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知識分子的「朋友圈」：20世紀30年代的文化沙龍

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不少知識分子常常利用聚餐、茶會、座談等形式組織沙龍，在沙龍中切磋學問、交流思想、增進感情，在民國史上獨具特色，堪稱近代歐洲啟蒙運動時期沙龍的「東方版」。沙龍主要分佈在北平、上海、南京、廣州等大城市，尤其以北平、上海兩大文化中心居多。

北平沙龍

當時首屈一指的沙龍，當數林徽因、梁思成家的「太太客廳」。1931年，梁思成與林徽因夫婦離開東北大學回到北平工作，租下了位於東城區的北總布衚衕三號院。這座四合院寬敞、安靜，前後兩個院子，院子四邊各有一排單層平房，很快便成了北平乃至全國最有名的公共文化空間。

四合院前院便是林徽因、梁思成家的「太太客廳」，這裡每個周末都匯聚著各路知識精英，有金岳霖、錢端升、張奚若、周培源、陳岱孫等學者，有沈從文、徐志摩等文人，也有蕭乾、卞之琳等青年學生。林徽因不僅才貌雙全，社交能力也很強，是「太太客廳」當仁不讓的主持者和核心，如當時來訪中國常到「太太客廳」做客的美國學者費正清所言：「她交際起來洋溢著迷人的魅力。在這個家，或者她所在的任何場合，所有在場的人總是全部圍著她轉。」

在「太太客廳」里，知識分子們交往得非常愉快也頗有收穫，梁思成、林徽因的女兒梁再冰回憶：「這些知識分子研究和創作的領域雖不相同，但研究和創作的嚴肅態度和進取精神相似，愛國精神和民族自豪感也相似，因此彼此之間有很多共同語言。由於各自處於不同的文化領域，涉及的面和層次比較廣、深，思想的融會交流有利於共同的視野開闊，真誠的友誼更帶來了精神力量。我當時不懂大人們談話的內容，但可以感受到他們聚會時的友誼和愉快。」

林徽因的「太太客廳」眾所周知，她和金岳霖、梁思成的故事也舉世皆知，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後院金岳霖家其實也是當時的一個重要「公共空間」，周六、周日也常有聚會。學者陳岱孫對此描述道：「金先生住的是後院。他經常於星期日下午約請朋友來他家茶敘。久而久之，就成為一種習慣。他在每星期日下午，都備些茶點在家恭候來客的光臨，而他的朋友也經常於是日登門作不速之客。其中有的是常客，有的是稀客，有的是生客。」

「廣泛性」是金岳霖家沙龍的第一個特點，因為金岳霖非常隨意、平和，因此來客雖與林徽因「太太客廳」的客人有重疊，但更為廣泛。客人有學界中人，有學生，還有外籍學人，陳岱孫在金岳霖家曾碰到戲劇界的青年演員甚至玩鬥蟋蟀的老頭。金岳霖是單身漢，少了很多俗務，所以金岳霖家沙龍第二個特點就是比較隨意、輕鬆，自由自在。但金岳霖畢竟是留學歸國的教授，他家沙龍還是比較高檔、西式的，吃西餐、喝咖啡是沙龍中的必備「點心」，他在回憶錄中寫道：「除了請了一個拉東洋車的外，還請了一個西式廚師。『星六碰頭會』吃的咖啡冰激凌和喝的咖啡都是我的廚師按我的要求的濃度做出來的。」因為金岳霖是湖南人，以「食」著稱的金岳霖家便有了「湖南飯店」的稱號。

除了林徽因、金岳霖這個四合院里前後兩個沙龍外，當時有代表性的還有北平地安門慈慧殿三號朱光潛主持的沙龍，以及北平中央公園來今雨軒沈從文主持的沙龍。這兩個沙龍文藝氣息比較重。

從1933年7月到1937年7月，在北大西語系任教的朱光潛與同住的梁宗岱在北平慈慧殿三號主持了一個「讀詩會」。這緣起於朱光潛在英國留學期間，接觸過「讀書會」這一形式，對此非常認同：「我在倫敦時，大英博物館附近有個書店專門賣詩。這個書店的老闆組織一個朗誦會。每逢周四為例會，當時聽的人有四五十，我也去聽。覺得這種朗誦會好。詩要朗誦才是好詩，有音節，有節奏。所以到北京后也搞起了讀詩會。」

而朱光潛住的慈慧殿三號是一個廟堂旁的荒涼建築，本身就富有詩意。來參加讀詩會的人以北平高校師生為主，活動主要是談詩讀詩，還有戲劇扮演、學術演講等，氣氛十分活躍，有時甚至發生激烈爭吵，梁宗岱便經常因為文藝上的問題和別人吵架甚至揮拳相向。沈從文在《談朗誦詩》一文中對這個讀詩會給予了很高評價：「這個集會在北平後門朱光潛先生家中按時舉行，參加的人實在不少……這些人或曾在讀詩會上作過關於詩的談話，或者曾把新詩，舊詩，外國詩，當眾誦過，讀過，說過，哼過。大家興緻所集中的一件事，就是新詩在誦讀上，有多少成功可能？新詩在誦讀上已經得到多少成功？新詩究竟能否誦讀？差不多所有北方系作者和關心者於一處，這個集會可以說是很難得的。」

