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是中華文化最徹底的顛覆者，更是最深刻的繼承者

毛澤東是中華文化最徹底的顛覆者，更是最深刻的繼承者   ——兼論毛澤東的「和諧」觀
（註：轉帖時蘇拉密稍加修改）

原載：wehoo-威虎網  www.wehoo.net


　　有人認為，毛澤東時代是激烈批判中國傳統文化的時代，確實如此，所謂「反封建」、「破四舊」、「批林批孔」，一波接一波，造成了傳統文化的「大斷層」，但是在我看來，這僅僅是表面現象。我要說，毛澤東時代是中國文化劇烈自焚的時代。文化不是鐵板一塊，而是一個潛流涌動的能量系統，一旦遭遇極端環境，就會急劇自燃。文化的自焚無疑是痛苦的，但結果決不只是灰飛煙滅，而是經過「浴火重生」提煉出最核心的精華，這是中國文化新生和復興的「鳳凰涅槃」。

　　點燃自身，這正是中華文化中最強悍最革命的因素，為了適應新的環境，必須堅決地將自身不適合於新環境的部分燃燒掉。這場大火為何燒得如此猛烈？首先是中國文化的核心精神太過炙烈，其次是中國文化的體系太過枝繁葉茂，在新的環境下，兩者分裂了，枝葉束縛甚至掩埋了精神，而精神則要奮力突破枝葉，於是激烈的火種和繁茂的枝葉共演了一場大火。那麼為什麼中華文化必定能夠保存呢？就因為中國文化太過根深蒂固，大火只會令其獲得重生！

　　一場大火只是神奇的中國文化為獲得重生的自覺努力！只有中華文化能夠經受得住如此的努力，真箇「天不能死，地不能埋」！這場烈火的煙霧現在還熏得我頭暈目眩，但是我在這神煙的熏陶下有了新的覺悟，我就要轉入正題了。

　　毛澤東本身就是是中國文化精華的結晶，但同時又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叛逆。毛澤東對中國文化的批判是極其徹底甚至是刻薄的，但同時對中華文化的繼承又是極其深刻甚至是刻骨的。本人以為，無論古典中華文化本身的內容有多麼優秀，到毛澤東面前都有徹底全盤批判的理由。為什麼？因為立場，是立場的顛覆，也許這是老生常談，但又絕對不是空空之談。

　　文化是什麼呢？它肯定是教育，有教才有化，化就是變化、改變，教育的對象是人，改變的對象也是人，從而也是社會的力量。中華文化無疑是極優秀的教義，甚少有可指摘之處，但是也許在毛澤東看來它的極可指摘之處正在教義之外。毫無疑問，古典中華文化的教育對象也是人，但是社會是分裂的，它的教育對象首要的是什麼人呢？無疑，是上層統治者，是社會精英，是「君子」，要知道，教育選擇誰為對象，就是選擇誰為主導社會的力量著眼點，因為教育改變受教者，受教者再改變社會，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這就是教育的立場和著眼點，哪怕這種教育要求「君子」仁愛、愛人，要顧及「草民」的利益，但終究將歷史力量的著眼點放在少數「君子」身上，不可避免的這就是一種精英教育。典型的，孔子說過：「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這絕對不是真正的「有教無類」。這種教育傳統從《尚書》開始，就根深蒂固地堅持一個道理，就是社會的前進是靠少數統治精英自上而下地貫徹政治文化力量實現的，這實際是其根本的社會動力觀，哪怕它認識到「天視即我民視」，但是決定權和主導權絕對在統治者身上，興衰存亡都繫於統治者，人民只能聽天由命，只能盼真命天子，盼青天。

　　就是這種立場，這種社會動力觀，絕對不是毛澤東所能夠贊同的，並且是要堅決徹底反對的，而不是在教育的內容本身。中華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無疑是毛澤東所贊成的，但是他不贊成它的教育立場，或者說是教育方式，人民的地位絕對不應是統治階級恩賜的，生殺大權絕對不應該掌握在統治者手中。根本上，毛澤東認為，古典中華文化的民本思想只是皇族為把握自身「天命」的手段，服務於王朝統治。與傳統文化的立場和觀點相反，毛澤東認為，人民才是歷史創造者，這不是關於一個歷史事實的爭論問題，而是應不應該的問題，人民即大多數人應不應該掌握歷史前進的主導權。

