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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第一個號令」的台前幕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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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第一個號令」一直是林彪的罪狀之一,但1980年兩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審理「兩案」時,卻沒有將林彪「第一個號令」列入起訴書,因此,引起很多人的關注。「第一個號令」的內容是:1969年10月18日,為了防備蘇聯以談判為由,對中國發動突然襲擊,林彪命令全軍進入緊急戰備狀態。198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輯的《中**史大事年表》,在表述這個歷史事件時說:根據毛澤東關於國際形勢有可能突然惡化的估計,林彪在蘇州作出關於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的緊急指示,后經黃永勝等以「林副主席第一個號令」正式下達,引起各方面的極大震動。
  
  1969年8月,蘇聯突襲新疆鐵列克提地區,我邊防官兵30多人寡不敵眾,全部犧牲,中蘇邊境形勢全面惡化
  
  林彪「緊急指示」發出時,正是1969年的秋天。這一年是新中國成立后中蘇關係最緊張的一年,全國上下一派戰備氣氛。新中國剛成立時,戰備一直面向美國,因為那時美國不承認新中國,同時派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受美國支持的國民黨集團對大陸安全也構成一定的威脅。而我們的「三北」地區背靠「沙發」,蘇聯是我們的大後方。但毛澤東居安思危,早在20世紀60年代初期,他就說我們不能只注意東邊,不注意北邊;只注意帝國主義,不注意修正主義,要有兩面作戰的準備。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主持軍委工作的林彪要求全國設防的重點轉向北面,全軍要調三分之二的工程建築團到北部築防。在此之前,林彪針對可能從陸地和沿海對中國的軍事侵略,提出「北頂南放」、「島重於岸」的防禦思想。

  1960年8月,蘇聯在新疆挑起邊境事件,漫長的中蘇邊界從此硝煙四起。中蘇兩國邊界長達7000多公里,在草原、戈壁,邊界標誌極不明顯,十多公里才有一個界樁,更有許多地方沒有劃清邊界,還屬於爭議地區。當初因為友好,雙方相安無事,牛羊越境吃個草,誰也不當成個什麼。現在不行了,不要說邊民,就是不懂事的牛羊一越境,馬上招來無情的子彈。1962年4月,蘇聯又在新疆伊犁、塔城地區策動中國公民越境逃往蘇聯,並於5月策動了伊寧暴亂事件。截至1969年珍寶島自衛反擊戰,記錄在案的蘇聯邊界挑釁就達4000多起。中國人的忍讓是有限度的,毛澤東和黨中央下定了自衛反擊的決心。1969年3月2日發生的珍寶島戰鬥已經從一次邊界衝突演變成政治事件,中國政府向蘇聯政府提出嚴重抗議,中國各地舉行了大規模的**示威和聲討大會。

  從蘇聯給東歐各國的內部情況通報看,蘇聯對中國的行動最初反應是目瞪口呆,而且滿腹狐疑,不知道中國的動機、目的何在。接著,在3月15日凌晨開始的又一場戰鬥中,蘇聯邊防軍要求派坦克和炮兵支持,卻由於勃列日涅夫和國防部長格列奇科出訪,無人拍板。直到中午,蘇軍與最高領導人取得聯繫后,才派出增援部隊,這說明蘇聯並沒有準備好。儘管如此,蘇聯邊防軍還是以相當的規模入侵珍寶島。戰鬥持續了9個小時,中國邊防軍頂住了蘇軍的6次炮火襲擊和3次進攻。

  當天,毛澤東、林彪等人聽取了戰況彙報。毛澤東說,敵人炮火打進7公里有什麼要緊?最好是打進70公里、700公里、7000公里。毛澤東還說,我們的領導機關被打掉了,下面照常打。東北、華北要準備一下。準備好了,他不來也不要緊。大敵當前,動員、準備一下有利。我們是后發制人。原子彈基地要有準備,防止他用飛機轟炸。

  3月22日,毛澤東在與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話時說到珍寶島事件。毛澤東說,我是比較樂觀的,2日的衝突,他們(蘇聯)上邊的人也不知道,政治局也沒討論,同我們一樣。珍寶島在什麼地方,許多人不知道。毛澤東問林彪,文件(九大政治報告草稿)你看了沒有?國際邊境事件不要講得那麼嚴重。

  4月3日,周恩來就蘇聯邊防軍炮擊珍寶島致信毛澤東、林彪,認為這是蘇聯故意虛張聲勢,做給人看的。他提議:一、我邊防站暫時不理對方邊防站的招呼;二、調整我火炮位置,待敵連續炮擊幾日後,採取突然回擊一次,給以重大殺傷,並發表我方抗議文件。毛澤東批示:可以。在4月14日的九大會議上,毛澤東說,3月2日、3月15日蘇聯侵略珍寶島,這次仗是孫玉國指揮的。沒有打過仗,也可以打仗。我們一沒有用飛機,二沒有用坦克、裝甲車,打了9小時,敵人三次衝鋒,都被我們打垮了。我們不是不要飛機、坦克、裝甲車,但主要靠勇敢。要破除迷信,這次珍寶島就是破除迷信。

  連戰連敗、惱羞成怒的蘇聯很快進行了報復。8月13日,在兩架直升飛機支持下,事先埋伏在新疆裕民縣鐵列克提地區的蘇軍數十輛坦克、裝甲車和300多名步兵突然襲擊了我方正在巡邏的邊防小分隊。我軍戰士奮起反擊,但終因寡不敵眾,30多人全部犧牲。

  中國政府提出最嚴重抗議,這一事件更使中蘇邊境形勢全面惡化。遠東地區的蘇聯空軍多次發布停飛待命的通知,製造發動突然襲擊的氣氛。

  面對中蘇邊境持續緊張的局面,中國的戰備工作也開始超出常規,從政治上、軍事上進入了突擊性的臨戰狀態。1969年九大召開前,中央領導在毛澤東住地開會,到會的有林彪、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及陳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等。

  毛澤東談了中蘇邊境武裝衝突和九大問題,說中蘇邊境長達數千公里,蘇聯在自己的邊界和蒙古邊界陳兵百萬,從中蒙邊界到北京只有六七百公里,不要說飛機,汽車也就是幾個小時的事,這不能不引起中國領導人的高度重視。3月15日,毛澤東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聽取珍寶島地區戰況時談了「要準備打仗」的問題。毛澤東說,讓他打進來,就使我們動員起來。大敵當前,動員準備一下有利。我們是后發制人。讓敵人沾點面子,他佔了牡丹江,外國人就知道了。3月21日,周恩來在召集軍委辦事組的黃永勝、吳法憲、溫玉成、陳錫聯及總參作戰部有關人員參加的作戰會議上,針對蘇聯軍隊可能強佔珍寶島的態勢,商定加強我方兵力,大力部署,以逸待勞,后發制人。

