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仁宇：《中國大歷史》 [連載]

黃仁宇：《中國大歷史》

為什麼稱為「中國大歷史」？——中文版自序


macro-history這名詞刻下看來由我創用。如果有前人用過，則恕我查訪未周。其實此間之出處與是非已無關宏旨，因為這名詞縱是新穎，已乏創意。經濟學家以貨幣之流通影響到物質與雇傭之最基本的原則統稱之為『宏觀經濟學」（macroeconomics），而以內部較精密之觀察有如涉及物價指數與商業周期等詳情稱為「微視經濟學」（microeconomics）由來已久。亦從未有人出面自稱為始作佣者。宏觀與微觀亦不過放寬視界與計及精微之不同。改稱大小，轉用於歷史，顯系模仿而非發明。

至於我自己將宏觀及放寬視野這一觀念導引到中國歷史研究里去，倒確經過一段長期間的周折。

大部原因出自命運之安排。我年輕時從軍10年。解甲退伍之後，負笈於海外，可謂「學書未成先習劍，用劍無功再讀書」。有了這樣一段顛簸之經驗。自己尚在憧憬於近身所見聞的事迹之真意義，而一旦授有學位，作為人師，在美國學子之前講解中國歷史，深覺得不能照教科書朗誦，尤其每次複習與考試之後，不免捫心自問；他們或她們須要理解井田制度到何程度？與他們日後立身處世有何用場？難道他們或她們必須知道與HanFei Tzu（韓非子）同受業者有Li Ssu（李斯）其人；他曾鼓勵Shih-huang-ti（秦始皇）焚書，后又為宦官Chao Kao（趙高）所構殺？Empress Wu（女皇武則天）的一生事迹僅是「穢亂春宮」？對我的學生講，除了用她與沙俄的Catherine the Great（凱瑟琳二世）比較；或與清朝的Empress Dowager（慈禧太后）比較，這段知識尚有何實用之處？

當然我無從將數千年的歷史內凡一人一時一事提出與今日之西方處處銜接，講到午前之用場與黃昏之用處，提供建築師與會計師應參考的地方，這樣一來更感到綜合的重要。

在1960年代，我就覺得我們應當廣泛的利用歸納法將現有的史料高度的壓縮，先構成一個簡明而前後連貫的綱領，和西歐史與美國史有了互相比較的幅度與層次，才談得上進一步的研究。

其實我們自己對中國現代史的看法，亦復如此。到目前為止，我們對蔣介石、毛澤東與鄧小平的看法亦無非出自個人之愛憎。可是他們代表廣大的群眾運動，所得的成果又大都已成為既成事實，不可逆轉，那我們就應當考慮這些群眾運動之積極性格及其前後連貫的出處，不能全以本人之恩怨當作歷史之轉折點了。

1970年，我得到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的一筆研究費，前往麻省劍橋研究明代的財政稅收，受費正清教授的督導。費教授對我個人和我家庭的善意照顧，我已在其他書刊里敘及。可是在治學方法上，我們卻也有根本不能融洽之處。他重分析，我主張綜合；他堅持以20年為研究的範圍，我動輒牽涉一個世紀或一個朝代；他用演繹法，我用歸納法。後來《明代十六世紀之財政與稅收》書成，未交哈佛出版，而送至英國劍橋付梓，不得已也。

此中有一個明顯的例子，作《財政與稅收》時，我曾用明代方誌39種，內中無不包括當日徭役稅收的標準名詞，有如「里甲」。「均徭」、「驛傳」與「民壯」。如果用以分析，讀者可以—眼看出當中毫無體系，可算雜亂叢蕪，互相矛盾，我們可以斥之為官僚制度之無能．也可能責之為腐化。可是經過一段綜合之後，所見又不同了。明代稅收章程一方面包括著一種中央體制，一方面又顧及地方實況，內中有永久法則，亦有臨時條款，總之即不明白區分，而系囫圇的套入，所以外表全國一致，實際當中則萬別干差。因為如此，全朝代避免整體的改組而能支持276年。但是如此之中央管制產生一種負面作用：此體系不鼓勵各地發展其特長，而製造一種人為的平衡。這種作用，是好是壞與我們今日所面臨的問題仍然有關。所以歷史學不專恃記憶，它本身也成為一種思維的方法。

日後我作《萬曆十五年》時注重官僚系統里以儀禮代替行政，維持各品級文官的協同和諧，不顧及各區內經濟因素之公平而自由的交換，大致得益於研究明代財政與稅收之心得。

1972年我去英國劍橋襄助李約瑟博士關於《中國科學技術史》當中一段的研究工作，有機會和這位「魁梧長者」接近。有人批評他古怪孤僻，在某些情形之下也確是如此。他的書籍與筆記就擺在學院里四五處不同的地方，分類的方法也全在他自己腦內，如果要尋覓某種資料，他不待說完就走，學院中的草地向來就禁人通行，他在此時常用做院長之特權，不顧禁忌，以最直線的途徑大步跨線而去，使我緊隨在後也只好跟著犯規。

我和他討論辯論多次之後，發覺他治學的方法，也以綜合為主，尤以他和我說及：「在我看來，歐洲的宗教改革，文藝復興，成立民族國家，進行資本主義是一成套的行動，一有都有。」那麼就有一種歸納重於分析的趨向了。他又和我說起：「即算陰陽五行，大家都認為是假科學。我們不要不加審問，劈頭就說它錯了。我們先要檢閱此中邏輯，如果是錯，我們也要追究錯在什麼地方。我和李公相處一年，以後又在1974、1975和1978年重去劍橋。我受他啟發的力量非一言可盡，事後想來，我寫《資本主義與廿一世紀》採用一種綜合的幅面，不隨著別人去走牛角尖，其設計已肇始於1970年代與李博士在劍河河畔閑步縱論古今時。

迄至70年代的後期，我已將自己在課堂上的講稿逐節修正，一步一步接近於現有布局。中國通史的原始資料不能脫離《二十四史》。可是這叢書篇幅浩繁。以北京中華書局所出標點本言之，雖醒目易讀，也有76000餘頁，即一個學者不務他事專心每日讀50頁，也要四五年，井且當中很多天文地理孝子節婦的記錄與今人甚少關係。《資治通鑒》也用《二十四史》作藍本，只是將分列在本紀、列傳、志各處的節目再加以不見於上篇幅之資料剪裁連綴成書，其弊也仍是過於支持傳統社會的價值。《資治通鑒》英譯為Comprehensive Mirror for Aid In Government，再直譯回來即是：「用以資助於行政的一面完全的鏡子」，這當然不放棄傳統道德的立場，而司馬光本人就捲入了王安石改革中的游渦，他的觀念免不了一個歷史「應當如是」演進的偏見，而不及於我們亟欲知道「何以如是」展開的因果關係。

我已經迭次在各處發表，我寫的歷史是從技術的角度看歷史，不是從道德的角度檢討歷史。這井不是說道德不重要，而是新社會的道德要靠社會的結構而決定其內涵，不如過去農業社會裡人與人之關係為單元，所有道德觀念及其尺度可以亘世紀而不變，放大眼光說來，這也是說司馬光等的道德觀念有等於歐洲文藝復興前之標準，尚未進人韋伯所說的「新教倫理」之境界。

作此書時我當然引用《二十四史》及《資治通鑒》等基本資料，也仍借重過去寫中國通史諸大師如錢穆，鄧之誠、周谷城各先生的見解，更參考西方的次級資料。但在多少情形下仍不免掛一漏萬。我自已了解現代中國的基點仍在晚明。1960年間我曾在教書之餘讀過《明實錄》一遍。全書133冊費時二年半，至今受益。至於本書特出之處則來自《二十四史》內之《食貨志》。二十四史內有食貨志12篇。雖然內中繁簡不同，作者的見解尤不能與今人相較，但其中6篇巳有西方及日本學者詳細譯註，構成了今日治經濟史者最好的線索。迄今我最大的困難仍是無法提供一種既適切而又不浮誇「參考書目」。如果要廣泛的張羅則雖四書五經西洋經典著作都應列入（文中即已提及《易經》三次，《孟子》九次），如要簡短則雖費正清與李約瑟的基本著作也應捨棄不提。總之，既為一種大歷史，又因綜合歸納而成，則自作者束髮受教以來所誦習之文件均有影響，旁及於文理哲學報紙雜誌。

1980年我脫離教職，自此花了一段時間整理撰寫修訂此書之英文本。當中若干資料不易壓縮，曾使我一度躊躇，有如北魏亘北齊、北周至隋唐之「均田令」也前後不同，「五胡十六國』之種姓也極混亂，即南宋與金之和戰亦是前後反覆，我在稿中只介紹此為一種觀念或一種現象，因為我自己曾經整理明末財政，知道很多技術上之變數在長期歷史上之衍進無決定性之影響，不願以之煩勞我的讀者。反之則袁紹一家父祖經歷、黃巢行軍路線，因其情形特殊，引起作者與讀者共同的好奇心，其瑣屑之處也代表一種罕有的現象，則又據實寫出。此中差異乃是本書注重想像，不注重機械式的記憶。有了這樣的剪裁，我才能騰出篇幅介紹敦煌龍門石窟的外觀與內景，又在記南宋之一章得有幽閑敘至西湖景色並及「白蛇傳」。

我認為近代中國所面臨的最大一個問題乃是傳統社會不容產生現代型的經濟體制，在綜敘背景時我稱唐末帝國帶擴展性，明清帝國帶收斂性。雖然這線索擺在很多小故事之後，明眼人一看就看透了。我剛將書寄往劍橋，不久之後就接李約瑟博士來函：「哎呀，」他寫著，「一切靠抽稅而轉移！」最近香港行政局議員錢果豐博士（私人方面我們是世交）也在香港電台接受訪問時推薦此書，提到盛唐之後中國再無有效的稅收制度打開局面。可見得他們已先有和我相同的共識，所以一經說破，引起共鳴。

可是不久之前也有—位書評者在報刊里寫出：不論我寫的歷史是否談及古今中外，我總在把中國寫成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

這個說法使我想起一段故事：數年之前尼克松講到他見毛澤東時，他恭維毛：「主席，你寫了幾本小冊子，竟使整個中國改觀。」

毛立即抗議：「我怎麼能使中國改現，我不過使北京一二十里的地方，這邊那裡稍微扭轉一下罷了！

毛澤東猶且如是，我怎敢想望由我的文字使中國改變？況且歷史從業員的工作只是報導已經發生的情事之前因後果，不及於籌劃未來，事實倒是這樣的：我剛將《中國大歷史》整頓組織就緒，時值1981年間，正不知如何收篇，而中國領導人正在提倡「摸石頭過河」，關於他們改革的新聞，經常在美國報紙雜誌里出現。這種趨勢和徵象與我私下想像中國歷史和西洋文化匯合，以商業組織代替過去農業組織之體系，逐漸進入以數目字管理的諸條件符合。這種種條件不由我創意，而源於英國研究17世紀的專家克拉克（Sir George N.Clark），他認為英國在光榮革命後進入這境界。將一個農業國家蛻變而為一個工商業國家不是一件容易事，我常用的一個隱喻：有等於一隻走獸蛻化而為飛禽。以英國的農業基礎、社會習慣和法規傳統而能使銀行開設於鄉鎮之間，土地能隨意典買抵當，各地創建付費公路（turn－pike），人口能自由移動，17世紀之前已是不可思議。只因為日子久了，我們以為英國曆來如此。想像不到要將這樣一個國家當作一個城市國家那樣的處理，以貨幣作管制全民的工具，不可能避免一段奮鬥。本書有10頁左右的篇幅介紹西歐國家進入這境界的程序。中國是否已進入這境界，讀者一望可知，至於中國應稱目下的體製為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我主張讓摩登學究去爭辯。

話說回頭，80年代最初的幾年，我雖有以上的愚見，還不敢申張，直到大陸上『承包到戶」的政策普遍施行，使人民公杜不復成為生產的單位，情勢確是不能逆轉，才將本書結論作較肯定的說法寫出，再加以背景上有幾十年的籌謀思慮，那也就不能說我和出版者沒有慎重將事了。

為什麼稱為「中國大歷史」？

中國過去150年內經過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革命，從一個閉關自守中世紀的國家蛻變而為一個現代國家，影響到10億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與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許我們用尋常尺度衡量。本書作者不是哥倫布，他沒有發現新大陸。可是他像一個普通船員一樣隨著哥倫布航行4次，親歷牙買加、宏都拉斯諸地，回到西班牙，說及確有一個新大陸的存在，聽的人還說他在胡講瞎吹，那也就怪不得他不耐煩了。


黃 仁 宇

1993年8月18日 紐普茲

第一章 西安與黃土地帶標

前言

西安是中國歷史的一座重要舞台，許多人物事件在此牽連、搬演。作者經由它，引領我們進入時光，看看歷史是怎麼發生的。在現今考古仍舊無法證明夏代以前的歷史記載是否確實時，有甲骨文和殷墟遺址佐證的商朝，便成為敘述中國歷史的起點。

西安的位置接近中國的地理中心，現在已成了旅遊者注目的焦點。撇開其他的條件不說，它是中國歷史上11個朝代的都城所在，最早的還可以追溯到秦朝統一中國之前。它在歷史上所享有的盛名，遠超過任何其他政治中心。不過令人遺憾的是，由於內憂外患，古老的建築早已蕩然無存，只有廢墟還保留了一些昔日的雄偉氣象。

在現今西安市的東邊，也有好幾處有名的歷史遺迹。距離西安城不到五英里的地方是半坡村，它至少有6000年之久，是目前中國境內所發現的最大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從墓葬的形象看來，半坡村的社會當屬母系社會。

西安是十一個朝代的都城所在

西安城東北不及20英里的地方有華清池。據說8世紀的一位唐代皇帝（玄宗，713—755在位）所寵愛的妃子（楊貴妃）曾在池中沐浴。唐玄宗本身就是一位藝術氣息濃厚的人物，據說中國的戲劇是他創始的，而他所愛的女人，更是「資質豐艷，善歌舞」。華清池也因她在此一濯芳澤而享名千載，但是他們的故事卻以悲劇結束。西元755年（天寶十四年），一位鎮守邊關的將領（安祿山）以「清君側」為名，起兵造反。叛軍逼近京城，皇帝一行往西逃向四川，到了馬嵬驛的地方，護衛的將士要求皇帝對楊貴妃作出斷然處置，否則不肯用命。在這情形之下，即令是天子，也只好讓他寵愛的妃子當場被縊死。一位向來沉湎於歡樂的君主，從此意懶心灰，自逃亡至退位之後，他的殘年，充滿著寂寞和悔恨的情調。一位時代去他不遠的詩人——白居易，以極帶想像力的筆調，描寫唐明皇（後人給他的稱呼）終夜不眠，看著宮前螢蟲飛來飛去，階下落葉也無心找人打掃的心情。這樣的憂恨纏綿只有越陷越深，非人世間任何因素可能稍一舒慰。這首《長恨歌》，也隨著流傳千古，直到1920年和1930年間，仍舊為小學生所習誦。也可見得即使是君主制度下的教育，在開口閉口不離道德之餘，並沒有完全忽視情緒和抒情主義。要是全然的不近人情，則不會讓這樣的一首詩歌，傳教學習，直到民國時代，還去打擾年少公民的未成熟心情了。有了華清池和楊貴妃的故事，我們也可以存著信心，不論經過任何意識形態之熏陶．也不論古今中外，人類共同的情緒，有如一座大水庫，永不會枯竭。

去華清池的溫泉不遠，有1936年西安事變蔣介石蒙難的地方。當年12月12日，「少帥」張學良的部隊沖入委員長行營，要求他停止對共產黨的「圍剿」；以便一致對日抗戰。這兵變的目的既達。中國的政治從此改觀，間接也影響到全世界的歷史。時至今日，在某些方面講，我們仍然感覺得到這五十幾年前的事變之後果。當年「雙十二日」槍聲既息，國府的最高統帥被一個下士班長和一個士兵發現。他孑然一身，未被傷害，躲在附近驪山的一個山洞裡。今日該處有一座亭子，紀念當年歷史之展開竟讓這兩個藉藉無名的角色，去完成如此一段帶戲劇性而具有如此龐大後果之任務。

越是接近驪山，我們也更感覺到和歷史接近。它的影響愈濃厚，它的展開也癒合時宜。本來我們也已經知道秦始皇帝葬在驪山，去西安約40英里。此人被稱為世界上最可怕的專制魔王之一。他在公元前221年統一中國之後，用焚燒詩書和活埋反對者的辦法去鞏固他的統制。他的「陶器兵馬」在1974年發現。內中包括塑制的兵俑，和實物的兵器與戰車。美國的三位總統曾來此觀光，一些兵俑器物也曾送到國外去巡迴展覽。

但是秦始皇不是中國歷史的起點，秦始皇統一全中國，距離中國文化的開始已有好幾千年了。按照一般的順序。我們應當先處理其他的幾個題目，當中首要者無過於地理背景。當旅遊者乘火車或汽車前擔臨潼縣參觀驪山及華清池時，應先注意四周黃褐色的泥土，這種泥土與美國田納西州一帶耕地的土壤相似，它是中國歷史開展中的重要因素。當地周圍景物通常較路基為高，所以這黃土不難觀察。

中國文化有多種源頭

本書成稿之日，我們沒有絕對的證據，能夠斬釘截鐵地說，中國文化完全是在本地萌生，或者說當中至少一部分受到地中海文化的影響。20世紀初期，學者多崇尚后說，主張中國文化之起源，不僅較埃及與美索不達米亞為遲，其使用青銅與鐵器尚比這兩處至少要遲1000年。有些學者甚至認為中國文字可能也是埃及象形文字之變體。中國史前陶器上的文飾就和中亞及近東所發現的類似。目前這「世界文化一源說」已被中外無數學者指摘。中國的文字被認為特創一格，即數目字亦與眾不同，陶器上膚淺的相似之處敵不過基本的差異。中國的冶金術即使在原始的階段也表現出技術上之特色，而無模仿的跡象。中國的栽培作物更顯示出中國的農業與近東出於兩源。最近人種學家和考古學家甚至指出，即使在中國境內，文化的起源也不是一元的，從東北到珠江流域，都可找到文化起源的遺迹。

雖說鐘擺現在已經搖轉過來，中國文化獨立自創的理論顯然比較站得住腳，我們卻不能武斷地說再也沒有爭辯的餘地。我們可以作的結論是，不管它是本地獨創或是外間傳，中國文化受地理條件的因果關係極深。不論中國當初受外間發明的影響或淺或深都不足改變這觀點。當初期農作物受東亞大陸的土壤和氣候影響的時候，中國文化的因素就開始與當地居民結下不解緣（詳第二、第三兩章），以後也始終如此。基於這個原因，西安附近之黃土，也就更值得注意。

夏代的存在仍然存疑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考古學家用碳14放射性的技術，斷定中國新石器時代之遺址最初出現於公元前4000年，或者還要早。可是以文字記載的歷史，卻不能追溯到這麼久遠。根據史書的記載，最早的「朝代」為夏，它的出現若能證實無訛，也只能把中國歷史的前端擺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可是關於「夏朝」的傳說雖多，也仍沒有考古的實證確斷它的存在。懷疑的人提出，要是這朝代確曾出現，至少應當在古物附近有文字出現。相信夏朝實有其事的人則辯說，中國文字出現於公元前2000年，只是最初的文字寫在竹簡和絲織品之上，年久月深業已腐朽。現存關於夏代的事迹，出自口傳，再由記事者寫在竹簡之上，輾轉抄傳，所以較遲。兩方所說都有理由也仍不能成定論。

現在能確切證明之中國歷史，始自公元前約1600年的商代，這朝代的兩座都城和約十處國王埋葬之陵寢業經發掘。不僅它的文字確切的存在。而且其字體鏤刻在獸骨之上。出土的這種「甲骨文」碎片，數以十萬計。

商代遺址在今日的河南省，歷史上稱為「關東」，我們也可稱它為「東部平原」。它和西部西安一帶的「黃士高地」構成一種東西軸心。「商」之成為一「朝代」也是名正言順。它的王室譜系全部保存無缺。國王傳位一般采兄終弟及，偶爾父死子繼。此外商人也可以視作「商民族」，因為他們壟斷冶制青銅的技術，在軍事上佔優勢，也保持著宗教上的向心力，所以能凌駕其他民族之上。他們的青銅器皿，不是兵器，就是祭器，只有極少數例外，其製造採取集中的方式由國家監督。

商文化的內容豐富

商文化表現著它和同一時期其他文化等量齊觀，卻並不一定就能代表傳統中國的特色。例如商代社會雖屬父系，但是它的貴族婦女卻享有相當自由，幾百年後，甚至幾千年後，中國婦女仍不能望其項背。商人好酒，興緻高而活力充沛，他們殺人作祭祀，毫不感到罪惡，而且在甲骨文上不斷的留下人祭的紀錄。他們能派遣3000人的軍隊，作百日行軍的遠征，這樣的軍隊尚可以由附庸國家的部隊支援。有時候作戰的目的在於掠奪取利。國王的陵寢由上至下掘土而成，上端的坑大，越至下端愈小。國王的陪葬品有戰車與馬匹，殉葬的人被斬首，頭顱和軀體整齊地排列著。而由上至下以泥土敲打而成的梯級，則顯示出殯時必有繁縟之儀節。

商民族雖已從事農業，卻仍保持著漁獵的傳統。他們在500多年的歷史內，遷都的次數在6次以上，而且甲骨文上經常有狩獵的記載。商代最後的一座都城，臨近現代的安陽，考古學家在當地發現極多獸骨。農業的操作似由奴工執行，在一處坑內所置放的石制鐮刀有好幾千把。

甲骨文上的記載表現著商朝的國王對於天侯極度關心。編訂曆日，也是王室重要的職能。在這些方面，商朝與此後以農立國的中國已保持著傳統之聯繫。而甲骨文的書法，更是與中國文化一脈相傳。

甲骨文的書法

當初甲骨為巫卜之用，現存的甲骨，則是商代的史官根據原件複製作為一種永久的紀錄。甲骨的大量出土，使當時事物逐步可考，給後人看出此間一個初具規模的國家即將發展成為一套令人心折的文化。根據專家統計，甲骨上所記載的不同文字，為數共約3000，其中1000字已可以辨識。這種古代書法，乍看起來變化萬千，可是因為其由原始的天才人物設計，引用永恆不變的意義為根柢，當中之一部分今日可能為熟悉東亞文物的人士一眼看出。下圖所列，其最基本的原則可謂出人意外的簡單：

左端為象形，日圓月彎，一經畫出，不待解釋。會意由象形稍加引申而成，例如日在樹後上升．是為東。雙手執雞放在樽俎之內，是為祭。還有不能圖解之觀念則可以同音字代表，如「亦」字發音與「腋」同，所以畫人之兩腋為亦。「來」與高粱之「來」同，所以畫「來」而得來。其他「轉注」、「假借」等也不外將這些基本原則重疊而擴大的使用。值得注意的則是青銅時代的書寫方式和今日報紙雜誌的鉛字一脈相傳。

這些原則一經推廣，今日之漢字為數2萬，又經日文與韓文採用，無疑的已是世界上最具有影響力的文字之一。它的美術性格也帶有詩意，使書寫者和觀察者同一的運用某種想像力，下至最基本之單位。上海人的滬語發音軟如法語，廣東人的粵語發音便如德語，也能用同一文字互相會意。所以這種書寫的方式促成中國人文化上的團結，其力量不可權衡。只是既有長處也有短處，其引用起來，不管是一條弔慰的短柬或是一張實驗室的報告，同樣要從擺方塊的形式作起點。中文的前置辭和聯繫辭少，抽象的意義只能重樓疊架構成（如本書文句中之「的」后帶「之」，「之」后又「的」）。也要將可以眼見耳聞的事物極度的延伸，才能成為可以理解的觀念（有如「抽象」即系抽出其相，與「具體」之具有其體相對）。其為單音字，又要寫上10個字才能代表10個音節。文人用筆，通常省略當中某些環節（例如「一將功成萬骨枯」，只有兩個子句，當中無聯繫辭，也不知道所說系理論抑是事實），雖說言簡意賅，卻不是嚴謹、正確的通信工具。

公元前1000年左右．甲骨文的字彙，飽和到大約1000個字（專家認為其他的2000字大致為專有名詞），青銅技術也達到最高峰的時候，這兩文化為周所替代。周發源於西安附近，為後起之強國，此後數千載，這黃土地帶上的一雄給中國的影響，遠超過東部平原的商。這地區自中古至近代並非中國最富庶地區，更不是最容易接近的地區。西安總攬這地帶卻註定要在中國歷史里產生決定性的作用。以一個天馬行空的比喻來說，就如同讓得克薩斯州和俄克拉何馬州在歷史上的功效，超過東部的麻州或賓州。這種比喻別無他意，不過強調地理因素在歷史上的重要。中國文化為亞洲大陸產物，美國文化則離不開大西洋的傳統，此中有一個深刻的差異。

第二章 亞聖與始皇


前言

武王伐紂，建立周朝，以封建方式制定了一種合乎當時農業擴張的統治形態，又以宗法制度使封建統治更加穩固。800年的統治中，影響之深遠，常使歷史學家難於區分，究竟某些特色是周朝的還是中國人的性格？