當時身為《大公報·文藝副刊》編輯的沈從文自己也在中央公園來今雨軒組織了一個沙龍，作為《大公報·文藝副刊》與北平知識分子溝通的橋樑，後來逐漸成為京派文人的交流中心。相對而言，這個室外的沙龍更公共、更開放，來參加的多是北平的文藝青年，作家王西彥對此回憶道：「我們常去的地方，是中山公園（即中央公園）的來今雨軒，還有北海公園的漪瀾堂和五龍亭，大概是每隔一兩個月就聚會一次，所約的人也並無完全相同，但每次都是從文先生親自寫簡短的通知信，且無例外地歸他付錢作東。大家先先後后地到了，就那麼隨隨便便地坐了下來，很自然形成了一個以沈從文先生為中心的局面。可是交談的時候，你一句，我一句，並不像是從文先生在主持什麼會議，因而既沒有一定的議題，談話的內容雖大致以文學和寫作為主，也可以旁及其他，如時局和人生問題，等等。時間也沒杜有規定，每次總兩三個小時的樣子。完全是一種漫談式的聚會，目的似乎只在聯絡聯絡感情、喝喝茶、吃吃點心，看看樹木和潮水，呼吸呼吸新鮮空氣。」

來今雨軒建於1915年，匾原系徐世昌所書，集茶樓和飯館於一體，不只是沈從文的沙龍場地，更是北平當時一個非常重要的文化空間，堪稱北平的沙龍中心。魯迅、胡適日記中頻頻可見在來今雨軒會客的記錄，如據《魯迅日記》中記載，自1917年至1929年，魯迅先生曾27次到來今雨軒就餐、飲茗、交談、閱報、翻譯小說，小說《小約翰》便是在此翻譯完成。「亞洲文化」分支「文友會」、中國畫院前身中國畫學研究會、北京最早的書學會中國書學研究會、柳亞子組織的「南社」等文藝團體也常常在來今雨軒舉行活動，文學研究會、中國清真教學界協進會、中國美術家協會等團體則成立於來今雨軒，1921年6月30日北平五個團體宴請來華訪問的杜威也是在來今雨軒。

上海沙龍

作為中國近現代最發達的城市，沙龍這一西方「事物」最早便出現在上海，上海的沙龍也更為氣派、摩登，以曾樸和邵洵美舉辦的沙龍為代表。

以小說《孽海花》聞名的曾樸本是清朝遺老，但他因為對法國文學的熱愛，進而喜歡上了法國的「沙龍」文化，並由此開始在自己家裡舉辦起沙龍。據曾樸長子曾虛白回憶，曾樸家沙龍開始於1927年，這應該是有據可查最早的、有代表性的沙龍了。曾樸家沙龍老少咸集，有與他同代的文壇前輩，更多的是青年文藝者。曾虛白回憶道：「先生（曾樸）於著述之餘總喜歡邀集一班愛好文藝的同志，作一種不拘形跡的談話會。那時候他的寓所中，常常是高朋滿座，一大半都是比他小上二十歲三十歲的青年，可是先生樂此不疲，自覺袛對著青年人談話反可以精神百倍。」

曾樸雖是文壇前輩，但他平易近人，非常健談，沙龍氛圍很熱鬧也很自由自在，讓青年作家如沐春風，參加過曾樸家沙龍的郁達夫曾寫道：「我們在那一天晚上，簡直忘了時間，忘記了窗外的寒風，忘記了各人還想去乾的事情，一直坐下來到了夜半……看見了他的一臉笑，覺得立時就掉入了別一個世界。覺得他的笑眼裡的光芒，是能與夏日發放春風，暗夜散播光明似的。」除了自家客廳外，曾樸也常到外面的茶樓、咖啡館與人聚會，每次去必掌聲雷動、氣氛熱烈，一聚就是一兩個小時。

曾樸家沙龍有一個常客是邵洵美，受曾家沙龍熏陶和法國留學時觀感影響，邵洵美也開始舉辦起沙龍。邵洵美以魯迅所賜的「盛家贅婿」聞名，出身豪門又娶了盛宣懷的孫女盛佩玉，自然是家財萬貫的「花花公子」，再加上他追求唯美、享受又把外來的「沙龍」翻譯成「花廳」，因此他辦的沙龍被稱為「花廳」，他則成了「花廳先生」。

