處，「理財之臣，尤所急需」
　　第七，水利學：用數學，「度數既明，可以測量水地。一切疏浚河渠，築治堤岸，灌溉田畝，動無失策，有益民事。」
　　第八，醫藥學：使用數學，「因而藥石針砭，不至誤差，大為生民利益」
　　第九，音律學：「明於度數，即能考正音律，製造器具（樂器）。」
　　第十，計時：掌握了數學力學原理，可以「造作鐘漏，以知時刻分秒」，「使人人能更分更漏，以率作興事，屢省考成」
　　《明末清初的格物窮理之學》一書說「此『十事』涉及自然現象的研究、社會現象的研究和工程技術，就當時，無論中西方都未形成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工程技術學科的分化。徐光啟能陳此十事相當不易。有學者認為，這是比培根在《新大西島》中所作理想研究更現實、弘通的知識體系的劃分」
　　徐光啟的這個奏摺，得到了崇禎皇帝的積極反應和支持，他下旨批示「度數旁通，有關庶績，一併分曹料理」。但是不幸的是當時明朝只過了十幾年就滅亡了，這麼短的時間內，徐光啟的設想是無法在全國上下全面展開的。
　　尚智叢說：「徐光啟提出的「格物窮理之學」核 心就是以數學的演繹推理和數量計算來探求客觀事物的規律，具有近現代科學的特徵，醞釀著近現代科學的傾向，他把數學做為科學發展的基礎地位，在這裡他比伽里略等近代科學先驅更高明。
　　他希望藉助演繹推理，尋求事物的數學規律，形成「有理，有義，有法，有數」，使中國的科學思想在質上邁進了一大步」
　　徐光啟開創的「格物窮理之學」在當時有李之藻，李天經，孫元化，王徵，其後又有方以智，王錫闡等發揚，但結果卻沒有在中國產生近現代科學，我認為根本原因在於滿清的統治所造成的文明的毀滅割裂。滿清的黑暗統治下，這樣以數學為基礎，全面發展科學的設想是根本無法實現的。

　　十六，對自然科學和哲學的劃分，以及兩者關係的論述
　　在這點上，明朝的學者領先於同期的西方，當西方還連哲學和科學的區別都弄不清楚的時候，明朝的方以智已經明確提出概念的區分和關係的論述。
　　方以智提出「質測」的概念，並下了一個定義：「物有其故，實考究之，大而元會，小而草木螽蠕，類其性情，征其好惡，推其常變，是曰：質測」。顯然這裡「質測」的概念就是現在自然科學的概念。
　　然後方以智提出「通幾」的概念，並下了定義：「器固物也；心一物也；深而言性命，性命亦物也；通觀天地，天地亦物也。推而至於不可知，轉以可知者攝之。以費知隱，重玄一實，是物物神神之幾也。寂感之蘊，深究其所自來，是曰通幾」這裡的通幾就是現在所說的哲學。
　　然後方以智論述了自然科學和哲學的關係：「質測即藏通幾者也，有意掃質測，而冒舉通幾，以顯其*密之神者，其流遺物」，「通幾護質測之窮」，「不可以質測廢通幾，不可以通幾廢質測。或質測，或通幾，不相壞也」。
　　方以智通過自己深厚的自然科學修養和哲學修養，對當時的西方傳教士傳過來的知識進行了批判性的吸收，他說「遠西學人，詳於質測而拙於通幾；然而志士推之，彼之質測，猶未備也」。
　　方以智通過對《崇禎曆書》中第谷宇宙體系的分析得出結論「絕對靜止的天是不存在的，所謂『大造之主』不過是運轉不已的自然之天體。傳教士所謂的上帝不過是臆說。他用理論用邏輯批判了傳教士的創世說，諷刺他們『詳於質測而不善言通幾，往往意以語閡』」。

