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育改革的成敗得失

一


從一個中國普通老百姓的視角與感受來看，如果有人問到我現在中國面臨的問題，我會回答，中國目前問題成堆，尤其是中國教育界，問題已經堆成了山。現在這個社會，老百姓有許多難念的經，但最難莫過於教育。這決不是一個會令包括教育管理部門在內的決策層滿意的判斷，但它肯定是絕大多數中國公民的共同體驗：就在社會轉型進程和改革開放背景下老百姓的處境來看，現在再沒有比中國的教育給我們帶來的壓力、痛苦、傷害更大、更多、更重了，以至於從關切度的意義上，政治體制改革、國企改革、三農問題、證券市場的問題、腐敗問題等等其他重大而突出的問題反倒顯得不是什麼燃眉之急的問題了。



大約三年前的九月，我因公務路過曾就讀過兩年的家鄉的一所中學，該學校是一所鄉辦高級中學，創辦於六十年代，學校有初中部和高中部，我在校的時候大約有一千多學生，無論在德智體各個方面都名列全縣九所中學前茅，有一次，學校參加全地區組織的會考中，語文獲得第一，物理獲得第三，團體獲得第五。（能夠清楚記得的原因是我本人也在獲獎之列）不要小看這個成績，這是一個鄉辦中學獲得的成績。學校在綠樹包圍之中，這是她能夠讓學子們流下想念的一個重要理由：每位畢業或轉學的學生都要給母校植一棵樹，我之所以想重返母校，除了美好的回憶之外，就是想看看我轉學走時栽下的一棵樹。


教育已成為中國人不折不扣的國恥。面對孩子的眼神，誰能保持內心的平靜？！



但是，來到學校原址后看到，這裡已經完全面目全非，一派衰敗景象，幾乎所有的樹都砍伐一空，四五家髒亂不堪的小吃店和一個鐵匠鋪佔據了操場，教室成了圈養牲口的地方，沒有人會看出這裡曾經是一所完整的學校。到鄉go-vern-ment了解情況后得知，由於經費原因，大約在八十年代中期開始，學校開始走下坡路，隨後，教師紛紛調走，義務教育形同虛設，許多孩子由於貧困而放棄了學業，學校先後撤掉了高中和初中，最後連小學也撤了，這所學校的歷史就此劃上了句號。一個縣現在只有三所國立中學，有六所學校遭受了和我的母校一樣的命運。在我的家鄉，鄉與村一級教育的衰敗隨處可見，成為被教育遺忘的角落。



縱觀這些年教育的景象，除了一個「亂」字和一個「敗」字，再找不到更合適的表達方式了。諸如義務教育的缺位、農村教育的失血、高收費引發的社會問題、教育腐敗的、教育不公平的尖銳存在、教育產業化的誤區、英語教學與考試的教條式推行、假學歷的泛濫成災等等，讓人目不暇接。2004年9月的中國《新聞周刊》刊文披露，據官方統計，中國十年教育亂收費已達二千億元人民幣。據《青年時訊》1月1日報道，在2003年中國十大暴利行業的調查中，教育被列為第二位。


巫溪是國家重點扶持貧困縣，在轟動全國的教育亂收費審計風波中，卻意外地「榜上有名」。這是巫溪縣一所簡陋的小學課堂。



前不久，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公布的亂收費投訴中教育連續兩年名列榜首。2003年9月9日至21日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教育權報告員托馬舍夫斯基，應中國go-vern-ment的邀請，考察了中國的教育狀況。中國的教育經費只佔全國生產總值的2%，而且go-vern-ment預算只佔教育總經費的53%，剩下的47%則要求家長或其他來源去填補。隨後她公布的材料顯示中國的人均教育開支之少，連窮國烏干達都比不上！台灣在要經濟起飛之際，ＧＤＰ的１２％到２２％都投入了教育，而中國現在的教育投入始終沒有超出ＧＤＰ的３％！無知者以為台灣今日在科技上成就源自美國的幫助和昔日從大陸運去的黃金，其實主因還是教育。理性者都清楚，任何國家要強盛靠的只能是教育！



