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反腐：「蘇聯方案」為何敗於「美國方案」

　　文 | 高波

　　中紀委駐中國社科院紀檢組副組長，副研究員

　　7700餘字，閱讀約需12分鐘

　　

　　1959 年夏天，美國副總統理查德·尼克松造訪莫斯科，主持美國展覽會開幕式。在名為「典型美國住宅」的展品前，他與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之間爆發了轟動一時的「廚房辯論」。兩人在剛剛興起的電子攝像機的鏡頭前展開舌戰，竭力讓對方相信本國制度更加優越、自己的世界觀更加正確。

　　在當時的冷戰背景下，「美版廚房、美式用品、美國製造」作為「美國方案」的現實載體，承載了意識形態的鬥爭色彩，帶有挑戰蘇維埃生活方式及「蘇聯方案」合法性的濃烈色彩。對此，蘇聯《真理報》發表了一個頗具現實感的回應：

　　這套售價1.1 萬美元的展品過於昂貴

　　沒有一個工人買得起

　　

　　然而，近半個世紀后，美國未來學家奈斯比特在暢銷書《2000 年大趨勢》中的一番話，點透了「廚房辯論」乃至蘇美爭霸的勝負玄機：「對於一位周薪400 美元，有自己的住房、新汽車、微波爐和錄像機，並且在馬爾韋利亞附近還有一所小住宅的碼頭工人，你該說些什麼呢？你總不能說，老兄，讓我幫助你擺脫這苦難的深淵吧。」

　　值得一提的是，作為「廚房辯論」當事人的尼克松，在有生之年見證了蘇聯的解體。他在接受CNN（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採訪時指出：

　　當時我知道赫魯曉夫肯定是錯的

　　但是其實我不知道我是對的

　　

　　1

　　是什麼壓垮了「蘇聯熊」

　　美國和蘇聯，都是前所未有的超級大國，也是冷戰時期的世界兩極。兩強對峙，美國人何以笑到最後，分析林林總總。其中一個較為公認的原因是，蘇聯人是「自己打敗了自己」。特別是蘇共黨內的特權和腐敗等問題，成了壓垮「蘇聯熊」的最後幾根稻草之一。

　　然而，在人類社會進入20 世紀的全球化初潮期，美蘇兩國都曾是「全球腐敗治理公開賽」的領跑者。比如，19 世紀末，在南北戰爭之後統一起來的美國逐漸開始走出長達半個多世紀的腐敗高發期，逐漸與腐敗的「老歐洲」拉開了距離。十月革命之後，列寧領導的蘇維埃共和國不但給蘇聯人民以希望曙光，還曾燃起了廣大亞非拉被壓迫民族的自強夢想。

　　事實上，儘管各自建立了一整套關於腐敗治理的體系框架，但蘇美兩國一直受到腐敗問題的困擾。比如，作為「廚房辯論」美方辯手的尼克松，就因水門事件不光彩地結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蘇聯時期的種種腐敗醜聞，更是被「段子手」編進廣為流傳的「政治笑話」。很多研究者指出，蘇聯政權的崩塌是從信仰的瓦解開始的，其根源是國家治理體系以及信仰體系與本國現實脫節、與人民需求相悖，一個具體表現就是政治笑話的「流行性傳播」。比如，勃列日涅夫及其「勳章嗜好」一直是「笑點」不斷的熱門題材：

　　勳章嗜好

　　——有人問：假如鱷魚吃了勃列日涅夫會有什麼結果？答案是：鱷魚會連著屙一個星期的勳章。

　　——塔斯社通訊：「……昨天在莫斯科發生了一起針對勃列日涅夫同志的失敗暗殺事件。子彈穿透汽車的防彈玻璃，擊中勃列日涅夫同志胸前的勳章，隨後反彈並打死了司機。」

　　——甲：「勃列日涅夫又住院了。」

　　乙：「做什麼手術？」

　　甲：「擴胸手術。」

　　乙：「為什麼？」

　　甲：「勳章沒地方掛了。」

　　事實上，迄今為止沒有其他任何一位國家領導人所獲勳章數量能與勃列日涅夫比肩。據統計，勃列日涅夫在世時共獲得了114 枚勳章。這個不光彩的「世界紀錄」不但暴露出他對蘇聯國家榮譽制度的極大破壞，也是特權裹挾下「蘇式腐敗」的一個歷史存照。

