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歷伊朗伊斯蘭革命》 作者是原來我國駐伊朗大使

　
　
1977年至1983年，我在伊朗工作，親歷了伊朗的伊斯蘭革命、伊朗學生佔領美國大使館和兩伊戰爭的爆發。這是我外交生涯中最富戲劇性的一段經歷。
　
上個世紀70年代是伊朗的暴富時期。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油價猛漲，波斯灣沿岸一批產油國迅速致富。幾年內伊朗的國民生產總值就翻了好幾番。1973年我初次陪同姬鵬飛外長訪問伊朗時，看到首都德黑蘭一片繁榮的景象，高樓大廈鱗次櫛比，高速公路四通八達，200萬輛小汽車使首都的交通擁擠不堪。這一切對於我這個來自當時溫飽還成問題的國度的外交官著實有點眼花繚亂。但是，正當財富迅速增長的同時，伊朗社會內部各種固有的矛盾也激化了。
由於石油價格猛漲，伊朗石油收入迅速增加。據統計，1972～1973年度，伊朗政府的石油收入為28億美元，1974～1975年度上升到178億美元。伊朗獲得巨額的石油美元，從債務國變為債權國。這時，伊朗石油年產量達到約兩億噸，居中東首位，世界第四位，一躍成為世界上的一個富裕國家。
巴列維原本不是一個很有作為的君主。但是，滾滾而來的石油美元刺激了他重溫昔日波斯帝國舊夢的慾望。他一再修訂經濟發展計劃，大幅度地增加投資，強行加速度地推進工業建設，並宣稱到本世紀末要把伊朗建成一個與工業發達國家平起平坐的工業國，成為世界「第五大強國」。 他過於天真地想用石油所獲得的財富買一個現代化。強國夢的悲劇由此就產生了。
大批失地農民流入城市，首都德黑蘭集中了伊朗1/5的人口。以國王、王室為首的2000家豪富聚斂財富，巧取豪奪，貪污腐化，揮金如土，廣大農民和城市貧民幾乎未從激增的石油財富中受益，貧富差距與社會財富同步增長。巴列維依靠軍警和秘密特務組織「薩瓦克」加強*統治。在外交上，巴列維對美國唯命是從，甘心充當美國在波斯灣的憲兵，民族矛盾伴隨著人民對西方文化大舉吞食伊斯蘭文化的憤怒，使巴列維政權坐到了火山口上。
1977年底，我以一名年青外交官的身份被派往我國駐伊朗使館工作。我到了德黑蘭之後不久，正好巴列維在華盛頓訪問，美國總統卡特在白宮前的草坪上主持歡迎儀式，當時大批伊朗留美學生到白宮草坪附近舉行反國王的示威，規模很大，美國警方控制不住，最後使用催淚彈來驅散人群，但是由於當時風向不對，催淚彈的煙霧反而飄向白宮草坪。我當時在電視屏幕上見到兩位元首都被催淚彈煙霧熏得淚流滿面。實際上，反巴列維運動的序幕在華盛頓已經拉開了。
1977年12月，流亡在伊拉克納傑夫的霍梅尼向國內學生和信徒發出進行反對國王的「聖戰」的號召。引發伊朗國內大規模反國王示威遊行的導火索是1978年初刊登在伊朗《新聞報》上的一篇文章，文章褻瀆了伊朗宗教領袖霍梅尼。為此，1月7日至9日，數千名神學院學生在宗教聖城庫姆舉行抗議遊行示威，遭到鎮壓，造成約70人死亡、400人受傷的流血慘劇。庫姆流血事件點燃了1978～1979年伊斯蘭革命的火焰。