教育之亂，其結果都落在了被教育對象身上，因此，我們不得不面對這樣一種悖論般的現實：在今天的中國，再沒有什麼比一位學生家長送自己的孩子去接受教育更重要的事情了，同樣，在今天的中國，再沒有比一位學生家長送自己的孩子接受教育更艱難的事情了。因此，現在到了必須全面反思教育的時候了，在一些教育界高官大談教育發展的宏偉藍圖和教育取得的輝煌成就之時，請注意，要小心讓堆積成山的教育問題絆倒而顯得太尷尬。

二



高收費猛如虎。如今，教育對最無助、最基層的中國人來說簡直就是災難，試想一想，一個國家的公民必須把全部收入的80%用於教育支出，這難道正常嗎？事實上，問題要嚴重的多，許多家庭已經被洗劫一空或負債纍纍。神聖的教育殿堂就是這樣在貌視合理的收費政策蔽蔭下擔負教書育人的使命嗎？據統計，2001年，北京高等學校的學費標準是：4800―6000元。上海高等學校的學費標準是：4600―5500元（2002年為5000-6500），天津高等學校的學費標準是：4200元―5000元，四川高等學校的學費標準是：3500―5000元，廣東高等學校的學費標準是：4500元―5000元，浙江大學為4800元，湖南大學為5000元。2002年海南省的普通高校學費是：公辦學校在3800-8000元/年之間。有統計表明，大學收費2003年較2000年平均增長了6―7倍，有的地區竟高達20倍。今年，山東省教育廳宣布該省普通高校的熱門專業學費又上浮10%；湖南各高校熱門專業學費由學校在省定統一收費標準基礎上，上浮幅度不超過30%；福州大學各專業學費漲幅更高達40%！也就是說，各地高校的學費，現在平均是每年8000元左右！



今年，德國高校校長聯席會議（HRK）要求收取每學期500歐元的學費。也就是說，我們差不多是德國的兩倍！而20003年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只有2622元，一個大學生一年的學費已經是一個農民近4年收入的總和！從學費佔人均GDP來看，我國目前人均GDP約8000元人民幣，8000元的學費佔人均GDP的100%！而在學費較高的加拿大和美國，學費都不超過人均GDP的10%。《中國教育先鋒網》在去年8月12日發表了陳明遠的文章《大學學費：相隔六十年》。作者在查閱大量文獻后發現，在30年代我國的國立大學每年約收取22―40銀圓的學費，師範類不收學費。 從貨幣購買力看，30年代銀圓1圓對於日常生活用品的購買力，約相當於1997年的人民幣30元。也就是說，在30年代國立大學每年的學費約為660元人民幣。作者根據1929―1930年進行的社會調查報告《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所提供的數據揭示，30年代初，一個典型的工人4口之家每年平均生活費為454銀圓。當時普通工人的月工資通常為16―33銀圓之間，平均約為22銀圓。也就是說， 30年代，國立大學的學費佔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費的份額大約5―10%，或者相當於一個工人一兩個月的平均工資。可以看出，平均8000元的學費不但嚴重超出當前中國社會及學生承受能力，而且致使社會成員面臨的受教育機會甚至不如上世紀30年的舊中國更公平！



1994年，國務院在發布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的實施意見》中提出，高等學校和中等專業學校、技工學校「學生實行繳費上學制度，繳費的標準由教育行政部門按生均培養成本的一定比例和社會及學生家長的承受能力因地、因校(或專業)確定」。可見，高校學費必須參照生均成本、社會及學生家長的承受能力。可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國家教育行政部門又做了什麼呢，每年開學之際，教育管理部門總是一再發表談話，聲明「一個也不能少」的豪言壯語，要各高校不能讓學生因為學費問題上不了學。不知道教育部門發這樣的空頭號召到底是給誰看的。在暴漲的學費面前，可憐天下父母心，自己再苦、再累、再窮，可是決不能因此斷送了孩子的前程。降低生活標準，勒緊褲腰帶給孩子交學費者有之；砸鍋賣鐵甚至賣血M Y供孩子上學者有之；四處借高利貸乃至借貸無門、放棄上學有之。過高的學費，就是暗地裡提高高等教育的門檻，把社會低收入階層的子女拒絕在大學之外。而低收入的社會底層又構成社會的主體，所以過高的學費，就是要大部分的人上不起大學，攔在大學門外，不能給自己創造機會參與財富的分配。據媒體報道，近日華南師範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僅有7.5％的被調查者能夠接受大學每年5000元以上的學雜費收費標準。


