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犯"胡適與中共的20年恩怨糾葛

　1936年，在陝北保安的窯洞里，面對來自大洋彼岸的新聞記者斯諾，毛澤東在談到自己早期的人生經歷時，曾說過這樣一段話：「《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雜誌，由陳獨秀主編，我在師範學習的時候，就開始讀這個雜誌了。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已經被我拋棄的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楷模。」這段話真實地反映了青年毛澤東對胡適的印象。

　　1945年4月25日，以宋子文為首席代表，胡適、董必武等一批具有外交影響的知名人士組成的中國代表團，出席在舊金山舉行的聯合國制憲會議。會議期間，受毛澤東的委託，董必武代表共產黨一方，爭取胡適在戰後民主建國過程中的支持。

　　7月1日，蔣介石政府派出了國民參政會代表傅斯年等5人訪問延安，商談國共兩黨合作之事。蔣介石之所以派出傅斯年，是想利用他與毛澤東在北京大學時的舊交，勸說毛澤東。而毛澤東則就勢再次通過傅斯年向遠在美國的胡適轉達問候，爭取他對共產黨的支持，並想通過傅、胡，取得美國朝野對中國共產黨的支持。

　　後來，傅斯年通過報紙轉達了毛澤東對胡適的問候。

　　其時，胡適正與宋子文、顧維鈞等，在美國參加聯合國制憲會議。8月24日，胡適意興大發，在紐約給毛澤東擬一中文電報，托王世傑在毛澤東於8月29日到重慶參加國共談判時，面呈毛澤東。在電報中，他要中共學英國工黨，放下人民武裝，這對於堅信「槍杆子裡面出政權」的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人而言，是絕對不能接受的。

　　1945年9月6日，胡適被正式任命為北大校長，這成了胡適與國民黨走到一起的最重要的橋樑。1946年7月5日，胡適從美國回到上海，受到國民黨黨政要員，包括蔣介石、孫科等人的熱情款待。因此，國共兩黨相爭，開戰在即，胡適傾向於國民黨當局。

　　胡適是清華出身，但一生又對北大充滿深情，他在北大的地位是公認的，特別是抗戰結束后，幾乎所有的北大教授都希望胡適儘快回到北大。胡適的得意學生、地下黨員、當時清華大學教授吳晗投奔解放區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的接見，吳晗向毛、周談到北平地下鬥爭及高校情況時，毛澤東說：「只要胡適不走，可以讓他做北京圖書館館長！」

　　北京大學著名學者鄧廣銘和季羨林對此均有回憶。鄧廣銘在《我與胡適》一文中曾提及：「當時還有些傳言，說共產黨要他（指胡適）做北平圖書館的館長，他聽了表示懷疑，說：共產黨能讓我做圖書館的館長嗎？」

　　吳晗、鄧廣銘、季羨林分別是胡適的學生、助手、下屬，他們的回憶相互印證，應該是可信的，而且，胡適這樣資望的學者，加之無黨無派的身份，也完全符合中共統戰標準。

　　但胡適對這些卻大不以為然，「不要相信共產黨員的那一套」。結果，中共中央便在後來宣布他為「戰犯」。

　　12月15日在北平南宛機場，蔣介石派專機將胡適運出被共產黨軍隊重重包圍的北平城．．．．．．

　　1949年5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胡適的老朋友、史學家陳垣《北平輔仁大學校長給胡適的公開信》。這封公開信主要內容有：（1）陳垣介紹了他對當時中國社會的感受：「人民在自由的生活著，青年們自由的學習著、討論著，教授們自由的研究著。新生的力量已經成長，正在摧毀著舊的制度。」（2）陳垣自己作為舊時代過來的學者，對新社會新事物的價值認可與接受：「我認清了我們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容易犯的毛病，而且在不斷的研究，不斷的改正。」（3）勸胡適回到新社會。

　　胡適直到6月18日，才從香港出版的刊物上看到陳垣公開信的英譯本。他的感受是：「讀了使我不快。此公老了，此信大概真是他寫的？」胡適半信半疑。又過了幾日（6月24日），他在日記中寫道：「我今天細想，陳垣先生大概不至於學習的那麼快，如信中提及蕭軍批評，此是最近幾個月發生的事件，作偽的人未免做的太過分了！」他認為陳垣的公開信是一封「作偽」的信。為此，他徵詢同為史學家的蔣廷黻，結論是：「廷黻與我均疑陳垣的公開信是他先寫了一信，共產黨用作底子，留下了一部分作『幌子』」。