說來也難於相信，從個人說辯的能力和長久的功效兩方面講，孟子在傳統政治上的地位要超過孔子，雖說他受業於孔子孫子的門人，因之被中國的皇帝和文人尊為「亞聖」，亦即第二個聖人。威利（Arthur Waley）在他的傑作《中國古代的三種思想》中即以孟子代表儒家，和道家與法家對立。

孟子的生卒日期不詳，我們只知道他活躍於公元前300年左右。《孟子》一書，是亞聖言行的紀錄，其中最後一章，縷敘周朝立國后700年的事迹。他出生於山東之鄒，在西安之東約700英里。

孟子的政治觀念

孟子生在中國歷史上一個極為動亂的時代。周朝的王室既已衰微，諸侯開始互相攻伐吞併，到最後只剩下一個秦國。當孟子在政壇活動的時候還有12國。他訪問了當中的一國——齊。齊國的國王剛在軍事上大獲全勝，打敗了北方的敵國——燕。他企圖井吞燕國，又怕其他國家干涉。孟子沒有在戰略上或外交行動上給齊王任何吞併或是撤退的勸告。可是他倒主張尊重民意，因此他給讀者的印象則是，可能時，他會讓燕國國民自決。他在政治上不能接受現實也不能得到齊王朝廷的歡迎，於是只好前往其他國家，希望有機會效力，得以宣揚「王道」，可是毫無成果。

然則最崇慕孟子的人也不能說他在提倡現代的民主。他所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乃是針對以世襲貴族治理為數以百萬計的農民的政治體系而言。即算盂子有時候好像提及人民有一種「公意」，如果把這觀念稍微延伸，好像可以視作「公眾的權力」，可是他所謂的自決，絕不是毫無條件的自決。嚴格說來，其範圍不外生存的權利。他在「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的文句里已經勾畫著一個最低限度的保障。其提及生活程度，則以「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為標準。換言之，孟子之為政治思想家，著重「君子」對多數「小人」抱著惻隱之心，而不堅持本身之私利。他的哲學以慈悲為懷，甚至以為這種悲夭憫人的心情出自人類的天性。

值得注意的，乃是孟子和孔子一樣，認為這種施政方針始自700年前的周文王。《孟子》一書與孔門子弟的《論語》同為君主時代的神聖經典，直到1905年文官考試製度停止之日，同為皇帝開科取士的不二法門，構成中國歷史中持久不變的「莖幹」。

以人心維持政府這一觀念，並無特別了不起之處，這觀念也非中國人所獨有，可是不論付諸實施與否，卻被中國的統治者當作口頭禪，前後宣唱達3000年，甚至成為公眾生活理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有似其他國家的憲法情義。這樣一來，這才值得注意了。如果說這是中國人的特徵，也還未說盡此中的奧妙，因為其中尚有天候地理之因素在內。我們讀《孟子》時，挑選某些章節和周朝立國后700年的事迹對照，則當中的關係更為明顯。

周民族的發展

現存的資料不能使我們確定周民族的來源。他們留下來的一段簡短傳說，也和其他原始民族的傳統一樣充滿著神話與幻想，可是這傳說不斷地提及農業。周人之始祖契據說自幼就熟悉栽種食物和麻，成年之後成為商朝的農官。直到商朝末年有關周人的歷史才有相當的可靠性。這時候周民族是商所節制的部落國家之一，以西安為中心，在渭水流域擁有農業基地。到商代最後的一個國王期間，周王不是因為他的威勢，就是由於他的仲裁力量，巳開始打破局面。不少名義上受商節制的小國家，已開始向周臣服。周之勢力東漸，及於漢水，尤其威脅商在東部平原的側翼。商周武力衝突一開，周王西伯曾一度為商之階下囚，以付賠得脫。

西伯的一個兒子終能糾集多數叛商的部落國家東征，於是以周代商，事在公元前1027年或1122年。這不同的日期，由於不同的專家據史跡考證而有此差異。讀者必須知道：中國古代史里的日期只在公元前841年之後才能確定無誤。因為自此以後。古書里提及天候星象的變化，可以和外間的紀錄對照。841年前的日期帶有推算性質，不能視作絕對的可靠。

叛商的領袖，成了一代英雄。他所創建的朝代，茲后連亘約八百載，可是他未曾自稱為朝代的創始者，而以此名位加在他父親西伯頭上。西伯被溢稱「文王」。其為「文」，則是溫和謙讓，有大政治家的風度。他的兒子名發，以後被溢為「武王」，以表彰其戰功，有此先例從此子孫不能在祖先面前逾越，文治勝過武功，成為中國政治上的傳統。只不過口頭如此歌頌，事實發展卻不盡然。

周代的文化

我們可以相信周的青銅技術不及於商。從出土實物看來，自周代商之後，青銅的製造設計大不如前。但是這黃土地帶的統治者入主中國后，隨著就產生許多文學作品，有些至今還傳頌不絕。父位傳子的原則從此代替了商的兄終弟及。兩個民族或國家間宗教上的差異也極為明顯，商人尚鬼，大凡一切事情之成敗，從戰爭或利或不利，到牙痛發炎，都有特殊的祖宗作祟。這種萬物有靈的信念（animism）自周而中斷，代之則為周代的祖先崇拜。周人認為綿延宗嗣是後代的義務。有些學者懷疑商與周具有種族的差異，可是其間的區別不可能極深，因為文字上未因更換朝代而產生劇烈的差異。此外，我們可以相信黃土地帶很可能是中國農業的發源地。早期周人流傳的民歌，就提及很多不同種類的耕作物。

整個看來周人實為中國初期各種制度的創始者，其中最具創造性的人物為周公，他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時至今日，歷史家對他的規劃，沒有一致的看法。不過我們綜合古籍的敘述，無妨稱之為「間架性的設計」（schematic design）。這種設計以極簡單的口語道出，用一種數學的觀念，夾帶著一種幾何圖案，向真人實事籠罩過去。主要在使人口統計和土地測量的技術尚未準備妥當之際，即在一個區域廣大的國家內，造成了一種人為的政治區分。

假使以同樣的設計組織美國，則密歇根湖岸所有不規則之處即可以全部忽略不計。我們可以假設它之整飭有如懷俄明州的州界般整齊。在那種理想的方式里，縱使實際上國都偏東，我們仍可以將它與哥倫比亞區同置於地理的中心，很方便的與緬因、佛羅里達、俄勒岡、得克薩斯及亞利桑那各州等距離，就算它各為1500英里吧。國都又務必有近接的各州環繞，那麼也可以讓馬里蘭州直接與俄亥俄州接壤。這還不算，各州內的縣、鄉、鎮，也算全部方整。實際上如此磚砌的設計不可能全部認真的付諸實施，只是當日地廣人稀，有些矛盾的地方也可以馬虎不計。上層領導人只憑一種抽象觀念即可以將全部人眾組織起來。

封建與宗法

周朝的制度，向稱「封建」，英文總是譯為feudal，其實封建制度與歐洲的feudalism（封建制度）只有某些方面相似，而且其相似處在精神方面，而不一定在實質。大致說來兩方都是以世襲貴族掌握地方政府。周代的諸侯．有王室的家屬、商之子孫，和現有各部落國家的首長。他們按國之大小，理論上以五等面積，封為五級。這些諸侯各按所封地距國王都城的距離而有不同的功能和義務。理論上封地都處在九條大型方格的地帶里，各與國都同心。事實上這種方格在地圖上也畫不出來，況且當時西安也不是全國的中心。可是這間架性的觀念則不難領會。

雖說有如此大刀闊斧而不合實際的觀念，周公很多的創設還是可以在事實上證明，而且下及纖細之處。其中奧妙不難解釋：他所有組織國家的方案著重在至美至善，符合自然法規（natural law）。雖說遷就融通之處所在必有，其下級則務必先竭心儘力做到理想上的境界，同時上級也不時向下級施加壓力。及至最後真是力不從心只好任其不了了之。中國政治思想家受官僚主義影響，經常重視形式，超過實質，可算其來有自了。年久月深，當初技術上的需要，日後也就被認為是自然法規之一部。

周公另一創製是將封建與宗法關係結為一體。每個諸侯的疆域內，必有宗廟，它成為地區上神聖之殿宇，其始祖被全疆域大眾供奉，保持著一種准親屬的關係（所以時至今日，很多中國人的姓氏，源出於當日部落國家的名號）。在領域內不僅公侯伯於男的名位世襲，即主持國政的卿及大夫也仍由指定的世系所把持，他們在周朝成立時，即各在領地內擁有地產。他們也兼有軍事領導權。在周朝的前期，世襲的武士兼統治階層，與一般人眾有別。

周朝全國的耕地據說構成一種「井田制度。一「井」，包括約40英畝方整的土地，每邊各以三分，割成9個等方塊，每塊約45英畝。八家農戶各耕耘外圍的8塊方地，並共同耕種當中一塊「公地」，亦即公侯所領之地。這樣的安排，不必全照規定一成不變的辦到，卻好像已在廣大的區域內施行。顯然當日農民認為在中央地區無代價的工作，有如一種公眾的義務。流傳所及，今日中文字里公眾之「公」也與公侯之「公」無別。

說是周朝創造了封建制度，井不言過其實。事實上周人借著封建，廣泛地推行了農業。因為封建又與宗法相連，才保持了全局的穩定性。這後來被稱為「儒教」的和平共存的原則，日後被孔子一再稱頌，而將它歸功於文王和周公。以上一再提及的注重形式超過實際，又儘力於儀節的種種特性也與以農立國的中國結下幾千年的不解之緣。這也就是說周朝統治中國達800年，不可能沒有留下永久的影響。有時即使歷史家也很難區分究竟某種特色是周之性格抑是中國人之性格。

春秋與戰國

可是周朝王室在一個廣大的疆域內作為多數農業小國家的宗主，實際上保持著發號施令的力量，不過約250年。最初的世紀內，新耕地不斷開拓，「蠻夷戎狄」逐漸自漁獵生活改為耕耘，周朝責成他們進貢，朝廷對各種爭端的仲裁也頗有力量。只是在公元前8世紀或甚至還要早時，以上種種積極因素逐漸失效。公元前771年，國都西安被入侵的戎人毀滅，國王被殺。王子東遷，以後的周朝在歷史上稱為東周，從此政治上長期衰退，直到周的領域全被秦國吞併，而秦最初也是向周臣服之國。

傳統上東周又被分為兩個階段。可是兩段之間，並不銜接。自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81年為「春秋時代」。公元前403年至公元前221年為「戰國時代」。如此稱呼，純系根據兩部歷史書籍而來。《春秋》是魯國的史書，以春去秋來的方式記載前一階段的重要事迹。《戰國策》是一部不具作者姓名的著作，片段敘述秦統一之前約182年各國間的軍事與外交，兩書各有獨到精采之處。

在這兩階段間，中國社會產生了一種革命性的變化，衍進了好幾世紀才成定局。周朝的組織是使一切事物按照固定的方式維持一成不變的關係，可是人口激增之後，環境更變，這種安排已無法維持。原來各國間的無人地帶，此時已不存在，各國當面接觸之後衝突時起。外交問題，也影響到內政。周王本身靠自有的地盤繼持他的軍事實力，喪失了這領域之後，對諸侯的仲裁也鮮有成效，更使王室窘迫的則是各國的進貢也告終止。

可是全部經過，並不是只有衰退和今不如昔。很顯然的，社會的流動性起先使貴族間的等級不容易保持，繼之則連貴族與平民間的界限也被衝破。生產增加，銅錢開始流行，教育普及。迄至東周末葉，以平民出身的學者也周遊列國，說辯於諸侯之間，而尤其是進入戰國這一段歷史上號稱「百家爭鳴」的時代，各種政治哲學興起，既富有內容，又多品目，茲后2000年的中國歷史中再也無此精到之處。所謂百家爭鳴的百家，實際不過約20家。除了儒家之外，最值得注意的是道家和法家。道家對世俗的權威無好感，認為「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他們崇信宇宙間的一元組織，願意回歸到原始的簡樸，抵抗各種侵害自由的措施，不管其為威迫或是利誘。所以道家有支持泛神主義、抒情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趨向。這些思潮對當日政治之狂瀾不能挽救，只能使明達的人退而為隱士。以後道家以一種「到自然去」的指向，策勵藝術家和詩人。他們主張的極有限度的政府，也在不少農民造反的場台里賦予大眾性的意識，成為他們解放的宗旨。法家和歐洲18世紀實證主義(positivist）的法理學家很相像。他們認為法律表彰著統治者的意志，不受習慣的羈絆，也不受世俗的道德所約束。但是中國的法家在整個社會需要團結與凝固的時候展開，因此不免留下了極壞的印象。通常他們支持獨裁者，以賞罰為不二要義，而這些獨裁者心目中的法律則不外軍法和戒嚴法。

我們該如何說明周朝末年的大混亂？我們該如何解釋此中矛盾；一方面有人在勸說所有的王侯與政治家要具有惻隱之心，要和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on）一樣的慈悲為懷，另一方面卻有人提倡只要目的純正, 便不怕手段不純正，以致施行馬基雅弗利（Machiavelli）式的政治現實主義，弄到焚書坑儒，而這些事迹都發生於基督降世之前百年。

秦始皇統一全國

如果中國歷史和其他各國文化有唯一最重要的歧異，那就是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的統一全國。隨著青銅時代的終止，全國立即展開政治的統一，這種政治上初期的早熟，創造了一個驚人的紀錄，在此後千百年間樹立了一個中央集權的傳統。

傳說周武王渡黃河滅商的時候，有800個商的附庸，參加他的征伐。雖說我們無從證明每一個都是一個部落國家，只以數目之眾，即表示當日自主之單位為數必多。在春秋時代，紀錄留下了170個國家的名目。當諸侯互相吞併的時候，其中之一——楚，就獨自吞併了百餘國中之40個。迄至孟子之日，只有12個可以在地圖上畫出，其中也只有7國可以實際算數。這樣的兼并不斷的繼續下去，一直發展到周之封建所劃分的各國疆域全部作廢，最後，所有土地歸一人管轄，治下延伸到東亞大陸的一大部分。

在東周的550年內，戰爭的方式也有很大的改變。春秋時代軍隊人數少，戰鬥不出一日，交戰時保持騎上風度。交戰者按儀節行事使戰鬥藝術化，符合封建時代的道德標準。一到戰國時代，這樣文明的作風已蕩然無存，強國已有今日歐洲各國的疆域規模。作戰起來其兇殘也不下於現代人物。一到戰國末年，每方投入戰鬥的兵員近50萬，實為常事。野戰之後又包圍城市，可以連亘數月。有好幾個國家已做到全民動員的地步。至少有一次，有一個國君命國內15歲以上的男子全部到一個前線的重鎮集結。當時戰死的人數和加於俘虜的殘酷事例，不論是否經過誇傳，足以使現代的讀者戰慄。在這樣鮮血淋漓的紀錄中，不免令人懷疑許多作家提及中國人的和平性格是否名副其實。

中國因秦而統一也是世界史上的一樁大事。如此大規模螺旋式的發展，其程度愈加深，速率也愈加快，在世界其他各地無此事例。很多背景上的因素無從全部縷列。可是有了現代科學的知識，我們自信可以將此中主要的原因概述有如下章。由此也可以看出為什麼盂子提倡全國慈悲為懷這種平平之論，足以在如此的長時間內，得到如此熱烈的支持。亞聖與始皇，恐怕他們自身還沒有體會到的時候，某些客觀因素已經把他們生平事業牽連在一起了。

第三章 土壤、風向和雨量
  

前言

易於耕種的纖細黃土、能帶來豐沛雨量的季候風，和時而潤澤大地、時而泛濫成災的黃河，是影響中國命運的三大因素。它們直接或間接地促使中國要採取中央集權式的、農業形態的官職體系。而紛擾的戰國能為秦所統一，無疑的，它們也是幕後的重要功臣。

旅遊者從西安到驪山所看到黃褐色的土壤是黃土地帶的東南邊際。這土壤纖細有如麵粉，令人設想幾百萬年前經過風力的轉運，堆積在一個廣大的地區。它的深度自50英尺到700英尺，它的下層可能是在冰河時期結束時受到極大的壓力所粉碎而成。當初一部分土壤也可能被水力沖刷而沉澱於東部，又經過長期間的堆積，才聚成今日之深度。這種現象給中國歷史的展開，有好幾重影響：因為黃土之纖細，可以供原始的工具耕耘，如木製之犁及鋤。周朝的開國，與推廣農業互為表裡，顯然是得到這種土壤特性的裨益。於是在公元前1000年，中國社會即已在文化上表現出均勻一致。它的基層細胞的組織與小塊耕地的操作結下不解緣，也表現出家族的團結。凡此都經過無數成文資料的證實，井非某一種資料強作此說。

黃土與中央集權

黃土還給中國另一種影響：黃河中游由北至南將黃土地區割成兩半，其縱長500英里。它也在內地接受幾條支流的匯入，其結果是黃河的流水中夾帶著大量的泥沙。通常河流的水內夾帶著5％的泥沙已算相當的多，南美洲的亞馬孫河夏季里可能高至12％，而黃河的流水曾經有過46％的紀錄。其中一條支流曾在一個夏天達到了難於相信的含沙量63％。所以黃河經常有淤塞河床，引起堤防潰決泛濫，造成大量生命與財產損失的可能。這河流的水量在洪水期間和枯水期間幅度的變化又大，更使潛在的危機經常惡化。按理說來，有一個最好坐落於上游的中央集權，又有威望動員所有的資源，也能指揮有關的人眾，才可以在黃河經常的威脅之下，給予應有的安全。當周王不能達成這種任務時，環境上即產生極大的壓力，務使中樞權力再度出現。所以中國的團結出於自然力量的驅使。

《春秋》中有一段記載，提及公元前651年．周王力不能及，齊侯乃召集有關諸侯互相盟誓，不得修築有礙鄰國的水利，不在天災時阻礙穀米的流通。這「葵丘之盟」在約350年後經孟子提及，可是他也指出，盟誓自盟誓，會後各國仍自行其是。《孟子》一書中提到治水的有11次之多，可見其重要性。其中一段更直接指責當時人以洪水沖刷鄰國的不道。我們不難從中看出洪水與黃河暨黃土地帶牽連一貫的關係。孟子所說天下之「定於一」，也就是只有一統，才有安定。由此看來，地理條件和歷史的發展極有關係，尤其是當我們把地理的範圍放寬，歷史的眼光延長時，更是如此。

上述穀米之流通尤其值得考慮。中國地區的降雨量極有季候性，大致全年雨量的80％出現於夏季3個月內，在此時期風向改變。並且中國的季節風所帶來之雨與旋風有關，從菲律賓海吹來含著濕氣的熱風需要由西向東及東北之低壓圈將之升高才能冷凝為雨。於是以百萬千萬計之眾生常因這兩種變數之適時遭遇與否而影響到他們的生計。如果這兩種氣流不斷的在某一地區上空碰頭，當地可能雷雨為災，而且有洪水之患。反之，假使它們一再的避開另一地區，當地又必乾旱。前人缺乏這種氣象的知識，只在歷史書里提及六歲必有災荒，12年必有大飢謹。其實在1911年民國成立前之2117年內，共有水災1621次和旱災1392次，其嚴重經過官方提出。亦即無間斷的平均每年有災荒1.392次。

在《春秋》里經常有鄰國的軍隊越界奪取收成的記載。飢荒時拒絕糧食之接濟尤其可以成為戰爭的導火線。《孟子》書中提到飢荒17次之多。在一段章句里提及公元前320年，魏國的國君因為他的轄地跨黃河兩岸，曾告訴亞聖當災荒嚴重時他須命令大批人民渡河遷地就食。在這時候魯國已擴充其疆域5倍，齊國已擴充其疆域10倍。不難想像，當日各大國要較小國家佔有顯明的優勢。它們所控制的資源能夠在賑災時發生確切的功效，所以在吞併的戰爭中也得到廣泛的支持。當諸侯為了好大喜功而作戰的時候，一般民眾則隨之爭取生存。如是的競爭只有像螺旋式的使兩種因素的加入越來越多、越大。

農業與游牧

此外另有一種氣象上的因素也促成中央集權的發展。雖說在某一地各年的雨量可以相差極大，但是全中國的平均雨量卻有定型。這現象不難解釋，帶著濕氣的熱風，愈吹入內地，被蒸發的程度也愈為增高。而且沿海下雨就已減少了空中的濕氣。此中值得注意的是所謂「15英寸等雨線」。這線從中國東北向西南，當中的一段與長城大致符合，更西而南則使青海與西藏和中國本部分隔。這等雨線之東南，平均每年至少15英寸的雨量是常態，符合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所說，「中原農業茂盛，人口繁殖」。提及線之西及北，他則說：「幾千英里內人類全然不事農桑，他們不直接的倚賴土地上的植物為生，而在他們自己及植物之間加入一種機械作用。」這也就是巧妙地說出這群人為游牧民族，他們與牲口來往於乾燥的地區，讓牛羊自覓水草。牧人的生計不能轉變為種稻人的生計。

中國的農民和塞外的牧人連亘了兩千年的鬥爭紀錄，回顧起來，欣喜的成分少，仇恨的成分多。尤其是氣候不利的時候，馬背上的剽竊者就不由自主地打算襲取種田人，後者通常有半年的積蓄。零星的侵略可能擴大為戰事，防守者則企圖報復，有時也全面出擊以圖先發制人。

在時間上講，亞述人的壁畫在公元前9世紀即描畫著騎馬的弓箭手，可是全部游牧成為一種部落習慣和隨著而來的騎兵戰術則出現較遲，並且經過一段長時間，才傳及東亞。到公元前3世紀游牧民族的威脅已相當嚴重，這時已有將北方几個小國家所築土壁結合起來構成一座相連的城塞之必要，這項工程終使秦始皇在歷史上名傳千古。所以這種局勢的展開也指出中國即使在國防上也要中央集權。全國的國防線大致與15英寸的等雨線符合，這是世界上最長的國防線，不僅為無數戰士留下了辛酸的記憶，也是中國婦女流淚的淵藪。總之它在地理上構成第三個因素，註定著中國農業社會的官僚機構必須置身於一個強有力的中央體系之下。

孟子去秦始皇統一隻50年，他已經和法家一樣，贊成中國需要一個中央的權威。只不過始皇以殘暴的力量完成帝國的統一，而亞聖還在以好意勸說，著重道德上的移風易俗。在歷史上他們所掌握的是同一類的問題。在近距離之內，孟子好像失敗，當他勸說戰國的君主行周文王之政時，周之封建已衰退到不可認識。井田制度早被放棄，世襲的卿大夫階級已為官僚所替代。因為國君能直接派遣官僚治理屬下地區，他們可以直接向人民課稅，也將他們徵發為兵，數以萬千計。而且這種競爭風氣更受商業的影響。當時所謂商業仍在嬰兒時代，只是因為有好幾位特殊人物超越國界的政治活動，才使之活躍而顯著。這樣的環境已不復是凡物都有一定位置和場所，或者凡事都可以用儀禮及惻隱之心對付。實際上，吞併的戰爭仍繼續進行，以至最後只有一個勝利者。

儒家與農村組織

然則從長期上講，亞聖孟子與大成至聖孔子，都已看清中國命運上註定必然為一個龐大的農村組織，雖然要根據某些數學原則行事，但仍需人本主義（humanism）的調節。所謂儒教是以崇高的情感組成，在這種背景內自有它存在的價值。《孟子》一書中提及亞聖與他年齒稍幼的兩個哲學家意見不合。楊朱主張各人循著自己的私利觀行事，若以道德激勸，強人違反自已的意志行事，只有增加混亂，所以他說雖拔一毛以利天下不為也。他的邏輯認為每個人都應當按照自己的趨向，去接近歡樂，避免苦楚，這和近來西方時尚之「佔有性的個人主義」（possessive individualism）非常接近。和他觀點相反的是墨翟，墨子強調上天命令每一個人不分畛域又不待儀節約束地去兼愛他人。既有如此的強迫性存在，則任何要求也不算過分。在行動上墨翟和他的門徒冒著性命的危險，企圖避免當日的兼并戰爭。

孟子對兩人都沒有好話可說。他指斥楊朱之縱容個人的私利觀，等於承認君主為不需要。另一方面墨子之兼愛，等於否定父親的特殊地位。他以絕對的態度絲毫不通融地警告著：「無父無君，禽獸也。」如此不容忍的態度可能使現代讀者感到驚訝。所以務必投以歷史的眼光，才能了解個中究竟。

戰國末期鐵器業已出現，因此上層社會的繁複程度更增加。可是幾百年後中國仍是一個農業國家，下層仍保持著均一雷同的基礎。文筆之吏仍以竹片作書柬，紙張之發明尚在公元後1世紀。但需要整個帝國一體行動的諸條件，卻已迫不及待。如此一來，要在農民大眾之中構成基層組織，無過於提倡家族團結。當中的一個推論則是讓世襲君主按照父親的榜樣行事。對待其他人的好意，也務必有親疏之分，有如血緣關係之遠近。所以認為個人或憑私利觀行事，或對旁人一視同仁，可能對現代讀者富有吸引力，但在古代中國卻不合實際，首先在法律上即會產生糾紛。迄至20世紀，中國仍缺乏對個人作人權保障的能力，遑論在基督降生之前。事實上整個君主時代中國始終維持著一部大體不變的刑法，這套刑法也按社會組織，亦即家人親疏之分責成各人安分守己，至於各人尚有何種權利，也只能由這社會體制而定。