拿著北大通知書四處借錢的貧困生楊婷。被北京大學醫學部藥學專業錄取(6年本碩連讀)后，楊婷為了高額的學費而四處借錢；每年都有很多被錄取的貧困生因高額的學費被擋在大學門外，有的還釀成了悲劇。



前不久，教育部某高官在談到教育問題時聲稱，「中國的教育狀況總的來說是好的，無論九年義務教育還是高等級教育，都得到顯著發展」。不知道他在侃侃而談的時候是否還在內心殘存一絲良知和內疚感。因為成千上萬因貧苦而付不起學費的孩子就在他的眼皮底下，特別是在一些貧困地區，很多學生因交不起幾百元學雜費而失學。國內媒體相繼報道，松原市寧江區實驗中學劉曉強在今年高考中以634分的優異成績考取了北京大學。但因家庭貧困，學費沒有著落而想去復讀，等來年再考。新華網８月26日報道，海口市瓊山中學的蔡彩月去年考上江西中醫學院，因家庭貧困而放棄上學的機會。今年高考，她又以565分被海南醫學院臨床醫學專業錄取。但是面對每年8000多元的學費，蔡彩月一家人再次陷入困境，可能再次放棄上學的機會。或許，劉曉強和蔡彩月還要算幸運的。



《東亞經貿新聞》2004年8月25日報道，一個叫李致富的農村孩子考上大學后，患有多種疾病的母親為了給他省出學費，放棄了治療並選擇了懸樑自盡。《中國教育先鋒網》7月30日報道，永春縣達埔鎮獅峰村一個母親也同樣因為無法承受兒子錄取通知書上天文數字一樣的學費，服毒自殺身亡。2003年，同樣是這個時候，陝西榆林58歲的農民景統仕，也同樣是面對女兒考上大學后隨之而來的高額學費，不堪重負而服毒自殺。同樣的悲劇2002年在陝西也發生過，陝西寶雞市學生小丁的父親因為無力籌措兒子的學費跳樓自殺身亡。6月15日，東北林業大學工程技術學院學生付新彬跳樓自殺。這一天，距離他畢業離校僅剩１７天。付新彬家境貧困，4年共拖欠學校上萬元學費，臨近畢業卻沒有找到工作，是貧困和就業的雙重壓力使他走上了輕生之路。高考前，達州通川區蒲家中學突然傳出驚人消息，該校高三應屆畢業生鄭清明因欠學校幾百元學費，學校說如不交清學費便不讓高考，鄭清明萬般無奈便走上了絕路―――卧軌自殺。我們不知道，還有多少善良的父母因為負擔不起子女高昂的學費而自殺！這類連年上演的悲劇為喜慶和莊重的中國大學招生抹上了重重的陰影，「莫讓大學錄取通知書變成催命符」成了社會各界廣泛的呼籲。

三



教育是涉及每一個家庭的大事，因此，教育所產生的不平等是一個社會最廣泛的不平等。現在輿論正在熱談農民工子女上學問題。根子上還是我們的教育部門從觀念上把農民工子女視為二等公民，在政策上採取了不平等的措施。農民工從農村到城市，從中西部農村到東部沿海城市，其生活的艱辛不言而喻，到外省外市打工低人一等，難享國民待遇， 他們的子女要想在經常居住地上小學初中簡直就是道道難關，一是沒有學校可讀，當地教育部門根本不考慮，要求你回戶籍地讀書；二是有些地方允許就讀，但是借讀費高得嚇人， 前不久，福建省發出《關於加強義務教育階段招收借讀生工作管理的通知》規定：對外地戶口學生借讀費標準（不含學生正常繳納的雜費和代辦費）為：小學每生每學年最高限額800元，初中每生每學年最高限額1300元。鑒於福州市、廈門市、泉州市的城鎮居民人均收入及中小學生培養成本比較高，這3個市所屬的縣城城關以上的中小學，借讀費收費標準可在省定最高限額基他礎上上浮20％。福建的做法表明：他們採取了一種歧視性的教育政策，並同時借高收費推卸了義務教育的責任，由戶籍的差異而導致的教育不公平損害的是國家的長遠利益，許多農民工子女輟學了，城市中新的文盲大軍正在形成。有人提出，農民工參與創造了中國東部的繁榮，而東部的go-vern-ment部門又做了什麼?財政的錢難到不該用一些於農民工子女享受義務教育嗎?