　　1956年2月在北京懷仁堂宴請全國政協的知識分子代表時，毛澤東在談到批判胡適時說道：「胡適這個人也真頑固，我們託人帶信給他，勸他回來，也不知他到底貪戀什麼。」

　　同年7月，曹聚仁從香港回北京訪問。這次訪問，曹聚仁受到毛澤東的接見，兩人作了長談。在京期間，有愛書之癖的曹聚仁曾走訪各舊書店。他發現：批判胡適的運動已進行兩年，但書店中仍有胡適各種版本的著作，這說明胡適的書並未禁售。引起他的一番感觸。曹聚仁深為胡適對國內情況的隔膜而惋惜，有必要請他回國來作一番實地考察。

　　1957年春，曹聚仁給胡適去一封信，規勸胡適回大陸看看。當然，曹聚仁給胡適的信也很可能是受了中共中央的委託，因為曹聚仁家書中曾有如下記載：我的事，一切等總理決定，我不敢作主張。不過他對我的工作還滿意（1963年12月20日給四弟曹藝的信）。

　　曹聚仁系抗日戰爭期間中央社戰地記者。1949年全國解放后，長期居留香港。1956年開始，他以新加坡《南洋商報》記者的身份多次到北京，受到毛澤東、周恩來、陳毅等人的接見，由於他與國共雙方的高層都很熟悉，50年代中期在兩黨之間扮演了一個主張國共重開和談的「魯仲連」式的人物。由他給胡適寫信，是大陸對海外知識分子來去自由政策的活的證明。

　　胡適對此大不以為然，他在1957年3月16日的日記中寫道：

　　收到妄人曹聚仁的信一封。這個人往往說胡適之是他的朋友，又往往自稱章太炎是他的老師。其實我沒有見過此人．．．．．．

　　胡適收到曹聚仁的信一周后，即3月24日，又收到了小兒子胡思杜的來信，那信是幾個月前寫的，信到之日胡思杜已經自殺了，胡思杜一死自然對胡適有極大的影響，使胡適返回大陸更不可能了。

　　1957年春天，他在紐約因胃潰瘍大手術之後，立下了英文遺囑，幻想「光復大陸后，北大成為自由大學時」，他留在北平的102箱書捐給北大。他此刻已感覺到，今生今世是不可能再回祖國大陸了。

做總理都夠格的人，才給個圖書館長？

　　北京圖書館的歷史沿革

金人文

　　受歐風東漸的影響，戊戌變法前，一些有識之士倡言仿效外國，建立公共圖書機構。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興學校，廢科舉，湖南建立了全國第一個圖書館。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張之洞調任軍機大臣，以體仁閣大學士兼掌學部，次年為籌建京師圖書館購湖州姚覲元「咫進齋」和揚州徐乃昌「積學齋」私人藏書入京，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僱人把若干種書抄成副本，原本供於京師。宣統元年（1909年)，學部上《籌建京師圖書館折》，9月9日被奏准興建京師圖書館，任命繆荃孫為監督，徐坊為副監督，楊熊祥為提調，設館於什剎海廣化寺，次年京師圖書館成立，是為北京圖書館之前身。 　

　　京師圖書館初建時，所藏圖書取自國子監南學和內閣大庫，包括明代皇家圖書館文淵閣藏書和南宋輯熙殿珍本，還採進敦煌石室所藏唐人寫經本八千卷以及一些著名私家藏書，總計不到10萬冊。 　

　　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后，蔡元培任教育總長。5月，教育部任命江瀚為京師圖書館館長，館址仍為廣化寺。8月27日，京師圖書館正式開館，開始接待讀者。   

　　魯迅供職教育部期間，曾為京師圖書館付出很大精力。他在社會教育司第一科任科長兼教育部僉事期間，負責管轄包括博物館、圖書館、美術館以及文藝、演劇等事項。開館之初，為充實館藏，魯迅在1912年秋季以教育部名義咨調各省官書局所刻書籍入藏京師圖書館。1913年，將一部銅活字版大型類書《古今圖書集成》撥予京師圖書館。1916年4月，通過政事堂取得內政部同意，明文規定，凡經內務部立案的出版物均須分送京師圖書館一份庋藏，標誌著京師圖書館開始履行國家圖書館的重要職能。同年，魯迅又為京師圖書館征取各省區最新修刊的志書，徵求各種著名碑碣石刻拓本。《永樂大典》(殘本)和文津閣《四庫全書》也是經魯迅據理力爭，於1915年移藏京師圖書館的。

　　1913年6月，因廣化寺地處偏僻，低洼潮濕，經教育部批准，在另覓新館址的同時，設分館於宣武門外前青廠，1914年分館遷至前青廠西口永光寺街。10月，京師圖書館停止閱覽，暫時由廣化寺移至國子監。1915年，確定以安定門內方家衚衕國子監南學舊址為京師圖書館。1917年1月26日，京師圖書館在方家衚衕重新開放，魯迅與教育部部分同仁出席了開館活動並留影紀念。此時的京師圖書館已粗具近代圖書館的規模。