  這之後,毛澤東一再談準備打仗的問題。在1969年4月召開的九大會議上,他多次講到戰備問題,明確提出「要準備打仗」。毛澤東說,無論哪一年,我們都要準備打仗。人家就問了,他不來怎麼辦呢?不管他來不來,我們應該準備。主要是精神上的準備。精神上準備就是要有準備打仗的精神,不僅我們中央委員會,要使全體人民中間的大多數有這個精神準備。毛澤東說,人家打來,我們不打出去。我們是不打出去的。我說不要受挑撥,你請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來呢,那我就要對付了。看你是小打還是大打,小打就在邊界上打。大打,我主張讓出點地方來。中國這個地方不小,他不得到點好處,我看他也不會進來。要使全世界看到我們打仗是有理的,有利的。他進來了,我看比較有利,不僅有理,而且有利,好打,使他陷進人民的包圍中間。九大政治報告中指出:「決不能忽視美帝、蘇修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的危險。要做好充分準備,準備他們大打,早打,打常規戰,打核大戰。總而言之,我們要有準備。」這一段話,就是毛澤東特意加進去的。

  實際上,從1964年起,中國的周邊環境就開始惡化,南面美國對越南發動突然襲擊,直接威脅到中國的安全。西南面中印邊境的緊張局勢還未完全消除,北面的中蘇邊境又開始衝突不斷。四面受敵,新中國處在前所未有的嚴重時刻,尤其是中蘇邊界。面對隨時可能出現的戰爭狀態,1964年4月25日,總參作戰部的一份報告指出,國家經濟建設在如何防備敵人突然襲擊方面的問題很多,有些情況還相當嚴重。主要表現在工業過於集中,大城市人口多,大部分在沿海,易遭空襲,如何防空尚無有效措施。主要鐵路樞紐、橋樑和碼頭多在大中城市附近,缺乏相應保護措施,易遭轟炸破壞。所有水庫的緊急泄水能力都很小。

  這份報告引起毛澤東高度重視。在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召開的討論農業規劃和第三個五年計劃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向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談了他的看法。他從存在著嚴重的戰爭威脅的估計出發,提出在原子彈時期,沒有後方不行。「三五」計劃要考慮解決全國工業布局不平衡的問題,要搞一、二、三線的戰略布局,加強三線建設,防備敵人入侵。

  在6月6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進一步強調了備戰問題,說只要有帝國主義存在,就會有戰爭的危險。7月2日,剛剛看完北京軍區和濟南軍區大比武的毛澤東就軍事工作、戰略問題對周恩來、彭真、賀龍、伍修權等說,要普及尖子部隊表演。所有部隊都要學會游泳,要練習夜戰、近戰。天津、北京地區要搞三道防線。不能只注意東邊,不注意北邊,一切都要準備好。準備好了,敵人不來也好嘛。後來,毛澤東又多次講過這個問題。6月下旬至7月上旬,總參作戰部召開了「三北」地區作戰會議。自此,全國備戰的空氣日趨濃厚,「深挖洞,廣積糧」,所有的城市都在大挖防空洞,還搞成了「防原子、防化學、防生物」的永備工事。

  1965年4月,美國的侵越戰爭不斷升級,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加強備戰工作的指示》,並緊急修訂正在編製的第三個五年計劃,把備戰工作放在了非常突出的位置。6月16日,周恩來準備參加第二次亞非會議前,曾到杭州和毛澤東一起聽取余秋里關於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彙報。毛澤東根據時局的發展和備戰的需要,對計劃工作提出新的指導思想,強調必須立足於戰爭,從準備打仗出發,把加強國防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線建設,改變工業布局,發展農業,大體解決吃穿用,加強基礎工業和交通運輸,把屁股坐穩,發揮一、二線生產潛力,有目的、有重點地積極發展新技術。有人提出這是不是違反「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毛澤東說,是要違反一下,不違反一下怎麼行呢?是倒過來了。總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喪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災荒。後來,周恩來將毛澤東這個思想概括為「備戰、備荒、為人民」。

  這些就構成了1969年箭在弦上的大背景。
  
  為緩和兩國緊張局勢,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到北京與中方談判。會談圓滿結束,柯西金回國卻遭到冷遇
  
  1969年3月21日,就在周恩來召集作戰會議這一天,不同意將戰爭升級的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通過載波電話要求同毛澤東、周恩來等通話。在蘇聯,有主戰派,有主和派,雙方爭論很激烈。柯西金是主和派,他迫切想與中國領導人面談,不使兩國爆發戰爭。柯西金主動打電話到北京,要找中國領導人,但北京的總機沒給他接,他又請蘇聯駐華大使館的臨時代辦出面,向中國外交部提出要與周恩來直接通話的願望。

  周恩來與外交部長姬鵬飛等有關人員商定,用備忘錄形式回復甦聯駐華臨時代辦:從當前中蘇兩國關係來說,通過電話的方式進行聯繫已不適用。如果蘇聯政府有什麼話要說,請你們通過外交途徑正式向中國政府提出。3月22日,周恩來將備忘錄上報毛澤東和林彪。毛澤東批示,同意備忘錄所闡述的立場,即準備外交談判。5月24日,中國政府發表聲明,闡述中蘇邊界問題的事實真相和中國政府對解決邊界問題的一貫立場,指出中蘇邊界發展到今天這個地步,責任完全在蘇聯方面。中國政府仍然準備通過和平談判,全面解決中蘇邊界問題,反對訴諸武力。中國政府建議,雙方通過外交途徑,商定舉行中蘇邊界談判的日期和地點。

  1969年9月初,越南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胡志明病逝,周恩來率中國黨政代表團趕往河內弔唁,當晚返回北京。蘇聯方面本來派了一個副總理級的代表團去河內,一聽說中國的總理去了,正苦於找不到與中國對話機會的柯西金不想放棄這個好機會,他取消了同正在莫斯科訪問的日本外相的會見,立即乘專機飛往河內。很不巧,在柯西金的飛機降落前,周恩來已經走了,他只見到中國新派的黨政代表團團長李先念。柯西金仍不死心,通過中國駐越使館轉報,希望回國轉道北京,以便能有機會與周恩來會晤。