教育產業化，喪鐘為誰而鳴？



高收費導致有些農村家庭知道交不起大學學費，許多家長採取讀完初中就不讓孩子讀書了，以免讀完高中考上大學又沒有錢上大學，所以我們的高考升學率是以很多孩子不讀高中來支撐的，也就是說如果公辦大學不收學費，那麼考上公辦大學的人很多應當是那些初中畢業后失去讀高中機會的人。全國農民年人均收入不到3000元，而一個大學生一年要交學費5000元，農民從哪裡去生錢來交學費和生活費?



大學與大學之間的不公平也尖銳存在。出於建成世界一流大學初衷與豪情，從1999年起，教育部分三年累計單獨給北大、清華各撥18億。作為一個教育經費十分拮据的國家，基於某種「拔苗助長」的邏輯與大躍進思維，漠視中國的國情與中國教育的實際，出手如此闊綽地把錢投向個別名牌大學，人們難免要問：一流大學到底為誰而建？富有諷刺意味的是北大、清華的優秀畢業生大量外流，並沒有效力於花大價錢培育他的祖國，對此，有人戲稱一流大學成為「留美預備班」。



教育是一個要體現社會公平的最重要的部門，教育是一種崇高的公益事業，對凡是能夠接受教育的人都要提供教育，在任何一個社會，教育要起到的社會作用是非同小可的，教育要通過自身的培養教育功能，起到進行社會階層結構的平衡，以及重新調整社會結構的巨大作用。專家認為，一個在社會地位、經濟地位上處於不利地位的社會成員，他最期望的是，機會對他是開放的，並且不至由於不利的社會背景與經濟背景而處於劣勢。不要說在競爭中處於平等地位，就連向他開放機會的期望都被取消，這肯定是最大的不公平。一個人可能出生低微，家境貧寒，一無所有，但是只要他在社會上有享受到公平教育的機會，只要他肯學，有一顆時刻進取，不甘停頓的心，他的未來就會充滿成功的希望，他的成功榜樣也會為更多暫時處於社會底層的人指引方向，因為知識可以改變一個人，一個家庭，甚至一個階層，一個民族的根本命運。對於那些生活在社會低層的中國城市貧民和農民子弟而言，教育幾乎是他們徹底擺脫貧困，通往社會高層、實現自我價值的唯一通道。如果中國的教育界一旦把通向窮人的那扇大門關閉了，破壞了高考制度中的公平性和公正性，其後果直接危害到整個社會的公平與公正制度，給社會民眾對國家政策的信任帶來了致命的打擊，徹底動搖國家穩定的社會根基。

四



腐敗是當今中國社會的致命毒瘤，腐敗問題的嚴重性在於，它正在由party政機關和權力部門向全社會的各個領域蔓延，而且看不到有明顯得到遏制的跡象。有人認為，在中國，因腐敗給社會帶來最大的損害就是教育系統和醫療衛生系統，一個是要「為人師表」，另一個是要「治病救人」，現在一旦「教育產業化」，「醫療產業化」，不管你承認不承認，實際上已經在把我們的後代當作商品，北航腐敗事件敗露后，在一片驚諤和憤怒的民間輿論之外，更多的是麻木和無奈，絕大部分人相信，這只是教育腐敗冰山之一角。在肆無忌憚的「敲詐」 教育者敲詐被教育者的故事中，我們除了看到這些作為已經墮落到了極點的各案的教育者之外，更深層次地看到教育腐敗給我們整個社會帶來的悲哀與災難。當整個社會陷於腐敗的泥潭之後，幻想在某些大學里還保留有一片凈土倒是不正常的。反過來，當教育腐敗泛濫成災的時候，我們還依靠什麼來挽救這個社會的道德和精神呢，因為，教育腐敗污染的是源頭啊！