1978年2月，抗議運動已經席捲全國。1978年的3月21日是波斯新年，每年這一天所有的外國駐伊朗使節都要到伊朗王宮給巴列維國王拜年，使節們排列的順序按照他們遞交國書的先後站立，然後國王過來和使節們一一握手，與每位大使寒暄幾句。非常湊巧的是，焦若愚大使和當時美國駐伊朗大使沙利文遞交國書的時間是一前一後，因此排隊的時候就在旁邊，我就站在焦若愚大使的身後給他們兩人做翻譯，正當巴列維國王從遠處向我們走來的時候，沙利文突然對焦若愚大使說：「這個國家缺少領袖！」我把這句話翻譯給焦大使，焦大使一聽覺得很奇怪，於是就問他：「您是不是指的這個人？」他說：「是的。」實際上美國人這個時候已經開始對巴列維喪失了信心了。沙利文退休后寫了一本名叫《出使伊朗》的回憶錄，其中他就寫道，當時他給美國國務院寫的報告就認為美國僅僅依靠巴列維是很危險的。
當年9月，爆發了持續好幾周的總罷工，全國陷入嚴重癱瘓狀態。12月10～11日，首都德黑蘭發生大規模示威，有成百萬群眾參加，包括來自農村的支持者。遊行的組織者發表17點聲明，要求結束君主制，接受霍梅尼為最高領導人，建立伊斯蘭政府，恢復農業，保護宗教，讓流放者回國等。12月18日，為抗議軍隊鎮壓，全國爆發總罷工，政府機構完全陷於癱瘓。國王被迫於12月30日任命「民族陣線」領導人之一巴赫蒂亞爾為首相，並於1979年1月13日組成以巴赫蒂亞爾為首的攝政委員會。
巴赫蒂亞爾雖同意組閣，但要求解散現議會和薩瓦克，由政府控制軍隊警察，國王立即出國度假，將來做一名立憲君主。但巴赫蒂亞爾本人卻因與國王合作被民族陣線開除。革命浪潮已不可阻擋。1978年底國王統治的基礎走向崩潰，它賴以維持統治的軍隊發生了動搖，一些士兵倒向革命陣營，王室成員、高級官員及軍官紛紛向海外轉移財產。巴列維的統治已不可能維持下去了。
美國在關鍵時刻改變了一貫支持國王的態度，準備放棄巴列維政權，轉而與霍梅尼合作。早在霍梅尼流亡巴黎的時候，卡特派了秘密特使到巴黎和霍梅尼談判，當時雙方達成了一個秘約：只要美國說服伊朗的軍隊不發動政變，同時把巴列維趕出伊朗，霍梅尼執政后將繼續保持與美國的關係。協議達成后不久美國就派了美國駐北約總司令休斯將軍到伊朗。對於此事，巴列維流亡國外后寫的回憶錄中有描述：休斯抵達伊朗后，沒有去找他，而是把伊朗軍隊的高級將領統統召集在一起開會，要求他們不再追隨巴列維，新政權上台以後不要發動政變，要支持新的政權。當時伊朗的軍隊有50萬人，裝備精良，在中東地區實力非常強大。霍梅尼發動伊斯蘭革命，怕的就是軍隊發動政變。休斯把軍隊穩定下來之後就去了王宮，告訴巴列維，要求他十天之內離開伊朗。巴列維在回憶錄中說：「我像一隻死耗子一樣被美國扔出了伊朗。」其實他早應明白，美國在外國扶植的傀儡下場大多如此。
1979年的1月26日巴列維國王在美國的壓力之下乘飛機出國流亡，消息一傳出，德黑蘭萬人空巷，數百萬群眾湧上街頭，載歌載舞，那天我正好在德黑蘭市中心，目睹了這一歡慶的場面。許多市民當街宰羊，所有的汽車同時打開大燈並鳴笛，開動豎起的雨刷插上了鮮花來回飛舞，我乘坐的汽車裡被歡慶的群眾扔滿了糖果和甜點，德黑蘭市內幾十座巴列維父子的銅像被群眾推倒。不到十天，霍梅尼就從巴黎回到伊朗，建立了伊斯蘭政權。經濟高速發展中的波斯強國夢被擊得粉碎，統治了伊朗半個世紀的巴列維王朝從此壽終正寢。
　
親歷伊朗伊斯蘭革命（二）
　
1979年4月1日，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宣布成立。美國相信此前在巴黎與霍梅尼達成的密約，對伊斯蘭政權還心存幻想，甚至企圖藉助霍梅尼的力量共同對付蘇聯入侵阿富汗，美伊維持正常的外交關係，美國大使沙利文留駐德黑蘭。