  柯西金催問了幾次,中國駐越使館說已經報上去,批示還沒下來。柯西金以為這是一件簡單的事,實際上這在中國有一套複雜的程序,大使館報外交部,外交部報周恩來,最後由毛澤東決定。因為毛澤東早有和蘇聯談判的意思,接到報告后,當即表示同意,可以讓柯西金路經北京,周恩來可以與他打打交道,但只限他在機場短暫停留,不能讓他進北京城。那時,全是手工操作,程序這麼複雜,想快也快不了。等批示傳到河內時,等了一兩天的柯西金以為沒戲已經失望地走了。他是按照來時的路線返回莫斯科的,先經柬埔寨、巴基斯坦和印度,再經阿富汗回國。直到飛臨蘇聯塔吉克共和國首府杜尚別時,柯西金才得到中國的迴音。他當然不想放棄這個「天賜良機」,馬上繞道蘇聯的伊爾庫茨克,從那裡直飛北京。

  9月11日,周恩來在北京首都機場貴賓室會見了柯西金,雙方舉行了較長時間的會談。會談中,氣氛不錯,雙方互稱同志,並致問候。雖然雙方少不了唇槍舌劍,但總的態度還是友好的,雙方肯定了中蘇兩國的關係應該向前發展。

  周恩來向柯西金提出:一、中蘇之間的理論和原則問題爭論不應影響兩國的國家關係,不應妨礙兩國國家關係的正常化。二、中蘇邊界問題是目前中蘇兩國關係的中心問題,雙方可以通過談判,最終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在解決之前,雙方應共同採取如下幾項臨時措施:一、維持邊界現狀。二、避免武裝衝突。三、在有爭議地區的雙方武裝力量脫離接觸。柯西金提議,在邊界問題解決以前,雙方共同採取的臨時措施還應加上一條,雙方邊防部門有事可預先聯繫。

  經過討論,雙方達成關於維持邊界現狀,避免發生新的武裝衝突的口頭諒解,商定於近期各派一個副部長級的代表團舉行邊界問題談判。周恩來提出,面臨《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15周年之際,最好雙方把彼此的賀電、講話在報紙上公開發表,表示我們雙方採取一致的態度。兩國貿易在某些項目上可以長期合作,過去有些建設項目,可能的話,應該完成。在會談中,雙方除了討論有關保持和發展兩國貿易,還談到恢復互派大使等緩和兩國緊張關係的若干具體事項,取得了一致的意見。最後,周恩來說,儘管我們有許多重大的問題沒有解決,但是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這次坦率會談對雙方都是有益的。

  9月13日,周恩來將會談的內容報毛澤東,說中蘇這樣政府性質的接觸還是第一次,我們爭取緩和邊境局勢的四條協議實現,準備發表外交文件,促進邊界談判。毛澤東批示同意。這次會談的直接結果是,促成了10月20日在北京開始舉行的中蘇邊界問題談判。

  本來挺好,雙方皆大歡喜。可是,柯西金回國后,蘇聯的主要政治人物卻沒有出面迎接,這說明蘇聯當局並不同意柯西金的立場。隨後,中方要求兩國政府換文,從文字上確認雙方達成的諒解,被蘇聯託詞拒絕。蘇聯方面還是不承認中蘇邊界存在「爭議地區」,甚至否認雙方領導人達成的口頭諒解。

  因為蘇聯揚言要對中國使用原子彈,9月18日,周恩來秘密緻信柯西金,建議雙方都承擔互不使用武力,包括不使用核力量進攻對方的義務。9月26日,柯西金在複信中說,經仔細研究,周總理9月18日來信,我方已採取了實際措施,旨在使邊境局勢正常化,其出發點是中國政府根據相互原則採取類似措施來實現已達成的有關協議。10月6日,周恩來複柯西金9月26日信,指出來信對雙方在首都機場會談達成諒解的關於維持邊界現狀、避免武裝衝突應採取的臨時措施沒有加以確認,而雙方目前採取的一些措施,並不能代替對雙方都有約束力的正式協議。周恩來再次重申了9月18日信中關於維持邊界現狀、避免武裝衝突的四項臨時措施,強調中方認為,雙方應在中蘇邊界談判開始后,首先就此進行協商,達成協議。複信還宣布中方參加邊界談判代表團成員的名單。

  柯西金曾建議實行嚴格的監督,以遵守兩國間的空中界限,並建議簽訂一個互不侵犯、互不使用武力的國家間的專項協議。實際上,這是向中國作出了不會發動大規模戰爭的正式保證。然而,一紙保證並不能消除蘇聯在中國邊境陳兵百萬的實際壓力,更無法消除蘇聯再三再四地對中國實行「核手術」的威脅。而且,這是不是一種假象呢?二戰中,法西斯德國在閃擊蘇聯時不也放出和平友好的煙幕彈嗎?基於這種考慮,對於柯西金的諸項建議,中國方面基本上沒有響應,全國的戰備仍在持續升溫。
  
  就在中蘇戰爭一觸即發之時,蘇聯突然改變態度,要求談判。鑒於蘇聯突襲捷克斯洛伐克的教訓,中國提高了警惕
  
  那時,蘇聯對中國採取兩手措施,認為中國抱著向西方求援的意圖,所以一方面企圖對中國進行核打擊,摧毀中國剛剛建成的核設施,打一場有限目標的速決戰;另一方面又表示願意同中國恢復協商,以求緩和雙方關係。鑒於蘇聯用核打擊威脅中國的情況,周恩來在首都機場與柯西金會談時開門見山,表明中國決不會在任何壓力面前屈服。周恩來說,你們說你們要用先發制人的手段來摧毀我們的核基地。如果你們要這樣做,我們就宣布,這是戰爭,這是侵略。我們就要堅決抵抗,抵抗到底。但是,我們不希望出現這種情況,所以我要把這個話告訴你。同時,周恩來重申中國希望通過外交談判來解決邊界爭端問題。他說,我們現在自己國內的事還搞不過來,為什麼要打仗呢?邊界問題不應當妨礙兩國國家關係的正常化。

  中國一面根據蘇方動態,研究防範對策,一面加快了核武器研製的步伐。1969年9月23日,中國首次地下核試驗獲得成功。9月29日,一次新的氫彈爆炸又獲成功。這兩次核爆炸就是中國的公開態度,你有原子彈,我也有原子彈。