家族組織與社會秩序

現代的法理學是長時間推衍而成的。在西方直到中世紀結束，封建公侯無力控制城市，才讓市民不受莊園法庭的管制。之後又從這城市特權，產生了公民的自由權利，自始至終這發展不待人謀。而等到最近的兩個世紀，才產生了一種自覺運動，將所有公民的自由權推廣及於全民。又直到最近幾十年來，我們才看到這種運動逐漸地達到目的。事實上也是命中注定，中國歷史上未曾產生此項運動，並非有反對這趨向的因素和它作對，而是城中紳商與官僚的衝突從未發生。歐洲漢學家白樂日（Etienne Balazs）說．中國的官僚從未失去城市的掌握。事實上中國官吏在城牆之內，權力最盛。

顯而易見的，儒家的統治者在立法時確定男人的地位高於女人，年長的高於幼輩，並且有學識地位之人高於無知之人，他們自以為凡此都與自然法規吻合。有一段長時期，這系統聽產生的秩序及穩定，還曾贏得外間的讚賞。直到19世紀初西方的商業利益挾著實力在中國沿海各處立足，才在相形之下使儒家體制的弱點徹底暴露。它自恃為十全十美的理想，畢竟假設多於實際。況且它以滿足民間最低的期望為目的，而不及最高的標準，看來乃是組織簡單、效能低下的政體。既缺彈性，也欠實力。當這些弱點暴露之際，其缺乏效率之處，尚可視作非道德。

將楊朱、墨翟和孟軻參差拼合，可以看出中國歷史里長久的莖幹。當然，尚不止此，此後這面目及趨勢，還有相當長的發展，牽涉到許多驚異曲折，上文不過指出，任何值得提及的事體在中國展開，通常都是以極大規模的方式展開。中國歷史上戲劇性和出人意料的地方，當然也離不開這種特性，如果當中有任何差池與過失，通常也是非同小可的差池和過失。

第四章 兵馬俑的幕後


前言

秦兵馬俑的逼真、龐大，反映了要構思和完成如此的工程，非有創意上豐富的溝通和技術上充分的合作，否則絕對無法達成的；同時也印證了史書上所說戰國時代高度的動員水平，和百家爭鳴的景況。它的出土，正為秦帝國之所以能統一天下，提供若干重要線索。

中外學者應當對臨潼縣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員表示謝意。也算是運氣好，1974的春天，他們將埋在黃土地下20尺達2200年保衛秦始皇陵寢的陶制軍隊開掘出土。縱使這一發現不能解答歷史學家關於中國天下統一的一動問題，至少在極關重要之處，提供了線索。最重要的乃是這些證據顯示中國的歷史性格與世界其他各處之初期文明迥然不同。

秦始皇的崛起

在成文的歷史記載里，秦王室的祖先按照「誰生誰」的程序一連串的記載著，有如《聖經》中的「舊約」。及至戰國之際，這些記載開始引入新奇的事迹。他的「肖像」也好像出自諷刺畫家之下，作者必先有一種「鷹眈」的觀念，才把上唇畫如鳥嘴。大歷史家司馬遷在始皇后約10O年著書，他所提供始皇的出身如下：在公元前約250年有秦國公子按照當日的習慣，到趙王的宮廷內為人質，以保證兩國停戰協定不被侵犯。雖然如此，兩國邊界的軍事衝突卻仍斷續發生。因之公子缺乏安全感，他不過是秦國太子20多個兒子中之一人，也就無從被本國重視。富商呂不韋發現這情形可以從中使耍伎倆，恰巧這時候秦太子將他寵愛的姬妾升為太子妃，她雖有權勢而膝下無子。呂不韋首先以恭維的言辭和貴重的禮物交結於作為人質的公子。接著以公子私人代表的身份，遊歷秦廷，更大肆張羅，輕辭重幣地打開門面。他說服了太子妃，她要是需要保障來日之安全，不如以在趙國作人質的公子為己子，他既為人忠厚，又不預聞秦廷的政治糾紛。這謀劃成功后，為人忽視的公子日後回國恰逢秦王去世，秦太子立為秦王，昔之人質終成為了太子。

故事的當中，尚有一段奧妙：王子在趙國時邂逅了呂不韋一位貌美善舞的姬妾。呂慷慨地將她奉送，王子驚喜之餘沒有發覺她已經懷孕。一年之內她為王子生子，又十三年之後，這來歷不明的王子立為秦王。又二十五年之後他成為統一中國的秦始皇。他的親父富商呂不韋也在朝中為相，直到以後失勢身敗而止。

中國在公元前221年的統一，是歷史上重要的里程碑。毫無疑問的，此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可是以上人物在特殊環境里出現，也不過是風雲際會。本書以上幾章業已提及，幕後天侯、地理、人事的因素早已醞釀了好幾個世紀。將周朝的封建革新而由一個國王通過官僚機構直接統率全民，井非秦所特創，況且贏秦尚不是改制的先鋒。可是其他國家尚在片面改革之際，秦國則實行全面的翻新。其方案不容通融假借，其執行步驟包括貴族被廢為平民，官吏按能力任職，井田制度一體取消，土地得以自由買賣，土地稅按畝徵收，士兵按徵兵的程序入伍。國家又提倡農桑而貶斥其他各業，以求全國普遍的豐衣足食。從史書里看來秦始皇即位之前約100年，以上的政策都已付諸實施。這種體制著重中央集權，能使境內人民保持一種集體性格，稱之為「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並不為過。

秦國的集權體制

秦國是一個以警察權為主的國家。它與現代集權國家的重要區別是後者將一個業已多元化的社會扭轉回去以遂行其狹義之目的。贏秦則不待社會多元化，先已構成集權體制，此外秦之集權亦無國家主義的徵象。雖說這個國家以征服其他國家為職志，其所擬之消滅者僅是對方的王室與貴族，秦王本身的重要卿相．卻全屬客籍，即統一天下之後亦然。秦之記錄里看不出人民因原有國籍而受親疏歧視的待遇。

秦之體制既成流線型，法家思想即構成其意識形態。雖然它站在人性為惡的立場．可是也認為人類的可以集體為善。這種信條與19世紀德國歷史家特萊澈克（Henrch von Treitschke）的理論，極為接近。也因它的「現代」色彩，中國法家有時令西方讀者傾折。他們的法治觀念不為傳統習慣、古代特權、流行的道德觀念、家人親疏，或甚至惻隱之心所左右。法律代表君主的意志，必為成文法，必須詳盡而無疑義地寫出，而且不打折扣、不分畛域地強制實施。因為他們站在唯物的立場，又以國家之富強為不二法門，因之無從創製西方式的民法。只是在基督尚未出生之前數百年，他們即在鼓吹王子犯法與民同罪，這必在當日人士之心目中造成一種平等的觀感。法家也自認為承奉自然法規，他們以為法律一經公布，從此君王有如車軸，不動而能行，百官則如車之輻條，隨著車輪運轉。以今後兩千年中國官僚政治的作風看來，這樣的擬寓不能算是全不正確。

概括言之，中國政治體系的早熟在當日不失為一種成就，可是中國人也必須為此付出代價。從外表形式看來，在基督之前有了這些設施，國家的機構便形成流線型，可是其下端粗率而無從成長發展，以日後標準看來尤其如此。直到最近中國仍缺乏一種司法體系，具有實力及獨立性格一如西方，其原因可以一直追溯到上古。儒家的法律使法律不離家族觀念，將法律與情感及紀律混淆，法家之法實為最方便的行政工具，但在其他方面則一無可取。

古代歷史家更指出，秦國與他國竟爭統治中國時得到地理之便。它的東方為山川所阻塞，秦人可以開關迎敵，對方卻無法來去自由地出入秦境。秦之西南的土著文化程度低，可以任意吸收吞併。戰國之爭雄，以統一為最後目標，外圍之雄著重長久之計，必較中央諸國佔優勢，因中央諸國不斷的為彼此間的糾紛、齟齬、陰謀、伎倆所眩惑也。直到最後幾十年內各國要對付秦的攻勢，才圖謀互相結盟。一般很少提及，秦國實際上得到經濟落後的好處。經濟落後才能強調農業一元，動員起來，專一雷同，內部的凝聚力也強。這時期仍是以數量取勝的時期，軍事技術大致在平衡狀態，沒有一個交戰國因為質量上的優勢而使戰局改觀。

秦始皇的統一大業

秦始皇帝的功業與他的先驅者所採取的策略相同。標準戰法為不斷地蠶食敵土，繼之以武裝移民。秦國的戰略家要求有潛勢之對方將邊界上重要的防禦工事和堡壘銷毀。有時毫不猶疑地屠殺敵境壯丁，以減低其作戰能力。外交攻勢著重於摧毀敵國間的聯絡，使他們的抵抗軟化。多數情形下，秦軍多在敵境作戰，而保持秦地的完整。我們相信秦軍經常讓部隊就地徵發以取糧於敵。秦始皇登極之後，好幾次天災流行，而秦軍也趁機發展。公元前244年曾有飢謹，次年蝗蟲為患於中國西部。公元前235年旱災，公元前230年及228年飢荒又見於紀錄。然則始皇的戰功也算顯赫，統一之前10年內，敵對的6個國王中有5個成為戰俘，另一個投降。所有國都全被佔領，最後秦軍入燕以威脅齊國北方的側翼。這一場戰役結束，秦王才自稱皇帝。

統一之後又採取各種鞏固步驟。六國邊界既廢，全國劃為36郡。所有六國王室和貴族全部被廢，每一個郡有守（等於省長）、尉（等於防區司令〕和監（等於監察專員）各一。中國的文字在戰國時代已有分歧的趨勢，自此以篆為標準。度量衡的單位也標準化，車軸的長度也隨著劃一。全國有聲望的家室12萬戶，一律遷居於國都附近，以防止地方力量再起。除了秦軍所用的兵器外，其他一律沒收銷毀，鑄成12尊龐大的金人，放置在皇宮之前，以貫徹皇帝的決心，從此中土將永遠不見兵革。

公元前213年秦皇下令焚毀若干書籍。有一位文學之臣建議仍須尊重傳統的政治，始皇將建議交臣下商討時，法家丞相李斯提出反駁，要是臣下以古論今，只有陷國家於不利。他更主張

凡私人教學一律禁上，以杜絕「誹謗」。由於這次的檢討才下焚書令，同時也詔令凡在日常語言之中引證古典，或是以古代成例評議刻下的時事，都判死刑。所焚毀的書籍包括秦以外之歷史、古典作品和諸子百家的哲學，只有秦廷所載和醫藥、占卜、農桑等書籍不在焚燒之列。

翌年又有所謂「坑儒」之事。秦始皇在一般文學之臣以外，也收養了許多佔星學家和煉丹的術士，在當日眼光看來，這類人物也算是半吊子的科學家。當中有兩人由始皇聘任尋求長生藥物，他們沒有覓到藥物，反而散布流言，指斥始皇性情躁急，不符合長壽的條件。始皇大怒之下令衛士在都城裡挨戶搜索。上述兩個人物迄未尋獲，可是被捕者有460人，他們或是與這兩人有交往，或是在賣弄相似的方術。最後這400多人全被活埋。

秦始皇的評價

傳統的中國歷史家一向在褒貶品評人物。在臨到秦始皇頭上時則覺得題材之大，牽涉之多，不容易隨便處置。他的殘酷無道達到離奇之境界，如何可以不受譴責？可是他統一中國的工作，用這樣長遠的眼光設計．又用這樣精到的手腕完成，又何能不加仰慕？一個思想周密的讀者可能因秦始皇和他的隨從的野蠻行徑而感到困惱，可是在另一段文字里，又為他不斷地努力企圖實現他超過匹夫匹婦所敢於想像的計謀，甚至冒著無限的危險，不折不撓地執行而感動。

歷史記載中的始皇，顯示他虛榮心重，有時尚且行止古怪。在當日一般情形之下，所述迷信的趨向很可能是事實。史書中提及他有一次因風受阻而不能渡湘水，歸罪湘君女神作祟，於是遣發3000囚徒，去砍伐山上的樹木以資報復，可見得他在和超自然的力量作對，而不是震惑於超自然的力量。他以黑色代表帝國之色彩也是超時代的獨創。從他所樹碑文看來，他除了重視域內長久的和平之外，也極端注重性道德，認為與全民的休戚有關。他有20多個兒子和至少10個女兒。史籍上除了提及他多夫的母親之外，對他一生有關的女子隻字未提。始皇帝遊歷極為廣泛，他不僅履足於市塵，而且遍歷名山大川，他曾在夜間微服巡行國都之內。雖說始皇愛征伐，他卻從未統帥三軍。此外他是一個不畏疲勞的工作者，他預定每天必須過目的竹簡，以重量作進度，不到目標不得休息。在有關國家大計的場合他總先諮詢下屬，可是最後的決策，始終出於他本身。可能最值得注意的是秦始皇鐵腕統治全國12年的時間，從未發生重大的事變。這是一個泱泱大國，前後遭兵燹幾十載，而且追溯到以往的震蕩局面，尚可以包括幾百年。

他遺留下的位置，沒有人能接替。他剛一去世，丞相宦官和皇子以陰謀和政變彼此殘害。一年之內，全國各郡里揭竿而起的叛變不知凡幾。又3年後秦亡，始皇帝的親人和重要的隨從也全部喪生。

兵馬俑的規模

1974年的考古成果無從斷定秦始皇的出身系合法還是私生，也不能用來爭辯他是好人或壞人。迄今所出土的還不過是他埋葬之外圍的一部分，但其結果業已確定其規模之大，設計之宏偉，足以眩人眼目。

發掘的場所共為3英畝。據估計有7000個陶塑的兵士用實用的兵器與戰車和陶塑的馬匹防衛始皇的陵寢。全部結構一方面表現設計之大氣魄，一方面也表現著細微之處的精到認真。所塑士兵好像是根據活人為模型仿製，沒有兩個一模一樣。他們臉上的表情更是千百個各具特色。他們的頭髮好像根據同一的規定修剃，可是梳時之線型，須髭之剪飾．髮髻之纏束仍有無限的變化，他們所穿戴的甲胄塑成時顯示是由金屬板片以皮條穿綴而成。所著之靴底上有鐵釘。兵士所用之甲，騎兵與步兵不同。顯而易見的騎兵不用防肩，以保持馬上之運轉自如。軍官所用之盔也比一般士兵用的精細，其鐵工較雅緻，甲片較小，而用裝飾性的設計構成。所有塑像的姿勢也按戰鬥的需要而定：有些嚴肅地立正，有的下跪在操強弩，有的在挽戰車，有的在準備肉搏。總之，全部正好是秦步兵一師，側翼有戰車及騎兵掩護，準備隨時與敵軍一決雌雄。目前出土的資料已夠令人讚歎，但是專家預斷更多的陶制士兵、馬匹和戰車可能在這師的南端。更足以令人嘆為觀止的則是始皇葬身之處的另三邊也可能有同式的整師兵馬，如此則現在所出土的只不過是全數的1／4。

據歷史家司馬遷說，始皇的陵寢，經營了36年，役用工匠70萬人。在地下的建築，還有宮庭的模型，全國的山川則用流沙水銀複製。緊要之處以機械的強弩保護，以防制盜墓者，不少匠役，因為熟悉內情過多，而被活埋於陵寢之內。

這些傳說可能永遠無法證實。可是僅以現今的資料，參觀者也可以憑他們所見，在歷史上作一肯切的斷定。如果秦始皇完全相信超自然的力量，那麼他為何不以大規模的人像代替數目眾多的兵俑？為何不用超人的神像，每座幾丈高，有如今日猶俯視阿斯旺水壩（Aswan Darm）的努比亞（Nubian）大神像？或者製造出來三頭六臂，有如印度教的傳統？實際上陶塑兵俑大可以成批用翻砂的模式依樣製成，有如大流士之聽政所（Darius』Hall of Audience）前的浮雕像，甚至如康士坦丁大帝凱旋門（Arch of Constantine）上個個千篇一律、生氣全無的人像群。

如果觀察者稍用想像力，即可以閉目看出在製造這些陶塑兵俑時，哲學家、藝術家、匠人曾與成批的占卜者以及數以百千計的軍官在集思廣益，摩肩抵掌的研磋情景。這地下人像的工程，自設計至施行不可能沒有全面交換意見，然後在技術上不斷協商所能僥倖而成。從這方面講，陶制兵涌可以視作一種歷史文件，它證實了歷史書里所說戰國時全面動員的事迹，它也指出當日百家爭鳴之所述非虛。它也表明中國2200年的歷史，確有垂直的莖幹存在，很多帶有中國性格的特徵在當日即已出現。這種系統在上端必有設想而成的成分在內，而介於合理化及非理性之間。

雖說我們不能崇信法家學說，認為個人必須受團體的強迫去為善去惡，但這一大群以窯火烤成的雕像群卻證明了一個公眾的目的，可由國家的意志創成。馬基雅弗利所提倡的普遍的利己主義(universal egoism）不能因其為惡即否定它之存在。威利（詳第二章）以「現實主義者」的名目概括所有的法家自有其深意。

可是觀光者看到這大批窯火烤成的像群也可能發生懷疑：既有如此的聰明才智、龐大的眼光和組織能力、詳盡的企劃工作，何以中國不能徹底利用這些長處作科技的大突破，有如文藝復興之於西歐？這些藝術與技巧之所以不能持續，可以用缺乏社會的推動力來解釋。米開朗琪羅（Michelangelo）需要教廷僱用，才能發展他的天才。魯本斯（Rubens）靠替各國國王畫畫像而生活優裕。秦國的無名藝術家不幸之處在於他們的作品是集體完成的，只能貢獻於一個君主之前，而他自己的肖像尚且把他的上唇畫如鷹嘴，而他的紀念館竟是埋在地下之陵寢。然而這批無名藝術家的遭遇，到底不是全部不幸。他們的作品，並未全部喪於塵埃，約2200年之後，他們的傑作出土，也有人將之修刷整理，使之重見天日，表現一個歷史上重要轉變之際的感覺和現實。

第五章 第一帝國：樹立楷模
  

前言

漢武帝繼承了漢高祖以來，數十年休養生息所累積的國家資源，對內以「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奠下中央集權官僚體制運作的理論與方法，對外則連年發兵征討匈奴，開拓四裔，使大漢聲威遠播，國勢達於頂峰。而在一片繁華景象中，財政短絀、外戚干政的亂源卻悄然伏下。

從現實的角度看來，始皇一死，秦帝國蕩然無存。可是他統一中國的功績並不因之而湮滅。不出10年之內一個新朝代繼之勃興。茲后延續達400年。漢朝在公元前後各經歷約200年，全盛時管轄的人口約6000萬，足可與羅馬帝國相比擬。就是從所控制地域和存在的時間上講，兩個帝國也可以相提並論。只是中國方面內在的凝聚力，非西方所能望其項背。

這個新朝代被中國作家極度的恭維，因為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由平民所創造的功業。漢朝創業之主劉邦是秦帝國里位卑職微的地方巡警官。他的兩個丞相，蕭何和曹參，曾任縣級的小官僚。樊噲日後為大將，當日不過是屠夫。另一大將韓信寒微時曾一度乞食，黥布與彭越曾為盜。從新朝廷布衣卿相的局面看來，以前各領域內的貴族統治力量必已全部摧毀。組織新政權時，既不能追隨舊世族的蹤跡，也無須憑藉他們大張旗鼓。這可不是說中國社會革命的條件業已成熟，即使幾千年後中國也還沒有樹立一種民主體制。能夠確切地代表龐大而又均勻的農村基層組織．在這時候更不足論。

漢朝的組織者承襲了秦朝所遺下寬闊而又均勻的基層，而且以靈活的手腕避免前代的過於極端。他們所採取的政策，基本上是「進三步,退兩步」。以幾十年的經營，構成一個中央集權的官僚制度，而成為中國整個帝制時期的楷模。

漢帝國的統治政策

新朝代首先遇到的第一個大問題是帝國跨地過廣，不能全部由中央集體管制，於是採取一種「斑馬式」的省級組織。有些地區秦前所設郡縣仍原封不動地任其存在，其他地區則派遣新任命的王侯，世守為業。帝裔里的近親，亦即劉家的叔伯、兄弟、從兄弟等封為王，功臣中之卿相則封為侯。他們的領域和直隸於中央的郡縣犬牙根錯。這種互相監督的局面避免了秦朝的過度集權，可是這也不是全面退卻，有意在長期間內再構成戰國期間的紛爭局面。這樣的安排純系一時權宜之計，從未預計長久保持。即使在創業人劉邦去世之前，已有不少侯國，因有心和無心的差錯，被削被除。劉邦的呂后及以後襲位的皇帝，遵循著這政策而且變本加厲。公元前154年，去帝國的創始已半個世紀，朝廷的舉措更是向各王國施加壓力，因而激起全面的叛變。叛亂勘平后，很多王國即被撤銷，餘存的不僅面積減縮，而且內部的行政權也被中央政府接收。這種加強中央統治的政策，至第5個皇帝劉徹在位期間達到極點。劉徹溢號漢武，他在位於公元前141年至公元前87年。這54年的御宇期間，在全漢朝是最長久的，對以後的影響也最深遠。

劉徹首先公布了帝制意識形態的立場。其宗旨經過綜合，則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實際上他和他的近臣將所謂「儒術」擴展之後又延長，以至包括了有利於中央集權官僚政治所必需的種種理論與實踐的步驟。孔子所提倡的自身之約束，待人之寬厚，人本主義之精神，家人親族的團結，和禮儀上之周到等等全部構成官僚集團行動上的規範。孟子所倡導的人民生計與國本攸關也毫無疑問地被尊重。往重農桑貶斥商業原為法家宗旨，也一併拿來構成武帝御制意識形態之一部。其他法家的措施，如官方專利鹽鐵，以嚴峻刑法維持人民紀律也同樣被襲用。

宇宙觀與政治

更有很多信條，既不出於孔子之主張也不見於孔子語錄仍被收納於這體系之內。武帝以皇帝身分登高山，以神秘之祭禮祈禱，企求與神祗直接接觸。他朝中博士認為五行（木、火、土、金、水）和東西南北中之五方、五種基本之色彩、五聲之音階、五種個人之德性，甚至五項施政之功能都互相配合而融會貫通。例如火，色赤，見於夏季，與用兵有關。這種觀念源於一種信仰，它認定人世間任何『物」，不管是實際物品，或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關係和交往，都出自某種類譜上的相關價值，所以可用數學方法操縱之。其根源出於《易經》，它是一種來歷不明的古老經典。這種利用假科學說真問題的方式，跡近於迷信。暴露了當日讀書人承受了至大的壓力，他們急不得暇地務必將天地的現象予以直截的解釋，包括可以獲知之事物。漢代的朝臣不斷以這種帶著詩意的方式去貫徹他們的主張，強調良好的政府是基於倫理的和諧，甚至將天候與政治混為一談。只是如此一來，他們也將專制皇權合理化了，使之比較溫和，同時鼓舞百官的自信。他們因此覺得盈天地之道（我們稱之為自然律，natural law），都已在掌握之中。縱使天子之職位世襲，臣僚則以文筆見長，但因為彼此有了共通的認識，也能在行動中儼如一體。如此將宇宙觀及政治學混為—談。籠統地稱之為儒教，固然符合了某種目的，但其流弊則是一經擺布，今後兩千年則再難以搖撼之。誠然，它所遺下之影響時至今日猶未衰竭。

匈奴問題

西方人士認為中國人之保守性緣出於環境上有一成不變之因素在。只要這些因素一日存在，中國的國家與社會則須維持其一定結構。今日很少有旅遊者履足中國而不將八達嶺的長城列入行蹤之中。秦始皇首先構造的長城，位於15英寸等雨線之北，今日早已頹廢。現存之磚牆系15世紀所建，上面之樓，系16世紀新添。當日火藥之使用早使類似的設防在世界其他各處失去時效。當這綿延幾千英里的城壁展現眼前時，觀光者只要知道它曾不斷的修補翻新，就不待解說而了解中國邊防問題與中國文化之源起幾乎同一長遠。它與漢武帝劉徹的關係乃是這位不同於常人的君主，16歲登極，享國54年，正值漢朝威勢達到最南峰時，曾企圖一舉而永遠解決游牧民族的問題。可是縱使他的軍事行動一再獲勝，他的目的卻迄未獲得。他在公元前87年去世時，他的匈奴戰爭使國庫大為虧損，這也是西漢（亦稱前漢）衰退之一大主因。

匈奴是一種操阿爾泰（Altaic）語的民族的名稱，他們在中國歷史初期為患北邊，此後千百年間，至少還有一打以上人種上或同或異的游牧民族接踵而來。匈奴組織上的初期早熟對中國的帝制一統有連帶關係。這也就是說當中國全境一統時，游牧民族也必具有類似的結構，反之亦然。漢時匈奴已有24個部落的結盟，他們力之所及綿亘1500英里，自東北至於青海。公元前200年，他們曾號稱以30萬騎兵圍漢代創始者劉邦於今日之山西。上述數字可能誇大，但是無疑的，在重要戰役里他們不難以10萬之眾，投人戰鬥，並且不必全數集結，而是在戰場上協定，分成若干縱隊。因為他們以游牧為生，在環境上佔優勢，此即軍事理論家所謂「戰鬥條件與生活條件一致」。當中國人尚要組織動員、裝備、徵調、訓練之際，北方之勁敵則可以省略上面的步驟。他們的及齡壯丁早已在馬背上，他們的武器就是他們的謀生工具。他們從來不缺乏流動性。

