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小傳

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小傳

獲獎人物：

馮-海葉克
根納-繆達爾
約翰-希克斯
肯尼思.J.阿羅
保羅-薩繆爾遜
牟頓-米勒
威廉-夏普
哈利.M.馬科維茨
西蒙-庫斯涅茨
拉格納-弗里希
簡-丁伯根
龍納德.H.科斯
毛立斯.阿來
特里夫.哈維莫
加里.貝克
勞倫斯．羅伯特．克萊因
詹姆士．托賓
喬治．Ｊ．斯蒂格勒
弗蘭柯．莫迪里安尼
羅伯特．盧卡斯


1974-馮-海葉克

　馮-海葉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1992, 奧地利人，他與綱納-繆達爾（GUNNAR MYRDAL）深入研究了貨幣理論和經濟波動，並深入分析了經濟、社會和制度現象的互相依賴而於1974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菲德烈-奧格斯特-馮-海葉克簡歷

1899年5月8日生於維也納，他是維也納大學植物學教授奧格斯特-馮-海葉克博士的兒子。在維也納文法學校學習。

1917-1918年，在奧匈軍隊服役(義大利前線)。

1918-1921年，在維也納大學學習，1921年得法學博士。

1921-1926年，在執行和約規定上，擔任奧地利政府臨時法律顧問，其間於1923年3月-1924年6月曾在紐約大學當研究生。

1927-1931年，奧地利商業循環研究所所長，1929-1931年，維也納大學經濟學和統計學講師。

1931-1950年，倫敦大學(倫敦經濟政治學院)托克經濟科學和統計學教授。

1950-1962年，芝加哥大學社會和道德科學教授(社會思想委員會)。

1962-1968年，在布雷斯高的法雷堡的阿爾伯特?路德維希大學經濟學教授。

在不同日期，為斯坦福、阿肯色、維基尼亞、加州(洛杉磯)、開普敦和薩爾斯堡大學的客座教授。

1944年，英國科學院院士

1970年，奧地利科學院通信院土

1964年，東京立教大學名譽法學博士

1971年，維也納大學董事會名譽董事。

1972年，倫敦經濟學院榮譽研究員。

出版的書籍：

《貨幣理論和商業循環》，維也納，1929年，英譯本，倫敦，1933年，並有西班牙文、日文譯本。

《物價和生產》，倫敦，1931年，有德、中、法、日文譯本。

〈〈貨幣民族主義和國際穩定性〉〉，倫敦，1937年。

〈〈利潤、利息和投資〉〉，倫敦，1939年。

〈〈資本純理論〉〉，倫敦，1940年，有日、西班牙譯本。。

〈〈到農奴制之路〉〉，倫敦和芝加哥，1944年，有中、丹、荷。法、德、意、日、挪。葡、西和瑞典文譯本。

<<個人主義和經濟秩序>>，倫敦和芝加哥，1949年，德文譯本和挪威文縮譯本。

<<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和哈利特?泰勒>>，倫敦和芝加哥，1951年。

〈〈科學的反革命〉〉，芝加哥，1952年，有德、意文譯本和法文縮譯本。

〈〈感覺的秩序〉〉，倫敦和芝加哥，1952年。

〈〈自由憲法〉〉，倫敦和芝加哥，1960年，有西、德、意文譯本。

〈〈哲學、政治學和經濟學研究〉〉，倫敦和芝加哥，1967年。

〈〈法雷堡研究〉〉，吐平根，1969年。

〈〈法律、立法和自由，第1卷，規則和秩序〉〉，倫敦和芝加哥，1973年。

F-A-海葉克主編的書籍：

〈〈貨幣理論文集〉〉，維也納，1931年。

〈〈集體主義經濟計劃工作〉〉，倫敦，1935年，有法文和意文譯本。

〈〈資本主義和歷史家〉〉，倫敦和芝加哥，1954年，有意文譯本。（王宏昌譯）




「瑞典皇家科學院已將1974年度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根納-繆達爾教授和菲德烈-馮-海葉克教授。授獎是因為他們在貨幣和經濟波動理論中的先驅工作，並且因為他們對經濟、社會和制度現象的相互依賴關係的深刻分析。

科學院有這樣的意見，除了他們對經濟理論的貢獻外，繆達爾和馮-海葉克如此成功地進行了跨學科的研究，所以他們的聯合貢獻應當被授予經濟學獎。」

自從設立經濟學獎以來，研究工作已超過純經濟學範圍的兩位經濟學家的名字，始終在提議的獲獎人名單之上：根納-繆達爾和菲德烈-馮海葉克。他們都曾以純經濟理論領城中的重要工作開始他們的研究事業。他們的早期工作―在二十和三十年代―主要在同一領城之內：經濟波動理論和貨幣理論。從那時以來，兩位經濟學家已擴大了他們的視野，包括社會和制度現象的寬廣方面。

主要由於他們的大多數研究工作指向最寬廣意義上的經濟問題，特別是美國黑人問題和發展中國家的貧困問題，繆達爾尋求把經濟分析聯繫到社會的、人口的和制度的條件。馮-海葉克把他的研究領域擴大到包括像經濟制度的法律構架之類的因素，以及有關個人、組織和不同社會制度發揮作用的方式的問題。兩人都對經濟政策問題深感興趣，並且因此也研究了我們社會中組織的、制度的和法津的條件的變化。

繆達爾和馮-海葉克共同具備的一種品質是一種為文獻充分證明了的才能，發現思考問題和對原因及政策提出新思想的新的和創造性的方式，這個特點常常使他們有些引起爭議。當研究領域擴大到包括經濟學家們通常視為當然或忽視的因素及關係時，這完全是自然的。

在他的科學事業的早期，繆達爾顯示了他在經濟學中興趣的廣闊。他的書，《經濟理論發展中的政冶因素》(1930)，是對政治價值在許多研究領域中如何被插進經濟分析中。科學院在作出它的對重大著作<<美國的兩難。黑人問題和現代民主>>(1944)賦予了很大重要性。主要在這個學術巨著中，繆達爾用文獻證明了他把經濟分析與一種廣闊的社會學視野合起來的才能。繆達爾對發展中國家問題的廣泛研究，性質和<<美國的兩難>>非常一致。這也是最寬廣意義上的經濟學和社會學的研究，其中對政冶的、制度的、人口的、教育的和健康的因素，賦予很重要性。

馮-海葉克在經濟理論領域內的貢獻，既深刻又有創造性。他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科學書籍和文章，引起廣泛而活躍的的辯論。特別是他的商業循環理論和他對貨幣和信用政策的效應的概念，吸引了人們的注意，並且引起熱烈的討論。他沒法比那時習見的更加深刻地分析商業循環機制。或許部分地由於這種更深刻的分析，他是在1929年秋天大危機到來之前，警告一次大經濟危機的可能性的少數經濟學家之一。馮-海葉克說明，超過志願儲蓄離率的伴有貸款的貨幣膨脹如何能導致資源的錯誤分配，特別是影響資本的結構。這種聯繫貨幣貨幣膨脹的商業循環理論與戰後貨幣討論有共同的基本特點。科學院有這樣的意見，馮-海葉克對不同經濟制度功能效率的分析，是他對較廣意義上的經濟研究的最重要貢獻之一。從三十年代中期開始，他致力於集中計劃問題的深入研究。如同馮-海葉克曾進行研究的一切領域一樣，他對這個領域中學說和意見的歷史，作出了深刻的歷史闡述。他提出了關於「社會主義計劃」中的基本困難的新思想，並且研究了通過各種形式的分散的「市場社會主義」達到有效結果的可能性。他在比較不同制度時的指導原理是研究分散在各個人和各企業的所有識識和信息的利用效率如何。他的結論是，只有通過深遠的分散於競爭和自由定價的市場體系中，才可能充分利用知識和信息。

馮-海葉克關於經濟制度的思想和他的分析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中發表在一著作中，並且無疑對廣泛和正在發展的「比較經濟制度」的研究領域，提供了顯著的激勵。

我正在概述的理論一直有決定性的影響；但是其中每一個成分一直是一個批判的目標。有些批判，我仍然相信，能予駁回，或部分地駁回；但是餘下一種批判，我現在感到是決定性的。[/url]

在生產函數中，產量、勞動和資本是數量；但是如果要把它們定量，必須有一些手段把它們的明顯的不均勻性化為某種一致性。對這有三個量，沒有一個量化為均勻量是一件簡單事；即使在勞動的情況下，依靠數人頭或數工時不能解決它。不過著急問題是資本的數量。資本在這裡必然解釋為物質資本貨物；它是一群物質貨物。我們必須用一個單一數量示，現在大家很熟悉，只有兩個情況可以做到這一點而無錯誤――即沒有任何錯誤，因為並不不論，如果逼近兩個情況中任何一個，而不能實際達到，錯誤可能是能容許的。一個情況是，所有成分同比例地變化；另一個情況――我自己可以說在1939年已弄清楚――是，貨物之間的價格比，或者它們的邊際替代率保持不變。在前一種情況下，貨物的集合可用一個物質「束」的數目表示；在後一情況下為價值計算的加總數。[url]

在資本的情況中，要說在實際應用中，甚至能挖滿足這些條件和第一個，顯然是不可能的。因為在一個進步的經濟中，在一個期末，它的資本包含的與期初包含的種種貨物不同，這是一種正常經驗。引入了新基礎上，而捨棄了老基礎上，只有在一定理論構思中――定態――比例在時間過程中能保持不變；而且即使為了比較不同的定態我們很難對那個性質作許多應用，因為一個定態中的比例通常將不同於另一個定態中的比例，在那個方向找出路甚少希望。[/url]

另一個情況初看起來比較動人。不過這裡有一種更微妙的反對意見，特別是與喬安羅賓遜的工作相聯繫。[url]