  當蘇聯邊防部隊在中蘇邊境地區不斷進行武裝挑釁時,蘇聯當局不斷從歐洲地區向遠東及蒙古集結兵力,企圖對中國突然襲擊。多方信息表明,蘇聯確有對中國發動突然襲擊的具體計劃,隨時可能行動。中國駐東歐某國使館甚至密報了他們偵察到蘇聯發動襲擊的具體時間。

  那時,內部資料不斷顯示,蘇聯高層的主戰派極力主張對中國實行先發制人的突然襲擊,具體目標是摧毀中國的核基地和一些主要戰略城市,如北京、上海、天津、哈爾濱、長春、瀋陽等。蘇聯還派了一名間諜到台灣活動,以謀求支持。當然,蘇聯內部也不是鐵板一塊,柯西金就是「鴿派」。珍寶島一打,柯西金急了,擔心中蘇武力攤牌,會給蘇聯帶來災難。中國的核武器雖少,但往蘇聯的遠東扔上幾顆,也夠蘇聯嗆的。柯西金怕戰求和的心態被毛澤東看得清清楚楚,在九大政治報告中,有「以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為首的現代修正主義叛徒集團」的字樣,毛澤東在最後審定時把柯西金的名字勾掉,以示區別對待。

  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20周年大會上,剛剛在黨的九大上當選為接班人的林彪發表講話,我們警告美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英雄的中國人民和中國人民解放軍是不可戰勝的。如果你們硬要把戰爭強加在中國人民頭上,我們就堅決奉陪到底!我國遼闊的土地,到處都將是你們的墳墓!10月1日,發表的兩報一刊國慶社論號召全國軍民,時刻保持高度警惕,防止敵人突然襲擊,堅守崗位,做好準備,堅決保衛偉大祖國的神聖邊疆,徹底打碎美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的侵略陰謀!10月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發表聲明:蘇聯又在中蘇邊界挑起新的流血事件,同時反誣中國進行邊界挑釁,並更加露骨地影射中國要對蘇聯發動核戰爭。中國發展核武器是為了防禦,為了打破核壟斷。中國多次聲明,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中國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誣衊中國要發動核戰爭是荒謬的,可笑的。但是,中國也決不會被戰爭威脅,包括核戰爭威脅所嚇倒。如果一小撮戰爭狂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襲擊中國的戰略要地,那就是戰爭,就是侵略七億中國人民,就要奮起反抗,消滅侵略戰爭。

  就在中蘇敵對狀態愈演愈烈、大規模的戰爭一觸即發時,蘇聯突然像撒了氣的皮球,要和談,卻又躲躲閃閃,這不能不叫人懷疑。柯西金在給周恩來的信中建議自1969年10月10日起在北京開始中蘇邊界問題談判,並說蘇方已任命了以庫茲涅佐夫為首的談判代表團。由周恩來審定的、喬冠華給蘇聯駐華代辦呂里扎維金的「口頭通知」說:柯西金的信正在研究中,邊界談判建議改到10月20日開始。10月14日,柯西金再次致信周恩來,告知蘇聯談判代表團將於10月20日前抵京。按說這次談判規格不低,中方代表團團長為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蘇方代表團團長為外交部第一副部長庫茲涅佐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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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東海艦隊副政委 發表於 2006-11-13 22:27 | 只看該作者
談判的日期是中國定的。表面上看這是兩國關係降到谷底的一次轉機,但還是讓人起疑。中國領導人估計,這次可能談成,達成某種協議,也可能蘇方以談判為借口發動大規模的突然襲擊。蘇聯談判代表團到達之日,沒準就是蘇聯動手之時,這不是沒有根據的。

  1968年7月22日,捷共中央第一書記杜布切克拒絕蘇聯提出的去華沙或莫斯科參加會談的「邀請」。於是,蘇聯宣布,蘇共全體政治局委員組成的使團將「訪問」布拉格。7月29日,蘇共政治局的委員們抵達捷克斯洛伐克的邊境城鎮切爾納,同捷共中央主席團成員會談,討論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勢。會談在8月1日結束,雙方分歧依然。與此同時,蘇聯從7月23日到8月中旬,以演習為名,在捷克斯洛伐克邊境地區集結軍隊。8月20日晚上,蘇聯的一架軍用運輸機飛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上空,藉機械故障需要修理為由要求緊急迫降。機場方面收到無線電信號后,沒理由拒絕。於是,機場方面打開夜間導航燈,讓飛機安全降落。沒想到,飛機上下來的卻是70多名荷槍實彈的蘇軍特種部隊的突擊隊員,他們迅速佔領了機場,突襲成功了。很快,又有數百架軍用飛機相繼大規模空降,載來了17個師的蘇聯軍隊,加上波蘭、民主德國、保加利亞、匈牙利等國的6個師。夜深后,蘇軍長驅直入,短時間內就佔領了整個捷克斯洛伐克。之後,包括波蘭、民主德國、保加利亞、匈牙利等國的軍隊從最初的20萬增加到65萬,想擺脫蘇聯控制的捷共中央主席杜布切克被蘇軍「請」到了莫斯科。

  1969年10月初,副總參謀長閻仲川讓秘書符傳榮整理關於德國閃擊波蘭、蘇聯以及日本偷襲珍珠港情況的數據,著重指出,德、日兩國在發動進攻前都以外交談判作掩護。閻仲川叫總參「防突辦」加了個標題「緩和姿態與突然襲擊」,複印后報送中共中央和軍委辦事組領導成員。周恩來看后,認為很好,又要走三份,說要送外交部等單位參考。同時,要求總參每天8點以前將最新情況向他報告。

  就在林彪「第一個號令」下達的當天上午,周恩來親自打電話給北京衛戍區第一副司令員吳忠,了解北京機場及附近地區的兵力部署和處理意外事件的應急方案。周恩來聽了后仍不放心,說你們一定要做到萬無一失,要接受「布拉格事件」的教訓。你們特別要把機場調度控制起來,部隊不一定多,但要精悍。還要注意,我們不首先開槍。所以部隊要做兩手準備,要配備一些棍棒之類的冷兵器,要挑選一些會武術的戰士去執行這個任務。