兩方交戰時其程序極為殘酷，因為戰場就是沙漠及其周邊的草原地帶，環境本來就蕭條。當兩方交鋒之際，絕無後撤退卻之可能，而以漢軍尤然。戰敗者固然難倖存，即戰勝者亦死傷慘重，逃脫幾全不可能。俘虜數少，而交換之俘虜尤少。投降的則依例改換身份，從此終身夷狄。漢軍戰勝時則對部落之牛羊一網打盡，視作戰利品。反之游牧民族要能伸手抓住南方漢人，其慘酷少恩，也少倖免之地。漢代的征伐無非展開一種序幕，以後這兩種文化尚要長久地在歷史中膠結，沒有一方能以永久的勝利或全面的失敗改變局面。影響所及在中國的文藝作品里留下一大堆抒情的作品，有些愛國心長，摩拳擦掌地發出好戰喜功的聲調。也有很多在吟詠間，表現著厭戰而盼望和平的衷曲。

漢武帝只在公元前110年巡視前方一周，此外再未履足於戰場。但是在征伐匈奴時他親自作全盤謀划。他決定用兵的戰鬥序列，分配每一路軍的人員馬匹。每一戰役結束，武帝也親定賞罰。

每一次典型的戰役有10萬騎兵參加。支援的步兵及後勤部隊又多出數倍，所以每次用兵，以牽涉到50萬人為常態。漢軍通常分三路及五路展開，以搜索接近敵方，並預先訂好集結會師的時日與地點。他們通常在本軍外圍500英里的範圍內活動。始終不遇敵軍的情況常有之，通俗情形是兩軍迎戰，爭鬥慘烈。公元前99年的戰役，中國方面之死傷率達60％一70％，很少生還。公元前119年的戰役，漢軍雖獲勝，但是14萬馬匹出塞，不到3萬南歸。武帝長久的御宇期間，前後執行這樣的戰役8次。除此之外他也出兵朝鮮，其平西南夷，已深入今日之越南，並且也在青海與藏人交兵。

政府徵發與農民生計

全部戰費為數幾何？司馬遷略稱內地輸送64石的糧食只有1石運達前方的說法，雖然不能在事實上認作確切無訛，但他這句話至少暴露後勤問題的艱巨。並且武帝之戰略在於鞏固邊防，當敵方威脅既除，便大規模移民實邊，因之耗費更多。很多籌款的辦法因而產生，包括向商人抽資產稅，抽舟車許可證稅，以贖鍰代刑罰，政府專利於鹽、酒及鐵，又直接參与經商。這種種徵發，以及戰事本身都使中央集權之趨勢有進無退。以下尚待說明，皇帝親自與聞軍政，與漢朝宮廷之政治有極大的關係。

漢武帝是否因他的軍事行動而折斷了帝國的脊椎骨？歷史證據不容我作這樣簡單的結論。即在匈奴戰事最高潮之際，中國境內的繁榮並未受影響。此中矛盾也給關心中國歷史之人士一個機緣檢討一個具有恆久性的問題：從紀錄著來，中國是世界上唯一從公元前迄20世紀始終直接向各個農戶抽稅的國家。這稅收的基礎極為廣泛而又非常脆弱，為西方經驗所無。其中情形以戰國時代魏國之李悝所敘最為剴切。及至班固在公元第一世紀作《漢書》時，猶覺得這故事中有關稅收及財政一節在當日仍息息相關。他所說李悝的計算，有如下述：

一個農夫，帶家室共五口，治田一百畝。每畝出粟一石半。全年收穫為一百五十石。土地稅十分之一，除去十五石，尚有一百三十五石。每口食糧每月一石半，五口全年食用共消耗九十石。一百三十五石除去九十石，尚存四十五石。每石值錢三十文，剩餘四十五石共值一千三百五十文。除去地方舉辦祭祀等公益三百文，可以作為家室用度的為一千零五十文。衣服每人應費三百文，五口共為一千五百文，不足四百五十文。此外治病與喪葬之費不計，而因軍事動員之額外賦稅又不計。

李俚補救之策是由政府襄助出糶穀物。當糧食在市場剩餘時由官方收購，不足則官方拋售。在武帝時代此項政策由治粟都尉領大農（糧食部長兼代財政部長）桑弘羊主持。桑從商人出身，在此時兼替公家牟利，以籌措一部分收入，補足軍費。這辦法一經他起用，以後在很多的朝代里，還一再的被仿效。

上述李悝的計算成為中國專制時代的一般準則，與長城同樣恆久不滅。其數目字可以因時期而不同，但是這公式與原則即罄歷史家記憶也莫不如此。在這種政策下，農民總是被迫去開發生田，一到耕地經營成熟，總是用精密之工作去增加生產。所以中國農民雖不受莊園管制，享有理想上之自由，每家農戶也是自耕農身份，也算得是一個小本的生意人。只是由於本地市場之窄狹，他們也經常受高利貸及各種盤剝之苦。當政府收購或出賣糧食時，其業務非一班文學之士的官僚所能勝任，也缺乏適當之法律足以保障程序之圓滿。簡而言之，政府經商涉及變動的數字，而農業之管制方式，則視一切為定型。此中之缺乏協調，經常不斷地在中國歷史中產生悲劇。當中得注意的是，以後有些朝代企圖部分地使其財政商業化時，總遇到強烈的反抗，沒有一次能有長久及圓滿的結果。以漢代來說，桑弘羊即死於非命，由此也可揣想，其規劃無成功的希望。

中央集權的程度既已如是，中國之官僚對於佃農之出現不得不重視。政府的實力，以其能否向大批小自耕農征取糧食及人力為準則。大凡地主一出現總有威脅這稅收基層之趨勢。以上述例子看來，小自耕農亦無力再供應一個地主。只是中國的作法通常忽視這全般情勢，仍受中央集權的影響。他們倡導小自耕農而不滿於地主，已半將他們自己管制的方便，混雜在人道的立場內。固然，只有均平主義而無經理上之縱深，在經濟思想上不能算是圓滿周到。可是另一方面，既有全部集中籌謀之必要（如對付匈奴來犯），我們也不能指斥全部措施為「錯誤」。可以斷言的則是，稅收與土地佔有有密切的關係，二者也需要與中樞行政配合。如是之牽扯構成中國宏觀歷史中之一大固定特色。

武帝期間之徵發，民不堪命是對以上情形而言，這已由司馬遷和班固提及。漢代尚賦予省級（郡）官僚相當的權力，他們可以選用手下的官僚，但是下端親民之官，則始終缺乏封建體制里領主與封域的密切關係。它的稅收為土地上之收穫的1／15（不及7％），人頭稅為每個成人每年120錢。再有兵役，可以令每個及齡壯丁赴前方征戍3日，或付代役金300錢。對漢代國富而言，此稅率不能算是極苛，但是徵收時系全面的課予全民，不管農戶是否僅有田5畝。到了農村，稅則全部有條理的執行。武帝期間已有人指責，實付稅數超過法定「數倍」。此中有一蹊蹺，例如公元前108年皇帝巡視各地時，很多郡守因籌備供應不及而被責，兩個郡守甚至自殺謝罪。可見得在後勤方面講，上級已用最大的壓力加予下級，不僅到頭仍有不如意之處，而且理想與事實之間差距極大。

武帝去世后他的積極籌邊政策已被放棄。所幸不久之後匈奴也不能維持他們的團結。中國方面於公元前72年再遣發遠征軍及於草原地帶。到了公元前55年，匈奴分裂為五部自相征伐。南匈奴隨後降漢，接受了中國的名號，使漢廷再將邊防的衛戍減少。

外戚專權

可是在這些軍事行動中已產生了一個皇帝外戚得權的成例。劉徹是一個意志堅強的人，他也深恐自己的權力落入他人之手。在他的私生活里，他不能忘情於女色，因此而發生不少周折。在軍事行動中他對自己所寵信的將領賞賜過厚，而對其他人則處分過厲。總之，在征匈奴諸役的過程中他集結了龐大的權力，既不能使之制度化，也不便讓人代理。李廣為能將，得人心，漢軍及匈奴對他有同樣的敬畏，可是始終不得封賞。 在最後一次征戰之中，他被逼迂迴，終在行軍時失道。大將軍衛青，是皇後衛子夫之異母弟，揚言要報告皇帝聽候御前處分，李廣羞憤之餘，引刀自裁。但另一面，衛青的三個兒子尚在孩提之中，巳因父親的軍功封侯。另外一個將軍霍去病是皇后的外甥，也始終受皇帝恩寵。各方傳聞前線將土飢不得食，霍去病行軍之廚車南歸時猶有剩餘之珍品，皇帝也置之不問。只因霍去病英年早逝，不及封上大將軍名號。後來此名號落在他異母弟霍光頭上，而霍光終生未帥兵出塞，可是卻成為朝政糾紛的中心。

武帝既歿，霍光為攝政，輔助一個八歲的小皇帝，如此13年，這髻齡的皇帝也未有子網而先歿。霍光與皇后商議之後迎立一位皇子為帝，才27天，他認為這皇嗣不符合他理想的尺度，廢之而更在武帝的另一個後裔。他才18歲，旁人指出他和霍光乘坐同車之時表現著極度不安的形色。

可是霍光也並沒有成就無人敢與之爭的權威。公元前80年他執行了一次整肅，反對他的一派多人被處死，包括前述執行武帝財政的桑弘羊。現存的史料根據當日朝廷紀錄寫成，內中指出這些人意在謀反，企圖罷廢皇帝，而另立其他一位皇子。可見他們與霍光之衝突，可以追溯到很多小心眼的爭執和家室間的糾紛上去。

但是霍光的行政措施，在當時儒家思想的熏陶之下，可謂深得人心。他在執政期間對武帝好大喜功的邊防政策有了明顯的收斂。在他主持國務的20年間，賦稅已經豁免和降低，和匈奴的淡判也在開始。公元前8l年朝廷主持了一夥有關鹽鐵專利政策的公開辯論。之後政府放棄了酤釀的專利。

皇權的性質

綜合說來，漢武帝劉徹和霍光不可能一眼看穿他們自己在歷史上的作為的真意。即使千百年後，想要全部洞悉，仍至為不易。在討論他們的行為與個性之餘，很少人曾想及的則是，中國的皇位乃是世間無從合理維持的一種制度。皇帝非神，而兼二者之性格。他不合理而又非全不合理，也是腳踏兩條船。他不能如儒家之採取人本主義，也不能加法實之全部鐵面無私，而又要兼顧兩家之長。即在專制時代的初期，皇帝已任用13萬個官僚去治理6000萬的人民，他所能憑藉的手段極少，而他解決問題的方法，一面須通過無數的矛盾與暖昧，一面又要有威權和氣魄。

一個帶有同情心的讀者可以領悟到天子之責為「天子」，乃是不意之間被命運派去處理一個局面。如果我們借彼觀此，可以想見密西西比河會更換河道而趨向弗羅里達入海；一次旱災、蝗災會使愛荷華及堪薩斯全部顆粒無收；而北方與加拿大為鄰的國界大部為沙漠，當中只有很少的幾個綠洲。漢朝的皇帝以天下第一的農夫自居，不時發出通告，表示對人民生計的關懷。我們無從指斥其餘部為矯揉造作。因為他們向小自耕農抽稅而倚之生存，除此之外別無他法。只是從一種比喻看來，他們所設計的制度和行政的方式，也還是倒金字塔式，上重下輕。越去權威愈遠，與原來沒想之間的差誤愈多，所以權力務必凝聚在上。有時理想中的至美至善和實際情形的差異可以大得驚人。

西安朝廷中。半宗教性的安排增強了皇帝的地位。他是人世間最後的威權，他的仲裁帶著神權的判斷力量。在這種作風下，製造了一種權力政治的傳統，視一切技術問題為道德中的是非。即在今日，此種習慣仍在不少事例中出現。要是站在上端的人物不能擺脫人的弱點時，當朝中換班或政策改變之際，各項陰謀與詭汁可能泛濫到無可收拾，及於宦廷內外。

霍光於公元前68年在平靜的情況下去世。但是兩年後的一次政變使他的妻兒及多數的親眷喪生。但一連串事件仍方興未艾，外戚仍在宮廷之內的政治內幕里扮演重要的角色。大將軍僅為朝中名號，已不參與邊境之徵討。傳統上這一職位總是為皇帝的姻兄或舅父把持，實際上居其職者總是一個政客，而不復為高級將領。總之他倚此名位聲勢使朝臣失色，並且威震不離宮闈之間的人主。這傳統上之成例一經樹立，以後只有繼續展開，終至王莽篡位。

王莽的改革

王莽是中國歷史中最離奇的角色之一。他一方面被指斥為翼位者、偽君子和操縱言論的好手，可是另一面也被恭維為理想主義者，甚至是一個帶革命性的人物。環境上顯示他可能有些性格接近上述評斷，可是沒有一個簡單的稱號足以將他一生行止歸納無餘。好在我們以長時間、遠視界的立場研究歷史，用不著將他詳盡的傳記搬出。

王莽是漢朝皇太后的侄子，他也將自己的女兒嫁給另一個皇帝，因而又成了皇后的父親。他自己於公元前一年為攝政之前，她的三個叔父和一個從兄已相繼以大司馬、大將軍的名號輔政達28年。當時漢代宮廷陳腐無生氣，如果王莽能在此時振衰去弊，他的功業可能使歷史家刮目相看。只是他誇大不實，因此他以華美的言辭所作的各種公告更帶著盲人瞎馬的成分，他的矯揉造作也更不可寬恕。

他所對付的問題不難闡釋：漢朝以龐大的農村經濟為基礎，因為這樣的結構，朝廷也只能以公眾的精神作為施政方針。只是這時候漢朝的存在已兩百年，宮殿和外戚因恩澤封侯者謂之「內廷」，和其他百官公卿之「外廷」對立。後者一般由資歷晉陞，多數成員對儒家仁民愛物的觀念頗為重視。也在這同一時期之內，一般農村內的人力與田地，向來構成向帝國當兵納稅之基礎者，有逐漸落入私人手中的趨勢，時人稱之為「兼并」。這現象一出現，日後這些資源即逃出政府的掌握。這一問題也與2000年的帝制政府結下不解緣。

由於土地稅系從每一畝之田地抽納，人頭稅也以每個人為單位，照理他的易主（包括為奴隸的販買）不應當影響到稅收的多寡。可是這種情形卻出現於古代的農村之中，稅收的底冊不可能隨時修正反映到實際的情況，即同時的羅馬帝國也有類似的情形。不管當初的底冊是用何種精密的方法調查而得，以後各地都只存在一種硬性的定額。中國以戶口為單位，每每因人口遷移、財產易主而造成稅收短絀。地方政府解決這問題的捷徑，乃將應收數額轉嫁在其他戶口頭上讓他們補足原數。可是如此一來只會引起人戶逃亡，虧額更大，壞影響之所及也成螺旋式增大。原來稅率輕，處理不得法，可能令納稅人民不堪命。稅重，甚至可以逼迫良民為盜匪。除此之外只有減除稅額，只是這辦法也會在官僚機構之中造成士氣的降低。

我們無從確定王莽接手以前的情形，只是他曾說及見稅什伍，亦即所抽稅已及於生產品之—半。雖說不無誇大之辭，也可見得局勢之嚴重。

但是不論他的動機如何，王莽提出改革時未曾作任何細密的準備。他盡信中國古典，真以為金字塔可以倒砌。他滿以為自己在西安執行天子之職權，其聖旨即可以在邊區遠處全部奉行。等到事與願違，他又慌忙的全面退卻。這個篡位的改革者夜以繼日地工作，他的經濟政策牽涉到耕地和奴婢的使用，二者都歸國有，不得私相買賣。他的金融政策將布匹龜殼全當作貨幣通行，與金銀與銅元保持一種複雜的兌換率。在他主持之下政府專利之物品增加，政府經商的範圍也相次擴大，還包括銀行業務。當環境要求他在名目和實質上都以天子自居的時候，他也不再矯飾，於公元9年即皇帝位。官僚組織的上層經過他成批的更換，可是基層組織除名號外，大致如故。有時候他整個變更政府機構的名目，而自以為已作實質上之改革，並依賴特務政治強制執行他的政策。

王莽的故事觸動了西方作家的好奇心。他們以為中國在這樣洪荒之古代，竟有如此「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不免嘆為奇迹。傾慕之餘，他們也和王莽自己一樣，忽略了當中一個重要的歷史環節：近代西方可以用數目字管理，中國傳統的官僚組織不能用數目字管理。

用不著多說，王莽的改革陷於失敗。當他的經濟政策毫無成果時，農民開始反叛。後來武裝部隊逐漸崇秦漢代創始者劉邦的九世孫劉秀。王莽於公元23年被殺，兩年之後劉秀稱帝，至此漢代「中興」。當時西安仍在農民軍手中，劉秀以洛陽為國都，他的旗幟全用紅色，以與「前漢」之黃色有別。是以，前漢為西漢，後漢為東漢。

第六章 名士成為軍閥

前言

經過王莽篡位的短暫混亂，東漢光武帝劉秀在農民作亂與地方軍閥割據的局面下中興了漢帝國。為了調和各方的利害衝突，使彼此都能和諧並存，他極力鼓吹天人合一自然和諧等觀念，使東漢瀰漫著一股維持現狀的政治哲學，然而豪強兼并的事實終究不是意識型態所能消弭的。終於，在黨錮之禍后，衝突的各方將漢帝國推向敗亡的命運。

寫宏觀歷史，有一點不妙的地方，則是作者總是經常與戰爭結不解緣。如果筆下的題材是近千年歐洲，則作者只好在哈斯了（Hastings）戰役之後，立即接下來講十字軍東征，隨後又有百年戰爭、薔薇花戰爭，而且宗教戰爭之後還未鬆氣，又有現代民族戰爭的登場。大概人類天性如是，歷史上重要的轉圜之點，總是避免不了武裝衝突，於是史家也別無選擇餘地。中國的歷史自不能例外，可是這當中也有不同之處。有如中國變亂時人民被茶毒的程度深，可是四海昇平之日也比其他各處來得長久。例如漢朝之前漢及後漢，各為時約200年，幾乎與美國全部歷史等量齊觀。因之我們大可以在提到流血爭鬥之後，環顧其他的各方面。

社會繁榮教育普及

在這一段偃武修文時代里，文化上和物質生活的進步極為可觀。首先可以提及的是教育日趨普遍。中國以國家為主提倡教育，始自漢朝。所謂大學，實為國立大學，為武帝所創立。迄至基督出生的年間業已有學生3000人。當王莽為攝政時，據說所建的太學有宿舍萬間，足以容納同數的學生，這一數字或許有些誇大。後漢創業之主光武帝劉秀和他的智囊鄧禹都是當時太學生。他們另一位同學張充早逝，皇帝訪問不遇，即聘他的孫子張浦為太子教師。而且劉秀帳下高級將領有六七人在當時都具有學術的名望，可見得教育的普及。公元59年，後漢第二位君主明帝劉庄在洛陽的明堂講解《尚書》，據說「萬人空巷」，吸引了成千上萬的聽眾。公元2世紀內，太學已擁有240棟建築物，內有房舍1850間。而到這個世紀中期，大學生總數共達3萬人．不過史籍沒有說明這些學生是否全部在學，或者當中有些可能只領有如此的頭銜。同時私人講學的風氣也很盛。有名望的學者普遍有學生500人；其中最著名的甚至有學生3000人。

學生人數的規模或可做為天下太平的一項指標。據說紙張在公元105年已經出現，可是其後很長一段時間，經典仍以絲綢抄寫，其用費必多。而如此眾多的讀書人，他們遊學的旅費和生活費也必賴財富集中才能支持。西曆的公元前後，西安已是個擁有25萬居民的大城市，洛陽居其次，也有近20萬人。

誠然令人感到遺憾，當日這些大都會的雄偉建築，至今已蕩然無存。中國缺乏像雅典的帕特農神殿或羅馬的競技場足以在觀光客面前炫耀。也沒有哥特式的教堂或中世紀歐洲的同業公會建築。中國古代的建築多是木造的，早經焚毀。所幸最近考古的發現可以提供當日大都市宏偉設計的梗概。例如西安城牆上之城門，每個有3個涵洞平行排列。車輪之痕迹證明每個涵洞寬足以容4輛馬車同時通行。一所舉行儀典之禮堂的基礎，顯示著當時的建築師並不特彆強調高度，卻在平面的尺度上用功夫，以對稱與均衡來達到設計之雍容。其注重幾何圖案上的調和，可見得他們之崇信自然法規，基本上和英國索爾茲伯里（Salis－bury）平原上大石群（Stonehenge）之觀念相同，而在其他方面則顯示文明的程度已大大超前。中國方面的建築，經常以不同的房舍成為一個集團，中有階梯，而以一個圓溝環繞著。

從畫像磚看漢代社會

漢代的青銅器、漆器和留下的泥土模型已可補成文史之不足，刻下研究漢代的學者更因墳墓內浮雕之出土而大開眼界。這些磚石上之雕刻原為供死者欣賞之用，它們埋在葬穴，面對棺槨。令人驚訝的是，畫像內容缺乏有如天使、救主和贖罪等宗教性題材。而是以歷史事迹、奇異的傳說、傳奇人物或日常生活作題材。當中日常生活一項對我們最有價值，它提供了最確切可靠的漢代社會史資料，使我們對漢代的社會有一個大致的了解。

由畫像磚上可以看到，當時高層人士穿著長袖的袍服，普遍穿戴頭巾。無論舉行宴會、演奏樂器，或是作案上遊戲和講解經史，都是席地而坐。來往時通常用一種雙座馬車。漁獵仍為高級人士消遣的場合，劇院不曾出現，可是以歌舞取樂卻又所在多有，富裕之家以雜耍者和魔術家相娛。有些當日之演出在今日仍令人感到興味盎然。

一般常人工作時則穿著類似睡衣的寬鬆褐杉和犢鼻褲（短褲），偶爾還加一件及膝之短袍。一般以小家庭（戶）為最基本的經濟組織，但是種田時需要鄰里的合作。主要的農作物為米麥及稷黍。婦女以蠶桑為常業。儘管東漢時政府已取銷鹽鐵專賣制度，鹽鐵生產仍為漢代公營事業之大宗。商業活動主要是由獨立家戶經營的零售業，與20世紀內地之情形相同。浮雕上沒有提及的，則是貧窮的跡象仍極普遍。漢代君主不時發出詔令，提到水旱災荒。窮困之家不免將家人出賣為奴。多數奴隸只在家中操持家事，所以對國家經濟無特殊貢獻。現代學者一般認為漢代奴隸不及全人口1％。

通西域與中西文化交流

隨著漢帝國的軍事行動，中國文化渡過鴨綠江而入韓國，最南則入于越南之東京灣。可是在中國本部之沿海，卻仍有化外之地。200年前日本九州發現一顆金印，證明漢朝曾認當地酋領為附庸。類似的金印引用同樣的設計和同樣的篆文已有不少在中國本部出土。約50年前，在韓國的一座墳墓中有一件漆器出土，上面有兩個藝術家的簽名，並注有年份，相當於公元4年。而外蒙古國都烏蘭巴托也有這兩位工匠署名的漆器出土，所署年份相當於公元前2年。

到了後漢，匈奴已不足為中國嚴重之威脅。事實上，中國在公元73年和89年兩次的征伐，據說已凌加壓力於游牧民族頭上，使他們一波接一波的向西遷徙。有些歷史家以為日後歐洲歷史中提及之Huns，即可能與匈奴有關。對後漢財政發生劇烈影響的乃是長期與羌人（藏民族）作戰。只是羌民族無統一的指揮系統，他們入侵的程度不深，所以不像對匈奴戰事般引人注意。同時漢軍對羌人出擊的範圍亦較小。

中國向西北域外之擴充，由受漢符節的大冒險家展開。公元前139年，時屬西漢，武帝劉徹派張騫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雖說這目的並沒有充分達到，但中國與中亞各印歐語系的國家開始有了接觸。後漢則有班超，他是歷史家班固之弟。公元73年和公元102年，班超領著少數的隨從去西域。其人數最多時亦不過約1000名志願人員。班超之秘訣，在於以中國之威望作本錢。大概與中土貿易利潤優渥，使不毛地帶里的綠洲國家心嚮往之。班超以他高明的外交手腕，借近國之兵征服遠國，如是一波沖一浪，將大漢聲威推抵裏海。有時他糾集的兵力達25000人，有次竟號稱7萬，全由蔥嶺以西的國家組成。從長期的歷史上看來，班超在文化上和商業上的貢獻，超過他在政治上的成就。他所拓展的疆土無法永遠把持，可是通商的駝馬隊一經組織，它們的足跡長期在歷史上留駐。由於大陸商隊貿易之活躍，包括果蔬和樂器（如「胡瓜」、「胡琴」）等域外文明源源由西域傳入，豐富了中國的文化內涵。

從以上所述看來，自后流傳於華夏之帝國幾千百年的基本要素，在公元2世紀便已存在。同時帝國國力之所及，也已盡量的向邊荒遠處發展。既然如此，為什麼此後又有這麼多的變遷，牽涉到周期性的盛衰起伏？從宏觀的角度看來，這問題不難解答。中國自漢以來累積的財富，一旦達到某種程度，便無法阻止，也不能在制度上予以集中鞏固。這絕不是可以及早發覺並加以補救的問題。只因今日我們站在歷史的後端，有了另外的1800年，包括西方的經驗，才能對漢朝的覆亡，提出較為合適的解釋。

