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不敗之國，還是孤獨之國？

2006/09/15   
按：不管美國的政治和外交策略是否因「9·11」而變化，但無疑五年前發生的事件，是這個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發生一系列變化的轉折點。今天，世界各地的人們更為理性而熱烈地談論著「9·11」，為了紀念那些逝去的生命，也為了更加審慎地思考美國和世界的未來。美國將何去何從？——做單邊主義的帝國還是世界主義的大國？她應該以何種方式贏得他國的支持與尊重？她應該為世界做些什麼？為了對這些問題有更深入的理解，特別推薦近兩年對這些問題有不同思考的代表性著述。

　　「9·11」已經過去五年了。儘管圍繞著「9·11」悲劇發生的是是非非隨著美國廣播公司（ABC）的《通往「9·11」之路》系列片的播放再次被掀了起來，但更多的人還是從責任追究和黨派之爭中跳出來，轉而從美國何去何從的出發點看「9·11」的發生，看「9·11」的影響，看反恐戰爭的得失，看美國以及世界的未來。

　　孤立的「帝國」

　　以《文明的衝突》而名噪一時的塞繆爾·亨廷頓在「9·11」之後很快就把視角從國際轉向了國內，把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作為一個重要的課題提了出來。在他的《我們是誰》一書中，亨廷頓把「9·11」作為20世紀這個意識形態世紀和意識形態衝突世紀結束的象徵，並認為它宣告了一個新的時代的開始。在這個時代里，人們主要是從文化和宗教信仰的角度界定自己。而美國人則需要認真思考的是，美國該與世界各國保持什麼樣的關係，是擁抱世界，向別國人民和文化開放，還是試圖按照自己的價值觀去改造別國的人民和文化，抑或是保持自己社會和文化的特性，使之不同於別國人民的社會和文化？

　　換句話說，美國是要成為世界主義的，還是帝國性質的，抑或是民族性質的？

　　在1999至2000年間出任美國反恐全國委員會顧問的布萊恩·詹金斯給出的選擇是堅持美國的核心價值觀。在他的最新著作《不敗之國：了解我們的敵人，增進自己的實力》中，詹金斯特彆強調了美國核心價值在反恐戰中的重要性。而在《孤獨的美國》的作者斯蒂芬·哈珀和喬納森·克拉克看來，「9·11」對布希產生巨大影響的新保守主義給出的是第二個答案，就是要去改造世界，確立一個符合美國利益和美國文化的國際秩序。但戲劇性的是，這恰恰也成為了如今美國在伊拉克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就像蘭德公司分析家詹姆斯·多賓斯所說的那樣：「『9·11』恐怖襲擊事件已經過去將近五年時間了，美國外交沒有成功地孤立恐怖分子，但卻孤立了美國。」

　　硬實力，軟實力

　　如今，「新保守派」的思想家和決策者們的輕率舉動已成為諸多不滿情緒的發泄目標。在過去的五年裡，他們支持極力維護美國的價值觀，為伊拉克戰爭、為布希的「先發制人」學說、為在「無賴國家」實現「政權更迭」的想法提供了大部分理論依據。他們同時堅定地認為，推翻薩達姆是在中東啟動民主化進程的關鍵。 「9·11」事件發生四天後，重要的新保守派戰略家保羅·沃爾福維茨敦促尚在戴維營的布希把伊拉克作為反恐戰爭第一階段的目標。而令許多美國人不滿的是，伊拉克戰爭並未使反恐形勢有所好轉，相反卻為恐怖主義開闢了一個新的前線。

　　而讓約瑟夫·奈不滿的則是新保守派過於輕視軟實力，過於一意孤行。在《美國力量的悖論：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為什麼不能一意孤行》一書中，奈教授坦言，從軍事上講，美國是天下無敵的，但問題是，軍事實力本身在世界政治中已經變得不那麼至關重要，而其他形式的實力已經變得越來越重要。奈稱這些其他形式的實力為「軟實力」。它們包括——最值得注意的是——一個國家文化的跨國感染力和受歡迎的國際政權及機構在確定議程方面的影響力。

　　為了反駁查爾斯·克勞斯海默等單邊主義者的「我們如此強大，我們可以為所欲為」的說法，奈在《美國力量的悖論》一書中著重指出，美國——這個自羅馬時代以來最強大的國家無法依靠單獨行動來保護它的國民。事實上，鑒於國際關係和恐怖主義威脅的發展趨勢，它需要其他國家的幫助。隨著反恐鬥爭走向深入，美國人越發意識到許多東西是美國無法控制的：美國單槍匹馬不可能抓獲躲在全世界邊遠地區的所有「基地」組織頭目，美國人也不可能隨時發動戰爭而不導致疏遠他國和失去締造和平所需要的合作。在《軟實力》一書中，約瑟夫·奈則進一步提出忠告：美國如要打贏反恐戰爭，它的領導人就必須學會更好地把軟實力和硬實力結合起來形成「可觀的實力」。

　　「和解」之重要

　　「任何人都不喜歡武裝的傳教士」。在《鯊魚與海鷗——法國與美國的天下爭鋒》一書中，法國總理德維爾潘借用羅伯斯庇爾的話一針見血地點出了美國在伊拉克的困境，並以另一種方式解讀美國的傲慢與偏見及其所可能導致的惡果。

　　不同於一般的批評者，德維爾潘並不陶醉於自己在伊拉克戰爭等問題上的預言正確，而是希望美國能夠從伊拉克戰爭及反恐戰爭的教訓中體會到「和解」的重要性。這種和解既意味著美國能夠更體諒地處理與他國的關係，意味著美國能夠重新發現和接納他人的文化，也意味著美國能夠在寬容的氛圍里攜手其他國家一同爭取反恐戰爭的勝利。

　　作為一個有遠見的政治家，德維爾潘提出了一個人們在後「9·11」時代特別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人類在疏離集體命運意識的過程中感到團結互助將成為一種新的需求，它既是初露端倪的現實，又是應盡的責任。而尤其需要布希和他的新保守派戰友們注意的是，團結互助原則是實現民主的前提條件，在美國極力推行所謂的民主制度之前，有必要問問，自己為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們做了什麼，做了多少？

　　歷史充滿了如同「9·11」事件一樣的轉折點，但是，歷史沒有回頭路。今天，人們更為理性而熱烈地談論著「9·11」，不是為了抱怨，也不是為了嘆息，而是為了拂去身上的塵埃，撤去眼中的橫樑，把過去五年間所失去的相互的理解和信任重拾起來，讓美國強大而不孤獨，讓我們的目光更加充實而非迷惘，讓各種文化百花盛開，讓人們的心靈自由翱翔。如此，那些失去的生命也才真正得到了紀念。（張國慶）國際先驅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