  吳忠在布置任務的同時,向總參作戰部作了彙報,總參作戰部專門進行了檢查。
  
  秘書說蒙古方面通報今夜有暴風雪,情況可疑。林彪馬上警惕起來,會不會是軍事行動的暗語
  
  九大之後,毛澤東決定結束自「文革」開始以來的混亂局面,全力以赴投入到戰備之中。1969年8月28日,根據周恩來的建議,中共中央發布命令,要求邊疆各省、市、自治區和駐邊疆各部隊指戰員高度樹立敵情觀念,充分做好反侵略戰爭的準備……

  「八二八」命令在國際上引起強烈反響,美國、日本等報刊認為中國是在動員全國人民防備蘇聯的突然襲擊,進行戰爭準備。9月3日,周恩來起草中共中央通知,指出1969年8月28日中央發布命令之後,在地方報紙和廣播電台上,出現了公開號召「要準備打仗」、「一切為了打仗」的宣傳,這是不恰當的。望你們立即停止所屬的報紙、電台關於這類口號的宣傳。周恩來不讓公開宣傳準備打仗,是因為這種提法不明確,會讓蘇聯和世界誤以為中國想打蘇聯。

  國慶節就要到了,照例要發布慶祝口號,周恩來主持擬定了若干條,擬由9月17日的《人民日報》發表。其中戰備方面有「備戰、備荒、為人民!」「提高警惕,保衛祖國!」「隨時準備殲滅入侵之敵!」毛澤東在審閱時意猶未盡,又加了很長的一條:「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反對任何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特別要反對以原子彈為武器的侵略戰爭!如果這種戰爭發生,全世界人民就應以革命戰爭消滅侵略戰爭,從現在起就要有所準備!」

  9月22日,周恩來在全軍戰備工作會議上說,現在大家最關心的問題是國際形勢緊張,我們要準備打仗,這是一個新的戰略部署。要真正做到有備無患,從這點上說,邊疆、三線、公海均更重要,均更急迫。9月25日,中央軍委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由總參謀長黃永勝主持召開了各大軍區總部、各兵種的負責同志和作戰部同志參加的作戰會議,研究加強「三北」地區的戰備問題。林彪的秘書說,多少年不再騎馬、身體極差的林彪還練起了騎馬。林彪向毛澤東建議,急調駐守無錫的某軍到張家口地區,加強張家口地區的防禦,這個建議得到毛澤東的同意。林彪還讓總參繪製了一張長約七米、寬約三米的「三北」地區防禦態勢示意圖,以備隨時研究。

  9月26日,毛澤東批示:「軍隊不能鬆勁。」

  9月27日全軍作戰會議結束后,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全體與會人員,併合影留念。毛澤東說,不留同志們在北京過國慶節了,大家早點回去抓緊做好戰備工作。毛澤東走後,與會人員到湖南廳繼續開會,林彪等人講話。林彪說,全軍當前的中心任務就是加強戰備,準備打仗;要用打仗的觀點觀察一切,檢查一切,落實一切。這「一個觀點,三個一切」成了指導部隊戰備工作的綱領。這句話並不是林彪的發明,而是毛澤東說的。會議結束后,黃永勝等人又召集有關人員布置傳達和貫徹。

  9月30日,林彪視察了北京衛戍區和西郊軍用機場。他指著地圖說,這是我們的弱點,敵人從蒙古下來,將直下蘭州、西安,震動全國。林彪回到毛家灣后,立即召見空軍司令員吳法憲、副總參謀長兼北京衛戍區司令員溫玉成和分管作戰的副總參謀長閻仲川。林彪說,今天叫你們來,是要談一下戰備問題,你們認真分析研究一下。這個仗看來打不起來,但要做八成可能打起來的準備。明天是國慶節,在節日舉行大型群眾**,在人們歡歡樂樂的時候,說不定戰爭就打響了。如果敵人趁我們過節,對我們來個突然襲擊怎麼辦?蘇聯設在蒙古的空軍基地,距北京只有幾百公里,飛機用不上一小時就飛到了。如果打導彈,只要幾分鐘。我剛才坐車到西郊機場轉了一下,看見飛機還一排一排地在那裡明擺著,似乎沒有一點應付意外的準備。這不行,也很危險。因此,要立即採取措施。改變這種等著挨打的狀況。第一,北京附近幾個機場的飛機,除留下作戰值班的以外,其餘的一律要在今天夜間轉移到外地的機場;第二,要在機場的跑道上設路障,以防止敵空軍實行機降;第三,留在機場的值班人員,要全部配發武器,準備打敵人的傘兵……林彪針對飛機擺放過密,批評吳法憲缺乏敵情觀念。接著,林彪拿著一米多長的指揮棒,指點著鋪在地毯上的軍事地圖,詢問北京地區的節日防護工作。吳法憲、溫玉成、閻仲川分別作了回答。這時,秘書走來說蒙古方面通報今夜有暴風雪,情況可疑。林彪聽到暴風雪,眉頭一皺,馬上警惕起來,會不會是大規模軍事行動的暗語?閻仲川事先知道這個情況,派人問詢過氣象部門,蒙古方面今夜確實預報有暴風雪。他說明后,林彪緊皺的眉頭才舒展開來,又提出一個新問題,一旦蘇聯向中國發動突然襲擊,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有多大?你們研究研究。

  臨走,林彪再次說,國慶節是個關口,一定要加強戒備,準備應付各種意外情況,節日的其它戰備工作也要搞好。關鍵是10月1日、2日、3日,10月1日又是關鍵中的關鍵。只要在這關鍵的幾天里不出什麼事,問題就不大了。你們看怎麼樣?你們可以再想想,還要採取什麼措施?吳法憲說,我們空軍的戰備沒搞好,我有責任。我堅決擁護林副主席的指示,回去后立即行動。當天夜裡,吳法憲用電話向林辦報告,根據林彪的命令,空軍在北京附近的幾個機場上停留待命的作戰飛機除少數值班外,其餘已經全部轉移,其它措施也在落實。

  9月30日深夜,林彪以防備敵人節日轟炸,造成密雲水庫決堤為由,提出把密雲水庫的存水放掉。黃永勝打電話給周恩來,周恩來表示反對,認為那樣會淹了下游的老百姓。翌日凌晨,周恩來緊急約見水利部負責人開會研究,否定了林彪的意見。10月18日晚,前指在傳達林彪指示時,又接到林彪秘書張雲生的電話,說林彪詢問一旦密雲水庫遭到轟炸,洪水會對北京市區造成多大危害?是否可以考慮採取一些措施?閻仲川聽了值班參謀的報告后,指示以總參名義與北京市革委會副主任吳德聯繫。吳德與北京市革委會主任謝富治研究后,向周恩來彙報。周恩來要求北京市派出負責幹部到現場勘測研究后提出建議。北京衛戍區第一副司令員吳忠帶著有關部門的負責人和水利專家到了密雲水庫,大家很快取得一致意見,因連年乾旱,密雲水庫只有一半庫存,即使大堤被炸,對北京市區也不會造成大的危害。密雲水庫是北京市區的主要水源,不到萬不得已,不能輕易放水。
  
