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明星學者到三朝帝師，晉級中共權力巔峰的王滬寧是誰？

　　特約撰稿人 薛華子2017-10-25

      1955年出生的上海學者王滬寧，40歲時進京，以幕僚身份從政，分別為江、胡、習打造綱領性的政治論述，是當代中共理論第一人。進京前出版的日記《政治的人生》，記錄了他的思考初衷及價值初始。

　　

　　2017年10月24日，中央政治局委員王滬寧（中）出席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 攝：Wang Zhao /AFP/Getty Images

　　「社會的進步和矛盾往往是人所受到的多種誘惑綜合作用的結果，而在近代以來，最大的一種誘惑就是『民主政治』的誘惑。所以，在社會發展過程中，要切實推進民主政治的發展，把人從這種誘惑中解脫出來，不論是正面的解脫，還是反面的解脫，均是社會穩定的重要條件。」

　　這一段文字，記錄在1995年1月出版的王滬寧日記《政治的人生》中，是他跟博士生討論「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模式和道路」時發表的看法。

　　政治的人生

　　作者：王滬寧 出版時間：1995年1月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年輕的政治學者王滬寧提醒自己的學生，在分析民主時，首先要「打掃」自己的價值系統，西方價值體系伴隨著西方物質文明進入中國，「我們的參考體系或多或少是被西方的價值參照系『輻射』過的。今天，我們更需要從自己的文化傳統中發掘出新的政治價值。」

　　那是1994年，江澤民主政中國的第五年。當時，39歲的王滬寧剛剛當上博士生導師，他給博士生課程《中國社會與政治》開出了一串長長的討論大綱，熱切地探討中國走向的各項議題。

　　一年之後，王滬寧被召入京，以幕僚身份走上仕途。1995年開始，他的從政生涯，從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組組長、副主任到主任，從中央委員兼中央書記處書記，到政治局委員，一路扶搖直上，在2017年10月達到權力的頂峰——政治局常委。

　　跟政治局常委通行的入圍條件不同，他以幕僚身份從政，卻從未有基層治理的政治資歷。因此，王滬寧能夠作為「三朝元老」受到青睞，地位日益擢升，並非僅僅因為其政策幕僚中樞的角色，更重要的是，他作為重要理論智囊，還負責為中共作為執政黨提供綱領性的政治論述。

　　王滬寧被普遍認為是江澤民「三個代表」、胡錦濤「科學發展觀」的直接參與、起草者。習近平主政后，王滬寧受破格提拔，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直接進入中共政治局，與栗戰書一起成為習近平的「左膀右臂」，不僅每次外訪都一定隨從，並且在十九大寫入黨章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也由他負責催生。

　　在中共95年的歷史上，由「理論家」、「筆杆子」進入權力核心、並且正式成為政治局常委的，只有毛時代的陳伯達一人。

　　中國的未來是什麼？從明星學者到權力巔峰的思考

　　1955年出生於上海的王滬寧，1971年初中畢業，由於體弱多病，沒有上山下鄉，留在家裡自學。在少見的一篇媒體報導中，《財經》雜誌形容王滬寧「少年時期即表現出喜好哲學和政治思考的傾向」。1974年他被推薦到上海師範大學外語系學習法語，后在上海社會科學院從事研究工作，1978年考取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碩士研究生，師從研究《資本論》的權威陳其人，後來出版了《政治的邏輯——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原理》一書。

　　1981年畢業后，王滬寧留校任教，歷任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教師、副教授、教授，國際政治系主任，復旦大學法學院院長。學術之路一帆風順，不僅如此，「在80年代，王滬寧已經是學術界知名青年學者，成為當時《半月談》等時事雜誌的封面人物，受到當時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負責人的關注，曾參與了從中共十三大以來的中共重要理論文獻的起草工作。」

　　對八十年代王滬寧的治學，《財經》雜誌的專文這樣評價：「他的著作之豐，治學之刻苦勤奮，成為上世紀80年代學術界的一大景觀。王滬寧政治學方面的才華，早在中共十三大之前就已被黨和國家領導人看中。在改革開放之初，黨和國家特別需要一套完整的有見地的政治學理論作參考，而王滬寧的學術理論總被看好。其中，他的《比較政治分析》，是一本很有代表性的作品。」