我們的教育收費政策的必須為教育腐敗承擔必要的責任。教育部為了充分調動各高校自主招生的積極性，擴大招生數量，減少失學人數，允許各高校對屬於「擴招」的學生實行收費政策，所收取的費用可用「贊助費」或其它合適的名目進行，用於改善自身的辦學條件，調動高校教師的教學積極性等等。



2003年開始，有22所高校開始開展自主選拔錄取改革試點工作。2004年，經教育部批准進行自主招生試點的高校增至28所，都是教育部直屬重點高校。自主選拔錄取招生人數控制在試點高校年度本科招生計劃總數的5%以內。用教育部的解釋來說，自主招生是國家為積極探索多樣化選拔培養高素質及拔尖人才的途徑而進行的一項招生改革試驗，是考試機制與國際接軌的一種努力。高校招生過程中運行的潛規則就這樣產生了，招生潛規則的流行一方面是因為教育資源的短缺，另一方面是因為招生錄取過程缺乏必要的透明性，黑箱操作，缺少或乾脆沒有外部的社會監督，決定許多考生命運的事情往往掌握在極少數招生大員手裡，在招生工作缺乏有效監督的情況下，招生指標很容易成為教育部門某些人的斂財工具。




北航醜聞只是高招腐敗冰山一角。



各高校招生中的提檔、定向、批條、錄取的各個環節中所人為產生出來的發財漏洞，使學校，也使許多參與招生工作的教師個人從中發財致富，這早已成為一個不是秘密的秘密，舉例說，一所國家重點高校，它今年招生的實際能力可容納1000名學生，可是在它上報今年招生計劃的時候只報了800人，另外200人就屬於「擴招」，允許收受在學費以外的「贊助」費用，所收款項歸自己支配。在具體實施上，經常採用的是提高錄取分數擋的做法。仔細看看下面幾個公開報道的消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向考生勒索10萬元人民幣才能發錄取通知書惡劣行徑；西安科技大學要求考生以2萬元換錄取通知書，考生家長在科大招生辦下跪乞求；西安財經學院爆高考招生醜聞，過線也得交3萬。招生辦的人說，自己手上有60個指標，每個指標3萬元，現在有400多個考生在等著。如果不願意交錢，半個小時后打電話給她；如果願意，她讓學生家長在半個小時內到西安市翠華路85中對面的農業銀行，找銀行的辦公室。瞧！此人非常赤露、公開、無恥地倒出了全體大學的招生內幕。



其實，中國教育系統的腐敗何止在大學的招生，重點小學的招生，重點中學的初中和高中的招生都是如此。只要每年一到招生的時期，無形中也就是某些教育界人士發財致富的好時期，以國家的教育資源為本錢，以學生為商品，大敲學生家長的竹杠，只賺不賠的無本生意就這樣形成了。現在盛行名校變民校風。也就是原公辦名校創辦的民辦機制的分校，簡稱名校辦民校，入讀國有民辦學校的學生要通過各校自設的考試，並實行高收費。很明顯，這是一種惡劣的富有教育特色的轉移和侵吞國有教育資源的伎倆，其結果必然導致城市新貴搶走了本該由原住民們享受的優質教育權利，是典型的教育腐敗。



中國現階段的教育資源非常有限，高等教育尤其是優質高等教育依然處於供不應求的賣方市場是產生問題的原因，中國目前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只有不到5%，而世界的平均水平超過15%。這意味著中國的大學教育屬於稀缺資源，必然會造成競爭過度的局面。一方面本來天真浪漫的兒童不得不背起沉重的學習負擔，為的是能在考試中名列前茅，上好的中學、好的高中、好的大學。另一方面也給重點學校普遍收取高昂的「擇校費」和巧立名目的各種收費提供了條件。假如六門功課考２００多分都可以靠錢來圓「大學夢」，那麼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靠錢做不到呢？在學校近乎瘋狂斂錢的時刻，大概他們早已經忘記了作為學校存在的最終理由：所肩負的教書育人的使命，忘掉了大學時代正是他們的教育對象的人生觀、世界觀形成的重要時期，他們面對的就是這樣一種在物質上遭受重創、在精神上喪失家園感的孩子們。當我們在某些作秀的場合一再聲明諸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辭藻之時，有誰想過，假如中國的教育繼續在歧路上走下去，一百年後，除了更深切地體味劫后低嚶般的苦痛回憶之外，中國的教育在這段歷史能給我們留下的難道還有什麼更光彩照人的東西嗎？