  黃永勝在傳達林彪「緊急指示」時,作了「發揮」。閻仲川向下傳達時在記錄上加了個序號,文件名稱變成了「林副主席緊急指示(第一個號令)」
  
  1969年是新中國成立20周年,按五年一小慶,十年一大慶的慣例,這一年是應該大慶一下的。節前的長安街和天安門廣場都安裝了節日的燈飾。沒想到,節前一場罕見的冰雹,把已經裝好的燈砸碎了許多,這似乎是一個不祥之兆。

  據知情人說,1969年的國慶是在內緊外松的情況下進行的。表面上安安靜靜,上午,黨和國家領導人照例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隊伍,晚上還放了焰火。老百姓都在歡天喜地,並沒覺得這與往年有什麼不同,而作戰部門卻作了最壞的打算。軍委辦事組也在節前發出緊急指示,節日期間各級首長均應進入自己的指揮位置,前沿部隊和駐大城市部隊的車輛和石家莊、張家口方向的部隊適當向附近農村疏散。解放軍駐「三北」地區的機關、部隊在接到命令后全部進入了一等戰備狀態。所有的軍事情報部門和遠程雷達都在不間斷地緊張工作,總參作戰部副部長蔡洪江親自帶一部電台和有關人員登上天安門城樓,確保及時收到敵情報告。空軍把一架直升飛機停在天安門和午門之間的空地上,以備情況緊急時保證毛澤東等人能迅速轉移到指揮位置。

  國慶節平安過去后,形勢不但沒有緩解,反而更加緊張。根據「布拉格事件」的教訓,尤其是蘇聯談判代表團到達北京的那一天,很可能就是蘇聯進攻的時刻,因此,10月19日以前一定要做好準備。蘇聯一旦發動進攻,最大可能和最大威脅是從中蒙邊界直插北京。

  10月5日,林彪在黃永勝、吳法憲等陪同下,乘「子爵」號飛機勘察張家口一帶的地形,並檢查了部隊的戰備工作。這次行動極其保密,除了報告毛澤東外,連周恩來都不知情。從張家口回到北京,林彪受毛澤東委託,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專門分析中蘇關係的發展趨勢,研究防備蘇聯發動突然襲擊時的具體措施。林彪說,歷史上沙俄就是中國的主要威脅,強佔了中國幾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是貪得無厭的敵對國家;現在蘇聯又在中蘇、中蒙邊界集結重兵,虎視眈眈,因而必須立足最嚴重的情況,做好戰備工作。林彪請與會人員重點研究,蘇聯如果對我發動核襲擊,將會出現什麼情況?除了襲擊中國的核設施,有沒有可能襲擊城市?在談到大城市特別是北京防備核襲擊時,林彪引用了毛澤東不久前的講話,說中央領導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顆原子彈會死很多人,應該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林彪強調說,毛主席的指示,是防備敵人核襲擊的重要措施。周恩來接過這個話題,作了重點闡述。周恩來說,蘇方缺乏通過談判緩和雙方緊張關係的誠意,不可低估蘇聯領導集團的冒險性。周恩來擁護毛澤東關於疏散的決策,並提出了落實意見。

  10月14日,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和中央政治局在京的委員們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解放軍駐京機關人員,並公開見報,有意顯示中國一切正常。接見之後,毛澤東即乘專列南下武漢。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和中共中央統一部署,在北京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中央黨政軍領導機關必須在中蘇邊界談判開始前緊急疏散。10月15日,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對疏散工作作了安排。朱德、李富春到廣東,陳雲、鄧小平到江西,聶榮臻到河北邯鄲,葉劍英到長沙……周恩來和總參謀長黃永勝留守北京。

  10月17日,林彪前往蘇州。總參謀長黃永勝指示前指機關秘密進入京郊戰備工事。林辦秘書張雲生回憶說,10月18日下午5時,林彪叫我去,我進去時,他正在室內低頭踱步,說你打個電話給黃永勝。他讓我坐下記錄,他仍站著,口授了四條。說蘇聯談判代表團10月19日來北京,對此應提高警惕。為了防止蘇聯利用談判的煙幕對我進行突然襲擊,全軍各部隊應立即疏散;要保證通信聯絡的暢通;各種重要裝備、設施和目標要注意隱蔽和偽裝;要加強作戰值班;要抓緊武器彈藥的生產,二炮部隊要做好隨時發射武器的準備。說完,林彪問,都記下了嗎?張雲生說,都記下了。林彪讓他又念了一遍,說,好,就這樣,你趕快用電話找到黃永勝,把我說的這幾條傳給他。張雲生說,過去首長和主任都規定過,凡往外傳的首長指示都要壓半天,今天這個電話是否壓一壓?林彪說,噢,當然要壓一下,可以壓幾個小時。林彪想了想,又說,你把這個電話記錄稿再送給葉群看看。

  張雲生見到葉群后,說明了情況。葉群說,首長叫打電話,你們就打唄。對打仗的事,我不大懂,他比我高明。不過你們當秘書的,有責任幫助首長想周到些,你看這裡有什麼問題沒有?張雲生說,我看不出有什麼問題,但如果想得周到些,我有兩條建議。葉群讓他講下去。張雲生說,第一,這樣大的問題,最好請示一下毛主席。葉群馬上說,對對,這個建議好。葉群又解釋說,首長這是戰爭時期養成的作風,遇有緊急情況,就當機立斷,事後再向軍委和毛主席報告。首長這樣做,在戰時是允許的。現在還沒有發生戰爭,先報告一下主席是應當的。你再說第二條。張雲生說,第二,這裡講讓二炮部隊做好隨時發射的準備。二炮是導彈部隊,是靠按電鈕的。一旦不慎,就可能引發世界大戰,我建議對這條加上一些限定詞……好,這一條建議也提得對。不等張雲生說完,葉群就叫張雲生隨她去見林彪,當面建議改一改。葉群把張雲生的建議當成她的建議,對林彪說了。林彪說,同意,就照你的意見辦。葉群對張雲生說,你把這份電話稿再抄一份給我,我負責向主席那裡報告,你負責傳給黃永勝。張雲生問,再壓多久呢?葉群說,兩個小時足夠了。

