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歌時代 ，知識界需要更多「燃燈者」

　　來源：鳳凰論 作者：鳳凰網評論部
　　在新近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學者鄭永年認為，值此中國經濟社會高速發展的時代，偉大的實踐卻缺乏來自知識界獨立的解釋、提升與引導，這是一個知識界的悲歌時代。他指出，知識悲歌的根本原因，在於知識創造者本身對知識失去了認同，知識創造者失去了自身的主體地位，而心甘情願地成為了其他事物的附庸。

　　知識、知識人的這種附庸性，例證很多。大學也好，各種公共論壇與學術研討會也罷，其鵠的均在於招徠大官大富、親近政商圈層。似乎知識的力量、知識界的價值，都需要一枚枚圓圓的權力圖章來封印。不然，則惶惶然如喪家之犬，六神無主。先賢哲人一向耳提面命的獨立、尊嚴，蕩然無存。

　　流風所及，也影響到一般公共空間，多充斥著讓人不舒服的種種「癥候」，諸如娛樂至死，得過且過；看客心態，冷漠圍觀；習慣性懷疑；鴕鳥心態；思考恐懼症；炫富心態、功利主義、犬儒主義……大家都在爭俗、爭媚、爭名、爭利，知識以及知識界的下行態勢，已經不可避免地浸染到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知識人、知識界的自我閹割，已經到了麻木狀態。

　　誠然，如弗蘭克·富里迪所言，「知識分子的工作一旦職業化，就不再具有獨立性，也喪失了提出重大社會問題的潛力」，「知識分子的獨立感讓位給了要求獲得機構的肯定與承認」，但其實，這與知識本身的「求是」、「求真」品質並不矛盾。存身於社會網格中的知識人，固然需要有職業精神、機構認可與經濟回報，但同樣也應對政治及社會生活中的惡保持足夠的警覺，並有責任向社會發出警戒。

　　這是知識的力量所在，也是知識人共同體的存在基礎。不僅社會公眾希望能夠聽到來自知識界的高質量的討論，社會生活的實踐也需要有精準客觀的解釋、提升與引導。一旦知識人迷失了，知識界淪為附庸與佩飾了，思想必然窒息，公共空間也不會再有生機與活力。

　　當下的中國，正經歷著三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各種現象、問題、機遇紛至沓來，此前改革開放促成的思想紅利，也在經濟高速發展的語境下或消耗、或分化、或墜落，而新的時代環境又迫切需要新的思想體系、理論工具、文化價值。這是時代賦予的嚴峻課題，也是知識人作為引領者必須承擔的使命。

　　這個時期，不僅需要知識人的覺悟、自省與沉思，更需要各種不同思想、不同工具、不同價值之間的碰撞與重構。很多人每每對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思想激蕩心生追慕，也對歐洲的文藝復興有美好的想象，事實上，幾乎每一個大時代，都會充盈著知識人的熱力與激情。在時代的迴音壁前，在社會的公共場域中，也都會回蕩著知識人黃鐘大呂般的聲音。

　　然而，現實卻不免讓人沮喪。錢理群先生此前批評當今大學多培養「精緻的利己主義者」，錢穎一先生也斷言中國還沒有建立起近代大學，而錢學森先生的「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問號高懸，至今尚無讓人滿意的答案。根源在哪裡？我們時代的知識人都去哪裡了？

　　一個充滿物質慾望、犬儒精神的金錢主義社會，縱然在私人領域國民可以有諸多發財享樂、聲色犬馬的機會，而一旦公共領域被堰塞、被窒息，缺乏各種激蕩的聲音，來平衡各種「有力者」，來開啟潛在的公共理性，最終必然會是萬馬齊喑、暗昧無光。在過度物質化的同時，失掉靈魂與良知。

　　這是一個偉大的時代，這也是一個卑微的時代。偉大，在於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以及由此而來的高度社會認同與公眾信心；而卑微，則在於我們總要面對權力、資本等各種力量對知識、對知識人的吞噬、扭曲與奴役。

　　很多時候，答案就在問題之中。知識需要升騰，知識界需要多一些「燃燈者」。不管五四過去多少年，中國仍需要持續的啟蒙，需要公共理性的回歸。紛紛擾擾中，走出悲歌時代的出路在哪裡？學者徐賁說，「訴諸於說理和說服，訴諸於人的自由意志和理性，並盡量提升人的自由意志和理性。」而除此之外，還需要知識人都來爭取一個自由言說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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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風所及，也影響到一般公共空間，多充斥著讓人不舒服的種種「癥候」，諸如娛樂至死，得過且過；看客心態，冷漠圍觀；習慣性懷疑；鴕鳥心態；思考恐懼症；炫富心態、功利主義、犬儒主義……大家都在爭俗、爭媚、爭名、爭利，知識以及知識界的下行態勢，已經不可避免地浸染到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知識人、知識界的自我閹割，已經到了麻木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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