五



走進大學校園，難以感覺到進步的清新空氣，想象不出那裡保存著時代最銳利的思想，相反，你會感到一股「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式的低級交易、商業味道濃厚的氣息，一種急功近利式的擴張和媚世流俗般的張揚，想不到，神聖而榮光的文憑證明竟然薄命如紙，大學成了假學歷假文憑的製造工廠。想一想八十年代，官員中有個大專文憑都鮮見，有學歷者都受到重用，於是文憑之含金量大增。僅僅十餘年，放眼望去，我華夏之高官都是碩士、博士了。這麼高的比例，與任何發達國家相比，都不遜色。有人戲語，「我們的官員都是時代超人，他們精力充沛，能做官、能治學、能賺錢，什麼都不耽誤。想我當年專職讀個學士都很吃力，他們比我強多了」。




官員升遷，高校奉上明碼標價的「假文憑」。



可以說，有四種學歷是造假的重災區：party校學歷，碩士博士學歷，國際工商管理碩士學歷，成人自學考試學歷。這四種學歷教育中存在的問題既有各不相同的地方，也有共同的地方。以party校學歷為例，許多party校不具備辦學資格、管理粗放、教學刻板，難以保證教學質量。多數學員應付性學習的目的就是為了混張文憑，有的甚至書本拿到后一遍未看便上考場。由於參加考試的人中有不少領導，還有熟人、朋友、關係戶等，通融、照顧現象自然發生。考試抄襲、DK等作弊行為成了公開的秘密。地方party校似乎變成了官員不用通過國家統一考試、不用上課、不用做作業、不用寫論文（以上都有人代勞）、不用交學費（可報銷）而輕而易舉拿到專科、本科、研究生學歷的文憑零售點，與街頭出售的那種假文憑沒有多少區別。由於party校畢業文憑，在幹部人事部門被認可，社會上許多人便蜂擁而至，且一般情況下只要交錢，都給予錄取，並能順利畢業。這種自毀形象、自毀信譽的做法受到教育界和社會輿論的指責和強烈批評，也使party校文憑貶值，在社會上的信譽大打折扣。至於碩士、博士學歷，也早已淪為許多領導幹部，甚至高級幹部貼金的東西，國際工商管理碩士學歷也成了許多國有企業老闆裝點身份的東西，四種學歷的聲譽都受到極大的敗壞，都存在學歷腐敗的問題，都是水分學歷和假學歷的聚集地。



學歷問題的背後是錯誤和執偏的用人政策導向，是各級辦學機構的利益驅動所致，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心照不宣的造假，是長期聽之任之地存在的問題，參與者合謀者之眾，其後果必然是公然的、赤裸裸的腐敗和造假，party政機關、領導幹部是主要受益人，學歷泡沫的泛濫，學歷垃圾成堆。特別是領導幹部文憑造假是社會的毒瘤。老百姓提出質問：現在講建設信用社會，幹部文憑都是假的，還建設什麼信用社會？如果是在一個民選的國家連候選人都當不上。

六



現在，教育產業化正在受到各方面的詰難，教育產業實際上已經堪稱身敗名裂了。去年年底，中國教育管理部門的高官曾聲明：「中國go-vern-ment從來沒把教育產業化作為一項政策」。2004年9月2日，教育部副部長張保慶在網上回答問題時再次說，「教育部歷來是堅決反對教育產業化的」。民間輿論的普遍看法是教育管理部門為了卸掉壓力同時也為了推掉責任，熟悉教育的人都不會忘了，一位卸任的國家領導人曾經在多種場合強調「教育要實行產業化」，隨後，一些「院士」、「專家」應聲出來論證，說什麼「教育是投資，教育是產業」，「按照誰投資、誰受益的原則，家長應當支付教育費用」；接著就是主管教育的官員們表示「要與國際接軌」，「教育產業化勢在必行」。還沒有等人反應過來，甚至還沒有弄懂「教育產業化」是個什麼意思，就看到學費扶搖直上九千里，教育開的是產業化的花，結的卻是高收費的果，不論你如何辯解，現實就是如此。