  兩小時后,林彪、葉群那裡再沒動靜。張雲生想,葉群一向注意突出主席,估計葉群已經報告給毛主席了,他叫軍委一號台找到正在西山的黃永勝,說林彪同志對部隊當前戰備工作有四條指示,讓我傳給黃總長,請你記一下。黃永勝說,好,我馬上就辦。這個電話稿,張雲生以「首長讓給黃永勝去電話」為題,將原件存在檔案櫃里。張雲生說,奇怪的是總參作戰部向下傳達時,加了一個「林副主席第一個號令」的標題。那麼,毛澤東是什麼時候知道林彪這個「緊急指示」的呢?汪東興說是10月19日林彪以電話記錄的方式,急件傳閱報告毛澤東。

  10月18日晚8點左右,黃永勝叫閻仲川來一下。當閻仲川趕到黃永勝那裡時,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李德生等軍委辦事組成員已經就座。軍委辦事組本來在京西賓館辦公,因為怕蘇聯突然襲擊,才搬到前指。黃永勝說,林副主席有幾點指示,你記一記,給部隊傳達一下。黃永勝沒有照著記錄念,也沒有分條條。他只上過三年學,但在他們那一撥老紅軍中文化不算低。由於這是緊急的事情,他就自己記錄了。但他畢竟文化有限,只是把大概意思記下來,不夠連貫,於是他又作了一些解釋和補充。閻仲川用保密本記完,問怎麼傳達。黃永勝說用電話說說就行了,在場的其它軍委辦事組成員誰也沒說話,似乎並沒把林彪的這個指示當成多鄭重的事情。晚上9點半,閻仲川到了作戰值班室,讓值班參謀整理出一份電話稿。他想,這是我們開設前指以來第一個首長指示,就編成一號吧。對經手的文件編號是總參職權範圍內的事情,因為上邊還可能繼續下達命令,沒個編號怕亂了套,將來查起來也沒辦法查。

  要說編號也沒錯,加上林彪「第一個號令」也沒錯,本來就是林彪發布的嘛。但是,閻仲川長期在廣州軍區工作,到總參的時間不長,沒有在上層工作的經驗。在廣州軍區可以做的事,在北京就不一定可以。如果電話稿整理后經黃永勝審閱簽發,或許黃永勝會去掉那個刺眼的標題。但黃永勝連續幾天忙碌,身體不適,服安眠藥早早睡了。黃永勝辦事比較粗糙,在廣州軍區時,閻仲川作為老參謀,經常幫他堵漏洞,先斬後奏的事也有過。這時,距蘇聯代表團入境只有十幾個小時了,如果蘇聯真要發動突然襲擊,最大可能就是這段時間,應該趕快把林彪的指示傳達下去。

  經閻仲川整理的林彪「緊急指示」一共六條:一、近兩天來,美帝、蘇修等有許多異常情況,蘇修所謂談判代表團預定明(19)日來京,我們必須百倍警惕,防止蘇修搞欺騙,尤其是19日、20日應特別注意。二、各軍區特別是「三北」各軍區對重武器,如坦克、飛機、大炮立即疏散隱蔽。三、沿海各軍區也應加強戒備,防止美帝、蘇修可能突然襲擊,不要麻痹大意。四、迅速抓緊布置反坦克兵器的生產,如四○火箭筒、反坦克炮等(包括無後座力炮和八五反坦克炮)。五、立即組織精幹的指揮班子,進入戰時指揮位置。六、各級要加強首長值班,及時掌握情況。執行情況,迅速報告。
  
  在京主持工作的周恩來大為驚訝,把黃永勝等人找去詢問:為什麼要把林彪指示變成「第一個號令」
  
  在「文革」那個特殊的時期,許多秘密是保不住的,不要說軍事秘密,就是中央的絕密也會以小道的形式很快流傳到社會。因為戰備,黨的九大突出了軍隊的地位,這一屆中央委員會選出的大部分中央委員就其主要工作而言是軍人,軍人在絕大多數省、市、自治區中擔任革委會主任。再說戰備不僅是軍隊的事,地方也跑不了。於是,有的革委會主任便向地方作了傳達。很快,林彪的「緊急指示」被連夜刷成大字報貼到街上,群眾慌了,有個別省鬧得很厲害。

  事情很快反饋回來。10月19日的地方電報傳到中央,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大為驚訝。他把黃永勝等人找去詢問,特別提出為什麼要把林彪指示稱作「第一個號令」?黃永勝啞口無言,軍委辦事組的其它人也都無言以對,他們也不知道一夜之間「緊急指示」怎麼就變成「第一個號令」。晚上10點,黃永勝氣乎乎地把閻仲川叫去,屋子裡還是昨天那幾個人,黃永勝大聲說,你們昨晚發的那個電話稿,為什麼叫「第一個號令」?誰是「二號」?閻仲川解釋說那只是編號,是前指發出的第一份文稿,以後還發了二、三、四號。邱會作說,你們那個電話稿,如果就叫「林副主席關於加強戰備的指示」,不要編號,或者按照過去的習慣編號,用「參作字××號」就好了。李德生也說,這個事情你們搞得可不好啊!可是生米已經做成熟飯,誰也不好再說什麼。
  
 10月20日上午,黃永勝把總參作戰部向下傳達的電話稿拿去審查,又發現了問題。說林副主席指示是四條,怎麼變成了六條?你們把我們辦事組的意見同林副主席的意見都混到一起去了。閻仲川說明后,黃永勝沒再說話,因為主要意思沒錯,也就算了。

  10月20日下午,軍委辦事組在京西賓館召集軍隊駐京各大單位負責人開會,黃永勝在會上講了如何貫徹林彪「緊急指示」的問題,並對編號作了說明。10月22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發布《關於部隊調動使用許可權的規定》,為了預防邊境地帶有可能造成的軍事衝突,要求對中蘇、中印邊境地區,無論大小部隊的作戰行動,均需報中央軍委,經毛澤東批准後方可行動。