1979年10月形勢急轉直下。被廢黜的國王巴列維離開伊朗后輾轉到了摩洛哥、墨西哥和巴哈馬。由於受到伊朗伊斯蘭政權的強大壓力和追殺令的威脅，世界上幾乎沒有國家願接納他定居。在此期間，巴列維罹患淋巴癌，他的家屬通過洛克菲勒和基辛格等人向美國政府申請赴美治療。卡特政府猶豫再三，於1979年10月2日宣布，出於「人道主義」同意巴列維赴美治病，引起伊朗公眾的憤怒。伊朗伊斯蘭政權懷疑美國爽約轉而支持巴列維殺回馬槍。10月29日，霍梅尼在庫姆市發表演說時宣稱，「美國在伊朗的統治是我們一切不幸的根源」，譴責美國政府支持巴列維，表示伊朗人民將給予回擊。伊朗國內掀起反美浪潮。當時正在阿爾及利亞與美國代表談判關係正常化的伊朗臨時政府總理巴扎爾甘回國后就被趕下了台。
1979年11月4日上午，在伊朗首都德黑蘭，數百名伊朗男女學生佔領了美國大使館，扣押66名使館人員當作人質，要求美國政府立即引渡巴列維。美國政府斷然拒絕伊朗方面的要求。伊朗方面表示，若不引渡巴列維，則不釋放人質。
11月4日當天，我正好陪同林兆南臨時代辦到伊朗外交部辦事，我們當時還不知道美國大使館被佔領，結果到了伊朗外交部門口的時候看到美國臨時代辦的專車停在那裡。後來一打聽才知道，美國代辦帶領兩個隨員到伊朗外交部進行抗議伊朗學生佔領美國駐伊大使館，他們沒有想到，在他們提完抗議之後，伊朗外交部的官員就告訴他們：不得離開伊朗外交部。這樣美國大使館的52名人質被扣押在使館，美國代辦和兩名隨員被扣押在了伊朗外交部的一個房間里，在那裡呆了444天。
　　事件發生后，美國積極展開外交活動，希望人質獲釋。11月18、19日，伊朗方面釋放了人質中的13名婦女和黑人，其餘53名人質仍被扣押在美國使館里。伊朗方面堅持將引渡巴列維作為釋放人質的條件。美國卡特政府見外交斡旋努力難以奏效，遂採取強硬手段，驅逐了183名伊朗外交官和不符合在美居住手續的伊朗留學生。伊朗立即還以顏色，宣布停止向美輸出石油，準備提取在美的存款，不接受以美元作為石油交易的支付貨幣，不償還巴列維政權欠下的債款。美國針鋒相對，採取反措施，下令停止進口伊朗石油，凍結伊朗在美資產，上訴海牙國際法庭。
這次人質事件引起國際社會的極大關注。許多國家以不同方式表示希望遵循國際法準則尊重外交人員豁免權，釋放人質，和平解決美伊兩國爭端。12月1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決議，呼籲伊朗釋放美國外交人員。伊朗拒絕接受安理會決議。人質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美國決心採取更加強硬的措施。1980年4月7日，美國政府宣布，與伊朗斷絕外交關係，並正式對伊朗實行經濟制裁。美國還要求西歐盟國採取同樣措施。
　 4月22日，卡特總統下令執行武裝秘密營救人質的「藍光」計劃。結果機毀人亡，美國在世人面前丟盡了面子。
當年9月兩伊戰爭爆發，美國人質遂成為伊朗的包袱。11月2日，伊朗議會經過激烈辯論，通過了釋放人質的4項條件：美國作出不干涉伊朗內政的保證，解除伊朗在美國資產的凍結，撤消美國對伊朗的一切要求與制裁措施，將前國王巴列維的財產歸還伊朗。11月11日，美國表示原則上接受上述條件作為解決人質問題的基礎。經阿爾及利亞等國斡旋，美伊雙方終於在1981年1月19日在阿爾及爾簽署了關於解決人質問題的協議：美國分三次歸還伊朗140億美元的資產，取消對伊朗的經濟制裁；伊朗釋放全部美國人質。次日，被扣押14個半月的美國人質全部獲釋離開伊朗。
