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豈能如此學術打假？說說美國作法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副教授帕里耶斯，因編造和修改科研數據而被開除了。這消息，許多媒體轉載了，還有不少評論，感嘆地說：看看人家，處理學術上的不端行為多麼嚴肅認真！而中國呢？學術上的不端行為繼續泛濫，卻沒見幾個認真嚴肅處理的。咱感覺，那些評論感慨不無道理，但看的是結果、而對處理過程的關注極為不足。美國之所以能保證學術行為誠實，關鍵不是處理結果，而是處理過程嚴格按照法制社會的法治程序辦事，嚴肅認真的處理結果來自嚴肅認真的處理過程。這才是特別需要借鑒的地方。

　　先說資格吧。「打假」涉及到別人的公民權和安全，因而，美國的做法是：未經授權的機構或個人，有權向執法或執行機構提出檢舉和提出指控，但無權對他人「打假」。照美國常用的一句話說，那就是：「私人個人不能把法律拿在自己手裡。」違犯了這一條，您再有理也會沒理了、甚至可能受到法律懲罰。這做法，保障了「打假」授權機構的權威性。中國做法呢，誰都可以實行對他人「打假」，特別是報刊媒體，沒經過授權也可以隨意公開指控，對某某人實行「打假」。這一來，授權機構就沒了權威，法規規範也沒了權威，――若馬路上人人都是警察，那就等於沒交通警察。

　　再說曝光吧。美國的做法是：未經法定程序准許，不公開檢舉或指控；若公開，就得讓指控方和被指控方有平等的機會陳述自己。且不說沒結論之前如此，就是有了結論后也如此。這樣一來，就保證了「打假」是公平公正的。中國常見做法呢，一個人指控另一個人涉嫌抄襲剽竊，報刊媒體幾乎不做任何核實，就迫不及待地搞起了「輿論轟炸」，那爭先恐後的樣子就象是餓狼撲食一般。而被指控方呢，幾乎就沒機會陳述自己，用一位網友的話說：面對媒體輿論轟炸，任何辯解都可能導致自己被媒體唾沫淹死，所以呢，要麼是乾脆不吭氣、要麼是儘管有理、也乾脆認了。這樣的例子多多，有的甚至直到被指控方含冤而死、也沒個陳述自己的機會。這一來，哪還有公正公平？沒公平公正，容易發生錯案不說，還使得相關法規失效，使執法失去權威。

　　一個典型例子是兩三年前的北大王銘銘事件。某報刊媒體發表了王銘銘的競爭者對王銘銘提出抄襲剽竊的指控，隨即，幾乎所有報刊媒體都搶著發報道發評論，對王銘銘的指控很快上升到「聲討」的程度。面對媒體轟炸，王銘銘自認倒霉，被撤銷一切學術職務。而事實究竟如何呢？照版權法規定，若經過授權，王銘銘的做法就不是抄襲剽竊，否則才涉嫌抄襲剽竊。授權直接引用不是新鮮事。同樣道理，要看授權具體條文，才能判斷王銘銘是否有抄襲剽竊的嫌疑。而具體到王銘銘的那些文字呢，原作者哈維蘭早在1999年就跟王銘銘討論過和達成了共識，美國報道說到原作者的立場是：王銘銘的翻譯得到原作者的同意，而且，王銘銘的翻譯「為把人類學介紹到中國發揮了重要作用，我（原作者）絕對不想看到他因為正直的錯誤而垮掉。」這裡說到的「正直的錯誤」和抄襲剽竊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兒。

　　北大王銘銘事件還導出一個「打假」的重要問題：利益衝突。美國的做法是：可能涉及利益衝突的人，沒有資格參與「打假」。譬如某甲和某乙是同行、或從事同類項目，他們彼此就沒有「打假」的資格；若其中一人對另一人提出檢舉指控，那麼，他的言論就會受到執行機構的嚴格審核，以防通過「打假」達到正常競爭不能達到的目的。因為這做法，使「打假」成了達到正常競爭不能到達到的目的之手段，失去了「打假」本來的意義，「打假」本身就蛻化變質為「掛羊頭、賣狗肉」的作假行為了，結果是「以假打假」滿天飛。那樣子，還能通過「打假」來保障學術界的行為端正和誠實么？不可能，而只會是「打假」越多、作假越厲害。

　　五中全會提出了很重要的一條：民主法制社會和公正與公平。這很實際。「打假」涉及到他人的公民權和公民安全，就更需要嚴格遵守法規和按法律程序辦事，就更需要辦事過程的公正與公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辦事，「打假」也不例外。要借鑒人家美國的「打假」經驗，不但要看人家處理問題的結果，更要看人家處理問題的過程。

無論是市場-企業-科技，還是宗教-教學-文藝，都應該納入法制管理與監督的軌道。

嚴刑人治-「殺一敬百」是法家的傳統，必須轉換成儒家「赫免制」的仁政「禮」(法)治傳統 - 目的是解決問題，還不應是懲罰個人，只要將財物歸還就可以赫免 - 甚至不必新聞公布，才可防止犯者的極端行為。

儒家新的思維是 - 仁政法治，以仁待人，依法辦事。

將儒家古代初級的法制(禮制)轉換成現代化科學實證化反饋監控化的現代法律，將古代的儒家仁德轉換成現代化時代化世界化的品德教育-公職廉潔和精神信仰的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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