　　拿破崙曾經豪言：「給我足夠的勳章，我可以征服世界。」 一枚小小的勳章，背後是大大的國家榮譽制度和社會評價機制。然而，勃列日涅夫的「濫權授勛」給蘇聯人民帶來的只有憤懣和無奈。如烏茲別克第一書記拉希多夫長期貪污，蘇共中央收到的舉報信數以萬計。勃列日涅夫不但把這些信件交給拉希多夫，並先後授予拉希多夫12 枚勳章以表彰其工作。另據勃列日涅夫的警衛回憶，由於喜歡看某一電視連續劇，他就給主演吉洪諾夫頒發了勳章。勃列日涅夫執政後期，主要的生活內容就是在家裡看電視和電影，然後把自己青睞的演員招來，頒發各式各樣的獎章和勳章。

　　儘管有的笑話是群眾訴求的隱晦表達，有的笑料是西方國家「意識形態戰」的工具，不可肆意曲解和放大，但正如康德所說：「在所有引人發笑的事情里，一定有荒誕的東西。」勃列日涅夫執掌蘇聯長達18 年，但蘇聯及俄羅斯政界和學術界對這一時期較為一致的評價是「停滯」。正如政論家阿爾巴托夫所指出的：「如果用很高的政治和經濟標準來評價，那麼我們可以認為從赫魯曉夫下台到勃列日涅夫逝世的整個年代是停滯時期。在這些年內，我國沒有出現過沿著使我們的社會得到總的改善的道路前進的任何不可忘卻的歷史性里程碑。」

　　到了1985 年，在戈爾巴喬夫時期任總理的尼古拉·雷日科夫說：

　　語錄

　　「我們監守自盜，行賄受賄，無論是在報告中、報紙上還是在高高的講台上都謊話連篇，我們沉溺在自己的謊言之中，為彼此頒發獎章。所有人都這麼做，從上到下，從下到上。」

　　回顧蘇共執政74 年、蘇聯立國69 年的歷史，從蘇共轟轟烈烈登上歷史舞台，到帶領蘇聯建成全球第二、歐洲第一的經濟強國，再到一朝傾覆，黯然出局。正是由於停滯、僵化的「蘇聯病」弊端，不但導致蘇聯政治笑話的蔓延，更導致蘇聯崩潰情緒的傳染，人們對官方和社會主義的信任下降，崇拜西方的意識在「夜間人」（指白天處處注意與官方一致，到了晚上則露出真實的一面，閱讀地下出版物、交流政治笑話或批評時政）和「廚房辯論」（指關起廚房門與家人或朋友悄聲議論或批評政府，以避免政治麻煩）中滋生蔓延。

　　還有這樣一則笑話：

　　問：什麼單詞以r 開頭且沒有結尾？

　　答：重組（reorganization）

　　

　　可以想見，當人們看不到任何變化的可能，感受不到任何改革的脈動，不但說明政治輸出端的創新功能被閑置了，也說明社會共同體的創造激情被戲弄了。這對於一個大國來說，無疑是滅頂之災的徵兆。其實，這種政治僵化的後果並不見得比政治腐化的後果輕微。