我認為教育產業化結出來的真正惡果是鋪天蓋地的「大學城」，現在的當務之急是立即清理和整治混亂而無序的大學城，這是一個可怕的教育泡沫，大量高收費帶來的血汗錢和銀行貸款都盲目堆積到了大學城的建設上，現在大學城遍布各個省市區，各個大學仍然在大肆圈地，幾乎每一所大學都在創辦新校區，不惜毀掉招牌瘋狂擴招。目前許多大學的師生比高達1：25，國外才1：14，這樣的高速招生帶來了連鎖的惡性循環：大學沒有足夠的師資力量而必然出現濫竽充數式的教學隊伍，過度降低大學門檻使生源素質陡然下降，不稱職的教育者和不合格的教育對象的相遇到了大學殿堂，我們能奢望人才就產生在這樣的搖籃嗎？




「教育產業化之父」――湯敏。


現在，出於對教育產業化的反動，我們恍然又回到了關於教育本原的探討，時下的觀點是：教育經費的投入目的不是為了獲得直接經濟效益，而更多的是為了取得長遠的社會效益，為國家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建設者。教育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但教育不是生產資料，教育也不是一個社會的經濟基礎，教育是階級服務的一種手段，是應該屬於當代社會的上層建築。以運動和文革的方式處理問題和矛盾，這是我們的一個惡習，在教育產業化被「搞臭了」的情勢下，產業化的全體始作俑者要麼不再作聲，要麼掉轉了風向，而認真反思產業化是如何走上歧路並且深度地傷害了中國教育的這些重要事情卻被擱在一邊了。



儘管現在持有這樣的觀點已經很不合時宜，但我認為從廣義的角度，教育應當具 有雙重屬性：經濟或產業屬性，事業屬性，從事業的角度應當是容易理解的，作為產業屬性，它至少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教育消費對相關產業的貢獻和拉動；教學與科研成果的轉化與應用；校辦產業（企業），；民辦教育的發展。在這四個方面中，教育的相關消費無法進入獨立的屬於教育的產業統計體系，對學校來說，教書育人與促進德智體全面發展永遠是第一位的，成果的轉讓與應用是第二位的，校辦產業在經歷了1999-2001年的所謂高科技泡沫與神話后歸於沉寂，真正得到發展的是民辦教育，就是教育進入市場的這一塊。現在有一種跡象，有人把教育以及教育產業出現的諸多問題歸咎了民辦教育，這實際上是一種撲髒水的行為，教育管理部門和決策者可以想一想，結合教育自身的特性與中國的國情，你難道可以把中國的教育都推向市場嗎？中國民辦教育能成為中國教育的主流嗎？不可否認，民辦教育在發展中客觀上對高校高收費產生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但問題是，在民辦教育如野草般遍地生長的時候，教育部門和決策者從戰略上重視了嗎？調控了嗎？引導了嗎？問題並主要在於民辦教育，而是我們並不清晰的教育思路以及問題變的不可收拾時馬後炮式的決策與管理。



現在讓我們回到教育本身來看教育產業，毫無疑問，教育首先是惠及全民的事業，它的經濟屬性從屬於它的首要屬性，它是服務和附屬於教育事業的東西，教育永遠是以教書育人為目的的，而不是依靠教育資源賺錢的，這就是教育產業的定位與宿命，也是教育在選擇面對產業問題時必須遵守的一個低線，任何試圖把教育市場化、商品化、商業化的做法都會導致教育誤入歧途。至此，我們可以這樣得出結論：教育產業的錯主要是錯在我們對教育本質和教育功能的片面詮釋，錯在對教育產業功能和屬性的過度放大，在此基礎上把教育資源引向市場化、商品化的歧路。當教育產業被錯誤地解讀或者說被別有用心地解讀為高收費乃至亂收費時，從敲詐的角度，學生實際上被綁票，從商業的角度，學生淪為商品和交易對象。在檢討教育產業化時，我們看到，教育部門甚至更高的部門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為，在教育產業誤入歧途的過程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思路迷亂、目光短視、不時受既得利益衝動並參與分食教育既得利益的教育監管和決策部門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