　　1928年，國民黨政府定都南京，另設國立圖書館於南京，京師圖書館改稱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址由方家衚衕遷往中南海居仁堂，1929年1月對外開放，馬敘倫一度任館長。 　

　　當時，除國立北平圖書館外，還有一所由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1926年創辦的北京圖書館，地點在北海，租借慶霄樓、悅心殿、靜憩軒、善安殿等處，館長由京師圖書館館長梁啟超兼任，李四光為副館長。1929年8月，國立北平圖書館與北海的北京圖書館合併，仍名國立北平圖書館。館長蔡元培，直至1940年蔡去世后，由副館長袁同禮接任。當時開始編纂全國書刊聯合目錄，進一步履行國家圖書館的職能。

　　1931年，北海西側文津街新館告竣，並加入世界圖書館學會。新館於1929年5月11日開工奠基。從圓明園遺址移來一些文物；主樓前一對華表，與天安門的兩對華表極為相似；圭形崑崙石一塊，上刻乾隆御制詩；大門內左右各一通石碑，一為乾隆御制《教諭騎射碑》，一為文淵閣前的樹碑，均為滿漢文合璧；大門外一對石獅原為長春園東大門舊物，館前街道原無名，因館內藏有文津閣《四庫全書》而得名文津街。

　　新館於1931年7月1日正式開館，文津閣《四庫全書》全部遷入新館庋藏。遷入新館后，廢除了以前實行的購票入館的辦法。新樓內的閱覽室有200多個座位，環境幽靜，花木扶疏，是當時國內乃至遠東規模最大、最先進的圖書館。

　　新中國成立后，北圖迎來了新生。1950年3月6日更名為國立北京圖書館，1951年6月12日更名為北京圖書館。   

　　隨著社會公眾文化需求日益增長，文津街的北京圖書館幾經擴建仍不敷使用，1975年3月經周恩來總理提議並批准，1983年11月18日在海淀區白石橋路興修新館，其地原為元大護國仁王寺舊址。1987年10月6日建成開館。新館佔地7.24公頃，建築面積14萬平方米，連同文津館分館，共17萬平方米。新館為通廊連結的13幢民族風格建築，雙塔型藏書主樓22層，地上書庫19層，地下書庫3層，高達61米。外牆為乳白色面磚，中間飾以藍琉璃瓦，莊重典雅，氣勢不凡。館藏極為宏富，古今中外，冊府恢弘，品類齊全，高達2000萬冊(件)，居世界第五，藏書及館舍面積為亞洲第一。1998年1月12日，經國務院批准，北京圖書館更名為國家圖書館。

　當時，除國立北平圖書館外，還有一所由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1926年創辦的北京圖書館，地點在北海，租借慶霄樓、悅心殿、靜憩軒、善安殿等處，館長由京師圖書館館長梁啟超兼任，李四光為副館長.。1929年8月，國立北平圖書館與北海的北京圖書館合併，仍名國立北平圖書館。館長蔡元培，直至1940年蔡去世后，由副館長袁同禮接任。當時開始編纂全國書刊聯合目錄，進一步履行國家圖書館的職能。

1926-1929:  館長梁啟超, 副館長李四光.
1929-1940   館長蔡元培, 副館長袁同禮
1940--------- 館長袁同禮
那一個不是名人?

[ 本帖最後由 新鮮人 於 2007-2-10 06:59 編輯 ]

原帖由 Hanxin 於 2007-2-8 13:56 發表
做總理都夠格的人，才給個圖書館長？

館長梁啟超, 副館長李四光.  館長蔡元培當為人所知曉. 這裡介紹的是蔡元培當館長時的副館長袁同禮先生


袁同禮(1895～1965)

    華裔美國圖書館學家，
    目錄學家。字守和。河北徐水人。生於北京。1916  年畢業於北京大學。1917年任清華學校圖書館主任。1918年當選為北京圖書館協會會長。1920年赴美，在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州立圖書館專科學校學習。1924年回國，在北京大學講授目錄學，兼圖書館主任。同年，去廣州任廣東大學圖書館館長，並擔任中華圖書館協會書記。1929年任北平圖書館副館長
    ，1942
    年升任館長
    。1949年赴美，先後在美國國會圖書館和斯坦福大學研究所工作。袁同禮在北平圖書館任館長時，聘請一些專家，為該館藏書、編目、書目等項業務打下基礎。著有《永樂大典考》、《宋代私家藏書概略》、《明代私家藏書概略》、《清代私家藏書概略》、《中國音樂書舉要》、《西文漢學書目》（英文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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