　　2

　　「美國方案」與「蘇聯方案」都不是標準答案

　　古往今來，腐敗現象和腐敗治理如影隨形。人們在不同的時代和國家，不斷提出並實施各種方案，試圖將腐敗現象背後的公權馴服，將隱藏於腐敗問題深處的私慾改良。然而，就蘇美這樣的大國來說，成效確實不如想象的大。曾有西方專家指出：「蘇聯的錯誤在於將利益這一因素從經濟因素中移除，認為割裂利益同經濟活動的聯繫可以為無產階級專政提供足夠的條件。」但從腐敗和治理腐敗的角度看，蘇聯失敗的根源並不是「去利益化」，而恰恰是「利益集團化」，或者說國家經濟活動和相關利益落入了「少數特權派」的私囊。

　　美國的「體制性腐敗」問題實質上頗為類似，正如「現代營銷學之父」菲利普·科特勒所觀察到的那樣：美國「現在的體制使窮人處於其他人的視野之外」，美國因財富分化等因素導致的貧困水平甚至比俄羅斯、波蘭和韓國都要高。因此，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曾經評論說：「我們和貧困奮力一戰，結果，貧困贏了。」娜奧米·克萊恩在其專著《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中指出，美國的「災難資本主義」體現為，這個國家有著世界上最高的離婚率、很高的孕婦和嬰兒死亡率、極高的兒童貧困率、最高的成人肥胖率、最高的入獄率和第二高的謀殺率。

　　歸根結底，腐敗治理是國家治理體系的特殊視窗，檢驗的是「國家提案能力」和國家治理能力。

　　就「美國方案」來說，主要是以利益衝突防控為核心理念，建立起政商兩界「區隔前台、打通後台、相互站台」的「旋轉門」機制，輔之以競選類政務官（政治家）和考績制事務官（公務員）分途共治的公職譜系，以及市場化的薪酬體系和開放參與機制，從而分散腐敗風險，改善政治「觀感」。

　　相比之下，「蘇聯方案」則主要是以政治治理統攝乃至「覆蓋」國家治理體系為核心特徵，建立起以幹部委任制、終身製為基軸的公職配置機制，以及以供給製為基礎，並由特殊津貼、特供商品、特享別墅等共同構成的幹部福利保障體系，從而在對幹部利益和慾望進行「結構化滿足」的基礎上，弱化執政黨核心成員和團隊成員的貪腐動機。

　　其實，這兩種「大國方案」都不是腐敗治理可以照抄照搬的標準答案。正如事實一再揭示的那樣：「美國方案」究其根本是一條競逐經濟特權之路，而「蘇聯方案」察其始終是一條追慕政治特權之路。衡量社會成員成功與否的最大標誌，是能否成為各自「特權俱樂部」的一員——區別無非是兌現或變現特權的地方，究竟是在華爾街還是在克里姆林宮。

　　坦白說，這兩條路都不怎麼樣，別的國家也走不通。它們不能提供簡單克隆的「大國基因」，也難以帶來可供通篇抄襲的「強國秘籍」。

　　就「美國方案」來說，其與之俱來的結構性問題早就被托克維爾點透：「如果我們追問美國人的民族性，我們會發現，美國人探尋這個世界上每個事物的價值，只為回答一個簡單的問題：能掙多少錢？」

　　鍍金時代的哲學家威廉·詹姆斯則悲嘆人們對成功的絕對崇拜導致了道德的淪喪：

　　「整個國家，

　　把成功理解為金錢，這是一種民族病。」

　　

　　「扒糞運動大師」林肯·斯蒂芬斯亦指出：

　　「特權才是邪惡的根源，

　　而特權商業是惡魔。」

　　

　　今天，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在《21 世紀資本論》中對金錢至上的「美國病」做了翔實客觀的分析。比如，20 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最富有的1%的人，收入份額占所有美國人收入的10%左右。在20 世紀80 年代之後，1%的富人收入所佔比例出現了顯著增長，甚至一度達到了最高點23.5%。而且，美國頂層CEO（首席執行官）收入與普通男性工人收入的差距，從20 世紀70 年代的40:1上升到21 世紀初的超過350∶1，「美國財富不平等的加劇幾乎是空前的」。2011 年9 月，美國統計局發布的一份調查顯示，美國貧困率創下新高——每6 個美國人中就有一個生活在貧困中，5000 萬美國人靠食品券過活，而在2010 年，收入分配頂端20%的人控制了全美80%的財富，400 個最富裕的家庭擁有的財富凈值相當於富裕程度較低的50%的美國人所擁有的全部財富。