　　中國傳統文化和毛澤東的相同問題是，人類如何把握自己的命運。由於傳統文化的教育對象是上層統治者，所以它問題是：統治集團如何把握自己的政治天命。到毛澤東，因為其根本的教育對象是最大多數的人民，所以問題就變為：人民即大多數人如何掌握自己的命運。傳統文化當然無法正面回答毛澤東的問題，甚至也沒有對此作過一丁點的認真探索，所以，我們可以很自然地理解毛澤東為什麼如此刻薄地諷刺梁漱溟沒有對人民做過一丁點的貢獻。

　　以大多數人為教育對象，以大多數人作為主導歷史的力量著眼點，這就是毛澤東的教育立場，往通俗里說就是階級立場，這大多數人是什麼人呢？是工農勞動階級，是所謂的小人和草民，教育就是改變，正因為是「小人」才最需要教育，最需要改變，令其成為「大人」。毛澤東認為，只有這種改變大多數「下等人」的教育才是真正偉大的教育。教育不是挑肥揀瘦，不能只選擇「中人以上」的人而拋棄「中人以下」的人，而要教育一切人，這才是有教無類，否則就是不合格的無能的教育。教育也不是守株待兔，不能夠等別人「自行束修以上」才「未嘗無誨」，而是要自覺主動地深入民眾和教育民眾，這才是真正的「誨人不倦」。教育要改變人，並且要改變大多數人，「惟人所止」。教育的對象是人，必定要以人為本，以人為根本的力量，以大多數的人為根本的力量。道理極其簡單，重要的是要極其堅定地堅持這個道理。改變大多數人，就是開發和顯示大多數人的力量。教育的終極目的是：人做自己的主人，把握自己的命運，把握歷史的進程（按馬克思說就是成為自由人，從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那麼，只有大多數人的力量才足夠把握他們自己的命運，把握歷史的進程。教育的終極目的本身就決定了它必須著眼於大多數人，只有大多數人的力量才能最終完成教育本身的終極使命！這是別無選擇的，是毛澤東思想的根本點，是革命性之根本所在，也是永恆意義之所在。只要無視這一點，任何的文化教育無論其內容本身如何偉大和精細，對於歷史新紀元而言都是根本落後的，對毛澤東的意志來說都是需要徹底批判的，批判的方式是戴上各種「反動思想」的帽子，表面上雖然粗暴了一點，但大致上並沒有錯，嚴重的問題是如何理解，這才是一個絕大的歷史難題，這造成了多重意義的歷史「冤案」。

　　毛澤東始終堅持自己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這似乎很好理解，但也許正因為如此，才掩蓋了毛澤東所堅持的「馬克思主義」的光輝，才令他的「馬克思主義」如此令人難以理解。在毛澤東的思想成長曆程中，馬克思無疑給了毛澤東極深刻的教誨，是什麼打動了毛澤東並令他終生服膺，當然是馬克思的叛逆，馬克思顛覆了德國的古典哲學，卻同樣也最深刻地繼承了這種哲學，當然最根本的在於馬克思的歷史分析最終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只有無產階級自己才能掙脫鏈條並最終把握人類歷史。馬克思喊出了開創新紀元的口號：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這就是說，馬克思首次把主導歷史的力量基點放在最大多數的受壓迫的人身上，認為只有他們自己的力量才能拯救他們自己，並掌握歷史的前程，而不是靠什麼慈善家和救世主。正如國際歌所唱的：從來都沒有什麼救世主！有壓迫就要反抗，自己身上的鎖鏈要自己來解除，並且只能著眼於自己來解除。要以我為主、自主奮鬥，而不要等待他人的恩賜，不要聽天由命（這就是革命，革命主要不是革他人之命而是革自己的受壓迫的命運）。這就是毛澤東所認為的馬克思主義根本精神之所在，馬克思主義總歸是革命學說，將之歸結為一句話就是：造反有理！

　　但是，毛澤東是站在馬克思的肩膀上的，這點決定他要比馬克思看得更遠，馬克思在思維上仍然受到他顛覆了的卻又繼承了的德國古典哲學的束縛，在他天才的論述中，無產階級革命是歷史階段發展的結果，是生產力發展的產物，如果生產力不發展到某個程度，則革命就沒有合理性也不可能。所以革命需要等待，需要等到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在此馬克思是個「冷峻」的生產力決定論者，這是潑向馬克思自己的革命熱情一盤「理性的」冷水，這是馬克思的無奈還是狡猾？毛澤東則在意志和行動上突破了這層冷硬的冰。