  葉群也從蘇州回到北京,參加了10月20日的會議。她坐在主席台上,當黃永勝說到有些單位缺乏保密觀念時,葉群說,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保密觀念才強呢,他老人家聽了我們報去的林彪同志關於加強戰備的意見后,說燒掉。葉群完全理解錯了毛澤東的意思,因為她根本不知道毛澤東說這話時的情緒。汪東興回憶,林彪的「緊急指示」先送交給周恩來,周恩來批示,請主席閱。汪東興拿著急件給毛澤東看,毛澤東一臉不高興,說燒掉。還沒等汪東興反應過來,毛澤東已經用火柴把傳閱件點著了,接著他還要燒信封。汪東興說,主席,不能燒,你都燒了,以後查問起來,我無法交代。留下這個信封,上面還有傳閱件的編號,你不要燒了。毛澤東這才作罷。

  這就是說,毛澤東只是讓燒掉,卻沒有讓停止執行林彪的「緊急指示」。這似乎說明他是對「林副主席緊急指示」這個標題不滿。而閻仲川無意中加了個「第一個號令」,使毛澤東的不滿達到頂峰。以後,周恩來問過毛澤東,知不知道林彪有一個「第一個號令」,毛澤東說,什麼「第一個號令」?我沒聽說過。以後,「第一個號令」很久沒人提起,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發生后,「第一個號令」才被重新提起,閻仲川因此被隔離審查了7年半。其它問題都逐一排除了,只剩下「第一個號令」還遲遲過不了關。1973年,重病的周恩來請總參黨委研究一下,是否過去把閻仲川的問題看得太重了?又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總參黨委作出決定,閻仲川按大軍區參謀長的待遇離職休養。

  1969年10月18日,經毛澤東同意,有關部門發表了《關於中蘇兩國政府即將舉行中蘇邊界談判的公報》。10月19日那一天,是新中國建國以來前所未有的最緊張的一天。遠在蘇州的林彪讓秘書張雲生不間斷地與總參作戰部電話聯繫。平時,林彪午睡時從來沒超過12點,但那天他卻堅持等到蘇聯談判代表團從飛機上下來,否則不睡覺。少睡個午覺對一般人來說,似乎沒什麼,可是要知道,因為抗日戰爭時的槍傷,林彪一直處在難以想象的病態之中。而這時,一切的一切彷彿都不在話下。張雲生對蘇聯代表團乘坐的飛機一步一報,直到中午過後,蘇聯談判代表團的飛機在北京東郊機場落地,代表團成員從飛機上走下來,情況正常,林彪這才鬆了一口氣,肯去休息。

  林彪的「緊急指示」傳達到部隊后,部隊很快進入了一等戰備。不久,蘇聯軍隊也相繼進入戒備狀態。沿中蘇邊境一帶的蘇軍,取消了一切休假,部隊調動頻繁,有些部隊似有向我前沿推進的趨勢。駐在太平洋和遠東一帶的美軍,以及台灣的國民黨軍也都相繼進入了緊急戰備狀態。

  緊急戰備一個月後,北方已經進入冬季,部隊還在野外的戰備工事里。蘇聯在與中國新疆接壤的地區建立了中亞軍區,包括此前成立的遠東軍區,共有兩大軍區虎視中國,何況遠東軍區還是蘇聯16個軍區中唯一擁有20個師以上兵力的大軍區,這使蘇聯對新疆發動「肢解性」戰爭的可能性日益突出。中央軍委發出《高度加強戒備防止蘇修突然襲擊》的指示,說中蘇談判50餘天毫無進展,目前「三北」地區江河封凍,裝甲車輛皆可通過,是蘇修發動突然襲擊的最有利時機。為此,要求一線部隊嚴加戒備,加強偵察,掌握敵人動向,縱深地區要繼續抓緊戰備工作的落實。12月11日,軍委辦事組繼續召開全軍戰備工作會議,針對防禦作戰的薄弱地點,中共中央決定在內蒙古實行軍管。12月31日,軍委辦事組向中央報送了《全軍戰備工作會議紀要》,毛澤東當天指示照辦。

  戰備就這樣持續下來,中國不得不在東北和新疆兩個戰略方向上加強戰備。但是,打仗老是遙遙無期,天卻越來越冷,「三北」地區的疏散部隊還在野營。如果真打起來,也沒什麼說的,命都可以不要,冷點算什麼。可是看樣子仗打不起來了,部隊還凍在野外幹什麼?官兵們受不了,重型武器裝備也受不了。上邊好像把他們忘了。左等沒有撤的命令,右等還是沒有撤的命令,各大軍區紛紛叫苦。林彪秘書張雲生綜合來電向林彪報告,林彪還很奇怪,部隊可以回營了,他們為什麼還要繼續疏散呢?你給黃永勝打個電話,讓他們研究一下,部隊可以停止疏散了。這時,葉群阻止道,首長不能發這個指示,疏散出去沒風險,過早收回,一旦戰爭爆發,這個責任誰來負?於是,林彪不說話,軍委辦事組也不說話,聰明點的自作主張班師回營,老實的就在野外多凍了一些日子。直到1970年4月24日,春暖花開,軍委辦事組才以中央軍委的名義發出《關於部隊疏散的指示》,在野外整整凍了一冬的疏散部隊和重型裝備終於全部返回了營房。

  至於中蘇兩國關於邊界問題的副外長級談判,雖如期舉行,但由於雙方的認識和立場差距太大,一開始就陷入僵局。談談停停持續了將近9年,代表團團長換了幾任,始終未能達成協議。1978年7月以後,就無限期休會了。不過,自從中蘇邊界談判以後,兩國的緊張關係有所緩和,邊界地區再未發生較大的武裝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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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華 發表於 2006-11-14 00:06 | 只看該作者
直到70年代,中國的國家安全都是沒有保障的。鄧小平的經濟改革的最基本條件就是他認為中國會有50年的和平。那是中國的核武器已經武器化、和西方的關係已經緩和之後說的。這兩條都是第一代領導人領導下實現的。但在6、70年代,中國的國際形勢非常不樂觀。南有在越南的美國,北有蘇聯,真是提心弔膽。

劉少奇也是這次被疏散到開封的。現在成了被迫害的證據。

事實上那時的很多領導人都被疏散。毛主席也去了武漢。關鍵人物都在京廣線一帶,便於聯繫。劉去了開封。不同的是,劉那時被打倒。但基本生活待遇還是有的。有自己的特護。

[ 本帖最後由 愛華 於 2006-11-14 00:12 編輯 ]
一個需要謠言作為論據的論點是沒有說服力的。 一個經常被謠言攻擊的人應該是偉人。 一個經常散布謠言的人絕對是道德低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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