　　而王滬寧進入公眾視野，則是以辯論隊教練的身份。1993年他率領復旦大學辯論隊，前往新加坡參加「國際華語大專辯論賽」並在決賽戰勝台灣大學隊奪冠，當時中國首次電視實況播放比賽全程，一時之間，辯論隊員和他們的教練王滬寧，成了中國新生代的「明星」。其後出版的《獅城舌戰啟示錄》，是當年的暢銷書。

　　這次辯論賽后，王滬寧寫下《顧問手記》，其中記錄自己在行程中短暫考察新加坡的感想：「中國的未來是什麼？新加坡是一個現代化后的華人社會，它已經遇到了西方文化帶來的種種挑戰，正在尋求應戰的方法......中國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呢？這場挑戰是世界各地的華人社會共同面臨的。」

　　這也是王滬寧的學術生涯一直追問的核心問題。他深信無論是政治價值還是經濟規律，答案不會一直在「西方」。

　　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最大成就是結束毛澤東時代的計劃經濟模式，引入市場機制，但這在理論和意識形態上卻給中共帶來一個如何自圓其說的難題，而八九年六四事件后，隨著胡耀邦和趙紫陽兩位黨的總書記被鄧小平廢黜，更遺留未能解決的政治體制改革問題。因此，缺乏能夠連結共產黨合法性的理論論述，既可以承繼中共建政的原教旨理論——馬克思主義，又能與市場經濟、全球化格局相銜接。用王滬寧自己的話說：「馬克思主義政黨必須研究新情況，分析新問題，提出新思路，制定新理論，不然的話，就會落後於時代發展的步伐和人民的利益要求。」

　　仍是學者身份的王滬寧，曾提出新權威主義、集中現代化模式，和中國特色的政治體制模式等研究課題，加上他對《資本論》有深入研究，以及國際政治專業背景，種種相加，成了中共掌舵者亟需爭取的理論操盤手。

　　《財經》雜誌2007年10月的文章《新晉書記處書記：王滬寧》這樣總結王滬寧：「王滬寧走進中南海，最主要是因為他的理論工作適應改革開放的需要。他曾參與了從十三大以來的黨的重要理論文獻的起草。其中，他有關推行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不能超越中國現階段條件的論述，為中國政治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參考。」

　　

　　2013年3月16日，全國人大六次全體會議后，王滬寧（中）跟國家主席習近平及總理李克強一同離開會場。攝：Feng Li/Getty Images

　　1994年日記直白記錄價值觀

　　王滬寧留給公眾的印象，低調而神秘。除了公開出版的學術著作外，《政治的人生》這一罕見的出版物，正如其名字一樣，已經變成外界一窺王滬寧真實面貌的少數公開材料，從雜記式、生活化的記錄中找到的線索，卻幾乎可以見到中國近三十年發展軌跡的全貌。

　　199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策劃的「名人日記」系列叢書，邀請了包括沙葉新、劉心武、潘虹、趙麗宏、劉吉、王滬寧等七位文化和學術界名人，結集1994年一年內的日記出版。王滬寧將這一年的生活和研究心得，題名為《政治的人生》。他在序言中說：「每一個生活在當代世界和當今中國的人，是不能不政治的。」

　　《政治的人生》文筆波瀾不驚，卻平易坦直。其中，有大量的閱讀筆記、生活雜感，王滬寧要求自己「兼收並蓄，博覽群書」，從《金賽性學報告》到《逃避自由》、《經濟學》，愛讀小說、看電影，也記下自己寫的古體詩。此外，書中記錄許多上課的提綱、討論的梳理、研究的論題和新書的構想，都直接呈現出他的價值觀、優先選項以及抱負，更可看到他對中國走向的看法。

　　與劉鶴等經濟幕僚不同，後來進京的王滬寧作為中共的政治幕僚，再無法以自己名義發表觀點。因此他對政治和經濟的看法，除了1995年前公開出版的書中，並不能在新聞報導中見到。