曠日持久的美國人質問題雖然得到了解決，但是，它為日後的美伊關係打下了難以解開的結。在美國人心目中，人質事件是美國人自越戰以後遭受到的最大的恥辱。美國這個超級大國面對伊朗竟然束手無策。美國外交官被蒙上眼睛反綁雙手遭伊朗學生羞辱的照片和圖象在美國傳媒反覆刊登和播放，伊朗人進入美國大使館之後把裡面所有的秘密文件拿出來示眾，對美國公眾的刺激極大。1980年2月，當52名人質獲釋返回美國時，美國各地公眾在樹上和家門口掛滿黃絲帶，可見此事在美國影響之大。這個事件也成了美國公眾對伊朗的一個仇恨點，此後美國歷屆政府不管採取如何敵對伊朗的政策，在美國國會沒有阻力，美國公眾也都能接受。
人質事件加上新政權公然宣傳 「輸出革命」 極大損害了伊朗伊斯蘭革命的形象，因此在日後爆發的兩伊戰爭中，儘管伊朗是被侵略的一方，但是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譴責薩達姆，也沒有一個國家同情伊朗。
親歷伊朗伊斯蘭革命（三）
　
在冷戰年代，巴列維在美國的壓力下，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1971年尼克松訪華后，伊朗才與中國建交。
上個世紀70年代初，中國與蘇聯緊張對峙，蘇聯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把大批導彈對準中國的領土，在這一背景下，中美關係改善，我國奉行 「一條線，一大片」的外交戰略，就是要建立起一條東起美國西迄歐洲的反蘇統一戰線。這樣中美關係就從敵對轉變為互相倚重。在這「一條線」中，伊朗和土耳其正處於中間，戰略地位十分重要。這個思想指導著上個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中國對伊朗的外交和對伊朗形勢的調研和觀察。
1971年尼克松訪華后，雖然中伊還為建交，但關係已開始鬆動。巴列維國王派他的兩位姐妹先行來中國「探路」。周總理都親自出面會見宴請。有一次，在前門全聚德烤鴨店宴請阿什拉芙公主時，周總理還親自在烤鴨店門口迎接。記得1971年中國和伊朗簽署建交公報時的時候，我還在外交部在山西離石的幹校勞動。1972年9月的一天，幹校的軍代表通知我說，外交部要求我次日即趕往北京參加接待伊朗王后和首相胡韋達訪華。他們到達北京的那天，周總理還親自到機場去迎接。車隊經過天安門廣場時，周總理陪同伊朗王后乘坐敞蓬車接受數千名群眾的夾道歡迎。除了遊覽故宮和長城由郭沫若陪同外，周總理在北京幾乎全程陪同。這令伊朗王后和首相十分感動。
1975年5月，伊朗國王巴列維的孿生姐妹阿什拉芙公主訪華，她是周總理1955年萬隆會議就結識的老朋友。重病中的周總理在醫院會見了她。這是我最後一次見到周總理。
　1978年，伊朗爆發了全國性規模的反巴列維運動。這也使「蜜月」期的中伊關係面臨嚴峻考驗。1978年4月，中央決定由粉碎「四人幫」后擔任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華國鋒同志當年8月出訪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
