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寒夜》出版七十年：這部小說寫出了現代人的困境和掙扎

　　2017-09-25 11:58 來源：澎湃新聞   實習生 李嬌

　　巴金的長篇小說《寒夜》，1947年3月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至今已過去整整七十年。9月23日，巴金故居、巴金研究會、華東師大中國現代文學資料與研究中心在上海作協共同舉辦了《寒夜》出版七十周年暨四十年代長篇小說創作研討會，學者陳子善、李怡、楊聯芬等三十餘位中外學者出席研討會。

　　

　　研討會現場

　　不同於巴金的《家》、《霧雨電》等前期的作品，巴金在《寒夜》中用筆極為冷靜，創作風格由熱情傾瀉轉入深蘊細膩，是他藝術上最為成熟的一部作品,為那些在黑暗中掙扎的小人物喊出了痛苦的呼聲：青春的消失，理想的破滅，人性的扭曲，中年成熟背後的悲哀……

　　《寒夜》經歷了怎樣的文本生成過程？

　　《寒夜》寫於一九四五年抗日勝利前夕，完成於勝利之後，一九四七年出版，與小說故事發生時間約略相同。

　　《寒夜》的情節很簡單。小說主人公汪文宣和曾樹生是一對大學教育系畢業的夫婦。年輕時曾經編織過許多美麗的理想，希望能用自己的知識和力量辦一所「鄉村化、家庭化」的學堂。但抗戰爆發后，他們逃難到重慶，汪文宣在一家半官半商的圖書文具公司當校對，曾樹生在大川銀行當「花瓶」。汪文宣的母親為了減輕兒子的生活負擔，趕來操持家務，但汪母與曾樹生婆媳關係不和，汪文宣夾在中間兩頭受氣，且又患上肺病，家庭經濟非常拮据。最後曾樹生跟隨銀行年輕的經理乘飛機去了蘭州，汪文宣在抗戰勝利的鞭炮聲中病死，汪母帶著孫子小宣回了昆明老家。兩個月後，曾樹生從蘭州回到重慶，但已物是人非，傷感不已。

　　作為巴金一生最為圓熟的作品，《寒夜》在現代文學史上佔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寫作《寒夜》時背景如何，這本小說又經歷了怎樣的文本生成過程？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使國民經濟受到了重創，出版業也受到了極大的影響，前五年僅出版長篇小說35部。六年抗戰以後，中國的戰區局面相對穩定下來，從而1943年到1949年成為中國長篇小說的復興期。在這段復興期中，國統區的作家不斷以現代思想深入生活，傳遞現代人的價值觀念。出版於1947年的《寒夜》正是其中的典型之作。然而，《寒夜》的刊載發行亦有著頗多曲折。

　　巴金故居的常務副館長周立民介紹:「《寒夜》第一次發表在一本畫報上，連載了三次后這個雜誌停刊了，但幸好巴老繼續寫下來了。而1947年3月出版這部作品的時候，正好是國共兩黨關係緊張之時，人心不安定，通貨膨脹加劇，買書的人大大減少。《寒夜》第一版的出版，也只獲得一篇像樣的書評。進入新時代以後，《寒夜》這種風格要麼被大家批判，要麼被大家忽略。」

　　周立民承認，此後因時代等諸多原因，《寒夜》經歷了一個經典化的過程。然而，經典除了是外部因素的生成之外，作品本身也要有相應的特質，才能超出前輩，形成自己的特點。「《寒夜》裡面有很多明確的特點，是值得我們注意的。首先，三個人物的關係設定，是一個死局，但也是一個說不完的局。三個人可以都是無辜的，但同時又能感到三個人身上的罪。其次，《寒夜》的開放性和闡釋性超過了巴金其他的任何一部作品，它的衝突是內在聲音和外部環境的交織。再次，《寒夜》裡面沒有英雄，因為沒有反抗。這部作品寫出了現代人的自我困境和掙扎，我們現在面對的很多境遇都是我們無法反抗，甚至無從逃避的。」