如果資本相對於勞動增加了，其他事情相等，資本的邊際產值必然下降，所以資本的報酬率必然下降。但是資本報酬率下降帶來的利息率下降。其結果是沒貨物的資本化價值必然不按比例地變動，所以，它們之間的邊際替代率不能保持不變。不能保持價格不變的條件；它涉及一種矛盾。[/url]

這並不是說，統計學家按不變 ――在某個基準日期的它們的價格或生產成本評價資本貨物是錯的。我想，國民或社會資本的任何實際測量必然屬於這種性質。但是，冷酷如此人為地評價后，資本和產品之間的技術關係不能帶來信念；它為什麼應當存在是沒有理由的。[url]

一[/url]

到現在為止，我所說的一切是前言性質。整個說來，我讓別人我生活在生產函數和概括定義的不同生產因素之間的替代彈性的世界中，我主要想談的是我的工作的一個方面，它多年來逐漸發展，而且我現在歷史學家更有前途。[url]

它也溯源於同一本《工資理論》。以上我已討論第六章；但是在其他幾章里，將找到很不同的一種理論。這些是奇怪的兩章；當該書出版時，人們對它們的接受，遠不如那裡對第六章那樣有利。這一點部分地因為我在第九章和第十章中，工作所處的傳統――龐•巴衛克和威克賽爾的傳統――在英語讀者中遠不如對我在第六章中汲取的庇古的傳統那樣熟悉；但是主要由於我所說的與「新經濟學」之間的下面衝突，後者甚至在《通論》之前三年，已經開始成為凱恩斯的經濟學。[/url]

當我寫《工資理論》時，我完全不知道這些思想；我對在劍橋進行了什麼事，或者事在瑞典的情況，很難有一個概念。但是當我自己開始向那個方向移動的時候，我的書剛離開我的手。我碰到了某個東西，它如果與凱恩斯的流動偏好不完全相同，與它有密切關係。而且甚至在《通論》於1936年出版之前。我已開始復出一些結果。[url]

我的工作中有許多是從那裡來的；這裡我沒有時間描寫它。我必須堅定地保持《工資》書中那幾章的故事，以及以後從它們衍生的東西。新觀點的第一個結果，當我在1933-1935年得到它時，使人深深地為我在那幾章中寫的東西而慚愧。我覺察到它多麼不合適。它與我正在寫作時世界的狀態沒有關係。我診斷了一種病，但是它不是那種病。1932年的失業與我曾假設的屬於很不同的性質。[/url]

然而分析一種病並非無用，即使它不是當時重要的病。人們的工作更加在點子上的時間可能到來。我想，在我的情況中，它已經到來。[url]

在三十年代，我的各章受攻擊的主要根據有關我的初始假設――工會，或政府規定工資者能提高實際工資，這一點在那些日子裡被 凱恩斯及其追隨者最堅決地否定。他們說，工會關心貨幣工資，而不是實際工資，某集團貨幣工資上升將提高他們的相對於別人的實際工資；介在一個封閉系統中，貨幣工資普遍上升將這一點當然意味著有彈性的貨幣供應，如果貨幣供應不能按比例增加，利息率將上升；利息上升的結果將使勞動的需求下降。失業的原因於是被鑒定為貨幣供應缺乏彈性。[/url]

在這些日子裡，這個凱恩斯的論點不像起初看起來那麼強，這是相當明顯的。這個論點被用來反對用降低工資作為在衰退時刺激就業的手段，它起初當然是為了這個目的。它仍有力量。但在其他方向上，它就遠沒有那麼強了。[url]

雖然工會為貨幣工資開展工作，但它們真正關心的肯定是實際工資。如果貨幣工資上升剛好導致物價上升，它們感到它們自己受騙了；所以它們回要示另一輪貨幣工資上升。這樣，我們得到成本――通貨膨脹。我們對它變得如此熟悉。沒有彈性的貨幣供應不能發生這種情況；的發展方什麼不對貨幣供應加以約束，以便停止，或至少阻礙通貨膨脹？有肯定的貨幣主義者，他們那個方式誰，而在絕望中的政府不得不對他們給予某種注意。所產生的失業於是由於貨幣約束，或者由於導致施加貨幣約束的工資推力？人們可以從任何一個角度看問題，但是很可以論證，后一個角度是更基本的。[/url]

所以我在1932年的分析，終於當代有了某種關係；但是有另一種有關的事，當我寫的時候沒有想到，但是所有時間它一直在那裡。這不是一件分析一種病事；它關係經濟的正常增長，健康增長，在健康增長時實際工資應當是上升的。那種實際工資上升的後果是什麼？我在1932年的分析是關於離開正常道路的工資上升；但是在正常道路上的上升應當有相似的將就，雖則它們將不包括造成失業。而可以說相似的方法應當可以用於分析它們；它應當使我們對一般增長過程的理解深化。這是我最近主要關心的方面。我將設法概述我們似乎已經得到的一些結果。這將是這次講演其餘部分的題目。[url]

二[/url]

我花了這麼多時間談論《工資》一書目的第九章和第十章，而沒有具體說明它們包含什麼內容。它們包含的許多內容是現在無法的細節。只有一件事有關係。[url]

不論如何造成的實際工資上升本身貨幣於降低實際利潤率。這有兩個效應，它們在一種意義上，以相反的方向作用。一個效應是鼓勵用通常更加資本密集的方法來代替；另一個效應由於收入從利潤轉移到工資，是減少儲蓄。現在，對這效應知道得遠比我在1932年知道的多；但是區別仍然存在。我將設法以更加現代的形式重新陳述它。[/url]

第一件要堅持的事是，因為我們使用像「資本密集」和「利潤率」之類的名詞，完全沒有必要在評價整修資本存量上我們自己。在關係的不是全部資本存量的平均利潤率。有關係的是新投資的利潤率。進行新投資時，利潤不過是一種預期利潤，而實現的利潤可能與預期的利潤不同，不過，如果我們考慮健康成長，假設在預期的利潤率和實現的利潤率之間有某種一似乎是合理的，大多數冒風險的買賣的結果多少是正確的。就這一點已經夠了。[url]

除非使用機器是有利的，製造機器不可能有利；所以，為了評價投資的盈利率，我們應當朝前看最終產品的生產。在這樣考慮的任何生產計劃中，勞動是投入，而最終產品是產出；所以如果用最終產品計算的工資上升，必然降低計劃上用最終產品計算的利潤率。我相信這條規則沒有例外。它對按這個工資率能存活的計劃是成立的。所以，對任何計劃，在工資率和利潤率之間有一個關係，它可以繪成一個下斜曲線――現在我想稱之為計劃的「效率曲線」。[/url]

其次讓我們作常規假設，「技術」是給定的；剛好有這麼多上述意義的生產計劃，可以從中挑選。每個這種計劃將有一個效率曲線。模仿「資本家」作出假設，為新投資實際選擇的計劃，是按現行工資率給出最高報酬的計劃。選擇不受工資水平影響是可能的；但是假設當工資變動時，不同的計劃將成為最有利的。因而當工資上升時將沿著一個「技術譜」進行替代。[url]

並沒有任何間單一物質指數，我們能靠它區分那些在譜中「偏下邊」的技術和那些「偏上邊」的技術，沒有這樣一個無例外能用的指數。我可能已經說明。龐•巴衛克和O葉克為此目的使用的「生產時期」，一般沒有用處。但是可以用實質上相同的論點反對任何物質指數，例如資本――勞動比例。我們不應讓這些細節掩蓋一個事實，位置在譜中偏下邊的技術，通常將是涉及較高準備成本，例如建築成本，作為節約日常生產成本的手段的那些技術。如果我們在那個簡單意義上認為這類技術更加資本密集，我們通常沒有誤入歧途。[/url]

以後我將回到這個替代效應；暫時我轉向更加麻煩的另一個效應。在《工資理論》中，我採納了傳統的觀點，更多的儲蓄意味著更多的資本積累，而資本積累對提高工資有利，但是在很快要說服我的凱恩斯思想體系中，儲蓄的效應似乎在相反方面。[url]

問題不在於凱恩斯的理論是貨幣的，而我的：「古典」理論是非貨幣的。人們可以設計一個「物質交換」系統，其中貨幣不起主要作用，但是它的行為仍將採用凱狗⑾值姆絞劍吻逭庖壞閿昧艘恍┦奔洌蛭捎謔勾⑿詈屯蹲適賈障嗟鵲牟恍葉ㄒ澹魎棺約菏顧檔畝韉囊徊糠值囊庖迥：鵠礎[/url]

如果我們在希望的和實現的儲蓄和投資之間進行區別，問題變得清楚得多。在希望的意義上，即使在物物交換經濟中，儲蓄可能 超過投資；它將採取一種不希望的積累的形式，超額庫存的積累。如果在希望的意義上，投資超過儲蓄，庫存將下降到正常以下，希望的以下；或者多餘的訂單規程起來，不能滿足訂單而沒有不正常的遲誤 。這種不論那個方向的過冬可以看成是不均衡的信號――即使在物物交換的經濟中，這種不均衡完全是可能的。[url]

這樣定義 的儲蓄――投資均衡並不著勞動的充就業；為了也達到那個目標，需要其他條件。條件之一是相對 價格應當是正確的。這裡不必討論令人頭痛的問題，一個有充分靈活的物價的物物交換系統中，自動地同時保持充分就業和儲蓄-投資均衡和充分就業是不同的。人們可以 假設有不保持的儲蓄-投資均衡；可是如果物價對工資的比例不適當。可能 有失業。那是我應當在《工資理論》中說的，如此解釋后，凱恩斯的觀點和「古典的」觀點吻合在一候。[/url]

開清楚這一點用了很長時間。我在《對商業循環的貢獻》的中心部分，用了以後我所謂的固定價格模型。我引進一條均衡路徑――一條儲蓄-投資均衡路徑――而在它上面有一條就業路徑。我只對偏離均衡感興趣；所以賦予充分路徑的唯一功能是作為一個上限，它經可能發生的不均衡加一個約束。我沒有部為什麼均衡路徑應當在上限之下。確實，我對每一方面都說得在京舉行。我只是把它們直線――這是對它們不說什麼的一個簡單方式。[url]

