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修齡： 何炳棣談李約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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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農業歷史與文化





  那是1986年10月上旬的一天，何炳棣教授自美國返浙江金華故鄉探親，路過杭州，特地和我會晤，同我討論與水稻起源有關的問題，這與他正在準備充實他的中國農業起源研究有關。共同的興趣使我們一見如故，沒有任何客套話就暢談起來。這裡不是要說水稻起源的事，而是追記何先生在交談中附帶提及對李約瑟的評價問題，我覺得頗值一記，因為這是在國內沒有聽到的對李氏的另一種評價。

  何先生給我的印象是，說話非常直率，觀點鮮明，決不轉彎抹角。他提到李氏的《中國科學技術史》，認為當然是部巨著，宣揚中國古代的科技成就，糾正西方對中國古代科技文明的無知和偏見，貢獻是很大的。但是他認為國內對李氏的宣傳評價太高、太過分了。他不是針對書的內容，而是指李氏本人。他說李約瑟的作風不正，幾十年來都是利用他身邊的助手為他寫作，而出版后的書，助手們一律不讓具名。象這樣涉及面非常廣泛的多卷本巨著，本來是許多人共同努力的結晶，但每一卷出版，都只署上「李約瑟著」，未免太霸道了些。他舉例說，《天文卷》是王鈴所寫，出書後，王鈴連第二作者也排不上，仍只李一人。他又指出，《生命科學卷》的農業分冊全是白馥蘭（Francesca  Bray )所寫，由於白的力爭，才得了一個第二作者的署名，這算是最好的待遇了。白馥蘭是第一個打破李的獨家天下，因而矛盾很深，白在出書之後，即離開了劍橋。1986年夏我去英國訪問時，抽空去拜訪李氏，談到剛出版的農業分冊，出乎禮貌，我對這書說了些讚揚，想不到魯桂珍在旁竟然說：「是嗎？有這樣好嗎？」明顯不同意我的讚揚，使我不免有點尷尬，事後我才聽說魯和白的矛盾很深。

何先生說，這些陸續出版的書只署李約瑟一人姓名的不良後果是，凡是他人需要引用這書的內容時，則在參考文獻下必只能寫上李約瑟一人之名，許多該上書的人名都被剝奪了權利了，這是最大的不公平。我想，何先生這話是公正的，並非意氣之言。另外，何先生還指出，李的著作中也有不少的差錯處，如二十八宿的問題，兩河流域的問題，中國犁的問題等，他準備為此寫一篇書評，而在國內看到的都是吹捧的文章，他不免感到遺憾。對於《中國科學技術史》的篇幅問題，何先生認為寫得過於繁瑣，至少可以壓縮四分之一，並不影響內容。

聽了何先生的談話以後，我特地去翻閱了李約瑟此書的第一卷第一章的序言，序末有一大段「致謝」的話，其中提到他從1940年代至1980年代收集文獻資料的過程中，為他提供資料或資料出處的，或對中國古文獻的含義進行解答的不少中國學者的姓名，以及在寫作中出力很多的中國學者姓名，包括王鈴和魯桂珍等。接著，專門列出了審閱過書稿有關章節的學者名單，共約六十多人（主要是外國專家）作為結束。看過這一節致謝，結合何炳棣先生的談話，我以為在論著或論文發表的適當位置（如序、跋、、扉頁等），作者對於幫助過他的同行友好，藉機表達一下他的致謝之意，既是禮貌也是應具備的學者修養和風度。但這種致謝與參加寫作是有區別的，換言之，致謝的對象不宜包括共同寫作人在內。共同寫作者應當作為第二第三作者或助手的地位，而不是致謝的對象，這正是何先生認為不公平的所在。

  我的又一感想是，李氏作為一位英國學者，研究的卻是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史，為此他要付出加倍的努力，克服閱讀、理解古漢語文字的困難，他都做到了，這正是中國人非常欽佩他的原因之一。其次，他需要搜集大量的中國古籍文獻，這就離不開中國學者的幫助和提供線索，而且在整個研究過程中，也始終有中國學者的協助和參與（特別是魯桂珍）。可嘆的是，中國的歷史文獻在抗戰中大量散失，卻被李氏有計劃、有目的地到處搜集，以致李氏著作中引用的許多歷史文獻，不少竟然是國內的學者同行未曾聽到過或看到過的。中國學者只因沒有經費和缺乏一個有遠見、有學識、有魄力、會組織的和總其成的人去領導，乃有了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多卷集的構築，到了這多卷集一冊冊陸續出版了，國內才有人出來歡呼讚頌，忙於組織人力將其翻譯成中文，以餉讀者。令人不無尷尬的是，以李氏署名的這部多卷本巨著，許多中國學者的辛勤勞動卻完全被淹沒不見了，所以我認為何先生的那次談話，非常值得一記。

  上文寫畢後過了一段時間，在《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3）第三期中看到一篇題為「李約瑟——溝通東西方各民族與文化的橋樑建築師」的文章，內中非常詳細地敘述了李約瑟生平的為人，治學精神和非凡的眼光，以及構築這部設想為七大卷、五十章、總共達三十五冊巨著的全過程。其中自然提及不少參加寫作的人及他們具體負責的內容，客觀而詳細。涉及的中國學者有王鈴，魯桂珍，何丙郁，錢存訓，黃興宗，羅榮邦，李家治等人；西方學者參加寫作的有席文，羅賓漢，葉山（Yates），白馥蘭等人。以中國學者的工作量最大最多。以王鈴為例，他參與寫作的，除上述天文學卷以外，還有卷四物理學的第二第三冊，包括機械工程，水力工程，水運機械及航空技術等，因為學科太多，這裡不一一舉例。

  文章還指出，在卷五化學及以後的各卷，「因李博士年事已高，無法對每冊都親自執筆，從本巻起，邀人按總的指導思想及體例寫作，再由總主編李翁過目審定。」  就是說，卷一到卷四是李博士親自並配備助手寫成的。從卷五（共十五冊）、卷六（共十冊）起，因李翁年事已高，改由他人執筆，經他過目審定，但出版時都署他一人的名。

      由於此書的規模「以幾何級數急速膨脹」，所以光是五、六兩卷的冊數即達廿五冊之多，而全書原來的計劃，也只有三十五冊，可見其他參與寫作人的工作量之浩大。雖然作為巨著的創始人、寫作者兼總主編，李博士的貢獻和地位是無可置喙的。但完全由一人署名的做法是遺憾的。尤其是國內對李博士的介紹和歌頌時，把中國學者的作用擱在一邊，潛伏不見了，造成國人對這部巨著的內情完全不知道，也是很遺憾的事。象這篇文章中所提到的參加編寫的中國學者，除了列舉他們的姓名和負責撰寫的內容以外，也沒有絲毫對這些學者們的學術成就和地位作那怕是極簡短的介紹，使人感到也沒有擺脫國內一味歌頌的大氣候，只好讓海外的何先生在返國途中與筆者討論水稻問題時，偶然附帶指出了這一點。[/COLOR][/SI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