　　「最後，巴金先生對日常生活的敘述貢獻是突出的，他善於將日常生活的敘述把握在虛和實之間，不完全掉進現實的境遇裡面，又生髮出夢魘、幻覺、變態心理等各種敘述手段。這樣富於變化性的探索對巴金這一代作家來說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巴金的長篇小說《寒夜》

　　如何處理傳統和現代的關係？

　　《寒夜》是對《家》的反思，家庭問題是中國人面臨的諸多難題之一。巴金的《寒夜》從傳統和現代的關係上迎接了這一挑戰。

　　《寒夜》當中，汪文宣、曾樹生和汪母之間的矛盾是家庭當中的經典問題。兩個女人都愛著同一個男人，而且都是被同一個男人深愛。但兩個女人之間的矛盾，又使得男人始終處在矛盾的狀態下，他無從擺脫自己的困境。惟有男人處在身體不好的情況下，兩個女人表現出和平的狀態，但過後照樣水火不容。

　　遼寧師範大學的喬世華認為，「巴金的《家》與《寒夜》，在主題、情節設置、故事情節、命運走向等方面，其實都是相聯繫的。《家》中主人公的出走是離開家就可以獲得新生，否則只能像其他人一樣死在家裡。但《寒夜》當中，曾樹生對於離開小家長久猶豫著，巴金似乎不願意再去重複先前離開家就可以獲得幸福的模式，反而涉及到知識女性的心靈困境等諸多心靈上的思考。在寫作《寒夜》時的巴金比寫《家》時的更理性、成熟，他對家的文化有了重新的發現。」

　　相對於《家》，《寒夜》的進步有目共睹。然而，進步之下的深層原因若何？中國人民大學楊聯芬教授表示，「巴金的《家》和《寒夜》，代表了中國新文學關於家族敘事兩個階段的典範。《家》是離家出走反抗家族，而《寒夜》則是出走以後。《家》具有典範性，它對於新文化是一種意識形態的表達，比如它的反封建，現代和傳統之間的對立等等。而《寒夜》的敘述超越了新舊二元論。巴金在《家》里寫的大家庭是中國傳統大家族的標準，而他在《寒夜》當中則提供了五四以後夫妻小家庭的情況。《寒夜》已經開始關注家庭問題的複雜性，並非說年輕人反抗家長一切問題都可以解決，反抗之後出走之後會怎麼樣，巴金通過《寒夜》對《家》進行反思。」

　　「在傳統和現代上，巴金肯定對『舊』是不滿的。在《寒夜》裡面，汪母是一個賢妻良母，有很多令人辛酸感動的描寫，但巴金不完全贊同汪母。巴金在後來的修改版里，寫了一個場景，汪文宣的妻子曾樹生走了，汪母問兒子『她還沒有回來嗎』？巴金有一句，『其實她心裡暗暗高興』。可以看得出巴金對於汪母的否定性。但巴金對於『新』也存在反思，顯然曾樹生在母親這個角色上是很不合格的，把兒子交給學校，以為拿錢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汪母和曾樹生的形象，其實是一種象徵，不但顯示了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無法兼容，而且象徵了文化的斷裂。」

　　「傳統和現代，既不能兼容，但必須相處在現實裡頭，怎麼辦？當然巴金在《寒夜》沒有給出答案。新文化及至之後的革命時期，對於傳統和現代，所選擇的是激進，以至於最後夫妻可以反目，妻子揭露丈夫，兒女揭露父母。但今天父母對於兒女婚姻的干涉，則又是回到了五四之前。巴金的《寒夜》所引出的思路正是新文化不可避免取代傳統的時候，現代文明和傳統倫理怎樣才能較好的整。我想這是《寒夜》對我們最大的啟發，我們應該通過重讀《寒夜》做出更多思考。」

　　