後漢創業之主劉秀符合時下所謂「士紳階級」之稱謂。他雖出於帝裔，只因年代長久，他的家庭已和皇室疏遠。他的先祖也自王侯而郡守都尉，傳到他的父親已不過縣令。劉秀年輕時以長於農業上之經營著稱。他曾代他的叔父和地方官交涉，以索還佃家所欠田租；他也曾在青黃不接時販賣穀米。有了這樣的背景，又加上他起事僚屬的身份，後漢的朝廷曾被稱為豪族集團組成的政府。這固然是事實，但我們卻不能以今日的眼光憑空武斷的說他們一意維護士紳階級之利益。當時並無這樣的法制，足以支持這類的政策，也缺乏意識形態的主張，可以鼓舞執事的官僚，參與這樣的一種運動。將私人財產權徹底明確的劃出，並且給予法制上的支持，乃是現代西方所獨創。

劉秀鼓吹天人合一觀念

想對中國初期專制時代有更確切的了解，我們務必對後漢作更精細的觀察。

雖說兩百年的思想史無法在一篇文章里概括說明，但我們可以說「自然宗教』（natural religion）在漢代思想史里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尤其是以後漢，更為明顯。它的核心觀念是天人合一、陰陽之交替既及於人事，也見於自然現象。由於自然現象與人事變化都是根據相同的內在律動，所以兩者是同一的。既然是天人合一，那麼宗教與政治間便不再是對立，而神聖與世俗間也不再有所區別。照這樣的邏輯推衍，則生與死便不再有明顯界線。所謂長生不過繼續著現世界之經驗而無其痛苦，那麼以浮雕來愉悅死者也已恰到好處，而用不著贖身超度的那一套了。天人合一的觀念，也使建築師設計時盡心竭力的構成理想上的完美，美觀務必包括一個整體的輪廓。

從《後漢書》里我們可以知道，冬至是一年中白晝最短而黑夜最長的一天，自此以後即陰氣漸消而陽氣漸長。因此，每逢這一天，漢代的官僚，包括中央政府及地方官，便都按時換著紅色袍服，所有的樂器也在那天經過一番調整。又將水與炭的重量量出來，以驗證季節對物重變化之影響。日晷儀上的影長，也在當日量出。只是我們無從確定如此這般的活動，僅在表彰陰陽交替之際，其影響及於各種事物，或是因為實踐的參與可以促成其陰去而陽來。在當時人的眼光里，可能認為因參與而有推進之功效。

在漢代，尤其是後漢的國家祭典中包含以上種種複雜的成分，可見他們認為朝廷並不僅是人間的組織，如果再用它去維護某一社會階層的利益與特權，更是不成體統。這並不是基於現世界利害的考量，而是他們認為，天子務必對上蒼負責，而使治下的億萬生靈滿足愉快。劉秀的朝臣曾於公元54年勸他到泰山封禪，以便確定他受有昊天之明命。他當時以天下蒼生尚未能安居樂業為理由，拒絕了這項建議。不出兩年，他卻改變初衷，舉行了封禪禮。這當中自然有可疑之處。什麼是安居樂業的標準？由誰來做判斷？答案雖然暖昧不明，而更有其功能。以今 日的眼光看來，後漢之意識形態著重一切保持原狀，朝廷則冀望向各方一致討好。劉秀與王莽之鬥爭至為短暫。他的帝國實際上是從造反的農民及各地軍閥手中奪來，征伐的時間超過10多年。當初是因為自衛和保持自己的人身與財產才舉兵，劉秀與他的將領當然從未忘懷於本身之利益。但是他也熟讀經典，更加上在農村的實地經驗，知道社稷之安定，在於大多數農民之要求得到滿足。此中不同的利害不容易調和。因此，他鼓吹天人合一、自然和諧等觀念，更可以在行動上保持自由，不被拘束於一定的主張與政策，而以微妙的手段，遂行其妥協與不走極端的用心設計。所以劉秀注重公眾建築之風水，他也以學者的姿態討論符讖吉凶。他所追求的並非個人來生的幸福，而是帝國在現世界之福祉。這種種舉措與言行，都載於典籍。由此看來，前述「自然宗教」、「國家祭典」都與妥協和保持原狀的宗旨相表裡。這種漢代的思想體系，劉秀和他的兒子劉庄都竭力提倡。

豪強兼并是農村社會亂源

劉秀和劉庄在財政稅收上的表現也相當成功。他們的方針是將稅率極度抑低，可是在規定的範圍內亳不通融地執行。根據官方的資料，土地稅只有收成的1／30。前漢的鹽鐵專賣，在後漢業已累除。劉秀的詔令也一再提到解放奴隸為平民。全面確定稅則是在公元39年。翌年即有十個郡守因所報不實而死於監獄。他們父子嚴峻而有心計。全國納稅戶數在王莽時代一度急劇減少，但在劉秀父子的主持下，至公元1世紀末，其數目不斷回升，自此可見新朝代的舉措合宜。公元2世紀情況略不如前。雖然不斷的與羌人作戰，宮廷內的生活也日趨奢華，可是國庫仍然沒有大量的短絀。但是在對付私人財產時，後漢朝廷暴露出它在制度與組織上的缺陷，終而造成朝代之覆亡。

在任何條件之，私人財產之膨脹總會產生問題。這私人財富可以立即變為政治權力，有時這些財富也避免不了在政治場合之中角逐。司馬遷曾提出，公元前154年很多王國全面叛變之際，西安的一個商人在3個月之內所貸之款獲利10倍。在這情形下，他所貸之款在支持朝廷之中央軍，可是不同情況之下，私人之財也可用以支持叛軍。在更為特殊情形之下，鄉村間之財富更可以促成變亂。

中國農村在歷史之發展上系以小自耕農為主體，可是因之也構成組織上的弱點。小自耕農各自經營，每家每戶也是小本的生意人。如果在這關頭又出現了一批大生意人，必因當中的不平衡而產生緊張局面，外表看來向妥協和諧，實際已是小大之間的競爭。其演變所及，無法避免富強者得勢、貧弱者受逼。政府既無從以累進稅率油稅，通常的情形便是稅收短絀，再則又要對貧弱無靠的人民周濟，也連帶受牽累。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因素是，中國自秦漢以來的統一，可謂政治上之初期早熟，很多地方上的習慣，在其他國家可能造成法制之基礎者，在中國則缺乏發育成長的機會。農戶耕地既小．也無從雇請律師，覓取技術上解決爭端之原則。凡是有關借債、押當、失去取贖權（fore-closure）和強迫接收（dispossession）各種糾紛，很少能在中國通過法庭有秩序的解決。一般情形之下乃是當地富紳本人不出面，由地方上之流棍執行。而猶不止此，如果某一問題村民不能和平的解決，地方官更是無法合理的解決。儒家教養使他們不能不顧及窮人的困難，可是在維持秩序的原則之下，他們又不能將富家的利益置之腦後。他們的出路只有兩條，要不是勾結幕後有權勢之人物以自保，便是反抗他們以博得不畏豪強的聲名。下級官僚既因司法上缺乏確切的規律而躊躇，其上級之處境也大概類是。以上簡單所述，因著螺旋式發展，成為中國農村史內紛見沓至的老題目。只有一個辦法可以拯救法律的失當之處：也就是所有的官僚與平民都確實遵守紀律。

後漢因「中興」而起，也就不容易對付這類問題。其契機已成，在維持現狀和不事更革的狀態之下，又加以當日半似宗教性的信仰，只在此生此世取得滿足，那麼整個朝廷也無從廓然更張向某一方向邁進了。有了它的放任政策，漢帝國因為王莽篡位所引起的波動，經過一段休養生息才得以復元。可是財富繼續集中於私人的手中，且除了放債收租之外，缺乏其他的出處，至此只有打擾鄉村間的安寧。地方政府原來長於意識形態方面的言辭，而短於經理上的能力，如此一來更不知如何措手了。

儒術成了做官的階梯

兩漢的提倡儒術固然使官僚組織間思想一致，但也產生一種不良的影響——讀書人除了做官之外別無他業可從。以知識為本身為目的，從未為政府提倡。公元2世紀張衡提出一種高妙的想法，稱天為雞卵，地似卵黃。他在132年監製的地震儀，據說圓徑8尺，今日則只有後人挑出的一紙圖解作為見證。與他大致同時代的王充不斷的指出，自然現象和人事沒有直接的關係。這兩位思想家都缺乏後起者繼承他們的學說，其著書也不傳。反之，公元175年政府在太學之前樹立石碑，上鐫六經文句，據說每日來臨摹經文的學者聚車千輛。

以儒學為做官的階梯，始自武帝。其所謂「察舉」和「徵辟」乃是一種強迫的推薦制度。起先所舉者謂之「賢良方正之士」。公元前134年又令每一郡國舉「孝廉」一人。在後漢這制度推行穩定之時，大概每20萬人口舉孝廉一人。這樣的「選舉」，無從全部公正無私。被舉者又非如代議政治下的議員那樣參與議事，卻各授官職。其影響所及只有使被舉而得官者終生與舉者、辟者保持恩澤的關係，而將公事視為次要。在這關頭，儒家習慣上重人身關係，而不嚴格的尊重法治，更能產生不正規的影響。城裡多數的太學生造成輿論的標準，只是他們專註於個人道德，經常感情用事，只能使以客觀標準解決問題的機緣更無從展開。

以上種種因素終於在朝代的末期造成無可挽救的局面。經常每項爭端總是起源於鄉間，而終至驚動國都。當地方官有心懲處當地惡棍之際，經常發現他們後面有本地富紳作主，後者又與朝官勾連，有時尚倚恃宮中宦官作後台。郡守縣令不得不強制執行。他們以道德的名義審訊，倉促的執法．即判人死罪，對方也予以報復。這一來兩方都走極端，有名分的官僚和他們家屬受害的程度與家強之被懲同樣深刻。自公元153年至184年，很多事件在其他各處原本只能於現代社會發生，但在當日的中國卻已發生。成千上萬的學生遊街示威，向洛陽的政府請願。大規模的拘捕被執行；黑名單也編成。數以百計的政治犯死於監獄，其中不少人的詳情從未公開交代。

宦官與名士的對決

在最後的一段衝突中，所謂黨錮之禍，一方面有宦官的干預．另一方面則有為太學生所支持的名士，一般人的印象乃是好人與惡勢力之鬥爭。雖說以短視界看來，這種說法不算不正確，在長久的局面里則這樣的結論卻使背景混淆不清。無疑的，漢朝覆亡之前夕，最大的問題乃是地方政府之權力日漸凌夷。當日之邊疆完整無缺，及至局勢不可收拾時，朝中無政策上之爭執。都城內之分裂是由於宦官受到鄉村中新興地主的支持，而為舊有士紳排斥，其實兩方與官僚皆穿通一氣。公元135年的詔令，讓宦官之義子繼承他們的頭銜與家產，因此牽涉到各郡縣之地產，只有使問題更為複雜。指責宦官上下其手，不是沒有根據的。可是要說倘非如此原來已有合理合法的安排則與事實不符。如果當初確有有效處理辦法，則違法之處必已處理要當，可以防患於未然，而不致日後驚動朝廷。事實上，號稱公正嚴明之名士，也置已獲赦免令的人犯於死刑；有些則懲罰對方，殺害其親屬與賓客。在這樣無視於法律的情況下，終於造成整個政體之瓦解。

公元189年兩方之決戰，宦官張讓質問大將軍問進：「卿言省內穢濁，公卿以下忠清者為誰？」當時何進與反宦官的名士站在一起。

張讓之玩世不恭的態度我們不說，可是他這一句話卻提出一段真理，仍不為當時人所洞悉。法律與紀律不同，它是社會上之強制力。要是下層對之已然漠視，上端也不會更為認真。如果希望法律生效，立法必須以一般現行生活狀態為藍本。倘使反其道而行，其執行必極端的困難。

漢代末年情形有如上述，其覆亡已不足為奇。這朝代創始時循秦制而採取一種三分政權的體制。丞相總攬百官，御史大夫管監察，大司馬主軍政。以後名號間雖常更變（如御史大夫為大司空，大司馬為大將軍大司馬），其基本組織則不變。可是公元2世紀末期，原來設官分職的觀念已與事實上發生了很大的距離。監察的職責已由一個次層的官僚稱為「司隸校尉」者擔承。此人具有現代國家內「反對黨首領」之形象。隨著西漢之傳統習慣，大將軍一職，總是由帝之舅父姻兄充當，亦即是官在外戚。再因著霍光的一段穿插大將軍大司馬通聲勢，顯赫到有廢立權。後漢中葉之後一連串地產生了好幾個未成年的皇帝甚至嬰兒皇帝，好像出於機遇，然則也是由於居大將軍職者從中擺布。宦官之弄權，有好幾個原因。他們是宮內參與機密之近臣，為皇帝手下不可或缺者。要是皇帝未成年，則必為皇太后倚重。有好幾個有力量的宦官，樹立了維護皇室的聲名。他們也有權指揮京軍，後者就算大將軍大司馬也不一定能掌握擺布。

公元189年兩方的主力衝突，把一切的做作全部放棄。當公元184年，稱為「黃巾賊」的農民造反威脅國都洛陽時，何進以太后的異母弟之身份晉封大將軍；他討伐黃巾有功，更增加了他的威信。日後他即與司隸校尉袁紹互通聲氣。他們密謀召集一支邊軍入都誅除宦官。但是宦官張讓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辦法先下手。張讓之弟張朔，過去在爭執中為另一位司隸校尉李膺所誅，而他媳婦又是何太后之胞妹。他矯傳旨令誘何進入宮，當場將他謀殺。袁紹為何進報仇時，將皇宮焚毀，將可能拘捕的宦官全部斬盡殺絕，也遇得張讓投水自盡。

文士自衛成了武將

至此漢朝可說氣數已盡。被召人京的邊軍來不及參加這次政變，到達之後也無意維持秩序，其將領跋扈難以駕馭，其士兵目無紀律。很多官僚已知中樞的領導力量無法挽回，乃紛紛回鄉築塢，組織私人的軍隊自衛。根據最初所謂「上天浩命」。皇帝縱不能一手管制社會上利害不同的各階層，有如地主與農民、舊有和新興的士紳階級、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至少也要在他們發生爭執時作有力量之仲裁。事實上之發展則以皇室家庭內衝突作導火線，擴張了權力鬥爭，將所有有關的社會問題一齊掀動。此後，漢代名存實亡，又苟延了30年。皇帝此時實為囚人，國都則被焚，全帝國之臣民尚要目睹身受長期的內戰，自此席捲鄉野，不少的文臣，雖有些志與願違，也因時勢變為武將。有些人士更在事前預料天下將亂。可是沒有人能料想到中國會因此失去其對稱與平衡狀況達300多年。

公元200年的官渡之戰在歷史上是一段有趣的插曲。這場戰役並沒有解決問題，只是因為兩方主將之背景使讀者能獨具慧眼的看出他們衝突之範圍。進軍來犯的乃是袁紹，亦即以前企圖一網打盡所有宦官的司隸校尉。在這關頭他希望做由各地所組成的地方部隊的領袖。他的六代祖袁良曾以《易經》起家。袁良以他所學傳授於孫袁安。袁安因學術上的聲名才幹，從縣令郡守一直官至司空（監察院長）、司徒（文教部長）。從此之後袁家再無一代未曾做到朝廷里的高官，有所謂「四世三公」、「門生故吏滿天下」的稱號，當袁紹舉旗而起的時候，他的附從者據說糾集了10萬兵眾在他麾下候命；又稱其食糧曾以大車萬輛自河北運來。抵擋他的乃是曹操，他的背景更為複雜。曹操之義祖父曾騰乃是宦官，以黃門從官的名義為太子待讀。曹操之父曹嵩乃是曹騰養子。可是曹操自己也舉孝廉，在朝廷政變之初，他與官僚集團之名士站在一起，以具有才能稱著。他的軍隊大部以黃巾降人編成，給養則得自軍屯。他自稱這時候仍在維持漢代的朝綱與體系，這樣的說法也不能為人所盡信。

曹操在官渡得勝，但是漢代終究缺乏起死回生之術。直到公元6世紀末期隋朝興起之前，中國經歷過很多局部的帝國與小朝廷的時代，同時也遭受不少異族的入侵。

第七章 長期分裂的局面


漢帝國崩解后，中國陷入一段黯淡無望的長期動亂時代。豪強兼并所引起的社會不安仍未獲解決；甚且在一連串政治鬥爭激化下，導致戰事連綿不絕，胡人入侵，使社會秩序徹底瓦解。於是，一個個「塢堡」地方自衛組織相繼建立，中國儼然進人另一個新形態的戰國時代。

中國歷史家認為，自公元220年漢代覆亡至581年隋朝興起，當中是一段長期混亂和令人失望的時代。從某些角度看來，這也確是事實。我們甚至可以說，這等於30年戰爭給德國的災害加10倍。中國北部不少地方人口為之減少；古代的五銖錢從周朝的後期即已流通，至漢朝更為普遍，通過魏晉南北朝的分裂局面，在許多地方因之絕跡。既然缺乏有效的中央政府，每遇災荒，人民呼籲無門，其痛苦的情形不言而喻。在這期間內有公元309年的大旱災，大河流都可徒步通過；而又有公元369年的疫疾，長江下游北岸的廣大地區人民因之相繼死亡。

新形態的戰國時期

然則，稱這時期為「黑暗時代」則不正確。雖說在這段長時期內戰事若斷若續，但大規模的征伐和有決定性的戰役不多。若非如此，則以後的統一亦必採取不同的步騾。很顯然的，魏晉南北朝的分裂局面與戰國時代截然不同。經過四個半世紀皇權政治的掌握，中國已與封建體制解散之後所產生多數帶競爭性的王國的情況大有差異。士紳階級的廣泛分佈也使全面動員困難。從紀錄上看來，這次分裂期間軍隊里的兵員大致都由招募而來。

少數民族在動亂的場合早出現，增加了局面的複雜性。傳統上稱為「五胡亂華」，其實這些少數民族包括藏族及阿爾泰語系（AltaiC）的民族，後者又有原始蒙古人和初期的突厥語系人種。可是在多半的場台之內，即使專家也不能斷定其人種語系了無差錯，更不用說當中的混合部隊了。他們與某些漢人冒險家在公元304年至公元439年在華北建立了16個王國，有些在短期間內前後重疊，有些彼起此伏。在初起時．他們既稱為「蠻夷戎狄」，少不得帶毀滅性。一待到他們將所創的朝代布置妥當，他們也建孔廟、立太學開始注重文物，提倡農桑。當中有兩種入侵的民族竟開始修築長城，以防其他游牧民族緊隨著他們的來路，打擾他們新建的王國，可見得其改變程度之深。

在這分裂期間的後期，漢化的胡人在北方所建國家與漢人在江南的「流亡政府」不時進行拉鋸戰，互有勝負。但商業上倒有了來往，南北的使節也互相訪問。可是始終沒有人提出這種分裂的局面應當視作當然，聽任其存在，各小王國也應當保持現在所能控制的地域。在南方或在北方．組織政府的原則仍是政治哲學，而不是地緣政治（geopolitics）。這廣大地區稱為「中國」者，內部之文化既混同一致，即沒有其他的邏輯，或甚至適當的國界，可以支持分裂的局面了。只有天下一統這一觀念，才能在意識形態上使文官集團有了思想的團結，這種趨向可以在當日的文件中看出。

後漢末季曹操企圖重建強而有力的中央政權。他的成功僅及於魏。他再想興師討伐南方，卻慘遭失敗，他的子孫繼業也無一功成，此中原委可能為今日之旅遊者及歷史學者所感興趣，因為當中有地緣政治的關鍵在。

三國鼎立時期

當時的蜀漢以今日的四川及鄰近區域作地盤。因具有充分的人力及資源，足以支持長期之戰事，已有國家之內另一國家的姿態。其跨地既廣，四周仍有適當的山川作屏障。近年來不少的旅遊者已經在其東部看到長江的三峽。其實遊客從下游溯江西行，費時雖多但印象更深。兩岸的絕壁既已垂直的掉入水中，其下一段景物本來也是別有洞天，經過一段耽擱，越是在意料之外，出其不意的展開，越能令人尋味。不僅刻下提及的公元3世紀內戰中，無人敢於攻入三峽，即是第二次大戰期間，日軍已逼近峽谷之東，也同樣感到束手無策。

魏與蜀之外，第三個國家為吳，所在為水鄉。吳國既擁有水師，也沿著長江將各城市設防。今日的南京（過去曾稱建康及金陵）創建於吳。當初創時城居水濱，沿岸之石壁與城垣構成一體，作為防禦戰時堅強的憑藉。據說今日這石壁之一部仍可在市內看出，只是因為長江改道，這痕迹現在離江濱巳有相當距離了。

公元3世紀魏蜀吳三國長期鼎立的局面已成。當中魏長於騎兵，似佔優勢。迄至公元263年，距曹操首先伐吳及蜀已半個世紀，魏將司馬昭終於打破此中僵局，他在萬山之中，人跡不到之處行軍，以奇襲方式突出蜀漢之後門。此計既成，收拾殘局，只是指顧間事。只是他翌年去世，子司馬炎乃抄襲曹家辦法，倡言天命已由曹家轉移到司馬家，他在公元265年成立晉朝，讓曹魏的最後一個皇帝行禪讓札，全部有如以前之曹魏逼著劉家的漢朝禪讓。這種象徵著天命轉移的儀式，也在分裂的期間為以後四個短命朝代（宋、齊、梁、陳）所模仿。

短暫的統一

晉帝國之徵服吳國，以長遠的計劃遂行。首先以軍屯擔保食糧之充足；其製造船舶，地處蜀境也費時7年；統帥王濬向來做事以大刀闊斧具稱，當一切準備停當時，他年已70，他所造大船據稱有600尺長，可載兩千兵馬。吳國也不馬虎將事，他們建造了水中障礙，還在江面窄處以鐵索橫貫。王濬乃利用大型竹筏清除障礙；針對橫江的鐵索，他製造了100尺長的火把，以干樹枝及容易燃燒的物料捆成，上淋麻油，據說燒起來的高熱使鐵索熔斷。這障礙既除，王濬的樓船即順流而下，於公元280年在南京受吳降。

以上事迹見於官方正式的歷史中，其傳奇的成分我們既不能證明也無從否定，只不過因著這些事迹我們還可以觀察到一些重大演變。司馬家之晉，因禪讓而合法，是這三個半世紀唯一的朝代，曾一度將帶有競爭性的敵國全部肅清。當它在280年攻佔南京之日，好像重建了一個統一大帝國的局面，只是才10年，北方的新發展又將其好夢驚破。公元291年，司馬皇家的一段家庭衝突，因為各皇子的關係而牽連到各地域。內戰既開，長城內的少數民族也藉機起事。公元317年，西安與洛陽兩座國都先後被洗劫，一個駐在南京的晉王子在這關頭稱帝以維持朝代的名號，可是自此以後他和他的繼承者除了控制長江以南之外，很少機會能涉足於其他地區。公元383年，這流亡政府的弱勢軍隊出人意外地打敗了前秦領袖苻堅所統率的絕對優勢的北方聯軍（淝水之戰）。可是縱然如此，東晉仍無力北伐，僅能保持南方的半壁江山，以後四個繼之而起的短命朝廷也無不如此，它們都自稱統領全國，實際上不過盤踞著華南，坐待著第二帝國隋朝之勃興。

當我們檢討這段期間的歷史時，發現當中浪漫的事迹多，邏輯之成分少。不少出色的男女人物，因為他們賢愚不肖的事業而在青史留名，可是我們很難綜合其反映什麼實際意義。

重新詮釋八王之亂

這段歷史可以從漢代的覆亡敘起。其原因曾被追究於宦官掌權、黃巾叛民的暴動，和無紀律之邊軍被召入京，然而實際上，全面內戰展開時，宦官已被整肅，黃巾賊已被剿平，而邊軍亦已不再成為問題。晉朝情形亦復如是。最初問題之發生，咎在皇后賈氏，據說她心腸毒辣，又愛虛榮，有些歷史家尚且說她黑而奇醜。因為她與皇太后爭權又要廢太子（非賈後所生）才引起皇室各王的干涉。晉朝的習慣，各皇子稱王，內為朝臣，外拿兵符。不過當爭端延及各地區時，皇后已被弒，以前各種冤屈都已平反，而戰事依然方興未艾，動則使幾十萬的官兵捲入，這就很難再稱其為宮闈間糾紛的後果，而認為咎在女人的虛榮與嫉妒了。

現代學者引用「經濟樞紐區域」（Key Economic Areas）的說法，企圖將長期分裂的局面，作比較深切的解釋。他們認為好幾個出產糧食的大地區，內部的交往深，需要外界的接觸少，於是地方政府因此逐漸脫離中央的掌握。這種說法，有它的優點。從曹操之不能征服南方的兩個國家看來，和東晉在淝水一戰足以擊退來犯之優勢敵軍的事迹看來，經濟樞紐區域好像確有其事。可是這和晉朝一度統一的情形對證，就不相符合了。即算地緣政治里有阻礙統一的因素，仍可以軍事行動克服。以後晉朝的內戰更使這個說法文不對題。當時戰事波及的地方全在國都附近，南方照理應當鞭長莫及，此刻卻反而平靜無事。