　　毛澤東則繼承了中華文化的政治主義傳統。或者說，相對於「刻板的唯物主義」他是點「政治決定論」論的味道。他認為，無產階級革命不是在哪個將來，而是就在今天，今天就要行動起來，努力把握自己的命運，而不是等待時間的恩賜，無論條件如何，只在乎如何去做，哪怕無產階級本身還極其微弱，但是重要的不是在身份上是不是無產階級，而是在精神上！什麼是無產階級精神，就是為了共同的前途和命運放棄私我和私利堅定地聯合起來奮鬥的精神！所以，哪怕中國革命隊伍的99％是農民，這個革命也是無產階級領導的，是無產階級精神的領導，政治工作的核心不是將農民從身份上變為無產階級，而是在精神上改造小農意識為無產階級意識，對於其他一切階級來說也都是如此，這是文化上革命的核心意義，革命必將由人身引向人心，由政治經濟引向終極文化。

　　這當然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但也包含著辨證的否定，否定了令馬克思無奈的「生產力決定論」，而這正是馬克思主義中較為「消極」的部分。要堅持革命，繼續革命就必須從馬克思主義發展到毛澤東思想，否則必定滑向修正主義！所以，共產主義的新源地必須從西方精神世界移到中國精神世界。

　　毛澤東批評黨內大部分人並不真正懂馬克思主義，其實是因為馬克思主義體系本身和中國傳統文化之間存在矛盾，一些人可以極其輕鬆地撿起馬克思的一面，去「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補資本主義的課，今天也還有些人堂而皇之地要求古人去適應「主流國際社會」，實際上這些人對馬克思主義的精神本質是根本沒有掌握的，他們沒有毛澤東那種超人的突破能力，沒有毛澤東那種渾厚之極－－幾乎鬼神莫測的哲學能力，讓這些人去理解真的「馬克思主義」，實在有些勉為其難，歷史可以用「因為毛澤東太偉大！」的辯護詞去開脫他們。蘇聯人費德林曾在很多年前這樣評價毛澤東：「也許我們還要經歷更多坎坷才能理解他」

　　同樣，中華文化也必須從孔夫子發展到毛澤東，儒教已經完成了承載中華文化的歷史使命，在全新的時代只有毛澤東思想才能承擔起中華文化的繼續發揚，否則只有泯滅！

　　我可以先說一個大脈，中華文化的獨特精神是一以貫之的政治主義，在古代，歷史就是政治史，歷史學就是政治學。但是在「孔子學說」，把「政治主義」註釋為「道德主義」，有道德然後有政治，而在毛澤東時代，「道德主義」被再顛覆為「政治主義」，有政治才有道德。孔子文化的核心是什麼呢？孔子編篡的《尚書》開篇《堯典》早已為其定下基調：「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看這幾個字，「親」「睦」「平」「和」，可總歸為一個「和」字，這就是孔子文化的核心所在。從個人「明德」到萬邦「協和」，這就是從道德推及政治，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毛澤東同樣講「和諧」，但「和諧」是「人民大團結」，是「工農聯盟」，是「統一戰線」。但是毛的思路是從政治反推道德，從「大團結」到階級立場到個人道德。中國人認為，宇宙的最高境界是「天時地利人和」，其中政治的最高境界就是「人和」，所謂「政通人和」。孔子要求人們「克已復禮」，那麼禮有何用，「禮之用，和為貴」，所謂忠恕、孝悌、仁愛都是為達到「人和」，「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人和」還是最強大的力量，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所以荀子認為中華民族「天不能死，地不能埋」，因為中華民族有一個致力於「人和」的文化。在此點上，毛澤東最徹底地繼承了中華文化，他認為，只要實現了人民大團結，就「敢教日月換新天」，更何況是帝國主義和反動派，在人民大團結的偉力面前，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

　　那麼古典中華文化的「人和」努力是否成功呢？是相當成功的，中華民族主要依靠政治文化的「親和力」，達到了本民族的「大一統」，並且不斷融合、納入周邊民族，實現了主體民族無比壯大的規模，而且在其地理極限建立了一個天朝帝國的天下體系。正是依靠民族大一統、大團結的偉大力量，中華民族才能夠幾千年曆盡滄桑而綿延不絕、榮盛不衰。即使在遭遇近代「千年未有之變局」，中華民族還是依靠同樣「千年未有之」大團結而得以絕地重生！正是毛澤東最深刻而牢固地抓住了中華民族最核心的精神，而不是任何別人！而毛澤東必定要真正開創中華文化的新時代！