找出判刑它們的更多事情的自然方式是考慮同時保持儲蓄-投資均衡和充公就業的可能性。假設必須同時滿足兩個條件；其後果是什麼？現在已經明白，實際工資必須是可變的；它們能否問題保持身上變動、如果它們能保持同時滿足兩個條件而無磨擦是可能的；如果它們不能，如果當滿足兩個條件的時候，實際工資必然有波動，困難肯定將更大。要更多地了解雙均衡路徑，因此是需要的下一件事情。[/url]

它需要的下一件事情已被廣泛重視。近二十年中，所有的人發展的許多增長模型可以看成是剛才提出的問題的答案，或試作回答。它們中有一些，特別是有「新古典學派」的標籤的那些，用我開始時描寫的生產函數方法。我自己不隹那個方法，主要為了已給出的理由。然而人們可能同意問題是一個「古典的」問題；為我們在把不均衡暫置腦後，我們從凱恩斯的東西暫時無關。我們必須求助於古典著作，在我看來。我們發現它不是在「新古典學派著作」中，而在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中，特別是在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的著作中。[url]

當穆勒放棄工資基金時，他必然已經忘記他對它曾說過的話。用雙均衡路徑來看，在他的《原理》中說的話基本正確。工資單＜實際工資單＞剛好是最終產品和從那個產品取出供其他目的的東西之間的差額。取出來的東西不僅包括「來自利潤的消費」。而且還有政府機關的消費。只要取出的東西的增量不起過最終產品增量。最終生產增加時實際工資單必然增加。沿著雙均衡路徑，它必然如此。[/url]

三[url]

我們終於能開始討論替代效應和儲蓄效應如何互相吻合在一起了，主要在於抓緊最終產出的行為。這是因果鏈：從投資到最終產出，到工資，從工資到新投資的利潤率，並然後回到投資本身。對這些步驟的每一步有許多話要說，我不能太詳細，而必須限制我自己給出一個一般印象。[/url]

讓我們從一項發明開始，我們把它設想為一項主要發明好一些，所以它造成可能的生產技術比以前用的任何技術有利得多，為了利用它，需要把它包含在新設備中；所以沒有新投資不能用它。但是即使沒有發明，也會有些新投資；所以發明的立即結果是，包含在新投資中的技術改變了。經濟的蓁部分或多或少進行如前，使用光技術；它們現在過時了，但是它們不能一夜變過來。[url]

新過程將不會立即生產最終產品；在新設備投入產品之前必然有延誤。在延誤期間，所有最終產品來自舊過程；所以如果要最終產品不下降外，沒有外加的資源轉移到新投資；所以剛好是如果沒有發明用於新投資的資源可以轉移到製作新「機器」。[/url]

即使在新設備投入生產時，決不能肯定最終產品將增加。因為很可能新機器的盈利性提高，只是一件降低日常成本的事情。它們的生產能力並不比它們所代替的機器大；只是操作它們的成本較小，所以當新機器投產時最終產出不上升。真正發生的事是資源被釋放出來；但是如果要保持雙均衡，它們必須仍然得到就業。它們可以被用來在舊過程中撤出更多的產出；或者它們可以被用來製作新機器。在前一種情況中，在那個階段最終產出將上升；而且甚至在後一種情況中，雖然正在製作更多機器時產出還不增加，最終產品到最後將增加。所以一項有利的發明問題會帶來最終產出的增加，這句話是對的；但是增產可能延遲很久是完全可能的。[url]

除非最終產出的上升被資本家取走部分增加所吸收，或者必須分攤到太大的勞動供給增加量上，最終產出上升將意味著實際工資率上升。但是暫時沒有替代和沒有進一步的發明。投資繼續採取發生第一次發明后建立的同樣模式。由於舊機器被取代，資本存量中已變為過時的部分將減少；愈來愈多的將屬於「現代」型式，在那個全部時間中最終產品將擴大，工資上升。工資上升時利潤率將下降，從剛好在原來發明之後達到的很高水平，到比較「正常的」情況。它將下降到新技術下一種定態的合適水平，雖然不是在現代化完成之前；因為只要沒有替代和沒有新發明，那個定態中建立的工資水平是能達到最高水平。[/url]

為了得到這個結論，我們不必依靠下降的利潤率將減少儲蓄的激勵這個「古典」見解。不論儲蓄傾向的性質如何，如果沒有進一步的技術變化，可能會逼迫一種定態。它將是一種不同的定態，有不同的收入分配，視儲蓄傾向採取一種形式或另一種形式而定。但是它將問題一種定態；在那個定態中，工資將總比到達定態之前為高。而利潤則較低。[url]

現在我們可以引入替代。如果沿著各種技術的譜線有替代――以前無利的新技術由於工資上升而變為有利――則利潤下降將慢起來。替代的效應將在採取更加資本密集的技術的方向上。這些技術在被採用時或許將使最終產品的增加慢起來；而那一點或許意味著它們將放慢實際工資率的上升。但是――而這是主要的――替代的結果將使經濟走向一個單位勞動的最終產品較高的定態，並且因此工資水平較高。證明這個主要命題有幾個方式；最簡單的方式或許只要觀察，當系統完全適應新技術時，生產方法更加資本密集則每個工人將有更多「資本」幫助他。[/url]

四[url]

我剛才所談不過是一種練習；它不過是區分一種因果序列，它在實際經驗中將與許多其他因果序列交叉和混合。不過這個序列似乎可能是比較基本的。它說明經濟進步的源泉是發明；通過利潤率作用的發明。每項發明產生一次衝擊，我們可以這樣稱呼它；但是任何單項發明的衝擊不是無窮的。利潤下降標誌著窮盡；但是窮盡的原因是勞動短缺。[/url]

在講這個道理時，我們在實質上與穆勒很接近。在穆勒的理論中，「下降的利潤率」是由於土地缺乏；但是在理論上沒有理由說起作用的短缺不應該是任何自然的短缺。穆勒的見解，起作用的短缺是土地短缺，只能看成是經驗見解；在他寫作時它像是對的，但是那時以後的全部時間中，它不像是對的。最終的短缺必然是勞動或土地短缺；從形式上看，它必然是某種不能增加的生產要素的短缺。當然在衝擊發揮作用中將發生許多其他短缺；但是能用投資克服的短缺將不降低一般新投資的利潤率。它們將改變生產過程中進行投資之點，但那就是一切。只胡不能排除的短缺最終將壓縮利潤率。[url]

一旦我們認識到，在各種技術譜線上的替代只是克服從衝擊中產生的短缺的方法之一，許多事情都有了適當的位置。如果在原來發明之後，除了發明直接包含的之外，沒有其他技術變化，它產生的衝擊將很快耗竭。短缺要素這時將得到從原來發明給它們的全部利益，但不會更多。但是如果有替代，為了節約那些同樣的短缺要素，對它們的最終利益將更大，並且很可能大得多。可能仍然有一個利益如何在它們之間分配的問題。不過在一起說，它們必然因推遲耗竭而最終得到利益。[/url]

根據這個觀點，是否假設替代沿著一個「技術邊界」進行，或者是否它們自己具有發明性質，是不重要的。在形成理論時曾經有用的，而且在陳述的初期仍然少不了的「技術邊界」，最終不過是一個腳手架，我們可以取下來。所以關於「誘導發明」之i不帶來什麼麻煩。我們只是必須定義它們為技術變化，它們的可能性是在衝擊發揮作用時新發現的，而且它們是這樣的，除非「誘導」它們的短缺已經發展，採用它們是無利可圖的。因此它們表現為次生髮明，原來發明的「孩子」――技術孩子，在最擴大意義上的「干中學習」。有一派經濟學家如此重視的規模經濟，很可以被引到基本相同的位置。偉大的發明將給出偉大的和長期的衝擊，因為它們有這一切種類的許多「孩子」。[url]

對於當代經驗，在原始發明和它的「孩子」之間畫一根實線，當後者的定義如此寬廣時，顯然是困難的。分界線畫在什麼地方必然是一個判斷問題，或者口味問題。對於較早時代，那裡有資格稱為原始發明的項目不多，可能較易區別。十九世紀，人們肯定能找出一項主要發明，它給出一個可以辨認的，而且可以分開的衝擊――鐵路。鐵路時代是一個衝擊，它發揮的作用清楚可見，因為似乎至少有二十年，沒有規模可比的衝擊跟上來。許多經濟學家認為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衰退是類似性質的一次間歇。那是可能的，但是它不是必然如此，因為三十年代的不均衡很可以用其他方式解釋。不給我一直不顧的貨幣因素以很大重視不可能講出它的故事；以貨幣形式講出它的全部故事很可能是對的。可是可能有別的什麼東西。如果有什麼別的東西，而我們當時若知道得多一些，會有很大幫助；因為它幫助我們理解在本世紀起作用的革新過程，以便在當時對我們能依靠革新之流的穩定性到什麼程度，知道得多一些。藉助於較好的分類來研究過去的衝擊，很可能對這個非常重要的事情有許多啟發。[/url]

在結束時，我回到《工資理論》問題――保持一個實際工資水平高於適合雙均衡的水平的後果。在說過這麼多之後，我們不必以靜態方式考慮這個問題。均衡工資水平可能補允許上升，但在全部時間中實際工資水平保持高於它一些。現在不能不論這是一個真實問題；因為現在具備的強迫衽這個工資水平的手段比過去廣泛得多。如果工資政策如此，發生什麼事情？[url]

似乎有兩種主要情況。第一，可能較高的工資同時有較低的資本家取走數。資本家取走數較少會提高與雙均衡一致的工資水平；所以資本家取走較少應當允許沒有失業而達到較高工資。這樣，很好，不過應當注意，如果工資水平的路徑是任意確定的，為了保持任意工資水平與雙均衡一致，資本家取走數的或許將是必要的。以這個方式不能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url]