在找不到更好的解說之際，我們不能不對傳統所謂兼并之說再加斟酌。土地的佔有，在中國歷史上確實影響極深。大多數的小自耕農作為當兵納稅的基礎，其公平的因素不說，確是在中國鄉村中，先擺下了簡單和均勻的基礎，便利於官僚組織的管制。當時漢朝提倡孝與廉（不僅是做官的廉潔，而且是在對人處世時對財物一體謙讓），顯見得朝廷借重文教上的凝聚力而無意增進經理上的繁複。這種組織與結構極容易被土地集中所破壞。讀者此時必須體會到，在農村之中應付稅的戶數極難隱匿，可是戶內所領土地畝數和人口的口數包括僱工和奴工，則可以出入。如果實際上戶數減少，稅收必隨著短絀。以後政府所能供應的服務，有如濟貧、地方自衛和水利等等，也必為之減縮。並且地方士紳力量的伸張亦必影響到地方政府的性格。專制政府的體制，皇權由上而下，全國一致，要是地方士紳開始自作主張，即帶有一種修正性質。從以上各長所述，可知後漢地方政府的凌夷，巳產生各種不穩狀況。

當曹家取漢而代之和司馬家取魏而代之的關頭，立即崩潰的危機暫時平安度過，可是其基本原因並未排除。當日不平穩的局勢可自各種詔令上看出：有名的「魏武三詔令」（曹操為丞相時所頒發）求才，內中稱有才的不必有德，只要有治國用兵之術，即算不仁不孝仍當撥用（地方士紳通常以仁義自居）。晉朝則頒布占田法，企圖限制各家室擁用土地數額。兩種方案都在企圖脫離士紳的羈絆。可是魏去晉來，兩方都沒有達到重建中央集權體系的目的，當日華北表面的平靜，全靠強而有力的創業之主暫時壓制，始能一時維持原狀，他們一不在位，宮廷里稍有糾紛，即引起地方上各種無從管制之因素乘機蠢動。皇子之稱王者更將事體擴大，以致武裝衝突綿延各州，歷時16年（公元291一306年）。其作戰無秩序，陣容紛亂，無確切之目標，凡此均顯示社會組織已大規模的全面崩壞。

文化融合無功引起五胡亂華

在這16年的後段，有了所謂蠻夷戎狄的投入，這也需要一段解釋。首先參加的是劉淵，他是漢人和匈奴混血。他在公元304年於長城之內起事，20天之內即聚眾5萬。劉淵曾任晉朝五部大都督（匈奴有五部），亦即奉命督導匈奴人眾。這背景使他容易號召國防線的匈奴部落，而有些匈奴兵馬早已編入邊軍之內。其他異民族分子，包括漢人家中佃農和奴工，較劉淵遲12年稱帝的石勒，年輕時即被販為奴。整個游牧民族的部落入寇也起於此時。可是綜合起來看，仍是漢朝制度注重文化上的融合以代替有力量的政府，這種制度解體，才引起少數民族參加其中的混戰。若說夷人主動的洶湧而入主中國則與事實相左。

可是少數民族擅長的是騎兵戰術，在內戰時，其影響非不嚴重。當騷擾普遍化時，各處村落組織自衛武力，築塢壁自保，其成例已在黃巾叛變時開始，及至公元4世紀，已構成華北的普通現象。大概在公元350年左右，山西北邊有設防的村落三百餘，包括「胡、晉」人口十餘萬戶。公元400年前後，關中有堡壁3000所，他們推戴統主，相率結盟。其下層基本組織或許只有少數村落，可是一個大單位能包括10萬戶，胡漢人口混雜在內。有力之宗族為這種地方自衛組織骨幹，他們擁有精兵，顯然有貴族的氣派。假使這種趨勢任之發展，新型封建可在中國出現，中國此後幾百年的歷史也可能與日本之中古史相類似。只是在一個廣大的地區執行流動的戰術，作戰時又有大部隊參與，終使局勢朝不同的方向發展。

在這期間內，主要的戰鬥通常牽涉到25萬人以上，步兵與騎兵的比率不少於3比l。因為需要人員，當日胡人君臨的短命朝代，經常侵凌地方土紳所組織的自衛團體：或者派遣監督取得其行政權，或者指令其盟主強索人員與補給。兩種方式同樣的侵犯其地方自治的權益。

中國在公元4世紀及5世紀因此陷於歷史上的最低點。皇室著重於各人自我約束、對人謙讓的文治，至此已無法施展。另外一種出處則是地方自治，以資產作基礎，將士紳所掌握的地主威權合理化而成莊園制度（manorialism），而這出路也被阻絕。且當小朝廷派遣監督到各結壁為盟的單位里去時，又不改組其下層組織，所以以小自耕農為主體以便於官僚組織統治的中央集權也無法恢復。當時人失望之餘．只好以「五胡」配上一個「十六國」，強調其負面因素，殊不知破鏡終能重圓，假以時日，中國殘破的帝國仍能恢復原狀，而且發揚光大，不過需要一段長時間而已。

第八章 歷史向側面進出


在傳統史家筆下，魏晉南北朝時期無道昏君之多，可說是空前絕後。然而與其說這是皇室品質惡化的結果，毋寧說是反映了這時代國家體制的脆弱。面對如此長期的動亂不安，歷來做為社會綱紀的儒家思想，已無法滿足人心的需求；而新近傳入的佛教，卻適時提供了飽受苦難的人們精神慰藉，使佛教一時大為盛行，深深影響此後千百年的中國。

大多數的中國人相信宇宙經常處在一種和諧的狀態中。要是當中有何差錯，一定有負咎的人在。在魏晉南北朝的分裂期間，其壞人則為曹操。即錢穆先生——可能是將中國寫歷史的傳統承前接后帶到現代的首屈一指的大師，也仍然沒有寬恕曹操的篡竊。其理由不難理解：在君主專制時代，自然法規總是由上至下的通行，如果君主稱自己承昊天之明命，即只有他能表彰宇宙至高的道德與智慧。但事實上，下層的詳情無法得知。而在廣大的國土內，很多相衝突的利害也不見得可以調和。可是皇帝有了御殿里龍椅上的神秘色彩，就成為一個說話算數的仲裁者，他所期待於讀書明理之百官的，不過是一種帶強迫的信仰，要是他們都保持著自我抑制和對人謙讓的信條，那麼不怕任何衝突不得解決，也沒有技術上的困難不能排除。曹操的罪過，不僅在於他以粗蠻的辦法去解決實際的問題，井且在於他公開道說，有意鑿穿眾所公信的神話。據說他曾稱：「若天命在吾，吾其為周文王矣。」所稱文王即為西伯，他雖擁有廣大的地區仍繼續向商君稱臣，待他的兒子武王才正式取商而代之。當曹操於公元220年去世時，他的兒子曹丕也不再耽擱，立即貫徹父志宣布魏朝的成立，而強迫漢朝的最後一個皇帝行禪讓禮，於是天命有了正式的接收交代。45年之後司馬家如法炮製。司馬昭有了皇帝的權威而無其名目，兒子司馬炎則取魏而代之，國號為晉。

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內稱：「國家本是精神產物。」從實際眼光看來，我們今日甚難接受這樣的說法。可是他所提倡的宗旨大意：任何政權都需要若干理論上基礎，則不容辯駁。中國古代因為技術上的困難，在管理千百萬生靈的時候不得不假借遺傳的帝統，代表社會價值的總和，有它的道理。曹操口中所說、手下所做都像馬基雅弗利，怪不得他要承受千古的唾罵了。在中國的戲曲里，曹操的面譜全部塗白，狀如牆壁，以顯示其譎詐，只有眼角稍沾墨筆，表現著他機警應變的能力。

從臉譜論人物

中國的戲曲始於唐，而取得市井間娛樂的地位則於宋，其衍變而為今日之「京劇」，至少距魏晉南北朝分裂的時代又已一千年。雖如此，今日曹操及其同時期人物仍為舞台上最被經常排出之角色。在這群人物之中最為人欽仰的乃是關羽，他是一個帶兵的將領，面譜上特具棗紅色。在真實生活里，關羽剛傲而缺乏處世的謹慎周詳，他不顧利害讓自己兩面受敵，弄到戰敗授首，比曹操早死一個月。可是千百年之後關公仍被中國人奉為戰神，民間崇拜的不是他的指揮若定，而是他的道德力量。關羽「義重如山」，至今秘密結社的團體仍有些奉之為師祖。

戲台上好像又要在走極端的關係中保持某種平衡，因之也搬出另一型的英雄人物呂蒙。此人無疑是在戰場上計害關公，而將他的頭顱交與曹操邀功的吳將，其臉譜也將其個性誇大的表現，即與實際的面貌相違，也無傷大雅。呂蒙初為純粹武人，有不屑於文墨的態度．只因為上級督促，他才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開始讀書。可是如此一來，書中文句使他神往，這從他手不釋卷，在極短時間之內，在理智上有了截然不同的改變中可以看出。他的同僚也驚異著此人從不學無術的武人，一變而為有心計的戰略家，因之「士別三日，便當刮目相看」。他的臉譜上以蝴蝶式的設計陪襯著兩隻靈活的眼睛，表徵著一個複雜人格內心的機動力。很顯然的呂蒙之所特有，是為關羽之所獨無。

這樣的軼聞瑣事雖有趣，讀史者如何受其裨益？本書作者建議我們注意社會學家區分大傳統（great tradition）與小傳統（little tradition）的辦法。這也就是說，大凡文化上非正式，而結構上稍鬆懈的部門，雖然大致上依據「高級文化」吹搓而成，卻又在細微末節之間穿插交鑿。這種非正式而帶娛樂性的安排，使哲學家和大政治家的見解下達於一般民眾。京劇將這段歷史極盡其能事的渲染，也得到16世紀一本大眾化書籍之助。《三國志傳通俗演義》富於傳奇性，這書將當日事迹極端地小說化且浪漫化。因其向小傳統的方向歪曲，足使大多數的群眾欣賞到的一段論說，與前述大歷史家錢穆所提出者，沒有根本的差別，亦即是「國家本是精神產物」。既如此，則愈在危急存亡之秋，個人的品格，更需要嚴格的評判。很顯然的，此中戲劇家與傳統歷史家具備同樣的信心，他們覺得道德上一成不變的尺度，足以衡量個人的品格。他們的立場既然如此全部一致，那麼他們綜合的見解，也可以簡單明了地以臉譜上的紅白黑色表示了。

官方的歷史家代表著大傳統，其任務為「褒貶」，當然也儘力在使白者愈白，黑者愈黑，由他們烘托出來，這一時期「無道昏君」之多，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請注意錢穆在《國史大綱》里所提出的：「荒盪不經．其事幾平令人難信。」）劉子業為南朝之宋的「前廢帝」，他17歲登基，在位18個月。歷史紀錄上記載著他的異母姐山陰公主曾對他提出，「妾與陛下男女雖殊，俱托體先帝，陛下六宮萬數，妾惟駙馬一人，事大不均！」廢帝於是替姐置男妾之稱「面首」者30人。司馬衷乃是普朝的悲劇性皇帝，當他在位時，內戰爆發，戎狄交兵。據說隨從報告他：「天下荒漠，百姓餓死」，他聞之而說：「何不食肉糜？」另外一位皇帝乃是南朝齊主「東昏侯」蕭寶卷，也是弱冠踐祚。他鑿金為蓮花貼地（蓮花乃佛教聖品），令他心愛的潘妃行其上，稱「此步步生蓮花也」。

這三位昏君都被弒。劉子業如果真替姐設男妾，在男重於女的社會裡當然不能逃避譴責，可是暴露他舉動之荒謬，乃是在他被軾之後提出，並且文中還講到他寫的字不工整，這也算作他無德君臨天下的表現。山陰公主提到的兩性平等，不論其是否真確，看來其主張已遠逾5世紀中國習慣的尺度。我們既曾聽聞到法國大革命時，皇后瑪麗安東尼「沒有麵包何以不食糕餅」的故事，則難能不懷疑晉惠帝司馬衷之何不食肉糜。這兩段故事距離1500年，只是內容太過於相似了。另外我們也很難認為第三個被弒的蕭寶卷以蓮花在室內地上設計為不道。如果他的創作確如史書之所描寫，我們只能欣賞其獨具慧眼的風格有如波提切利（B0tticelli）所畫的美人—一她在《愛神的誕生》（The Birth of Venus）中的姿態，只是富於中國情調罷了。總之，藝術家的創造力和專制魔王的狂妄，當然是風馬牛不相及。

在這種種故事中，作史者的態度，較諸他們筆下之題材還要值得考慮。有了以上的軼聞瑣事，這些歷史家提出一點令人特別注意之處，中國的專制皇權具有雙軌性格。皇帝以聖旨號召，固然從上而下有了自然法規的至美至善，可是生靈塗炭時，他也真要切身地負責。除非百姓安居樂業，為人君的不能安逸——這點早經孟子不斷地強調。

失望中孕育希望

分裂期間並非皇室的血統退化，而只是表現出當時組織的脆弱。朝代的統率力量，原來基於文教上的感化，現在全靠宮殿里的紀律。其行動的範圍愈小，其上層所感受的壓力也愈大。這種道德上的壓力尤以南朝所感受的尤甚。流亡政府既稱受昊天明命，那麼它也要較北方夷狄高出一籌了。

我們把環境上的情形全部托出時，即可以看出當日的發展實有前後貫通之處。既企圖恢復北土，則南方應有由強人領導的軍政府，可是其下層的支持尚付闕如。西安與洛陽失陷時，南渡的望族早已在叢山之中、濱水之處開發產業，自給自足。他們有相對的安全，於是對建康的流亡政府意存觀望。這南朝也效法晉成例，派遣皇室子弟到各重要州縣為太守刺史。可是他們缺乏爪牙下達鄉里，其本身反為地方上有實力之人士支配，於是各州縣所出現的陰謀，較之官中府中更為邋遢。如此一來，建都建康的短命朝廷較之北方也無甚出入。彼此都無力恢復由官僚組織作主的帝國體制，而彼此也沒有因全局之平衡構成一種封建的地方分權。

建康即今日之南京，以後又稱金陵，其名字雖輝煌，實際上則為一種失望和墮落的氣氛籠罩。上層階級的富裕者，覺得無從發展其抱負甚至無從有效地利用其財富，只能帶著勢利眼光，把錢花在自己身上。此時家族的聲望很被重視，有些甚至追溯到華北的幾代之前，於是修族譜成為一時的風尚。男人也塗朱飾粉。文人在駢文上用功夫，更是一時流行，其文句間的對稱和均衡極盡技巧之能事，反缺乏全篇的要旨和段落間的邏輯。於是建康成為「六朝金粉」的金陵，也就是中國的絲箔城市（China's tinsel town）。

可是失望的階段，也是復興再造的機緣。當然，儒教未曾完全斷氣，假使孔孟的影響全不存在，那麼這幾百年的歷史如何會寫得盡以嚴格的道德為標準，極盡其褒貶之能事？那麼寫歷史的人從何處找到原始的資料，又如何構成其下筆之宗旨？

出人意料的，對重造中國帝制體系最有實質貢獻的，卻是所謂的胡人夷人。為對他們表示敬意，我們應稱之為「非漢民族」或「少數民族」。其詳情待下章論述。此間應當提及的則是，少數民族在中國歷史里再造帝國的關頭扮演重要的角色並不只這一次。中國專制朝代的構成，多少倚靠一種間架性的設計，並且其國家必須容納農民大眾。草原地帶入侵的部落，因為其無牽挂，反能因為他們的簡單淳樸而建事功。只是要使他們習慣於農業的環境及中原文物則需要時日罷了。

佛教的普遍影響

當時人對道教再度感到興趣與對佛教之沉醉，有擴大中國知識視野的功效，其影響所及，歷時幾百年，只是沒有為人注意罷了。儒教乃是一種社會的紀律，在紛亂的時代其用處很小，文士乃尋覓另外的途徑。公元3世紀之後半期，當時所謂的「竹林七賢」表彰著一時風氣。此七賢為一叔一侄，和他們的五個摯友。劉伶以驢車載酒，隨從的一個僕人則荷鋤隨之，他叮囑僕人，「死便埋我」。放蕩不羈並不是他們的全部宗旨。事實上，他們也在晉朝做官，阮籍尚為步兵校尉，嵇康為中散大大，被司馬昭所殺。他們所反對的乃是當日的儀飾和做作，而希望在道家的純真和渾然一體的觀念里得到解放。

中國之接受佛教，當中有一段周折。從其多方面廣被接受和招致反對派的攻擊，可以想見其影響之深遠。在現代以保衛中國的「理性」與「真實」自居者中，包括胡適先生，他覺得這種由外輸入的宗教，注重來生再世，把上天說成三十三級，而地獄也有十八層、實在是可嘆。可是另有欣賞佛教思想對中國人士有引導之功效者，則又指出：即便是「因果」（羯磨，karma）這一觀念，也要求中國人多在自然法規的範疇里再三思維，注重每一種事物的前因後果，不要都像漢代思想家一樣，完全沉湎於對稱與均衡，把各種道德行為硬比作音符與波長。總而言之，派遣僧徒到異域取經與大開門庭歡迎遠方來訪之沙門大師，其裨益遠逾於「拯救靈魂」。這是一種文化上的接觸，其用途及於哲學、文學、教育、科學、音樂、雕刻、油畫和建築。有些學者尚指出，在翻譯梵文經典時，中國學者自此掌握了音韻上的原則，有助於此後唐詩發揚光大。其影響之所及如此廣泛，最近若干中國之刊物乃指出「佛教是中國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歷史學家雷海宗甚至提出：自公元383年亦即淝水之戰後，中國文化便進入了「韃靼佛教」的階段。

佛教之於中國，無孔不入，影響到生活的各個層面，旅遊者可以自雲岡、龍門和敦煌各處石窟參觀時得到這種印象。初看起來，這些窟洞在沙岩壁上以蜂窩式鑿成，不容易令人產生好感，其感動觀者之處尚待進入石窟之後。每處佛像之多，均以萬計。其最高大者在雲岡，耳長即9英尺；其小者全部身長則不逾1英寸。不大不小之間有如人身長短者亦不計其數。室內尚有壁畫：彩色像畫在石窟頂上、柱上之浮雕和壁穴的全身雕像。以上三處之經營，均開始於魏晉南北朝中國分裂之際。可是敦煌在絲綢之路上，在以後各代的繼續發展較其他兩處完整。觀光者可以看出千多年來佛教美術的進展。龍門的經營有唐代的工程，即使是雲岡初創於5世紀的雲岡石窟，內中一項工程即前後經營達40年。宗教題材之外，也有通俗故事和歷史故事。經過藝術家安排之後，出現而為臉上的獰笑、手指尖的戰慄和緊張的筋肉。學歷史者周遊之後，可從此得知古代的衣飾、紡織品的設計、樂器式樣，甚至人種學上的面目。龍門有一窟構成於公元575年，壁上有當日全部的草藥單方。

可是這些石窟看似各隨己意的構成，而無全面的設計，也缺乏統一的尺寸。雖說有些設計，有皇帝皇后的資助，以替父母祈福而替本身爭光，然其構造卻擺在風吹雨打的壁上，所以令人屏息的壯觀同時也是滿目瘡扉的，有如夢吃。這和法國亞眠（Amiens）和沙特兒（Chartes）教堂門前「石刻聖經」之整飭成為一種尖刻的對照。雖然如此，露天博物館也真能表現佛教的性格，此乃一種在野之人的宗教，不借宗派的力量而能及於細民。它的神學宗旨，不必有待於苦修，可以立即發生頓悟之功效。同時它也可以為知識分子作為形而上思考的一種題材。它之五花八門也確曾使中國歷代帝王在長時間內感到棘手。他們都希望利用佛教對全民的吸引力作為自己行政之工具，又怕它針對於來生再世的重點，如果經過一度提倡，足為社會的紀律而成為儒教者的一種牽制。

失落的三個多世紀

這分裂的期間是否成了中國歷史里「失落的三個多世紀」？其答案因各人觀點而定。此時歷史的成分，缺乏向心的綜合，卻向側翼大幅度地進出。自公元220年後漢之覆亡至589年隋朝的統一，當中的史跡並未缺乏邏輯，其衍變也絕非少數人物的賢愚不肖，有如過去的歷史家之盡情褒貶，以及戲劇家之將他們的面孔塗白敷黑等所能概括。

以上我們已將歷史上之負面因素指出，下一章則講到重新統一的過程。只是到此讓我再提及公元280年晉朝之入南京，當時的統一，不過曇花一現，無乃一種幻覺。至9世紀劉禹錫所作的詩，提及此事，才能因為有了歷史的縱深，將當日的情景看得更真切。劉詩抄錄於次：

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
千尋鐵鎖沉江底，一遍降幡出石頭。
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
今逢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

第九章 統一的途徑

正當五胡亂華，中原鼎沸之際，鮮卑拓跋氏也乘機進入長城以南，建立農業基地。淝水戰後，拓跋珪成立北魏政權，這一新興王朝，利用作戰所俘虜的人口，拓展農業基礎；並解除胡漢豪族的威權，直接向農戶徵稅，扭轉後漢以來地方割據的趨勢，而逐漸推廣其統治權，開啟了中國長期分裂后再統一的契機。

拓跋氏是一種鮮卑民族，他們在中國中世紀的統一過程中提供了重要的貢獻。今日的學者尚不能完全確悉他們這一人種的源來。他們好像操初期的突厥語，可是其中也仍有初期的蒙文字語和初期的通古斯字語。有些中國歷史家指出，他們在公元3世紀之末來到中國北邊的時候，拓跋的部落才剛脫離原始的公社組織，他們仍舊沒有居室，沒有文字，沒有法典，很可能在和中國商人接觸之前，尚沒有私人財產。

拓跋民族和其他民族在公元2世紀由今日之東北向西南移動。公元258年，結盟的各部落在今日綏遠的和林格爾集會，拓跋氏至此號稱統率三十六部。在4世紀初期，他們誇稱馬上控弦之土20萬，可是看來全部人口只60萬，而很難能超過百萬。310年，他們和晉朝的一位將領劉琨有了協定，後者需要他們的助力驅逐其他的部落，於是拓跋民族才開始擁有農業基地。

拓跋氏建立北魏政權

這胡漢的合作並沒有成果，拓跋氏也暫時不見於經傳。4世紀末，是氐、羌族出頭的日子，他們征服了其他少數民族，拓跋氏亦在內。直到383年前秦領袖南攻東晉失敗（淝水之戰），拓跋民族才捲土重來，表彰其獨立地位。386年，他們的領袖拓跋珪自稱代王，以後又改為魏。魏乃周前初期的國名，這樣的國名千百年後還要被很多此起彼伏的朝代抄襲沿用，主要是他們之所在承襲著昔日國家的地盤。有些類似的朝代襲用同一國名尚且前後重複。照著傳統中國歷史家的辦法，我們即稱這魏朝為「北魏」或「拓跋魏」。公元399年拓跋珪又徑自升級稱帝。他所創造的帝國共有12帝而連亘148年，直到534年分裂為東西兩部為止。在這長期紛亂的期間，其影響所及尚且打破紀錄。在歷史上，這北魏或拓跋魏也不算在五胡十六國的十六國內。

在初期建立帝國的時候，拓跋民族以其為少數民族而無悠長的文化傳統，注重以俘獲的人口加強其農業基礎。公元391年，拓跋珪與匈奴一部作戰大獲全勝，北魏紀錄稱：獲馬30萬匹，羊400萬頭。匈奴的領導人物及家屬共5000人全部被處死，余剩的部落民眾一律發配到黃河河曲今日之包頭附近，強迫改作農民，土地和農具由國家配給。迄至5世紀，同樣的辦法也照樣施於其他的部落。公元398年，拓跋氏又強迫遷徙高麗和慕容（也屬鮮卑系）民眾10萬，以充實他們的京師（在今日山西大同），各人也配給耕牛農具。413年開拓大寧時，拓跋魏皇帝親自督導。

在京師附近，拓跋魏的領導階層分為八部監督農業，其農場由國家經營。404年的官方文件稱：當時的八部已無原有種族的界限；而440年的詔令，更指定有耕牛之戶口，須將牛供無牛之家戶利用，政府尚且規定後者以勞力償付前者的辦法。由此看來，如果其耕田人首先以國家農奴身份開始，不久即可逐漸取得小自耕農的身份。有些拓跋領袖之可成為大地主，並非不可能；只是證據具在，他們沒有將國家地產之大部據為己有，也未將大量人口擅自改作佃農。

事實上拓跋魏因能直接徵稅於農戶，才逐漸將其統治權推及於一個廣大的地區。最初其朝廷派遣軍官登記歸附的人口，暫時收取布匹以代替正規之賦稅；至公元426年才通令所有賦稅全由州縣官經手，其他的經理人眾一律撤回。若不是那些可能從中作梗的人物，例如漢人之家族縉紳的勢力及少數民族間之王公大臣，均已被解除威權，此項直接徵稅辦法不可能付之實施。北魏5世紀的帝紀也記載著歸附的戶口，三千一處，五千三處，前後不絕。很顯然的，後漢末年以來地方分權的趨勢至此已被扭轉。凡北魏不能以武力征服之處則從外加壓力，使之歸化。拓跋朝廷又能外御其他游牧民族如蠕蠕（柔然）的侵犯，內具恤災救荒的資源，凡此都增加其本身之威信。然而前後看來，他們最初的決策：製造一個供應之基地，直接控制農業的勞動力，既殘酷卻又特出心裁，是其轉換點。