　　十七、軍事上
　　徐光啟在崇禎四年（1631年）上疏建議組建以全火器裝備的現代化陸軍：「臣今所擬，每一營所用雙輪車一百二十輛，炮車一百二十輛，糧車六十輛，共三百輛。西洋大炮十六位，中炮八十位，鷹銃一百門，鳥銃一千二百門，戰士兩千人，隊兵二千人。……行之為陣，止之為營。遇大敵，先以大小火器更迭擊之；……敵在近，則我步兵以出擊之；若鐵騎來，直以炮擊之，亦可以步兵擊之。此則實選實練所致，非未教之民可猝得也。而不如是，又不足以破敵。……臣言三聚當用6萬人。若悉皆招募，費必不資，亦未可遽得。……若先練一營之人，先辦一營之器，兩者齊備，既成營矣。一營既成，更辦次營，6萬人當為15營。若成就四五營，可聚可散，則不憂關內；成就十營，則不憂關外；十五營俱就，則不憂進取矣。倘止完一二營，僅可協助大城為守，未堪野戰也。此臣所謂車戰之制，應須選募同強，教練同習，營陣同法，器械同利者也。其見在之兵，則速召孫元化於登州，令統兵以來，可成一營矣」
　　這個計劃得到了崇禎皇帝激切讚賞和大力支持。
　　遺憾的是幾個月以後孫元化被賣國賊叛軍孔有德俘，後放回，孫元化因為瀆職罪而被處死。使得徐光啟的練軍計劃落空，但他卻已經指明了中國近現代軍事的發展方向了。沒有滿清的中斷，中國在軍事上只會領先於同期的西方而不可能落後。
　　這裡介紹一下孫元化，他是徐光啟的學生，也是徐光啟新軍事思想的大力實踐者，孫元化本身在科學上有相當造詣，著有《幾何體論》《幾何用法》《太西算要》。可以說沒有登州事 變，沒有孔有德這個喪心病狂的賣國賊的叛變，他會訓練出一支相當強大的火器部隊來，徹底殲滅滿清是沒有問題的。

　　十八、海洋力量
　　鄭芝龍在明朝官方的支持下發展成為擁有三千多艘海洋貿易船隻，超級龐大的海上貿易集團。根據當時書籍記載，當時鄭芝龍集團勢力已經達到「凡海舶不得鄭氏令旗，不能來往，每舶例入二千金，歲入以千萬計，以此富敵國」
　　

　　十九、機械工程學與物理學
　　明朝人王徵，萬曆二十二年中舉人，天啟二年中進士，根據台  灣方豪先生著《中西交通史。王徵自製自行車、自轉磨、虹吸、鶴飲、刻漏、水銃、連弩、代耕、輪壺，同鄉人把他當作諸葛孔明復出。
　　王徵和金尼閣合作翻譯《西儒耳目資》，是中國第一部羅馬字注音專著。王徵和西方傳教士鄧玉函合作翻譯編寫創作《遠西奇器圖說》，是中國第一部系統引進西方機械工程學與物理學的著作。王徵在自序中說明了自己的取捨原則：「不甚關切民生日用……又非國家工作之所急需，則不錄，特錄其最切要者」。
　　

　　二十、現代醫學的萌芽
　　引用李申著《中國古代哲學和自然科學》：「不論對錯利弊如何，明代醫學家都力求在醫學領域走一條古人沒有走過的路。這種探索最積極的成果，就是李時珍《本草綱目》和吳有性的《瘟疫論》。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實事求是，不迷信古人，其正確性超過了以往所有本草學著作。……吳有性的《瘟疫論》透露著中華新醫學的曙光。
　　「吳有性認真考察了瘟疫的起因、癥狀，寫出了他的《瘟疫論》
　　……
　　「現代醫學的發展，主要得益於細菌病因說。雖然許多病因並非細菌，現代醫學也有賴於生理學甚至生物、化學的成就，……
　　「吳有性的成就，主要就是衝破傳統的病因說」
　　吳有性根據自己對瘟疫的觀察，把致病的病因抽象出厲氣的概念（就象現代醫學起初得出病 毒的概念，抽象出病菌的概念，以及生物學最初得出基因的概念一樣）他描繪出厲氣致病的17個特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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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有性的敘述，就是從今天的觀點看來，也難有更多的挑剔。」
　　「在六氣之後，致病的真正原因是雜氣。所以一定要找到致病的雜氣，並且要尋找新的治病方法。這一切都是新醫學的曙光」
　　「然而曙光初露，吳有性即遭亡國之痛，他的事業已經無人繼承下來」。

　　所有上面這些列舉出來的方面都可以看出明代中國與近現代中國的接軌，但遺憾的是由於滿清的統治，導致文明的發展被攔腰截斷，中國的文明倒退停滯了三百年的時間！
　　另外我上面列舉的人物決大部分在明滅亡前就死掉了，都是正宗的明朝人，少部分跨越明清的人物，也都是在明朝培育下長大的，正如龔鵬程所說「明朝滅亡時，吳梅村已經三十六歲，黃梨州三十四歲、方以智三十四歲、顧炎武三十二歲，王夫之二十五歲，朱舜水44歲，傅山38歲，李漁三十四歲，張岱47歲，金聖嘆 36歲，陳確40歲，這些人的氣格及思想體式早得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