第二，假設工資水平較高而取走數並不低。我不認為能懷疑這也是一個實際問題。因為當我們想到現代經濟中有多少消費品被「取走」用於社會目的時，其要求大部分來自對高工資要求的同一來源，我們肯定必然認識到，能從威海取走數得到的緩解可能是有限的。於是我們說，在這個方向能做的一切都已做了。我們也說要保持儲蓄――投資均衡。在這些條件下，經濟將走什麼道路？[url]

我們已看到，較高的工資將影響新投資選擇的技術；我們可以認為，就整體而言，在相應的日期，它們將比另一種情況更加資本密集。這類技術最終將提高每單位受雇勞動的最終產出，超過資本密集程度低的投資會提高的工資。我現在相信，這是我在《工資理論》中想說的話；我們能看出，它要服從許多條件，在和寫作的當時，我對那些條件是沒有概念的。但在實質上主要論點能成立。[/url]

一個「發展中」國家有可能由於選擇了過於資本密集的技術，以致在它的「現代」部門中擴大就業不如它可以做到的那麼快，現在已為大家熟悉。我正在說的事情不過是那個同一原理的一個應用。（王宏昌譯）[url]

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小傳 1974-根納-繆達爾

根納-繆達爾（GUNNAR MYRDAL）,1898-1987,他與弗-馮-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深入研究了貨幣理論和經濟波動，並深入分析了經濟、社會和制度現象的互相依賴而於1974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根納-繆達爾1898年12月6日生在瑞典的格斯他夫教區。1923年，他在斯德哥爾摩大學法學院畢業，開始實習法律業務，同時在大學繼續學習。他在1927得到經濟學博士學位，並被任命為自費學生的政濟學講師。從1925到1929年，他在德國和英國學習，然後在1929-1930年作為一位洛克菲勒基金資助的學者，第一次訪問美國。在此期間，他出版了他的第一批書，包括《經濟理論發展中的政治因素》。回到歐洲后，他首先在瑞士日內瓦國際研究生院任副教授一年。1933年，他作為格斯他夫-卡塞爾的繼承人，被任命為斯德哥爾摩大學拉斯-希阿他政治經濟學和財政學教授。除他的教學活動外，繆達爾教授積極參加政治動，於1934年作為社會民主黨成員被選入參議院。1938年，紐約的卡尼基公司委任他指導美國黑人問題的研究。他收集和論述的材料，於1944年作為，《美國的兩難。黑人問題和現代民主》一書出版。於1942年回到瑞典后，他被重新選入瑞典參議院，擔任瑞典銀行董事會成員，並且是戰後計劃委員會主席。1945-1947年，他是瑞典商業部長。他離開這個職位以後，任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執行秘書。1957年，他離開這個崗位，為二十世紀基金會去指導對南亞國家經濟趨勢和政策的綜合研究，產生《亞洲戲劇。關於各國的貧困的研究》和《世界貧困的挑戰。世界反貧困規劃大綱》。1961年他回到瑞典，被任命為斯德哥爾摩大學國際經濟學教授。在同一年。他創辦了該大學的國際經濟學研究所，並且現在仍然是它的一位理事。他曾任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理事會主席，而且現在仍然是它的理事會成員。他曾擔任斯德哥爾摩位丁美洲研究所理事會主席。在1973-1974的學年中，他是加州聖地-巴巴拉的民主制度研究中心的客座研究員，並在1974-1957年為紐約市大學榮譽客座教授。繆達爾教授是三十多個名譽學位的接受者，從1938年他在哈佛大學作高德金講演開始，他曾接受許多獎金，最近一次是應用人類學學會授予的馬林諾夫斯基獎。他是英國科學院、美國藝術科學院、瑞典皇家科學院院士，經濟計量學會會友、美國經濟學會名譽會員。

根納-繆達爾與阿爾娃-萊默結婚，她曾在聯合國和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擔任高職，曾任瑞典駐印度大使，以後又任瑞典裁軍和教會部長。他們有兩個女兒，西色拉和凱依；一個兒子，詹安。

斯德哥爾摩皇家圖書館正在編製他的科學著作的完整目錄。（王宏昌編譯）

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小傳 1972-約翰-希克斯

約翰-希克斯（JOHN R. HICKS）(1904-1989)，英國人，他與肯尼斯-約瑟夫-阿羅（KENNETH J. ARROW）共同深入研究了經濟均衡理論和福利理論而獲得197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1940年我生於英國瓦威克，我的是當地報紙的一名記者。我在克利夫頓學院和牛津的貝里爾學院受教育，後者很費錢，是靠數學獎學金資助的。所以在中學時代和在牛津的第一個，我已是一個數學專家，這多虧我過去所接受的數學訓練。但是我並不滿足於數學；我對文學和歷史有興趣，我必需滿足這些興趣。然而，我轉到牛津才開辦的「新學院」后，學習並不成功。我讀完時，學習成績只胡二等水平，我學習的任何科目均未合格。

那些日子裡，經濟學家很缺，所以我在倫敦經濟學院得到了臨時講師職位，並且居然能繼續下去。我開始時是一個勞動經濟學家，對產業關係作描述工作；但是我逐漸轉到分析方面。那時我發現，我幾乎已經忘記的數學可以恢復了，並且足以對付那時任何人在經濟學中用的數學。到1930年，當倫敦學院的經濟系在里昂納-羅賓思領導下繼續辦下去的時候，我已了解自己。那時以來我的學生們一直對我說：「那時候多麼好，費這麼少的力氣能這些東西。」在和羅賓思，菲德烈-馮-海葉克，羅埃-阿倫，尼古拉-卡爾多，阿拔-勒納，李查-賽斯，還有和優素拉-韋柏討論時提到它們。後者在1935年成為我的妻子。

到1935年，我已學到這麼多東西，我需要到另處去，把它維修組織在一起。所以，當來了一個機會，要我轉到劍橋大學當講師時，我接受了。我在劍橋的幾年，主要在寫《價值和資本》，它以我在倫敦做的工作為基礎；所以我的處境未能使我從劍橋經濟學家同事那時學到很多東西。從1938年到1946年，我是曼切斯特大學教授。我是在那裡做了關於福利經濟學及其在社會核算中應用的主要工作。1946年，我回到牛津，先當納斐德學院研究員，然後任德倫蒙政治經常學教授，最後任萬靈學院研究員。

在後面若干年中，我對理論經濟學的幾個分支作出了貢獻。我寫了關於貨幣，國際貿易，以及關於增長和波動的文章。我也做了一些應用經濟學的小工作，特別是關於「發展中」國家的問題，我和我的妻子訪問了幾個發展中國家，她的許多工作是在那方面的。例如在1950年，我是奈及利亞收入分配委員會委員。1954年，我們兩人研究了牙買加的財政。我一直不願對較大的實用經濟學問題發言，因為我相信，一個人除非了解事實，不應發言；而要了解世界上，甚至一個國家的變動的事實，是主要研究理論的人力所不及的。僅僅熟悉別人編製和消化的統計是不夠的。

我們現在住在鄉間住宅，但第星期在牛津消耗一部分時間，我們在那裡繼續教點書。

1942年，我成為英國科學院院士；1948年為瑞典皇家科學院院士；1952年為義大利林西科學院院士；1958年美國科學院外國院士。1958自從以來，我是牛津納斐德學院名譽委員，1971年以來是劍橋岡維爾和凱烏斯學院名譽委員。1960-1962年，我是皇家經濟學會會長，並在1964年成為爵士。我是幾個英圖大學以及里斯本技術大學

名譽博士。1971年，我成為維也納大學名譽委員。（王宏昌譯）

殿下們，女士們和先生們：

再過兩年，我們將慶祝經濟科學史上一個重大事件的一百周年。1874年，法國經濟學家列昂.華爾拉對經濟思想作出了一項極其重要的貢獻，他構思一種理論來說明經濟機制中的基本性質，這個機制決定一個國家中各種商品將生產多少數量，將流行什麼價格，以及將在社會不同集團之間如何分配收入。這個理論用一個大的方程系統的形式陳述，為了用它來說明把經濟的不同部分聯繫起來和在一切不同價格，商品數量和收入之間創立部門相互依賴關係的廣泛關係網路。這種理論奠定了經濟科學中最重要結構之一――全部均衡理論的基礎。它的目的正是闡述經濟中不同現象之間的相互關係，以便因而創造關於物價，生產結構，收入等方面的結論的基礎。

華爾拉的理論，以後被許多經濟學家，包括瑞典人格斯他夫.卡賽爾的發展。然而直到三十年代，系統的方程以如此概括的含義寫出，以分析可能性受到很強的限制。分析集中在一致性的形式條件上。

當約翰.希克斯在1939年發表他我《價值和資本》一書時，他給全部均衡理論注入新的生命。他設計了一個完整的均衡模型，比以前這個領域內的努力在大得多的程度上系統地建築在關於消費者和生產者行為的假設上。這樣使系統中包括的方程更有具體性並且有可能研究由於外界來的衝擊而在系統內部產生的影響。例如模型可以說明收成，消費者的喜愛，以及企業的價格等現象的變化如何傳播到整個經濟系統併產生影響物價，生產，就業，利息率等等的後果。然而，如果希克斯在若干問題上沒有除干其他事情外還發展了以前的消費和生產理論並且設計了一個根據利潤最大化假設的資本理論。以創造他的模型設計的基礎，他不可能得到如此深遠的成果。

希克斯用傳統的微分分析作為數學工具。以後當更多數學方法開始被引入經濟學時，用它們研究全部均衡系統的性質。他因而形成了根本改造以前理論的基礎，他和裘哈德.德布羅一起，在1954年產生一個很抽象的模型，根據數學集合理論開闢了作有趣的分析的新可能性。例如，他和德希羅是第一個能以數學嚴格方式證明，如果一個新古典全部均衡系統要有一個唯一的和有經濟意義的解，必須滿足的條件下的決策，並把這個理論納入全部均衡理論，阿羅也得到了有很大理論和實踐意義的結果。