　　為什麼古典中華文化在近代遭遇了沉痛的失敗？因為資本主義的最激烈的國家叢林時代擊碎了道德主義的天下時代。東西方兩種最強悍的文明力量不可避免地相撞了。而此時承載古典中華文化的儒家是保守主義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就其位，各依其德，各行其是，竭力維持一種消極「和諧」的等級秩序，這在古典時代尚能維持，但在遭遇突然的外部強襲擊之下，保守的等級秩序嚴重妨礙了國家力量的深入動員。古典中華文化雖然有悠久而深厚的民本主義思想，《尚書》即有「天視自我民視」的觀點，但是對民眾力量的認識仍然是不夠的和消極的，更遑論真正深入開發和動員之。著名觀點如，「君，舟也，民，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這其中更多的是對民眾力量的敬畏，最好不要惹它，讓它風平浪靜，如果可能還要鎮壓它，風平浪靜好行舟。毛澤東則有另一個比喻，所謂「魚水關係」，魚不是在水面之上，而是在水中，水勢越大則魚的生存空間越大，水絕沒有覆滅魚的道理，以此，要主動地發動民眾的力量，要教育民眾，而不是像孔子說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事實是，時代的變換必令中華文化從孔子儒家轉換到毛澤東。中華文化之於國家的主旨並非是要強化其競爭力，以從其他民族掠奪利益，國家不過是施行「敬天保民」使命之工具。在低度競爭的古典農牧業時代，道德主義維持的大一統和諧秩序足夠保證中華民族生存和發展的國家力量，但是在大工業強化的近現代高度競爭時代，則此種古典秩序之下的國家力量已經不足以保證民族的生存，根本上說，古典文化連同古典秩序的最大「罪過」就是在高度競爭的時代缺乏強烈的競爭性和競爭力。為了生存，怎麼辦？「天不能死，地不能埋」，還行嗎？只有更積極、主動地，更全面、深入、徹底地開掘和動員數億民眾的力量，造成民眾的大團結，造成最深廣的「人和」，這乃是中華民族生存發展的必然宿命！

　　這本身也是中華文化的一次大革命，中華民族從此進入現代史。毛澤東是藉助民眾大團結的力量增強國家的競爭力，以適應高度競爭時代中華民族的生存需要，這個競爭力同樣並非用以對外掠奪，而是防備外部競爭對手的對內掠奪，這個競爭力是自守的，無法為國內社會輸入利益資源，所以國內社會的資源狀況仍然是緊張的，這種緊張極可能導致內部競爭的加劇，導致社會分裂，大團結崩潰，則整個國家的競爭力也將瓦解，民族生存重新受到威脅，這是毛澤東異常擔心的，所以他要竭力維護大團結局面，要強力維持民眾的組織化和合作化態勢，強調大多數人的階級利益立場，重點抑制少數掌握優勢力量的精英的逐利衝動，激烈批判源於「舊秩序」的思想文化（這種舊秩序是基於少數精英主導的）。

　　在國際競爭上，除了經濟是自守的，在政治文化競爭中，毛澤東則是充滿磅礴的進攻性，他是要以促成第三世界國家和全世界人民的大團結來孤立和包圍少數帝國主義勢力。正是高度競爭時代的強大競爭壓力導致了毛澤東時代的政治高壓，也逼迫中華文化從溫和的道德主義激化為劇烈的政治主義，從消極的和諧秩序激進為積極的合作化秩序。老子說：「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這正是時代變換導致政治文化主題的變換，但是有一點是不變的，道、德、仁、義、禮都是為了「致中和」。近代以來，舊秩序又一次「禮崩樂壞」，而政治掛帥正是「后禮樂時代」重建「人和」秩序的必然要求和選擇，毛澤東以此建立了前所未有的人民大團結的新秩序，但是新秩序也同樣需要經過曲折的道路來鞏固，無疑，新秩序的最終確立是註定的。現在看來整個民族意志的覺醒與毛澤東理想之間還存在著差距，這本身也加劇了政治的烈度。子貢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毛澤東也如此。甚至，我們可以說，20世紀中國歷史中，承受最大「冤案」的不是幾個精英，也不是中國人民，而是毛澤東。毛澤東絕對不是中華文化的毀滅者，但他的確是顛覆者，正是毛澤東的顛覆才真正拯救了中華文化；因而，毛澤東是中華文化的真正繼承者。

　　如果要讓那些自詡為有現代感的人認識到毛澤東的意義，那麼這句話是適合的：毛澤東思想是工業化時代的中華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