當時我國領導人出訪乘坐的專機是波音707客機，飛歐洲途中必須降落加油，由於德黑蘭位於航線的中點，又是交通要道，加上伊朗當時在中國外交中的特殊地位，中央決定往返都在德黑蘭停降，並在回程時作正式的訪問。
1978年6月，時任外長的黃華訪問伊朗，為華國鋒訪華進行前期準備。由於當時中國外交全神貫注的是蘇聯問題，黃華外長在他和伊朗外交大臣哈拉巴里會談中首先發言講述蘇聯在阿富汗、索馬利亞、紅海、波斯灣地區以及南下印度洋的擴張的勢頭。當時我擔任的翻譯。輪到對方發言的時候，哈拉巴里居然隻字不提蘇聯問題。他給我們講了一個故事，說伊朗古代有位星象學家，夜間走路時總是抬頭望著觀察星象，有一天晚上，正當仰天望星走路時，沒有想到前面有個坑，一下子就掉進坑裡面去了。現在回想起來，他講這個故事是在暗示我們，他們的政權已經很危險了。
1978年8月，這個時候伊朗國內的局勢已經是嚴重惡化，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尤其是華國鋒已經快完成對南斯拉夫的訪問準備返回的時候更是如此，伊朗國內因為動亂，死傷的人數相當的大，巴列維國王在群眾的壓力之下不得不更換首相，內閣進行改組。這時華國鋒已經完成了對南斯拉夫的訪問，在鐵托的陪同下在布列俄尼島休息，聽到這個消息之後我國最高決策當局就猶豫了：還要不要進行訪問？代表團聯名給我駐伊朗大使焦若愚發電報，徵求他的意見。當時外交部副部長何英和西亞北非司司長周覺已先期到達德黑蘭。焦大使會同何英副部長和周覺司長連夜開會，我當時在伊朗使館調研室工作，列席了這次會議，會議開了一個通宵，經過反覆斟酌，大家的一致意見是：伊朗是「一條線」上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國家，儘管局勢動亂，過門不入會影響兩國關係。特別是，根據我們對形勢的估計：當時的伊朗國內的局勢是得到蘇聯插手的，巴列維正處於一種比較困難的處境，因此，從我們整個「聯美反蘇」的大戰略考慮，應該支持巴列維一下，因此使館最後得出的結論，不宜改變行程。
這樣華國鋒就如期進行了對伊朗的國事訪問，我作為華國鋒的翻譯隨行。實際上這個時候局勢已經非常的緊張了：華國鋒抵達之後，由於大街上到處都是遊行示威的隊伍，治安形勢非常的不好，專機抵達之後，所有的參觀項目取消，僅在機場、賓館、王宮三點之間活動，汽車不能坐，只能坐直升飛機，由於局勢動蕩，為了安全起見，每次出去活動準備了六架直升飛機，事先也不指定坐哪一架，隨意坐，坐上之後六架飛機飛往不同的方向。
我印象最深的兩國領導人之間的會談就是華國鋒和巴列維之間的一次單獨會談，那次會談除了我這個翻譯之外沒有任何人，會談中巴列維的情緒已經相當低落，他說，伊朗的形勢已經非常的困難，他的前途是個「未知數」。我聽到這句話感到非常的吃驚：他作為一個國家元首，竟然對自己都沒有信心了！
這次訪問嚴重影響了伊斯蘭革命后的中伊關係。伊朗公眾普遍認為中國是巴列維的「朋友」。中國領導人在巴列維行將滅亡時候訪問伊朗是為舊政權打氣。伊朗伊斯朗革命勝利后，大街上到處寫的口號是：打倒美國、打倒以色列、打倒中國！此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中伊關係相當的冷淡。直到1984年中國外長吳學謙訪問伊朗才冰釋前嫌。
此後中國與伊朗之間的關係逐漸好轉，走向正常化。

邪惡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