一方面，一般經濟理論可以定義為在制度框架內如何決定一種經濟情況或一種經濟發展，福利理論研究如何判斷一種情況能否說是在某種方式上優於另一種情況，以及是否可以貢獻中，我們可以注意對指數問題的這個闡述，以及他對消費者盈餘概念的重新陳述。這個概念可以定義為一個人在被迫情況下可能願意對一種商品支付的最高價格與他可能需要在市場上對這種商品支付的價格之間的差額。希克斯對這個概念的定義，首先在評價公共投資社會報酬率方面有很大重要性。

阿羅在1951年發表的博士論文中，提出以下問題。讓我們假設在一個社會中，人們有一些不同情況選擇，並且社會上每個人能按喜惡次序排列所有這些情況。在此例中，是否可能找到倫理上能接受的民主規則對不同選擇按喜惡次序作出一種集體排列？阿羅證明那個問題的答案必然是否。原則上不可能找到這類規則。這個結論在完全民主的夢想方面，毋寧說是令人失望的，與長期以來使用社會福利函數概念的以前已成立的福利理論矛盾。然而這個概念不是別的東西，而是阿羅己證明原則上不可能做到的按喜惡次序的社會排列的一種表示。

阿羅和希克斯兩位博士：

我請你們從王太子殿下手中接受你們的獎金。（王宏昌譯）



在我的1932年第一次出版《工資理論》一書中，有一章題為「分配和經濟進步」。它是那本書中寫的理論性各章中的第一章；所以，在某種意義上，它是我對經濟理論的第一次了貢獻。現在我不怎麼想它了；我想自從我寫了它以來，學到許多東西。不過，它有許多後繼者。根據它或者根據同樣性質的其他構思的工作繼續出現；所以它遠沒有死亡。可是，我自己經走開。利用這個機會說明這件事如何發生的，可能有用。這樣做不是不合適，因為在這樣做的時候，我將敘述對我而言似乎是從1932年到現在的全部時間中我做的工作中一個重要部分。

我從那裡開始的那個方法的特徵是，它把社會產值當作兩個生產因素，勞動和資本產生的；勞動的服務和資本的服務以基本相同的方式貢獻於產值。其他事情相等，應用的任何一種因素數量增加將增加產值。給定所用因素的不同數量，將正好有這麼多產值；所以可能有一種生產函數表示產品數量是應用生產因素數量的一個函數。每個單位的每種因素的報酬等於它的邊際產品，使用那種因素的數量增加，其他因素數量保持不變，則邊際產品減少。可以推知，一種因素用量增加會提高其他因素得到的產品的絕對份額；但是因為遞增因素的絕對份額既可能增加又可能減少，產品在各種因素之間的分配可能向兩個方向中的一個轉移。它向那個方向移動可能決定於生產函數的「形狀」，我已說明，這個「形狀」能用我所說的「替代彈性」表示。

我並不假設函數在時間過程中保持不變；它會因發現新生產技術――也就是因發明而轉移。所以威克賽爾似乎指出了，發明除非增加社會產品，不會被採用，但是由於發明而致的生產函數移位，就各種因素之間的分配而言，可能是「中性的」。或者可能是偏向其中一個方向。在我看來，工資提高可能鼓勵採用節約勞動的發明，所以偏向不利於勞動；但是這類「誘導發明」是否被看成是生產函數移位，或者被看成是一個不變生產函數之內的替代，沒有說清楚。

我正在概述的理論一直有決定性的影響；但是其中每一個成分一直是一個批判的目標。有些批判，我仍然相信，能予駁回，或部分地駁回；但是餘下一種批判，我現在感到是決定性的。

在生產函數中，產量、勞動和資本是數量；但是如果要把它們定量，必須有一些手段把它們的明顯的不均勻性化為某種一致性。對這有三個量，沒有一個量化為均勻量是一件簡單事；即使在勞動的情況下，依靠數人頭或數工時不能解決它。不過著急問題是資本的數量。資本在這裡必然解釋為物質資本貨物；它是一群物質貨物。我們必須用一個單一數量示，現在大家很熟悉，只有兩個情況可以做到這一點而無錯誤――即沒有任何錯誤，因為並不不論，如果逼近兩個情況中任何一個，而不能實際達到，錯誤可能是能容許的。一個情況是，所有成分同比例地變化；另一個情況――我自己可以說在1939年已弄清楚――是，貨物之間的價格比，或者它們的邊際替代率保持不變。在前一種情況下，貨物的集合可用一個物質「束」的數目表示；在後一情況下為價值計算的加總數。

在資本的情況中，要說在實際應用中，甚至能挖滿足這些條件和第一個，顯然是不可能的。因為在一個進步的經濟中，在一個期末，它的資本包含的與期初包含的種種貨物不同，這是一種正常經驗。引入了新基礎上，而捨棄了老基礎上，只有在一定理論構思中――定態――比例在時間過程中能保持不變；而且即使為了比較不同的定態我們很難對那個性質作許多應用，因為一個定態中的比例通常將不同於另一個定態中的比例，在那個方向找出路甚少希望。

另一個情況初看起來比較動人。不過這裡有一種更微妙的反對意見，特別是與喬安羅賓遜的工作相聯繫。

如果資本相對於勞動增加了，其他事情相等，資本的邊際產值必然下降，所以資本的報酬率必然下降。但是資本報酬率下降帶來的利息率下降。其結果是沒貨物的資本化價值必然不按比例地變動，所以，它們之間的邊際替代率不能保持不變。不能保持價格不變的條件；它涉及一種矛盾。

這並不是說，統計學家按不變 ――在某個基準日期的它們的價格或生產成本評價資本貨物是錯的。我想，國民或社會資本的任何實際測量必然屬於這種性質。但是，冷酷如此人為地評價后，資本和產品之間的技術關係不能帶來信念；它為什麼應當存在是沒有理由的。

一

到現在為止，我所說的一切是前言性質。整個說來，我讓別人我生活在生產函數和概括定義的不同生產因素之間的替代彈性的世界中，我主要想談的是我的工作的一個方面，它多年來逐漸發展，而且我現在歷史學家更有前途。

它也溯源於同一本《工資理論》。以上我已討論第六章；但是在其他幾章里，將找到很不同的一種理論。這些是奇怪的兩章；當該書出版時，人們對它們的接受，遠不如那裡對第六章那樣有利。這一點部分地因為我在第九章和第十章中，工作所處的傳統――龐•巴衛克和威克賽爾的傳統――在英語讀者中遠不如對我在第六章中汲取的庇古的傳統那樣熟悉；但是主要由於我所說的與「新經濟學」之間的下面衝突，後者甚至在《通論》之前三年，已經開始成為凱恩斯的經濟學。

當我寫《工資理論》時，我完全不知道這些思想；我對在劍橋進行了什麼事，或者事在瑞典的情況，很難有一個概念。但是當我自己開始向那個方向移動的時候，我的書剛離開我的手。我碰到了某個東西，它如果與凱恩斯的流動偏好不完全相同，與它有密切關係。而且甚至在《通論》於1936年出版之前。我已開始復出一些結果。

我的工作中有許多是從那裡來的；這裡我沒有時間描寫它。我必須堅定地保持《工資》書中那幾章的故事，以及以後從它們衍生的東西。新觀點的第一個結果，當我在1933-1935年得到它時，使人深深地為我在那幾章中寫的東西而慚愧。我覺察到它多麼不合適。它與我正在寫作時世界的狀態沒有關係。我診斷了一種病，但是它不是那種病。1932年的失業與我曾假設的屬於很不同的性質。

然而分析一種病並非無用，即使它不是當時重要的病。人們的工作更加在點子上的時間可能到來。我想，在我的情況中，它已經到來。

在三十年代，我的各章受攻擊的主要根據有關我的初始假設――工會，或政府規定工資者能提高實際工資，這一點在那些日子裡被 凱恩斯及其追隨者最堅決地否定。他們說，工會關心貨幣工資，而不是實際工資，某集團貨幣工資上升將提高他們的相對於別人的實際工資；介在一個封閉系統中，貨幣工資普遍上升將這一點當然意味著有彈性的貨幣供應，如果貨幣供應不能按比例增加，利息率將上升；利息上升的結果將使勞動的需求下降。失業的原因於是被鑒定為貨幣供應缺乏彈性。

在這些日子裡，這個凱恩斯的論點不像起初看起來那麼強，這是相當明顯的。這個論點被用來反對用降低工資作為在衰退時刺激就業的手段，它起初當然是為了這個目的。它仍有力量。但在其他方向上，它就遠沒有那麼強了。

雖然工會為貨幣工資開展工作，但它們真正關心的肯定是實際工資。如果貨幣工資上升剛好導致物價上升，它們感到它們自己受騙了；所以它們回要示另一輪貨幣工資上升。這樣，我們得到成本――通貨膨脹。我們對它變得如此熟悉。沒有彈性的貨幣供應不能發生這種情況；的發展方什麼不對貨幣供應加以約束，以便停止，或至少阻礙通貨膨脹？有肯定的貨幣主義者，他們那個方式誰，而在絕望中的政府不得不對他們給予某種注意。所產生的失業於是由於貨幣約束，或者由於導致施加貨幣約束的工資推力？人們可以從任何一個角度看問題，但是很可以論證，后一個角度是更基本的。

所以我在1932年的分析，終於當代有了某種關係；但是有另一種有關的事，當我寫的時候沒有想到，但是所有時間它一直在那裡。這不是一件分析一種病事；它關係經濟的正常增長，健康增長，在健康增長時實際工資應當是上升的。那種實際工資上升的後果是什麼？我在1932年的分析是關於離開正常道路的工資上升；但是在正常道路上的上升應當有相似的將就，雖則它們將不包括造成失業。而可以說相似的方法應當可以用於分析它們；它應當使我們對一般增長過程的理解深化。這是我最近主要關心的方面。我將設法概述我們似乎已經得到的一些結果。這將是這次講演其餘部分的題目。