邵洵美「花廳」與曾樸家沙龍成員也有交集，但更為多樣，有他留學時交的文學朋友，也有他回國后的文壇新友，如新月派、新感覺派、創造社文人甚至丁玲、夏衍等一些左聯作家，不過也有些人是沖著邵洵美的財富而去，這也使得他的沙龍更功利些，魯迅便曾譏諷邵洵美身邊的文學圈子為「甜葡萄棚」，是批溜須拍馬之徒。「花廳」場所有時在他創辦的金屋書店，更多的在他家精心裝飾的書房。書房極其華美，作家張若谷在影射小說《都會交響曲》中描繪這個書房道：「裡面陳設很富麗，單是壁上掛的那張從邦貝火山石古城中掘出來的希臘女詩人莎茀像真跡，估價在五千金以上。」沙龍活動以文友聚會交談為主，也偶爾有朗誦或作品評論，氣氛比較高雅、融洽、開放，招待客人的有咖啡、西點、茶水甚至還有雞絲煨面。「花廳先生」邵洵美自然是中心人物，而他因為「財大氣粗」甚至被譽為當時的「孟嘗君」，1936年2月15日《六藝》雜誌刊登了一幅非常有名的《文壇茶話圖》，其中包括魯迅、茅盾、林語堂、冰心等文化大腕，而坐在茶話會主人位置的便是邵洵美，可見他及他的沙龍在當時上海文壇的地位。

沙龍的「黃金時代」

上述沙龍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最有代表性的幾個沙龍，其他比較有名的沙龍還有內山書店沙龍、文藝茶會沙龍、新雅茶樓沙龍等，魯迅、胡適、周作人等一些文壇大腕家裡也有類似沙龍的沙龍舉辦。總體而言，北平、上海的沙龍氛圍都比較輕鬆、自由，成員們可以平等、舒暢地交往。這些沙龍多是去中心化的公共空間，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當時知識分子們自由、平等的交往風采，堪稱當時知識分子們的「朋友圈」，他們在沙龍這個「朋友圈」里隨意地「刷臉」、發言、點贊、評論。

這些沙龍客觀上促進了當時文學、文化、思想的繁榮，具體而言有幾個方面：首先，直接派生了一些描寫沙龍的沙龍文學、都市文學，包括邵洵美的《璫女士》、張若谷的《都市交響曲》、林微音的《花廳夫人》及冰心的《我們太太的客廳》和鍾錢書的《貓》等文學作品；其次，沙龍的漫談風格影響了當時的散文創作，周作人為代表的「閑話體」散文、林語堂為代表的「論語派」散文和「幽默文學」都受沙龍風格催發；再次，沙龍更是孵育了很多文藝報刊，如朱光潛主編的《文學雜誌》、沈從文主編的《大公報·文藝副刊》、曾樸創辦的《真善美》雜誌、邵洵美創辦的《獅吼》《金屋月刊》《論語》等雜誌基本上都是在其沙龍里約稿、組稿；最後，沙龍對海派文學和京派文學都影響甚大，如學者費冬梅所評論：「這些『思想社交』是二三十年代京派文學和海派文學都市文學思潮的『搖籃』，他們孕育、推動了這些文學流派的形成。」

此外，沙龍成員們可以碰撞觀點、交流感情、拓展人脈，因此沙龍成為當時北平乃至整個中國知識分子們交往的「黃金通道」和提升自己的「終南捷徑」，「培養」了眾多文化名人，代表性人物如蕭乾。1933年秋天，還在燕京大學新聞系讀大三的蕭乾在《大公報·副刊》發表了一篇散文《蠶》，獲得了林徽因的青睞，於是，林徽因特邀蕭乾來她家參加聚會。蕭乾備受鼓舞，如他自己所言「像在剛起步的馬駒子後腿上，親切地抽了那麼一鞭」。自此，蕭乾成了林徽因沙龍的常客，並經沈從文、林徽因介紹又加入了朱光潛的沙龍。蕭乾得以迅速進入北平文化圈，在《大公報·副刊》連續發布了多篇小說，並經沈從文介紹，編輯《大公報》副刊《小公園》，成為文學界冉冉升起的一顆新星。沈從文、朱光潛、曾樸、林徽因、邵洵美等沙龍主辦者更是憑藉沙龍捷足先登文壇，如林徽因便可以說是由「太太客廳」步入文壇，她發表的許多文章、贏得的眾口稱讚都與其沙龍活動密不可分。

沙龍為何在北平、上海盛行？一方面，北平、上海是是當時中國的文化中心。另外一方面，同學、同事、同鄉等「同人關係」是這些文化沙龍建立的基礎，成員們多有著共同的志趣、價值、身份，因此能有更多的共同語言。當然，這也與當時比較寬鬆、自由的言論氛圍及知識分子優越的生活條件和穩定的生活環境有關，如北平沙龍成員大多為北大、清華等名校教授，當時教授們屬於高收入階層，月薪普遍在400—600銀元之間，而30年代北平普通人家一月生活費只需要30銀元左右。而當時隨著抗戰的爆發，這種詩意的文化沙龍很快就銷聲匿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