　　巴金 東方IC 圖

　　巴金小說的抗戰蘇醒

　　一直以來，對於《寒夜》中汪家悲劇的主要原因，大多從社會黑暗、制度腐敗，抑或汪家內部的文化衝突來解釋。然而，上海交通大學張中良教授指出，「它更深層的原因是抗日戰爭。如果不是抗爭，汪家不太會跑到重慶去，而三人的很多矛盾都是由於戰爭環境下家庭經濟的拮据引起的。」

　　從「九一八事變」之後，抗戰書寫是巴金小說或明或暗恆以貫穿的一條線。巴金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都是懷著坦蕩和熱情關注著革命。「巴金是敏感的作家，具有時代的良心。巴金心中始終有抗戰的，他的許多作品從『九一八事變』之後，都流露出對抗戰的熱切關心。小說《海的夢》因為『九一八』爆發，將兩個月前剛寫了頭七頁的短篇小說改寫為中篇，不再寫他所愛的奇異的海上之夢，更要寫陸地上殘酷的現實。此後，巴金還寫了短篇《發的故事》與長篇《火》第一部，反映日本統治下朝鮮人民的被壓迫情況以及艱苦的解放鬥爭，表達對朝鮮人民甚大的同情。《第四病室》更以日記體的形式揭露1944年的緊張局勢，寫出了抗戰背景下中國社會的縮影。」

　　對抗戰的關注背後，其實所蘊含的是對於正在展開著的革命的思考。專研巴金的學者黃長華認為，「從1927年到1942年，用寫作來描繪反軍閥鬥爭的場景以及塑造青年革命者的形象，表明了巴金對於革命這個重大問題做了深入持久的思考。他藉助於青年革命者的抉擇以及他們的結局，思考了革命的意義，青年與革命的關係，也探討了革命的道路、策略、方式、前途問題。1927年到1942年可以說是巴金的革命時期。」

　　《寒夜》的家庭糾葛與革命有何關聯？黃長華分析：「從五四到上世紀四十年代，中國現代文學中人的內涵是在不斷深化和發展的。現代作品中對於人的表現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最初重視人及人的自然存在；第二個階段從社會分化以及階級層面表現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第三個階段則是從人的主體存在來塑造個性化的人。巴金的《寒夜》正是在關注人的主體性的層面上，含蓄地將政治進行隱喻，用平靜寫實的語調刻畫了個體生命的獨特體驗，展現了現代文學直面人生，探索靈魂的意義。」

　　「對巴金來說，在四十年代，一個活的人的全部思想感情是巴金寫作的重點。《寒夜》是一部看不見英雄的小人小事作品，也是一個現代小家庭的思想衝突、個性衝突的交響曲。從家的意義上，《寒夜》展現了上世紀四十年代抗戰前期一個小職員汪文宣一家的困境，工作不順生活壓力大，家庭內部婆媳矛盾以及親情的疏離。此外，兩個知識分子生活在同一個屋檐之下，有著諸多的不順。它也是另一種類型的生活急流，表面上平靜，但深處翻滾著波浪。從女性評價的方面，在巴金的小說當中，女性大致可分為三類：傳統女性、革命女性以及現代女性。《寒夜》中曾樹生形象的出現，意味著巴金對於現代女性的自我意識，還有她們的自由意志做了更多思考和表現。巴金一方面寫出了現代小家庭里知識分子變化的過程，家庭的成員儘管受到現代教育，有學識，也有對平等自由原則的肯定，但在現代家庭裡面，他們缺乏包容，仍然存在著種種矛盾，家庭成為親人間互相傷害的戰場。另一方面也包含著某種隱喻。如果說《家》主要寫的是革命者的活動，以及他們對封建家族的批判，那麼《寒夜》則是挖掘出革命中的人性。《寒夜》夫妻二人也曾想憑藉知識和力量辦學堂，但後來理想被生活折磨之後，只能歸於無。我想其中一個隱喻就是，如果知識分子失去了理想，後果就是互相滅亡。」

　　責任編輯：梁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