二

我花了這麼多時間談論《工資》一書目的第九章和第十章，而沒有具體說明它們包含什麼內容。它們包含的許多內容是現在無法的細節。只有一件事有關係。

不論如何造成的實際工資上升本身貨幣於降低實際利潤率。這有兩個效應，它們在一種意義上，以相反的方向作用。一個效應是鼓勵用通常更加資本密集的方法來代替；另一個效應由於收入從利潤轉移到工資，是減少儲蓄。現在，對這效應知道得遠比我在1932年知道的多；但是區別仍然存在。我將設法以更加現代的形式重新陳述它。

第一件要堅持的事是，因為我們使用像「資本密集」和「利潤率」之類的名詞，完全沒有必要在評價整修資本存量上我們自己。在關係的不是全部資本存量的平均利潤率。有關係的是新投資的利潤率。進行新投資時，利潤不過是一種預期利潤，而實現的利潤可能與預期的利潤不同，不過，如果我們考慮健康成長，假設在預期的利潤率和實現的利潤率之間有某種一似乎是合理的，大多數冒風險的買賣的結果多少是正確的。就這一點已經夠了。

除非使用機器是有利的，製造機器不可能有利；所以，為了評價投資的盈利率，我們應當朝前看最終產品的生產。在這樣考慮的任何生產計劃中，勞動是投入，而最終產品是產出；所以如果用最終產品計算的工資上升，必然降低計劃上用最終產品計算的利潤率。我相信這條規則沒有例外。它對按這個工資率能存活的計劃是成立的。所以，對任何計劃，在工資率和利潤率之間有一個關係，它可以繪成一個下斜曲線――現在我想稱之為計劃的「效率曲線」。

其次讓我們作常規假設，「技術」是給定的；剛好有這麼多上述意義的生產計劃，可以從中挑選。每個這種計劃將有一個效率曲線。模仿「資本家」作出假設，為新投資實際選擇的計劃，是按現行工資率給出最高報酬的計劃。選擇不受工資水平影響是可能的；但是假設當工資變動時，不同的計劃將成為最有利的。因而當工資上升時將沿著一個「技術譜」進行替代。

並沒有任何間單一物質指數，我們能靠它區分那些在譜中「偏下邊」的技術和那些「偏上邊」的技術，沒有這樣一個無例外能用的指數。我可能已經說明。龐•巴衛克和O葉克為此目的使用的「生產時期」，一般沒有用處。但是可以用實質上相同的論點反對任何物質指數，例如資本――勞動比例。我們不應讓這些細節掩蓋一個事實，位置在譜中偏下邊的技術，通常將是涉及較高準備成本，例如建築成本，作為節約日常生產成本的手段的那些技術。如果我們在那個簡單意義上認為這類技術更加資本密集，我們通常沒有誤入歧途。

以後我將回到這個替代效應；暫時我轉向更加麻煩的另一個效應。在《工資理論》中，我採納了傳統的觀點，更多的儲蓄意味著更多的資本積累，而資本積累對提高工資有利，但是在很快要說服我的凱恩斯思想體系中，儲蓄的效應似乎在相反方面。

問題不在於凱恩斯的理論是貨幣的，而我的：「古典」理論是非貨幣的。人們可以設計一個「物質交換」系統，其中貨幣不起主要作用，但是它的行為仍將採用凱狗⑾值姆絞劍吻逭庖壞閿昧艘恍┦奔洌蛭捎謔勾⑿詈屯蹲適賈障嗟鵲牟恍葉ㄒ澹魎棺約菏顧檔畝韉囊徊糠值囊庖迥：鵠礎

如果我們在希望的和實現的儲蓄和投資之間進行區別，問題變得清楚得多。在希望的意義上，即使在物物交換經濟中，儲蓄可能 超過投資；它將採取一種不希望的積累的形式，超額庫存的積累。如果在希望的意義上，投資超過儲蓄，庫存將下降到正常以下，希望的以下；或者多餘的訂單規程起來，不能滿足訂單而沒有不正常的遲誤 。這種不論那個方向的過冬可以看成是不均衡的信號――即使在物物交換的經濟中，這種不均衡完全是可能的。

這樣定義 的儲蓄――投資均衡並不著勞動的充就業；為了也達到那個目標，需要其他條件。條件之一是相對 價格應當是正確的。這裡不必討論令人頭痛的問題，一個有充分靈活的物價的物物交換系統中，自動地同時保持充分就業和儲蓄-投資均衡和充分就業是不同的。人們可以 假設有不保持的儲蓄-投資均衡；可是如果物價對工資的比例不適當。可能 有失業。那是我應當在《工資理論》中說的，如此解釋后，凱恩斯的觀點和「古典的」觀點吻合在一候。

開清楚這一點用了很長時間。我在《對商業循環的貢獻》的中心部分，用了以後我所謂的固定價格模型。我引進一條均衡路徑――一條儲蓄-投資均衡路徑――而在它上面有一條就業路徑。我只對偏離均衡感興趣；所以賦予充分路徑的唯一功能是作為一個上限，它經可能發生的不均衡加一個約束。我沒有部為什麼均衡路徑應當在上限之下。確實，我對每一方面都說得在京舉行。我只是把它們直線――這是對它們不說什麼的一個簡單方式。

找出判刑它們的更多事情的自然方式是考慮同時保持儲蓄-投資均衡和充公就業的可能性。假設必須同時滿足兩個條件；其後果是什麼？現在已經明白，實際工資必須是可變的；它們能否問題保持身上變動、如果它們能保持同時滿足兩個條件而無磨擦是可能的；如果它們不能，如果當滿足兩個條件的時候，實際工資必然有波動，困難肯定將更大。要更多地了解雙均衡路徑，因此是需要的下一件事情。

它需要的下一件事情已被廣泛重視。近二十年中，所有的人發展的許多增長模型可以看成是剛才提出的問題的答案，或試作回答。它們中有一些，特別是有「新古典學派」的標籤的那些，用我開始時描寫的生產函數方法。我自己不隹那個方法，主要為了已給出的理由。然而人們可能同意問題是一個「古典的」問題；為我們在把不均衡暫置腦後，我們從凱恩斯的東西暫時無關。我們必須求助於古典著作，在我看來。我們發現它不是在「新古典學派著作」中，而在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中，特別是在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的著作中。

當穆勒放棄工資基金時，他必然已經忘記他對它曾說過的話。用雙均衡路徑來看，在他的《原理》中說的話基本正確。工資單＜實際工資單＞剛好是最終產品和從那個產品取出供其他目的的東西之間的差額。取出來的東西不僅包括「來自利潤的消費」。而且還有政府機關的消費。只要取出的東西的增量不起過最終產品增量。最終生產增加時實際工資單必然增加。沿著雙均衡路徑，它必然如此。

三

我們終於能開始討論替代效應和儲蓄效應如何互相吻合在一起了，主要在於抓緊最終產出的行為。這是因果鏈：從投資到最終產出，到工資，從工資到新投資的利潤率，並然後回到投資本身。對這些步驟的每一步有許多話要說，我不能太詳細，而必須限制我自己給出一個一般印象。

讓我們從一項發明開始，我們把它設想為一項主要發明好一些，所以它造成可能的生產技術比以前用的任何技術有利得多，為了利用它，需要把它包含在新設備中；所以沒有新投資不能用它。但是即使沒有發明，也會有些新投資；所以發明的立即結果是，包含在新投資中的技術改變了。經濟的蓁部分或多或少進行如前，使用光技術；它們現在過時了，但是它們不能一夜變過來。

新過程將不會立即生產最終產品；在新設備投入產品之前必然有延誤。在延誤期間，所有最終產品來自舊過程；所以如果要最終產品不下降外，沒有外加的資源轉移到新投資；所以剛好是如果沒有發明用於新投資的資源可以轉移到製作新「機器」。

即使在新設備投入生產時，決不能肯定最終產品將增加。因為很可能新機器的盈利性提高，只是一件降低日常成本的事情。它們的生產能力並不比它們所代替的機器大；只是操作它們的成本較小，所以當新機器投產時最終產出不上升。真正發生的事是資源被釋放出來；但是如果要保持雙均衡，它們必須仍然得到就業。它們可以被用來在舊過程中撤出更多的產出；或者它們可以被用來製作新機器。在前一種情況中，在那個階段最終產出將上升；而且甚至在後一種情況中，雖然正在製作更多機器時產出還不增加，最終產品到最後將增加。所以一項有利的發明問題會帶來最終產出的增加，這句話是對的；但是增產可能延遲很久是完全可能的。

除非最終產出的上升被資本家取走部分增加所吸收，或者必須分攤到太大的勞動供給增加量上，最終產出上升將意味著實際工資率上升。但是暫時沒有替代和沒有進一步的發明。投資繼續採取發生第一次發明后建立的同樣模式。由於舊機器被取代，資本存量中已變為過時的部分將減少；愈來愈多的將屬於「現代」型式，在那個全部時間中最終產品將擴大，工資上升。工資上升時利潤率將下降，從剛好在原來發明之後達到的很高水平，到比較「正常的」情況。它將下降到新技術下一種定態的合適水平，雖然不是在現代化完成之前；因為只要沒有替代和沒有新發明，那個定態中建立的工資水平是能達到最高水平。

為了得到這個結論，我們不必依靠下降的利潤率將減少儲蓄的激勵這個「古典」見解。不論儲蓄傾向的性質如何，如果沒有進一步的技術變化，可能會逼迫一種定態。它將是一種不鴕黃穡?954年產生一個很抽象的模型，根據數學集合理論開闢了作有趣的分析的新可能性。例如，他和德希羅是第一個能以數學嚴格方式證明，如果一個新古典全部均衡系統要有一個唯一的和有經濟意義的解，必須滿足的條件下的決策，並把這個理論納入全部均衡理論，阿羅也得到了有很大理論和實踐意義的結果。