迄至它本身崩潰之日，北魏朝廷所登記的納稅人戶達500萬戶，更有人口2500萬，這在一個動亂的時代，可算作絕大的成功。

這異族入主的朝廷在5世紀末頒布了它最重要的法令。所有官僚的薪給數額公佈於公元484年，這表示著在此以前北魏的財政仍脫離不了地方分權。同一通令也規定納稅以戶計。每戶按其家產及口數，分別列入三等九則之內。中等之戶納米20石，布2匹，附帶生絲及絲織品。事實上這只是一般標準，實際徵收數額有很大的出入，納稅之戶也未必與分炊的戶數全部符合。當日的文書即指出，有時50戶登記為1戶。中央政府只要求最上三則的戶口之所納繳送京師，其他的定額由大略的估計而得，執行時有待地方官之機動。這通令只表示從此以後管制加緊。

均田與府兵

一年之後，北魏又頒布其均田令。其原則乃所有的田土為皇帝所有，各人只因欽許而有使用權：每一男丁15歲以上受田40畝，婦人減半，奴婢及丁牛又有附加，以上系供耕種米麥之用，老免及身沒歸還政府。其他種植桑麻蔬果之田土另為一疇，可以繼承且在限制之內得以買賣。

485年之均田令，在中國歷史上是劃時代的里程碑，以後只有詳細數目字的出入，其原則經後繼各朝代所抄襲，下及隋唐，施行迄至8世紀下半期，連亘約300年。同時北魏的民兵稱為府兵制者，也成為以後各朝類似組織的初創規模。

不少讀者看到上述詔令時通常會問起：以上的詔令所述，均田是一種限制還是一種保證？是一種希望之目標還是立即兌現的規則？其施行之程度如何？地方官是否動手分田，而將逾額數沒收？即使是最具才能的歷史家，也無法斬釘截鐵毫無猶豫地回答。我們僅能從側面的資料，再依據猜想，才能回答這一類的問題。基本上，任何有關全帝國之詔令只能廣泛地措辭，當官僚將其在鄉村間付諸實施的時候，文中一致的標準，通常要超過實際上能施行的程度。當然，對皇帝的詔令，所有從事者必須盡其全力照辦。可是一項要求不能實際做到時，其數字可能遭到竄改，其條文可能因權宜解釋而打折扣。換言之，全國一致的要求在下層組織必遇阻礙，即最有效的警察權亦對之無可如何。而運用金錢管制以保障政策執行的方法，又不能在這時代開始。一個具有同情心的讀者，也可從此看出，這樣的傳統對現代中國的經理成為一種嚴重的負擔。

根據前後事迹看來，5世紀以來的均田不能算作失敗；因其目的在於創造一種基層組織，使大多數的小自耕農納稅當兵，從這方面看來，此設施尚且可以認為是絕大的成功。均田又不像王莽的紙上文章，其執行者為一個新興的軍事力量，其環境為長期戰後之復原，各方面都視之為一種解脫。事實上公元485年的均田令，從未認為「應有」系保障其「必有」。令內指出，如果地域內土地不敷分配時，其畝數可能減縮，受田者也可請求離「狹鄉」而去「寬鄉」。所以耕地國有不過具備法律上的基礎，授權於官僚組織，作為他們強迫實施政令的憑藉，至於詳細的情形，則無法作全國一致的論斷。土地之為國家所有，並不是立案的原始目的。

現存的文件證實了以上的推論。大地主在這時代仍存在著，不過那是例外，而不是一般的情形。逃避稅役也仍無法嚴格地對付。例如賦稅對獨身者有利而對已婚者不利，則絕大多數納稅人全報未婚。可是這紀錄卻也表示一般增迦納稅人登錄的目的已達到。8世紀兩個邊防區域留下的文件，在本世紀后出土，其所載也與上述情形相符。

重建社會組織

拓跋魏在公元486年頒布的另一詔令，更有打破豪宗大姓之壟斷，而構成本身所主持的地方組織的功效。這詔令以五家為鄰，五鄰為里，五里為黨。由地方官指派鄰里黨長，於是政府有其指揮系統可下達於細民。同時新稅則也以一夫一婦為一「床」，而責成其出米2石，布1區。很顯然的，上述地方組織，賦稅和土地所有制都彼此聯繫。這些法規以一種人為的觀念從下至上地將整個帝國組織起來。

傳統中國作者在處理這節歷史的時候，通常著重中國文化的功效，認為中國的文物終能感化異族，使他們效法華夏的長處。當然，以官僚組織治理農村大眾是有其內在的沿革，不可能自游牧民族創始，這說明了何以拓跋民族要經這麼長的期間，才能掌握當中的技術去治理一個華化的大帝國。

當486年的詔令生效之日，正是拓跋珪稱代王后的100年，同時拓跋魏在大同設太學祭孔子也有好幾十年了。當中的胡漢聯姻，已使拓跋皇室漢化的程度遠超過鮮卑的色彩。在480年間主要的改革，其決心出於一個漢族女人，她在歷史上被稱為文明太皇太后馮氏，乃是當今皇帝名義上的祖母。她的顧問李沖也是一個熟讀詩書的天才人物，因太后的提拔，從書算手之微職做到御前大官。至公元489年太後去世，皇帝拓跋宏才開始親政。他一開始總攬國務，執行漢化政策時，竭盡全力地督促，毫不通融，使當時人和後世的學者同感驚異。484年北魏國都由今日的大同遷往洛陽。這城市由於戰事的破壞，至此重新建造。此後御旨禁鮮卑服裝，次禁鮮卑語，凡30歲以下的官吏必操華語，年紀較長的才給予一段過渡期間，令之從事學習。違犯這條例的可能被貶官失職。胡漢聯姻總是令龍顏欣慰，於是拓跋宏自作月下老，在御座上指派各皇弟應聘各漢族臣僚的女兒之姻緣。最後一個胡人的標記——鮮卑的複音姓——也被認為是化外之物。於是皇帝自己由拓跋宏改稱「元宏」。他也指派一個委員會共同研究，將118個複音性根據音節改作單音漢姓。

錦上添花的漢化

元宏之政令是否算做劃時代之舉？其實只是表面上看來如此。他的作為不過承認已有的趨向，或是錦上添花，對現有的行動予以裝飾而已。拓跋民族在中國歷史上最大的貢獻為：重新創造一個均勻的農村組織，非如此則大帝國的基礎無法立足。在這組織的過程中，元宏的祖先既有忍耐性，也前後一貫。只因為他們不求急功不計小利，才能避免蹈苻堅的覆轍，也沒有在五胡十六國之後成為其第十七國（十六國之後四個為拓跋魏所滅）。文明太后馮氏和李沖的作為能生實效，也因有以前所做的推備工作。元宏好像是錦上添花，更進一層，而實際則反減損其功效。

重建洛陽，只是虛有其表地添上了一段富麗繁華罷了。皇帝對漢人的一面倒，也增加了鮮卑上層階級的憎恨。同時也與既有政策企圖抑制鄉村間的華族相左。元宏在公元499年去世，享年32。不久北方邊境的不穩，非漢族軍事領袖的悵怨和宮廷內外的陰謀事變，使北魏朝廷處處棘手，如此經過約20年才分裂為二。

倘從微觀的歷史著手，即使寫成專書，也不能將此中的細微末節全部容納而一覽無餘。另一方面，1500年後我們以事後的眼光看來，其大致的趨向則不難道出。及至6世紀中期，重造大帝國的低層機構業已在位，大量的農業資源和人力業已組織就緒，可供建造大帝國之用。所缺乏的是上端有紀律的官僚組織，亦即是同樣均勻的結構，不為既有的權益（vested interest）所腐化。只是在舞台上活動的人物，此時此刻不可能明白他們本身所扮演的角色的真切意義。

公元534年的分裂，由於一位北魏皇帝懼怕部下將領造反，可能逼他退讓或者對他本身不利，於是避難西安，希望當地另一位將領保護他，殊不料反為此人所弒。北魏或拓跋魏本來可能亡在此日，只是東西兩方的軍人尚在裝飾門面，分別扶植兩個傀儡皇帝出頭。東魏自此又殘存了16年，西魏23年；彼此都無實質所獲。最後東魏為高家所挾持，他們終取而代之，稱為北齊（古代的齊國在東部）；西魏為宇文家所得，他們所建的短命朝代為北周（周發於西部）。高家為漢族與鮮卑的混血，他們希望馴伏少數民族裡的王公大人而又不得罪中土的士紳。宇文家兼匈奴和鮮卑的血統，他們也反對元宏的過度漢化，希望得到少數民族中之領導力量的支撐。

實際上這種種舉措已缺乏決定性的影響。當上端仍在醞釀之際，下層由拓跋民族造成的戶口登記和稅收政策已開始收效。於是全面徵兵可付之實施。少數民族中的貴族原挾持著部落中的遺傳力量，漢人世家乃集結多數的戶口，也盡其力之所及，駕凌於地方。至此兩方都失去了他們所能憑藉的力量，而無法左右全局。以上兩種勢力，應對過去三個半世紀的分裂局面負大部分責任。當他們的聲勢日漸凌夷之際，再造大帝國以官僚組織開管制之門，已為時不遠。

邁向統一的模式

在這情形之下，西半部及較東半部佔優勢。宇文家族入據西安一帶，僅始自公元530年，這地區向來容易接受草原地帶的影響，其族以混血稱。宇文氏乃稱恢復元宏所取消鮮卑之複姓，但這地區本就缺乏如此姓氏，北周皇室乃以之賜於漢人，作為他們盡忠的酬報，也算一種光榮。只因為這一地區缺乏權勢的集結，給北周相當的行動自由。此政權尚在西魏時，即已開始形成一種官僚組織，由一個學者蘇綽主持．他的藍本即為《周禮》，也就是利用間架性的設計自由創造。這也就是說，西部較少既有之權益足為中國再度統一之累。

從拓跋國家的全部歷史看來，我們也可以看出事勢的發展具有某種定型：在統一的過程中，其決定性的力量由北至南，由西至東，亦即是從內陸經濟較落後的地區吞併接近水道交通，內中人文因素較為複雜的地區。因其重點在均勻一致，組織上又要寬闊，於是鮮卑民族得以取得領導地位。只是一入洛陽，他們也建造高巍的樓台和富麗的花園。以我們今日的眼光看，我們用不著抄襲前人所言，認為驕奢淫佚必敗人品德，只是從6世紀中國之再統一的立場上講，元宏之漢化，使原有組織中的簡單一致脫離掌握，而此時拓跋的領導集團仍應保持這種特色。

楊堅掌握時勢結束分裂

6世紀中葉，無數的宮闕之變使上端來歷紛壇的貴族整肅潔化。這和中國開始分裂的局面相較，可算是與以前的方針恰好相反。後漢覆亡前夕，地方政府失去掌握，影響到宮廷的不穩。此時趨向統一，地方的情形已相當的整體化，而要求上端的政府也採取流線型的一致，以便對帝國的統治具有實質作用。

洞悉此中奧妙的人物乃是楊堅，他此時為隋國公，日後為隋朝創業之主。楊堅承襲父業，在北周朝中為有威權的武將，他的女兒已和宇文家裡的繼承人成婚。公元577年，他隨著北周宇文家裡的皇帝攻取北齊。一年之後皇帝駕崩，楊堅之婿以太子嗣位，此人也只活了兩年。無人能夠確定的說出此三年之內西安宮廷內的實況。是否楊堅因自衛而行動？或者是他的陰謀，志在將宇文家室斬斷殺絕？事實上，他於公元581年宣布隋朝成立之前，北周宇文家59個王子皇孫均遭慘死。

楊堅道地十足的有馬基雅弗利的作風。他能因看到百姓的食物內雜糠渣而流淚：他的百官穿布制的袍服。他命令親信以賄賂引誘自己手下的官僚，其中計者必死，如是在行動上有如今日美國所謂的「敲詐行動」（sting operations）。過去的歷史家曾對此隋朝創業之主既褒且貶。他的殘酷而兼帶著道德的名分，在我們看來已不足為奇。此間我們將之提出，旨在揭示中國的再統一，需要重新製造出一種以紀律自重的官僚體制，其道路是多麼的遙遠。

只有明白如此的背景我們才可看穿：一待基礎具備，以軍事行動達到統一的目的，並不十分難為。一種文官組織熟練於鄉村的情況，可能在組織以農民為骨幹的大部隊時，盡其徵集兵員籌備糧餉之能事。具備了如此的條件，再加以數目上的優勢，勝利已在掌握中。公元577年年，北周動員15萬人，逼誘齊軍出戰，雙方交鋒於今日山西臨汾附近。雖說其間也穿插著部署與攻城情事，但其具決定性的戰鬥不過半日。當日近黃昏，東方的帝國已成往跡。楊堅之攻陳（此即南方宋齊梁陳四個朝代的最後一個）費時兩個半月，時在588及589兩年交會之間，據說用兵51.8萬人。陳國始終只在建康（今日之南京）國都附近作象徵式的抵抗，如此這般就結束了中國過去三個半世紀的分裂局面，恐怕連當日參戰的人士，也不能看清幕後的各種玄機。

第十章 第二帝國：已有突破，但未竟事功


唐初以均田、租庸調等制，奠下立國根基，又以無比的自信包容異族文化，融鑄出多彩多姿的大唐風采。然而隨著人口增加及流動頻仍，上述制度漸漸無法應付日趨繁複的地方事務，結果促使地方自行摸索治理之道，而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則日漸削弱。在中央與地方權力消長的情勢下，迸發了中唐安祿山的反叛，此一叛舉又加速此一情勢的惡化，最後黃巢得以聚眾流竄於帝國內部十餘年，終至掏空唐朝的威權體制。

7世紀的初唐，是中國專制時代歷史上最為燦爛光輝的一頁。當帝國對外威信蒸蒸日上之際，其內部組織，按照當時的標準看來，也近於至善，是以其自信心也日積月深。

這也是一段創造系統的時期。拓跋魏所開始的均田制重新頒布，原則上耕地繼續歸於國有。按照唐律令，凡成年男子給田100畝，其中80畝為口分田，年老時退還政府；20畝為世業，可由家人承繼，每3年編造一次戶籍。隨著均田制也有整齊劃一的稅收制度，納稅義務包含租、庸、調三項，租為每丁粟2石，調為綾絹2丈，庸則歲役2旬。以100畝的田土為基數，以上賦役的比重算是很輕的，所以在最初100年內，人戶的登記不斷增長，國家倉廩庫藏也愈為充實，上下之間呈現一片和諧融洽的景象。

初唐的繁榮壯盛

府兵制即緊接著戶口登記而設，其原則是選農為兵，服役的時間內地與邊防不同，根據一種複雜卻又有規律的辦法調整。既然每一中等之折衝府能出兵1000人，那麼634府在短時間內徵集兵員50萬應當不成問題了。

匈奴與柔然（蠕蠕）寇邊的情形已成往事，刻下強有力的游牧民族為突厥，其名號據說在北魏時期已出現，至隋而見於史傳，以後還要與西文之Turks等量齊觀，成為整個語系內諸民族的通稱。但在公元630年，唐將李靖大敗突厥以後，突厥就推戴唐朝皇帝（本身也有突厥血統）為「天可汗」。回紇為另一種突厥語系的民族，則不戰而降。吐蕃為藏民族，其王因文成公主下嫁而和親。只有高麗不服唐帝國的節制而長期抗命，至公元668年，平壤始為唐軍佔領。

唐中央政府設吏、戶、禮、兵、刑、工六部。此時尚談不上內閣制，只是其設官分職已有相當的組織與秩序。隋唐以來——本書以之與宋聯繫稱之為第二帝國——與漢代官制有一基本不同之處，即是中央政府派遣地方官，除少數地域例外，下達州縣。漢朝的徵辟，至此不用。隋朝已開始公開的文官考試製度，唐接著予以斟酌地採行，只是三年一度的會試至宋始成為定規。這種公開的考試足以打破過去的世族壟斷。因著準備考試的讀物標準化，雕版印刷出現於公元600年前後，即可能受此影響。只是如此一來，中國人民今後受官僚管制的程度也愈深。唐朝的文官集團有18，805個建制的職位，加上其他輔助人員，案牘之士與軍官一併計算凡受薪者共368，668人，這在中世紀是一個極可觀的數目。當日中國全人口可能為5000萬。

初唐的擴展也及於中國的內部（照現有疆域稱）。開發南方已因魏晉南北朝而推進，以後這事業更要吸收第二帝國之一部活力。隋朝在歷史上以不顧民命開創大運河著稱。每當一種工程開始之際，其動員及於婦女與幼童。有時數百英里長之運河以數百萬的員工投入，不出一年即完成。原有的城市可能被放棄。而另築城於新運河之濱，溝通長江與黃河的運河終延伸而及於華北平原。這種不體恤民間痛苦的工程，加諸征伐高麗的失敗，使隋朝的覆亡有如其勃興的遽速。隋朝的第二個皇帝楊廣才能蓋世，做事卻不加思索。他所經營的水道交通網稗益於其後之朝代，既深且遠。雖說初唐時由南方供應之收入尚不及全國大部，但因移民也減少了當日人口過剩地區的壓力。開發南方更含著一種進步與有指望的意思，因而今日的廣州與泉州，在唐朝就已成為國際通商的港口。中國人之開拓台灣則始於7世紀。

中國最具世界主義色彩的朝代

隋唐之重建西安以一種宏大的眼光，構成一座計劃城市。東西6英里而南北五英里，這座1000年以前建造的長安城，其面積為今日西安市的8倍，其南北馳道寬500尺。當日本於8世紀經營奈良及京都時，他們不僅仿效於長安設計而以較小的規模構成；他們也認為朱雀門及朱雀大道的名稱（原系金陵街名）幽雅可頌，也照樣的採用。

唐朝帶著世界主義的色彩。皇室李家自稱為中國貴族華裔，可是在魏晉南北朝時代，他們的先祖歷仕異族，也經常與少數民族的家庭通婚，而且這種透過民族界限通婚的習慣直到後世登九五之尊猶未終止。也可能因此混血的因素，使皇帝可名正言順地稱為天可汗。當中國皇帝威望最高的時候，恆河邊上的印度王子接受了他的宗主權：一個阿薩密（Assarm）的篡位者被押赴西安受審；使節來自高麗和日本；中國的都城有敘利亞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吐蕃人與安南人來定居。國子監亦即國立大學中，有這些國家的留學生，其中最具熱忱的是日本人，其中有些像今日大使館的文化參贊，在中國即曾居留達幾十年。他們回國之後，對日本的文化有了具體的貢獻，很多方面即仿照唐制—一自銅幣的設計到婦女的髮髻，自室內的布置到圍棋——從今之後，日本文物深具大陸色彩。高麗與越南也有同樣的趨向，但不像日本這麼熱切。

唐朝具有自信及安全感的時候，對信教自由極端地保障。公元645年，高僧玄奘離中土16年之後由印度回國，第二個唐朝皇帝李世民親予接見。當日龍顏大悅，御前傳旨，使玄奘有了各樣的助手和各種方便，將梵文經典657件譯為華文。創業之主李淵則於624年興建一座道教的宇觀。另外一種法令於638年准許景教（Nestorian Christianity）的傳播。至於拜火教的介入較少為人提及，可是他們在西安寺廟裡的僧侶也受到同文官五品和七品的待遇。

這一段充滿著光輝和滿足的時期如何下場？最簡捷地說，這理想的國家因為領導集團的逐漸驕惰而不負責，無從繼續。宮廷里的伺候人眾增加到不能管馭的程度。及至8世紀中葉，即以宮內參與音樂和娛樂的人眾而言，便多至一萬餘，宮女可能加倍。文官集團不僅人數增加而且薪俸膨脹，皇帝與群臣的品質則降低。以上述的各個情況而言，至此已朝相反的方向進行。公元751年，中國的軍隊在中亞被阿拉伯聯軍擊敗，即使西南的少數民族部隊也逼著唐軍倉皇後撤，吐蕃也叛變。9世紀更有邊防將領坐大而成為軍閥的趨勢；內地則有農民暴動。唐代宦官此時還無聲無聞，今後則在宮廷之內專權，甚至廢立君主。同時佛教寺院的集中財富，也使國家難安。公元840年代連續發生了一連串的排佛行動，845年的詔書，下令搗毀了4600所寺院，強迫26.05萬僧尼還俗。

這種開倒車的情形，範圍廣而程度深。有些歷史家認為唐代可以分作前後兩段觀察。看來公元755年安祿山的叛變，近於全朝代時間上的中點，可以視作由盛而衰的分水嶺。這樣一來，前面一段有了137年的偉大與繁榮，而接著則有151年的破壞和混亂。

當然，一個有作為的大帝國不可能一晝夜之間由盛而衰；也不至於因一段突然的事變即無法立足。8世紀的中期，一連串的事迹好像摧折了朝代的連續性，可見得幕後還有若干因素尚未提及。在此，從宏觀的眼光，我們權且把755年安祿山的叛變擱置不提，回頭再從公元618年的唐朝創立說起，以保持歷史眼光的縱深。

李世民創建的典章制度

在中國帝王之中，李世民可算是最具有人身上的吸引力。隋朝末年群盜蜂起，世民慫恿父親李淵（時為唐國公）乘機稱帝，當時他才16歲。迄至24歲時，他在鞏固朝廷削平群雄的關頭最著戰功。他有惻隱之心而又好奇心重，不懼危難也不辭勞瘁。他常直接指揮戰鬥，有時以數騎在前鋒之外與敵方將領談判。在作為一個政治人物的立場上講，他以一群智囊人物（多數為具有眼光的讀書人）追隨其左右。雖說唐朝制度大致循服隋朝的前例，內中實施的細則乃由於李世民的經理而產生。他在位共23年，本章一開始就提到，唐朝制度從當時的眼光看來近於至善，其中大部之功績應屬於此位青年君主。除了名義之外，李世民實為朝代的創始人。

唐朝中央政府的一大特色為「三省分工」。尚書省總攬六部，執行經常業務；中書省可視為設計廳，主持重要的敕詔起草，及有關於制度的更革；門下省則可以視作一種複核機關，其官員審查各種公文，更正錯誤，有時提議政務上的調查。唐朝帝國政府所公布的各種規定，以律、令、格、式四大項目區分，大概律指刑法，令為行政上的指示，格為衙門內的規章，式為執行時的細則（因為當時的思想及習慣不同，以上只略示今日看來的大要）。這種紡織上的區別，適合於重造帝國時的秩序安排。當日本人將此體系施行於他們國內時，即稱之為「律令政治」。

只是機警的讀者不難一眼看出，這體系與時下西洋所謂「互相制衡」（checks and balallces）截然不同。李唐政府體制之內，沒有任何構成的因素代表選區（constituency）的利益；因此一種獨立的司法機關不可能在這樣的根基上出現。不論唐太宗李世民如何的開明，他的政府無可避免為一種專制體制。只不過因為儒教的紀律，促使當今天子在內部製造了些許監督方式來警惕他本身。史籍里曾記載李世民有一次與臣下商議之後怒氣沖沖的自營自語：「有朝一日我要殺掉這老農夫！」他的皇后問他何所指，原來心直口快的魏徵，因為皇上的寬容，經常在大庭廣眾之下揭舉御前的錯誤。這次皇后機靈應變，趁換著朝服時，慶賀至等有此不怕死的忠臣，實為社稷之福。可是這故事也暴露李唐政體的合理化，其立場至為窄狹。它代表著皇帝之意志力，乃是一種人身上的品德，而非組織結構上之力量。

然則，我們也不能說中國人天性不容於代議政治。前一章我們曾談到，漢朝以一種推薦制度使百官來自各地區，可是代議政治無從下手，因為下端的小自耕農每人只有小塊耕地，而全國如是之農戶以百萬千萬計，如果以資產作選舉的標準，則等於承認兼并，亦即促成小自耕農為佃農。過去的經驗，讓這種趨勢發展下去的話，各世族必攫取大帝國的稅收來源，使官僚組織僵化，因之而使全國瓦解。唐朝已推行科舉取士，也控制著政府基層的人事權，只是讓人更覺得儒家的道德觀念為它施政之不可或缺。

可是以道德施政總離不開獨斷專制。如果皇帝以道德無虧作門面，其登臨寶座必至為不易。反過來說，如果要與它作對，則更是極端的危險。此中種種強調道德是一種絕對的品質，既不能分割，也無法討價還價，將它以人世間最高的官職搬托出來，則天無二日亦不能容許其他人效尤。這硬性的裁定還要在唐朝接二連三地接受考驗。

很多現代的讀者既佩服唐太宗李世民的人本主義，但在讀到他謀殺同胞兄弟以登極的故事，則又不免感到毛骨悚然。雖然李世民奮身打下江山，但他是唐太祖李淵之次子，一到唐朝的地位安定鞏固之後，他和長兄太子李建成之間產生了極度緊張的局面。兩人間的傾軋傳至百官，而更使兄弟間賓客的關係惡化。世民的隨從堅持地說，他如不採取行動必被謀害。事實上，在公元626年，李世民設計埋伏掩殺建成，自己張弓將胞兄一箭射死。胞弟李元吉一向袒護長兄，也死於李世民隨從手下。這場變亂之後，李世民又把建成和元吉兩人的10個兒子全部處死，然後才逼著父親退位，自已登極。