　　二十多年後回頭再看《政治的人生》，許多當年的看法如今已經浮出水面，變為現實，有些仍在醞釀鋪排，或許即將到來。

　　他記錄自己構思的新書《革命后社會中的政府——對中國現代化的第二項探索》的思考過程：

　　「中國特色的政治體制模式，基本的認識是：中國的發展需要有能夠對整個社會統一進行調控的權威。需要解決幾個基本問題：超大社會與政治調控之間的關係、一黨領導和民主政治之間的關係、公有制和政治體制的關係、倫理民主與法理民主的關係。」

　　「中國社會會不會亂？要注意四大系統：軍隊、政黨、幹部和知識份子。只要這四個系統不發生問題。中國就能穩定發展。」

　　對待馬克思主義的看法，王滬寧在日記中這樣寫：

　　「我還是覺得馬克思作為哲學家提出的理想是崇高的，沒有人能夠超越。馬克思最早看到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在產生了巨大的生產力的同時，也產生了越來越脫離人的異己的力量，把人越來越置於這種力量的統治之下。實際上，民主政治從現代以來的異變，與資本主義日益發達的物質力量有密切的關係。今天許多西方思想家對西方民主政治與強大的科學技術交織而導致的民主的困境，與馬克思在將近一百五十年前看到的歷史發展趨勢還是非常逼近的。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導致了人們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懷疑，隨後這些問題逐漸地發展到社會、文化和政治領域，人們對資本主義的政治型態——民主政治本身產生了懷疑，因為它已經不能應付這個社會日益溢生出來的強大力量。對於經濟力量和政治統治方式之間的關係是非常深刻的，也是馬克思看問題的真正邏輯。」

　　他也記錄了對尼采和斯大林的看法：「尼採的學說很值得研究，因為他是在一個世界秩序需要變化的時代提出他的政治思想的，他的目的是建立一種新的秩序，最後寄託於『超人』。大凡在歷史發生這樣的需要的時候，即需要建立新的秩序的時候，總會有這樣的思想出現，主張用強力和通過強人來確立新的秩序。」

　　「凌晨讀《斯大林時代的謎案》，從反面來批判斯大林，幾乎把斯大林說得一無是處，這就是一個偉人身後最容易發生的事情。一是繼續維護他的威信，用來達到某種目的，另一種傾向就是否定他的功績，來達到另一種目的。社會或者說歷史往往就是在這兩者之間選擇。但是無論如何選擇，總是擺脫不了偉大人物。沒有了偉大人物也就沒有了歷史。」

　　在1994年，王滬寧還提出「超腐敗」概念，認為有兩個重要特徵，一是往往在一定公共權力的參與下完成，沒有公共權力的參與不能實現獲得利益或者超額利益的目的，二是往往以集團的方式出現。他提出的解決方案包括：嚴厲打擊高量腐敗，堅決杜絕高質腐敗，嚴格防止高層腐敗，有效克服境外腐敗，注意制止多樣腐敗。

　　王滬寧與《盛世》里的何東生

　　2009年，香港作家陳冠中的政治預言小說《盛世：中國，2013年》在香港出版，預言一個盛世烏托邦的到來。當時，外界普遍認為，小說中栩栩如生的國家領導人何東生，原型就是王滬寧。

　　在《盛世》中，何東生被綁架后的自白，剖析「冰火盛世計劃」、「泛歐亞大陸能源橋」、以大數據調控物價、東亞門羅主義和朝貢體系等，都可以見到王滬寧思考脈絡的影子，並讀到與中國夢、一帶一路吻合的思路和分析。小說中的「后極權專制大政府」對王滬寧精心布局的集中現代化模式，也似有異曲同工的影射。

　　如今，王滬寧日記中「寫幾本好書，教幾個好學生」的人生理想註定要落空了，但他並沒有偏離自己的人生定位，正如他自己所說：

　　「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人，有的是強者，有的是弱者。有的要別人來設定目標，有的給別人設定目標。有的需要感情支持生活，有的需要意志支持生活。我大概在每一對概念中都會選擇后一種人。」（1994年1月11日，

有的需要感情支持生活，有的需要意志支持生活。我大概在每一對概念中都會選擇后一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