一方面，一般經濟理論可以定義為在制度框架內如何決定一種經濟情況或一種經濟發展，福利理論研究如何判斷一種情況能否說是在某種方式上優於另一種情況，以及是否可以貢獻中，我們可以注意對指數問題的這個闡述，以及他對消費者盈餘概念的重新陳述。這個概念可以定義為一個人在被迫情況下可能願意對一種商品支付的最高價格與他可能需要在市場上對這種商品支付的價格之間的差額。希克斯對這個概念的定義，首先在評價公共投資社會報酬率方面有很大重要性。

阿羅在1951年發表的博士論文中，提出以下問題。讓我們假設在一個社會中，人們有一些不同情況選擇，並且社會上每個人能按喜惡次序排列所有這些情況。在此例中，是否可能找到倫理上能接受的民主規則對不同選擇按喜惡次序作出一種集體排列？阿羅證明那個問題的答案必然是否。原則上不可能找到這類規則。這個結論在完全民主的夢想方面，毋寧說是令人失望的，與長期以來使用社會福利函數概念的以前已成立的福利理論矛盾。然而這個概念不是別的東西，而是阿羅己證明原則上不可能做到的按喜惡次序的社會排列的一種表示。

阿羅和希克斯兩位博士：

我請你們從王太子殿下手中接受你們的獎金。（王宏昌譯）



在我的1932年第一次出版《工資理論》一書中，有一章題為「分配和經濟進步」。它是那本書中寫的理論性各章中的第一章；所以，在某種意義上，它是我對經濟理論的第一次了貢獻。現在我不怎麼想它了；我想自從我寫了它以來，學到許多東西。不過，它有許多後繼者。根據它或者根據同樣性質的其他構思的工作繼續出現；所以它遠沒有死亡。可是，我自己經走開。利用這個機會說明這件事如何發生的，可能有用。這樣做不是不合適，因為在這樣做的時候，我將敘述對我而言似乎是從1932年到現在的全部時間中我做的工作中一個重要部分。

我從那裡開始的那個方法的特徵是，它把社會產值當作兩個生產因素，勞動和資本產生的；勞動的服務和資本的服務以基本相同的方式貢獻於產值。其他事情相等，應用的任何一種因素數量增加將增加產值。給定所用因素的不同數量，將正好有這麼多產值；所以可能有一種生產函數表示產品數量是應用生產因素數量的一個函數。每個單位的每種因素的報酬等於它的邊際產品，使用那種因素的數量增加，其他因素數量保持不變，則邊際產品減少。可以推知，一種因素用量增加會提高其他因素得到的產品的絕對份額；但是因為遞增因素的絕對份額既可能增加又可能減少，產品在各種因素之間的分配可能向兩個方向中的一個轉移。它向那個方向移動可能決定於生產函數的「形狀」，我已說明，這個「形狀」能用我所說的「替代彈性」表示。

我並不假設函數在時間過程中保持不變；它會因發現新生產技術――也就是因發明而轉移。所以威克賽爾似乎指出了，發明除非增加社會產品，不會被採用，但是由於發明而致的生產函數移位，就各種因素之間的分配而言，可能是「中性的」。或者可能是偏向其中一個方向。在我看來，工資提高可能鼓勵採用節約勞動的發明，所以偏向不利於勞動；但是這類「誘導發明」是否被看成是生產函數移位，或者被看成是一個不變生產函數之內的替代，沒有說清楚。

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小傳 1982-喬治.J.斯蒂格勒（1）

喬治.J.斯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美國人。在工業結構、市場的作用和公共經濟法規的作用與影響方面，做出了創造性重大貢獻。
我在1911年生於華盛頓州西雅圖郊區的倫騰。我是約瑟和伊麗莎白．斯蒂格勒的獨子，　他們在十九世紀末分別移居美國，我父來自巴伐利亞，我母來自那時的奧匈帝國(他的母親事實上是匈牙利人)。我在西雅圖的學校上學一直到華盛頓大學，在1931年從那裡畢業。第二年我在西北大學度過。
　　我在芝加哥大學接受我的主要研究生訓練，1938年我從該校得到哲學博士學位。芝加哥大學那時有三位經濟學家---每一位各有其突出的地方---我來到了他們的影響之下。法蘭克．H．奈特是一位強有力的懷疑論哲學家，那時積極爭辯奧地利資本理論，但對經濟理論的細節漸漸失去興趣。雅谷．凡納對邏輯要求很嚴，並且同時是經濟學史的淵博學者。亨利．西蒙斯是爭取一個理性的，分散組織的經濟的熱情發言人。我同樣受兩位同學，W．阿侖．華理斯和密爾頓．弗利德曼的影響。
　　芝加哥經濟系學術空氣活躍，雖則三十年代的中心問題和以後時代的不同。我以前從未遇到過那樣質量的人才就在我身旁，他們對我影響強烈。例如，奈特指導我的論文，內容是從1870至1915年的生產和分配理論史。他有一顆奇異地批判性的心，然而這不很適合思想史，因為他不能理解，更談不到原諒早期經濟學家們的錯誤。或許十年之後我才能通過我的眼睛而非通過奈特的眼睛讀李嘉圖。
　　1936年我在衣阿華州立學院開始教書，T．W．舒而茨是那裡的系主任。兩年後我去明尼蘇達大學，戰時我離職數年，作為在哥倫比亞大學的統計研究組的成員。戰後我回到明尼蘇達，從那裡我很快移到布朗大學，一年後到哥倫比亞大學，在那裡我從1947年待到1958年。最後一年我離職在行為科學高等研究中心工作，與肯尼思．阿羅．密爾頓．弗里德曼，麥爾文．雷德，及羅伯特．索羅共享光輝的一年。1958年我來到芝加哥，一直到現在。
　　回顧起來我無疑有目的地避免行政職務，以及確實幾乎一切非學術工作。我回憶約在1946年我母親問我是什麼，我驕傲地回答我是一個教授。10年後她重複她的問題，而我重複我的回答。「沒有升遷？」是她的評論。
　　在我的職業生活的早期，我發現經濟學的許多領域吸引我。到1938年我開始在價格理論方面工作和發表著作。在1946年我發表了關於線性規劃的一篇早期著作(「生存成本」)，他只是近似地解決了問題；喬治．但澤很快提出精確解。在40年代我開始價格理論的經驗工作，從測試剛性價格的彎折寡頭壟斷需求曲線理論開始。在50年代我提出測定企業效率規模的存活企業法，並對送貨價格制度，垂直聯合，及類似題目工作。
　　在此同一時期我是國民經濟研究局的成員。在那裡我研究服務產業，並且使用了可能是第一個全部因素生產率度量法(在《產值和就業趨勢》中)。以後出版的關於科研人才(與大衛．布蘭克合作)，關於製造業的資本和報酬率，以及關於工業價格行為(與詹姆斯．金達爾合作)的書也是在經濟研究局的贊助下寫的。如果不提起我與那位高才經濟學家，亞述．F．白恩斯的令人神往的交往將是很疏忽了。
　　甚至在我到芝加哥以前我已對經濟理論說可能產生單一價格的條件下存在價格的分散性發生興趣。那種興趣在「信息經濟學」(1961)和以後著作中達到高峰---我確實差不多要進入把這種分析延伸到政治行為的研究。
　　在60年代我開始詳細研究公共管制。由於與我的朋友阿龍.達來克特討論， 我的興趣被喚醒，並且我對這個題目的陳詞濫調的信念被破滅，其他題目也常常如此。這位奇怪的人是學者中罕見的：一個頭腦清楚，有想象力，博學的人，他以構思光輝而創造性的理論為樂但甚至不把他們寫下來！
　　在整個過去40年中我對經濟學史保持一種不間斷的興趣。(講句離題的話，我是一個勤奮的書籍收集者；我的大兒子在統計史方面同樣活躍，而我的大孫子藏有大量的連環畫書---導致有些朋友提示一種新的基因！)那個題目失去當年它對經濟學家們的吸引力，因為我們的科學變得更加抽象，但是由於科學社會學提出的問題變得更加突出，我的興趣甚至更加濃厚了。
　　在芝加哥大學我遇到我妻子，瑪格麗．L．馬克。我們在1936年結婚。她在1970年去世。我有三個兒子，斯蒂芬(一個統計學家)，大衛(一個律師)，和約瑟(一個社會工作者)。我們是一個密切的家庭，每年夏天我們在加拿大木斯柯卡湖上的一個村舍聚會。

　　附：
喬治．J．斯蒂格勒著作目錄
　　書和小冊子
　　1941年 《成山和分配理論》，紐約，麥克米蘭。
　　1942年 《競爭價格理論》， 紐約，麥克米蘭。
　　1946年 《價格理論》， 紐約，麥克米蘭。1952修訂版， 1964年第三版。（與密爾頓．弗里德曼合寫）《屋頂或天花板？》， 赫德遜上歐文頓，紐約，經濟教育基金會。
　　1947年 《美國的家庭僕人》， 紐約，國民經濟研究局。
　　《產出和就業的趨勢》， 紐約，國民經濟研究局。
　　1949年 《經濟問題五講》， 紐約朗曼斯，格林公司。
　　1950年 《教育事業的就業和報酬》， 紐約，國民經濟研究局。
　　1952年 （與肯尼思.布爾丁合編）《價格理論選讀》， 荷姆伍德，伊利諾，理查．D．歐文。
　　1956年 《服務行業就業趨勢》， 國民經濟研究局， 普林士登，新澤西，普林士登大學出版社。
　　1957年 （與大衛．布蘭克合寫）《科學人員的供求》，國民經濟研究局，普林士登，新澤西，普林士登
　　大學出版社。
　　主編：《「國富論」選讀》，紐約，阿普里登--生特里---克勞夫茨。
　　1961年 《聯邦政府的價格統計》， 給預算局統計標準處的報告，總類叢刊， 第73號， 紐約，國民經濟
　　研究局。
　　1962年 《知識分子和市場》， 叢刊， 第3號， 芝加哥， 芝加哥大學商業研究生院。
　　1963年 （與保羅．薩繆爾遜合寫)《關於國家的正當經濟作用的對話》， 叢刊， 第7號， 芝加哥， 芝
　　加哥大學商業研究生院。
　　《辯論邀請書》， 私人印刷。
　　《製造業的資本和報酬率》， 國民經濟研究局，普林士登，新澤西，普林士登大學出版社。
　　《智識分子和市場及其他論文》， 格侖柯，伊利諾，自由出版社。
　　1964年 《經濟改革的戰術》， 叢刊， 第13號， 芝加哥， 芝加哥大學商業研究生院。
　　1965年 《經濟學史論文集》，芝加哥， 芝加哥大學出版社。
　　1968年 《產業的組織》， 荷姆伍德，伊利諾，理查.D.歐文。
　　1970年 （與J.K.金達爾合寫）《工業價格的行為》，國民經濟研究局，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
　　1971年 《現代人和他的公司》， 叢刊， 第39號， 芝加哥， 芝加哥大學商業研究生院。
　　（與曼紐爾．F．柯亨合寫），《管制機關能保護消費者嗎？》， 華盛頓， D．C．, 美國企業研究所。
　　1975年 《公民和國家》，芝加哥， 芝加哥大學出版社。
　　1982年 《作為傳道士的經濟學家，及其他論文》， 芝加哥， 芝加哥大學出版社。