這位英明的君主一再以各種名義將自己殘忍的行動解釋得合理化，但是他始終不將之掩飾。這場骨肉相殘經過，見於唐朝的歷史，與李世民很多成功的事迹並列，歷史家對其功業不能懷疑。我們如果將這故事忽略不寫，或僅是不著痕迹地輕描淡寫，都可能使中國君主制度的真相含糊，而不能了解其本身的矛盾，因之抹殺了歷史的連續性。而下面武后的一段故事也不能以客觀的態度講出。本書不少讀者想必至少聽到過武則天的名字，她在俄羅斯凱瑟琳二世的1100年前，以女主的姿態君臨中國。

一代女皇武則天

武則天出身名門，她的父親早年參加唐太宗李世民的軍事行動，後來官至工部尚書、荊州都督。她年輕時被選為「才人」，其實等於宮女，也是沒有名分的姬妾。歷史家稱她容顏出眾，這不能在現有圖版上看出。可是毫無疑問的，她的天資極高，讀書極多，而尤以意志力極強稱。

公元649年李世民去世之後，武則天入寺為尼；李世民的兒子李治（后稱高宗者）巡經該地，之後她被納為昭儀，即下級之妃嬪，一年之後皇后被廢，武則天立為皇后，看來此時她在30歲左右。所以唐朝開國的三個皇帝之中，有兩個即是她的丈夫，以下的17個皇帝無一例外，全是她的兒孫。

武后能獲取實權乃因高宗李治御宇34年，史籍中稱他「苦風疾」，看來是高血壓妨礙了他的視力。武后不僅對國事有興趣，而且因她讀書多，有干政的能力。公元674年她與李治稱為「天皇天後」，又稱「二聖」，已有了「同等的國家主權最高人」（co－sovereign）的名位。10年之後李治去世，她實際君臨天下。她第一個兒子早死；第二個兒子顯然不與她合作，被她命令自殺；第三個兒子李顯被立為皇帝，只一個月即被廢，從此被幽禁了14年；第四個兒子李旦百端憂懼之餘，再三辭皇帝位。武則天也下令殺她女兒太平公主的駙馬，可是她又認為女兒像自己而特加恩愛。

頭6年武則天以唐朝太后的名位治國。公元690年她稱「革唐命」而開創一個「周朝」（她稱武家源出於周文王），她自己已不是皇太后而是「皇帝」。迄至公元705年她以81歲高齡去世之前（有人說她年83），曾為皇帝15年。此時不少唐皇子企圖舉兵造反。當她報復的時候，也將李唐後裔幾十人和他們從者幾百人處死刑。她的特務人員擁有廣大的權力可處置政治犯，造反的名目也隨著展開以擴大羅網，直到她年老生病臨危之際，恢復唐朝的計謀才得以成功。皇位由她的第三子李顯所繼承，以後為四子李旦所接替。她在唐朝歷史中的「本紀」地位無法刪除，全部中國歷史之中也再無其他例子近於武則天的經歷和作為。

自8世紀到今日，尚無一部武后的真傳出現。很明顯地，要將她的故事講得令人相信，講的人也要多方揣測。一個女子在男性社會裡的報復行動，不可忽略不說。可是武后也崇拜男子的決斷作風。她曾對一個朝臣吉瑣說起，制馬有三物，一鐵鞭，一鐵撾，一匕首。鞭之不服則撾其首，撾之不服則斷其喉。接著她又說，她制人如制馬。直到老年，她講到唐太宗李世民，還帶著敬愛的語氣。狄仁傑任刺史，後任平章事，已是朝中重臣，也屢因事關原則，冒死直言，贏得武後幾分的尊敬。武則天常讓美少年「傅粉施朱，衣錦繡服」和她燕居作樂。但是她的言官膽敢彈劾他們，指出「陛下以簪履恩久，不忍加刑」，所謂「簪履思」即鬢髮與趾澤間的恩愛。另外有一個嬖倖薛懷義，武后使之剃度為僧出入禁中。此人曾被文昌左相蘇良嗣令左右批其頰。以後懷義訴於武后，后戒其出入北門，毋走南門觸宰相。

武則天的「革命」

這些故事本來也可以讓小說家和浪漫派作家來處理，可是若將這些軼事遺漏，則7世紀到8世紀初年中國史的完整性也必受影響。換言之，李世民和武則天當時不少歡樂與恐怖的情事都與唐朝的制度有關，從迂迴的路線追溯回去，則可見這些章節仍與公元755年安祿山的叛變，一脈相承。

從武后的紀錄里，我們可以看出吐蕃、突厥和契丹的蠢動，但這種種邊境上的外患終被平定。嚴重的旱災曾發生數起。武后的一項創舉則為殿試，應考的人被領帶到御座之前，由她親自策問。特務政治是她御宇期間的特徵，不過受其威脅的乃是達官貴人而不是一般人民。她也以銅匭擺在公眾場所令人告密。公元697年，她的特務頭目來俊臣自身被處死刑，恐怖政策稍為疏縱。可是除了以上幾項，我們很難舉出在她專政期間，政策上和組織上的設施有哪些算是具有創造性的地方。武則天所謂革命帶來一種女性之選擇，她喜歡金色、碧色和白色，於是她朝中的旗幟眼色帶著一種新鮮的情調。她也根據《周禮》將不少官衙重新命名，例如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她稱之為天、地、春、夏、秋、冬各官；也用鸞台鳳閣的號目作為中樞機構的名稱。

可是僅只以上的各項舉止，足以使一個主要的朝代幾至傾覆嗎？甚至使太后自己的家庭分裂？歷史有何憑藉會讓如此一個身份可疑的老婦人，在名義上與實質上，成為當日世界上最有名望而擁有最多人口的國家的統治者達21年之久？假使武則天真有傳統的標準所指責的狼藉聲名，她如何會為背景不同的人所共同稱讚，有如8世紀末唐朝正規謹慎的首相陸贄，明朝離經叛道的思想家李贄和清朝以札記方式論史的趙翼，都異口同聲地恭維她？

在答覆這些問題之前，我們務必看清儒家傳統之政府，不僅為一種組織，事實上也是一種紀律，所以它不以綿密緊湊的方式構成。在唐朝講，均田制之能推行，一部分歸功於它有化幾個世紀的震蕩而為寧靜之功效。這計劃付之實施，固然不能將丁田的分配盡如理想上的數目字，但卻在鄉村中產生了好幾百萬戶小自耕農。只是如此這般的安排一經凝聚而固定化，則無法大規模調整。不僅提倡某一階層或某一地域的經濟利益無從下手，政府也缺乏督導私人從事這種工作的組織能力。更為難的是，政府面對的問題，很少能有明確的方案。游牧民族這一問題，無從一刀截斷。水旱諸災也只能等事到臨頭才能籌劃對策。除開水利及開荒之外，再也沒有其他的經營足以使治理者和被治者在行動之中互有裨益。而且承平既久，政府更無實質。

唐朝在取得地方官的任命權后，公文的數量增多。一般說來其內容愈來愈形式化。即在隋時已有所謂「老吏抱犢死」的說法。和西方現代的政府比較，則後者有具有組織的私人利益，與政府平行；這些利益足以向政府挑戰，要求政府供給服務，它們也承擔一部分行政費用（可是即在西方這些情事至少也須待到1000年後出現）。唐朝的官僚機構缺乏與之平行的私人組織，它的執行全靠官僚之以名譽自重。經常下端的問題頗為重要，可是總是散亂，其上端的行政工具則又經常形式化而敷衍塞責。要使這體系生效，只能從上向下加壓力。

唐朝官員本身提出：朝廷治理全國的工具，無非刑法和人事權。到武后時，從已揭露的案件看來，舞弊與欺詐的情事必已相當普遍。例如河北的官軍不能抵禦契丹的入侵。事後各官員又以通敵罪懲罰民眾，動轍處以死刑，這種種情形需要中樞具有機警性，且能作有力的干預，始能防範。

總而言之，專制政府不出於專制者的選擇。中國的悲劇乃是其在地方組織及技術上的設備尚未具有規模之際，先已有大帝國之統一，因之上下之間當中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間階層，全靠專制君主以他們人身上的機斷彌補。

武則天之取得獨裁者的地位，有很多原因之匯合。現在看來，當她替高宗李治下決策的時候，她就已經走到一個不能逆轉的地位。在公元675年，以她作攝政之提議因群臣的反對而作罷。以後她所表現出來的殘忍政策，只反映著她自己一度面臨的險境。儒家基本的教條為本身的剋制，對人的揖讓，可是最後的裁判權出自龍椅，則又倚靠當今天子自持的程度而定。當中互相矛盾之處足使超級政治家得有無限的機緣，在進退之間，作攻防的決策。這也是中國政治史的中心主題。在這關頭李世民和武則天具有相同之處：他們都知道如何採取主動，先下手為強。歷史家如果認為他們犧牲家人去完成一種超級的偉業或者是言過其實，可是最低限度看來，唐朝真正創業人——李世民和以母后稱帝的武則天都知道極權之真髓，既系最高之名位，則不能又有任何條件的限制與約束。

武后的革命不能與我們今日所謂的革命相比擬。因為技術能力的限制，武則天並未放棄中國傳統國家的作為。可是她一手經營仍是一種實質改革，其成果見於以後之數代。她清算唐朝皇子王孫以及重要朝臣，使貴族之影響絕跡，要不然他們將已把持朝廷。她縱未改造行政機構，這機構之新生力量因她而湧出。她以新代舊，讓一群年輕而有能力的官僚入仕，不少經她提拔的新人，日後成熟升遷，還要在下面幾位君主的在位期間顯露鋒芒。迄至武則天御駕歸西之日，她的帝國沒有面臨到任何真實的危機，這樣看來，她的反叛可算作一番成功。

衰亡的開端

當安祿山率部自今日之北京附近攻向西安，唐朝已近於它註定的命途之中點，武后也已辭世50年。外表看來唐朝登記戶口數已經自7世紀中期的約300餘萬戶增加至8世紀中期的9，619，254戶。雖說我們不能確定這些數字的實在意義，至少已能斷言，當日唐朝財政的管理和統計的編算都已面臨到江河日下的境界。貪污腐化並不是一切問題的重心。私人莊園的擴大和寺院田產的膨脹也不是改革僅有的障礙。最基本的原因，乃是均田的授田法不能與人口相提並論。大凡經濟的發育成長，充滿著動力而又帶地域性，超過當日國家可能統計過問的能力。在多種情形之下，李唐政府尚未嘗過問，直到實情遠逾於當初的間架性設計時，政府才派員到各處搜查未登記的戶口，通常令這些戶口自首，最初准予免稅一段時期，以後也只付應付額之一部分。新稅也在原有租庸調的組合之外頒布。不同的官吏則到各處將一種不能繼續的制度一再修繕整補，因之也愈無系統。一言以蔽之，中國歷史內一種經常繼續出現的奇事在唐朝中期出現。

這朝廷已將一個被戰爭破壞的帝國扶植復甦而又欣欣向榮，可是這朝廷反不能與它本身一手培植的繁榮狀態相始終。此中尷尬情形在唐朝更為彰著。當初創時，它的鄉村人口以極簡單的公式組織而成，因其單簡，官僚機構得有充分之自由處理。等到日後繁複的情形出現，更正也愈困難，因此時官僚機構之經理早已成了定型。

傳統歷史家責難宮廷之生活侈糜。當安祿山南驅而進之日，西安與洛陽間各倉庫物資充實。皇宮之浮華更為人指責。我們批閱當日資料，看到西安每逢節日，宮女拔河多至數千人。雖在公元8世紀，生活優越的女性，眼眶上著色有如今日所謂眼影。各種畫幅及模型證實她們穿著印花的絲織品，作馬球戲，演奏室內音樂。無可懷疑的，她們是都市生活的一部分。理想主義者不難指出，如此之花費早應用於國防。可是在我們聽來這樣的建議等於令紐約交響樂團和大都會歌劇封閉，以便使越南戰事獲勝。縱使這樣的建議得以通過，亦無適當之交納系統，足以遂行其人力物資之再分配。

公元755年，在位之國君為李隆基，武后之孫。當時他已近72歲，在位43年。他所寵愛的楊貴妃年38，已在皇帝跟前十餘年，兩人都好音樂也彼此容易感情激動。他們的故事有一段傳奇而間常為激動所衝破。他們每年一度往華清地過冬，自此之後給了當處旅遊之地增加了一種魅力的色彩。使此中情節更為複雜者，乃是玄宗李隆基又用貴妃之從兄楊國忠為相，他始終說安祿山有反叛的趨向，傳統史家稱安祿山之反叛正是被他激怒的。

安祿山之叛

安祿山系邊防一位混血的將領。他生長於今日之熱河，在唐時屬於國防邊境。他初在番人互市的場合之中任翻譯，後來加入邊防軍的雜牌部隊而以才能獲得迅速的升遷。一位巡視的欽差將他的經歷報告皇帝，公元743年他來到西安，為皇帝所召見。自此之後他有了將領的身份，一身而兼三個地方節度使，總攬境內文武諸事。過去的史書攻擊當日政策之錯誤，均竭盡能事地指出如此令大權倒置之患昧。可是從歷史上的證據仔細檢討，我們已可看出，當同邊區之經營需要在當地各處不斷的調整，已不能由中樞一種官僚組織監督。

公元8世紀草原地帶出現無數好戰的部落，簡概說來，符合拉鐵摩爾所謂草原地帶的循環性乃是中國內地循環性的副產物。亦即唐朝由盛而衰，中國自統一趨向分裂，草原地帶諸部落則反其道而行。可是從我們所考慮的史跡看來，則表現著當唐朝一心開展水上交通和稻米之文化的時候，北方邊境的情形更對武裝的游牧者有利。自武則天太后至玄宗李隆基，唐帝國對邊境的政策大致上出於被動。偶爾中國之武力有突然的表現，戰勝取功，恢復了業已失陷的上地，保障了商業路線之安全。吐蕃、突厥和契丹之猖獗，可以暫時平壓下來。然則這段期間中國方面也有嚴重的失敗。況且每次交鋒之後，仍用和親納貢的方式結束。這幾十年內未曾有過一次殲滅戰的出擊，又沒有大規模全面攻勢，也缺乏永久性的規劃。只是我們也要承認，在這時代採取以上諸步驟並不適合於大局。

李隆基長期御宇的時間內，邊防有了改組。表面上看來，全國防線有兵員近50萬人，馬8萬匹。向前方供應的穀米和布匹也有了增進。但是從文件上互相矛盾的情形看來，前方實情與送達國都西安的報告已產生了很大的出入，因此以上數字是否確實至為可疑。當中更令人懷疑的則是：縱使上述人力物力全照所述分派，其防禦線上各點分割而固結，在很多地方，仍難於對付游牧民族機動的騎兵。

當安祿山成為問題的時候，國防線之東北角成為高麗人、契丹人和另一種突厥語系的奚人（Tatabi）進出的場所，當地人口五花八門，情況則帶流動性。經濟發展的情形尚缺乏官方的調查，遑論由政府管制。各地方的將領只能相機地使其麾下得到必要的供應，通常與附近的部落民族打交道以達到目的。像安祿山這樣的人物，既通數種語言而又機警，實為宮裡亟待借重管理邊區的人才。事實上安也不是唯一的蕃將。並且在安祿山叛變敉平之後，唐朝仍繼續使用這樣少數民族的將領。有了這些事實作背景，我們不難斷言安祿山白手起家．以對朝廷之忠順作代價鬻得節度使的官職。他對西安的孝順包括對皇帝本身的奉獻，可以證明此語非虛。

當然這和朝代初年相比，不是一種令人振奮的氣象。試想當初均田制已實施有時，府兵也能達成任務，全國表現一種粗線條，卻又實在的派頭。當大唐帝國的威信為遠近懾服之際，只要讓所征之兵開赴前方邊鎮，已足使好戰的部落不敢不三思而後行。

於今則除了龐大的軍事預算之外，邊防將領又從傭兵出身，他們的任務職業化，如此一來，全部發展和文官組織大相徑庭。而後者仍是堅決的站在平衡與對稱的立場，雖說因著局勢之變化，文官組織內的成員也早已經有了各色各樣的衝突與傾軋。

朝代的弱點全部暴露

安祿山的興起只能掀動兩方的矛盾。因為他被視為有才幹，更被賦予獨斷的權力，至此他也就更無可取代，於是一切發展成螺旋型。當他的轄區與權力相繼擴充時．皇帝也給安各種恩遇，又讓他在西安建立一座堂皇的邸寓。史家稱玄宗李隆基甚至要安稱自己為父，楊貴妃為母。可是後者之從兄楊國忠一口咬定安祿山遲早必反。邏輯上這不能說是估計得不正確；然則既無適當的對策，只是這樣說來說去，也將逼得安祿山不得不反。最後他採取這步驟時，即以「清君側」為名。結果則是朝代所隱蓄的各種弱點一朝暴露。所謂內陸的商業繁華，實際上，南方向西安所輸出無非消耗品，只因此而使該地區賺回分納於國都賦稅的一部分。貨物之流通從未兩方來往，因此軍事行動之打擾商業，就無從引起群眾之反動（要是商業之進出影響到大批人民之生計，則激動之餘，他們也不會對這樣的軍事行動等閑視之了。 所謂京軍不過宮廷里的儀仗部隊。臨時雇兵，只招募得一些市井無業游民，無意於戰鬥。對付反叛的軍隊，政府方面更因著政治之需，犧牲戰略上的考慮。第二個夏天，西安被威脅，於是皇帝、他所寵愛的妃子，及她任宰相的從兄和一大群皇子王孫所謂六宮者，僕僕道途向四川方向避難。出部門不及百英里，護駕的軍士叛變，他們先殺死楊國忠，次要將楊貴妃賜死，玄宗李隆基別無他法．只好讓她被縊死。這位憂慮滿懷的君王到四川的傷心旅程，表現著國都與農村兩端之間缺乏實質的聯繫。玄宗和護駕軍士的對話，證實了我們的觀點：唐朝的帝制，可算是一種極權的產物，只是它的基礎無非儒教之紀律。當這紀律敗壞時，此極權也無法維持。

安祿山的叛變被敉平，他的兒子安慶緒和其他番將的變亂也終被解決。可是唐代朝廷從此未再重新掌握到過去所把持的中央威勢。在剿盪以上叛變的時候，政府不能不倚重邊區的雜牌隊伍，有的算是中國人，有的則屬於少數民族。實際這也是在小處一再隱忍妥協，而將問題延擱。只是安祿山和他的效尤者也無能力，甚至缺乏組織上的邏輯去推翻李唐政權，或者統一北方。唐代的後期可說生存在一種不穩的平衡之中。

唐朝組織的基本法包括均田制，跟隨著而來的租庸調稅制和府兵並未明令廢止，只是任之用進而廢退。公元780年總算產生了一項新法規。所謂「兩稅」從現有的土地持有人手上徵收，而放棄了有名無實的均田人戶。這辦法沒有全國標準，中央政府不過將數額分配於各道（較以後之省為小，較州為大），責成地方官作內部分配。實際上全國三分之一的道，大多數在北方，從未繳稅於中央。即是南方，繳納的品物也採取一種進貢的形式，主要在使地方首長得到中樞的借重，而算不上執行國家權責。

不穩定的平衡

地方上各自為政的情形與以後150年共始終。可是這與第二帝國成立之前的分裂局面不同。華族大姓與上述的發展全不相關，舞台上主要的人物為軍人，可是也沒有繼續不斷的戰事。敘述這段歷史時，我們可以參考賴孝和（Edwin Reischauer）教授所說：「此中的情節必有相對性。」唐初的壯麗繁華經過誇張的鋪陳；說到後期的凋零和敗壞也可能說得過度。事實上地方分權也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看。譬如說成德鎮下轄4州，在今日河北之東南，即始終由同一個王家掌握超過100年，這就不是不穩定的徵象了。魏博鎮的何進滔於公元829年由軍人推戴才由中央承認任節度使，下轄7州跨於今日河北河南之間。傳統歷史也說他深得民心，是以能將職位傳至子孫。這種發展證實了一個亘古不變的一般原則：誰有能力徵稅，誰就能掌握稅收所及的地區。這時候管理注重地方上的特殊情形，以代替由一種抽象觀念組成的大帝國，其管制的範圍縮小，行政的效率必較前提高。

可是一個孱弱的中央，也有它的缺點。公元763年吐蕃入寇，在西安市掠奪；765年他們又和回紇在郊外集結，準備再來一次洗劫。唐將郭子儀時年70，不顧本身危險，單騎無武裝地來到回紇陣營之前。過去他曾率領唐帝國的少數民族部隊，這次他也獲得成功，他以口語重申中國天子「天可汗」的地位，使回紇首領再度羅拜稱臣。回紇既已歸服，吐蕃被孤立，只好拔營離去。在這情形之下，郭子儀個人的英勇受到崇拜，可是他的壯舉與盛唐的情形比較已是今不如昔。試想初唐帝國借著一個異民族的力量壓倒另一個，把自己的權威擴充到一千英里以上的國界邊境外去，這已是無可比擬了。事實上自安祿山叛變之後，黃河上游以西的地區已永遠被吐蕃佔據，邊境衝突也經常發生。787年的談判失敗之後，吐蕃部隊俘獲了一萬多中國人交付與其部落為奴。當通過一段峽谷之前，這些吐蕃人讓俘虜東向父母之鄉辭別，史籍上提及有好幾百人哭昏過去，也有不少人跳崖。唐朝又以和親政策讓家公主嫁與回紇酋領（如肅宗李亨之女寧國公主，憲宗李純之女太和公主）。這幾位年輕女人在胡人毳幔之下別唐使「悲啼眷慕」的事迹，至今讀來令人心折。

黃巢與民變

9世紀內大規模的民變出現，當中最著名的乃是黃巢。雖說他的故事經過再三的討論，我們對他的身世仍無定論。《舊唐書》和《新唐書》裡面的兩篇「黃巢傳」，就有很大的出入。兩傳同敘他以販鹽為業，一傳把他說得聲望低微，好像走私負販的模樣；另一傳則說他家裡世代經營，頗雄於貲。這中間的差異，顯示其中詳情可能永為讀者之謎。公元875年，黃巢響應另一個流寇運動，從此被人注意。當日中央的力量衰弱，地方政權又缺乏各單位間協定才使他坐大。雖然一再受創，他也仍然能夠捲土重來。他從華中向東南移動時，揭櫫打破官僚的貪污無能為標榜，一面收容匪盜；一面感化官兵。公元879年他入廣州，至此已集結50萬人。可是他也在此間遇挫。他原希望朝廷招安，讓他為廣州節度使，此計未成，加以軍中疫疾流行。一種阿拉伯文的資料說他在廣州屠殺12萬回教徒、猶太人、基督徒和被斯人，可是中國方面的資料無此記載。

黃集被迫北撤之後，他於公元880年入西安，據說他擁有兵眾60萬人，西安也被他佔領了兩年多。起先他還企圖爭取一般市民，可是一入國都，黃巢被自己所設的陷講困住，從此失去流動性，於是被忠於唐室的幾個部隊集中攻擊，對方也有突厥語系的部隊。黃的給養既成問題，他就更大開殺戒，因之他和居民的關係日益惡化。883年的年初，黃巢離西安東去。884年夏天，這流寇的領袖和他幾個隨從在今日山東境內授首，於是這場在中國歷史上影響長遠的民變至此才得結束。

黃巢的故事暴露了中國長期左右為難的地方。一個有效的中央政府財政開支極高；可是若沒有負責的中樞，其結果也不堪設想。如果擺在美國的地圖上，黃巢流竄的路線有如從美國的中西部進軍喬治亞，又西南行而入新奧爾良，北去入田納西，又再度自西向東，經過維吉尼亞、馬里蘭和肯德基之各部，最後還以曲折之行道通過伊利諾而入愛荷華的德蒙因。換言之，超過南北戰爭時謝爾曼突入南方的好幾倍。黃巢渡過長江4次、黃河兩次。這位歷史上空前絕後的流寇發現唐帝國中有無數的罅隙可供他自由來去。各處地方官員只顧得本區的安全，從未構成一種有效的戰略將他網羅。可是黃巢在各處來往，不應當認作土匪行徑的最高紀錄。他之能統率大軍縱橫南北，表現出構成一個大帝國的紀律依然存在，所需要的是構成大帝國的新邏輯將各種因素組合起來。當黃巢揭竿而起的時候，距安祿山之反叛又已130年。唐帝國的低層機構已經發育成長，超過當初的設計很多，已不是現有的高級權威所能管制。

雖說黃巢沒有隻手摧毀唐朝，這朝代也在他造反之後崩潰。茲后各州向宮廷所繳納的稅收愈來愈少，這朝代只掙扎著約20年。公元904年朱全忠——過去是黃巢手下的將領後來降唐，至此命令唐朝皇帝和他同去洛陽，此乃朱自已以軍閥的姿態可能確實控制的地盤。於是距他篡唐而代之的行動只差一步。兩年之後，他終採取了這步驟，正式結束了288年前李淵和李世民所建立的王朝。

歷史重心向東移

公元906年之後，西安再未曾成為中國的國都。當中國即將進入本千年之際，情況愈為明顯，國都必須接近經濟條件方便之處。中國的重心已移至東邊。東南區域尤以土地肥沃水道交通便利而有吸引力。即使化外的游牧民族，也以當中獲有農業經驗者佔優勢。自然之選擇已使東北為他們理想的基地，遠超過乾旱的西北，那是吐蕃、突厥繁盛之區。所以中國多數民族與少數民族在今後400年的爭鬥中，採取一種南北為軸心的戰線，與西安漸漸遠隔。這座古老的國都，也已在歷史中充分的表現過它上下浮沉的經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