王宏昌編譯


　　國王和王后陛下，閣下們， 女士們和先生們：
　　每一門科學是一個傳統和變化的混合物。在經濟科學中傳統的代表是市場和價格形成的基本理論，那是200年前從亞當.斯密開始並且以後不斷改進的。它的基礎是關於個人、家庭和企業在尋求職業、生產、買賣時的行為的簡單的甚至粗糙的假設。然而對於一代又一代的經濟學家而言，這種理論顯示了它的解釋和預測市場過程的主要特點的能力。
　　不過，由於經濟生活變得日益複雜，老是有更多的現象未能得到解釋。有些市場現象甚至似乎與理論有出入。市場機制變得日益與立法相互糾葛的事實仍然完全在理論之外。由於喬治.J.斯蒂格勒(GeorgeJ.Stigler) 對於把基礎理論與真實市場過程重新結合的貢獻，以及由於澄清了經濟立法的作用， 今年他被授予諾貝爾經濟科學紀念獎。
　　斯蒂格勒在一長串的研究中進行了他的研究計劃。他在一個又一個領域中建造了理論和事實之間的橋樑，解決了它們之間似乎存在的矛盾。在大多數事例中， 如果連同總是包括在理論中比較有形的生產和運輸成本，把家庭和企業取得市場機會的信息以及據以調整的成本加進去， 矛盾就消失了。傳統理論的基本性質因此保存完好。但是這種理論由於不考慮調整現象而顯得過於概略---很像在物理學中有時假設一個真空一樣。
　　斯蒂格勒在他的一項研究中，說明尋求和散布關於價格，商品質量和購買機會的信息的成本如何意味著購買者一般地既不能， 又不想得到充分的信息。缺乏信息導致價格剛性，價格和質量差異， 等待時間及類似現象， 它們顯然是正常的和不可避免的市場功能的特性， 而不是需要專門干預的不合理的和功能的缺陷。 在進一步工作中，斯蒂格勒把他的分析延伸到勞動市場。 斯蒂格勒這些專門研究建立了稱為「信息經濟學」的一個新研究領域，為近年的經濟分析提供一個最有鼓舞作用的衝擊， 並為失業和膨脹的最終原因的現代研究提供一個重要的出發點。
　　斯蒂格勒的其他研究致力於探討妨礙資本和勞動從低利產業迅速移動到高利產業的調整滯後期。在廣泛的經驗數據基礎上---其收集是經濟統計中的開拓性工作---他發現這類滯后確實存在， 但是它們的經驗重要性被人們誇大了。這些結果表明， 不論一個產業在某一年是否表現好壞，很難預言它在7--8年以後的狀況。到那時候重新配置的運動及其他平衡力量會起作用。在經濟生活中好時候和壞時候交替。在對企業存活能力的決定因素的一項研究中發現了這一點的進一步證據。藉助於整理許多觀察數據，斯蒂格勒發現靈活適應技術和市場中的變化潮流的才能對存活能力非常重要， 而利用通常的生產規模經濟的才能比較不重要。因此他推翻了水平不高的教科書中的一種已被承認的理論， 或許也是有些工業計劃人員的一個心愛的思想。
　　約在200年前亞當.斯密寫道：「同行業的人即使為了消遣也很少遇在一起， 但是交談以一項不利於公眾的陰謀， 或某項漲價的計策告終」。斯蒂格勒也考察了這個現象。它說明了一群企業組織一個有壟斷能力的卡特爾的可能性受到參加企業的互相監測及處罰那些違背協議的那些人的費用的約束。這些費用通常是高的。這一點啟發斯蒂格勒進行一系列研究， 目的在於檢驗一個假設， 直接用他自己話解釋， 就是：你自己做不到的，讓國家替你做。他遇到一些事例，經濟立法的設計被證明是為了有利於特殊的生產者利益---企業、產業、職業集團， 而不是他打算服務的公眾。其解釋是特定的集團成功地影響了立法及其實施， 從中得到好處。
　　這個假設的有效程度仍然不知道，不過斯蒂格勒的貢獻在於激發了對管制立法的效果及其背後的驅動力的大量研究。 他是稱為「管制經濟學」的重要新研究領域的主要創始人。
　　或許可以期望這些成果引導斯蒂格勒到採取批判態度對待管制立法。然而， 關於管制背後的驅動力的假設愈有效， 發生的問題愈複雜。立法不是---像經濟學家們通常相信的那樣---從外面影響經濟的一種「外生」力，而是系統自身的一個「內生部分」。管制是經濟過程產生的，　忠於科學家的主要任務的斯蒂格勒限制他自己只去觀察和分析它。但是體會他的近作的言外之意，或許可以看到一種希望，　他如此成功地開創的研究也將鼓勵那些從政人士變得不受外界壓力影響。
　　斯蒂格勒教授
　　在一長串研究中你擴大和豐富了我們對市場作用方式，　確定產業結構和組織的力量，　以及經濟立法和管制起的作用的知識。在做這個工作時，　你把基礎經濟理論變為應用經濟分析的一個有力的工具並把它與現代經濟生活的複雜性調和起來；並且你也開闢了新的、重要的經濟研究領域。　由於這些基本貢獻，皇家科學院決定授給你今年的諾貝爾經濟科學紀念獎。
　　我代表科學院向你致以我們的熱烈祝賀，而且現在我請你從國王陛下的手中接受你的獎金。

獲獎年度　　1982年
　　演講日期　　1985年4月17日
　　出生日期1911年1目17日
　　學歷
　　1931年　　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學士
　　1932年　　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碩士
　　1938年　　芝加哥大學博士
　　學術經歷1936年～1938年　　愛荷華州立大學（Iowa State University）助理教授
　　1938年～1946年　　明尼蘇達大學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
　　1946年～1947年　　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教授
　　1947年～1958年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1958年～1981年　　芝加哥大學華爾格林美國機構傑出服務經濟學教授（CharlesR．Walgreen Distinguished Service Professor of American Institutions）
　　1977年　　芝加哥大學經濟與國家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theEconomy and the State）主任

　　重要著作

　　《公民與國家：管制論文集》（The Citizen and the State：Essays onRegulation）
　　《經濟史論文集》（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s）
　　《產業的組織》（The Organization of Industry）
　　《生產與分配理論》（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Theories）
　　《價格理論》（The Theory of Price）

　　科學界有項定律，那就是一位科學家如果要在專業領域發揮影響力，那麼他唯一的機會，就是要能影響與他同時代的人。假如不能為當代人注意，他就喪失了這個機會。某些曾遭忽視的科學家，縱然可能因後世發掘了其傑出的研究成果而得享盛名，但他的重要性卻無從提升。高林（Gossen）是不折不扣的天才，但是他對效用理論（utilitytheory）的發展可說毫無貢獻。庫爾諾（Cournot）也算是位奇才，他的某些著作或許對埃奇沃思（Edgeworth）及後進學者的寡佔理論有所影響，但是經濟學界談到寡佔理論的發展時，都是從19世紀80年代算起，而不會追溯到庫爾諾著作出版的1838年。

　　易逝的名聲

　　在當代得享盛名，也並不能保證未來名聲能永保不衰――若干只是領導一時科學風潮的人士，在科學史的紀錄中會逐漸褪色。今天年輕一代的經濟學者大概不會知道，在30年代末期，一篇探討有關美國經濟停滯性膨脹（stagflation）的論文，成為廣泛討論的議題，但漢森現在卻無法享有他當年紅極一時的盛興。即使是錢伯霖的獨佔性競爭（monopolistic competition）理論，於今看來顯然也無法為經濟理論指出基本的新方向。
　　因此，科學的創造力――成功且持久的創造力――必須為當代人士所認可，否則那將只是個人的成就，而不能成為社會整體的成就。參與這一系列講座的經濟學者，至少都滿足了研究成果為當代所認可的這項條件。至於他們的貢獻，是影響深遠，抑或只是一時的風潮，則有待後世的認定了。
　　怎樣才能在經濟學領域發揮創造力？在過去一百年左右，相關的條件已經起了一項基本的變化。直到19世紀70年代或19世紀80年代，非本科出身的人還有可能成為深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但時至今日，經濟學界的重要成就或貢獻，絕少出自非經濟學家之手。像亞當

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小傳 2002-弗農-史密斯

弗農-史密斯(Vernon L. Smith)簡歷：弗農-史密斯1927年出生於美國堪薩斯州維芝塔，今年75歲。他於1955年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自2001年開始擔任喬治-梅森大學的經濟學和法律教授。
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弗農

好啊,都是泰斗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