　　因此，「在美國1%對99%的階級戰爭中，作為回應，那99%的人掀起了佔領華爾街運動（OWS）」。「富者恆富、富者更富」的美國故事，即便再怎麼包裝，也無法改變其邏輯結構和內容主題，因為「具有健全的貨幣和管制良好的金融機構的經濟體系無疑創造財富，但是也可能創造兩種東西對社會具有毀滅作用，即在經濟周期低谷期的蕭條，以及在分配由一種更有效的經濟交換體系創造的新財富時顯示出前所未有的差異」。

　　更何況，那些管制措施和監管體系還可能被遊說者「競買」，從而將爭取國家補貼和特權合法化。在美國，「說客的主要客戶，集中於一些『臭名昭著』的行業，尤其是石油、農業、製藥與國防等行業」，「每一級政府中都有說客的身影，包括聯邦、州、縣、市鎮和當地政府。1971 年，僅有175 家登記註冊的遊說公司； 2009 年，已有超過13700 名說客，每年花費高達35 億美元去影響各級議員。」在華盛頓設有辦事處或雇傭代理人的組織中，大約70%屬於公司或者商業行業集團，即便是微軟這樣的超級公司也有16 個全職說客，而且僱用了20 多個遊說事務所作為自己的代表，「無論如何，在華盛頓養一個說客就能使一個公司進入政策制定過程的信息圈子。」無怪乎政治記者威廉·格雷德將這種商業政治活動日益增加視為「當代民主垮掉的主要因素」。因此在金融和資本市場等領域一直是在進行「慢撒氣」式的放鬆管制，這使得美國次貸危機幾乎無法避免。為此，美國著名學者加爾布雷斯將這種體系命名為「掠奪型政府」，

　　並認為

　　「這是一個同盟，組成者是那些無情反對公共目標所倚靠的監管架構的人」，「這個同盟意圖控制美國，部分是為了組織對公共目標的堅持，部分是為了在由過去的公共目標所確立的活動範圍內偷獵」；

　　「作為一個經濟體系，掠奪型政府所有部門的建立都是為了吞噬本著公共目的建立的、大體上服務於中產階級的公共體系。公司共和國只是對分贓體系進行管理」。

　　「現代營銷學之父」科特勒理性而無奈地指出：「在許多『民主國家』，腐敗猖獗。如果我們將政治加入這幅圖景中，人們對於資本主義的良好期盼會進一步減少。」在他看來，美國「政治扭曲資本主義」的主要方式包括：遊說活動的影響；賄賂和腐敗的程度及其高昂成本；超級富豪擁有過多的權力等。

　　就「蘇聯方案」而言，最大的問題在於豢養了黨內的特權階層。斯大林時期實行的個人集權制、職務終身制、指定接班制、等級授職制、官員特權制等，使得蘇聯社會缺乏社會主義民主、自由和法治，國家治理體系的結構性弊病越來越嚴重。20 世紀30 年代，蘇聯的「職務名冊」制度定型，並形成了與之配套的幹部任命、物質利益和合法特權等。根據職務名冊任命的幹部享有的各種特權包括：高級住宅、別墅、汽車、休假券和休假旅費、「醫療費」補助，在特供商店購買緊缺品等。此外，20 世紀30 年代蘇聯最高工資和最低工資相差30 多倍，到50 年代則達到50 多倍，蘇共黨內還實行領導幹部高薪制和工資外「錢袋」制度。

　　1935 年，法國作家羅曼·羅蘭訪蘇時寫了一本《莫斯科日記》，其中說到當時蘇聯的高幹和特權非常普遍，他認為當時蘇聯已經形成了一個特權階層或者說共產黨貴族階層。此後的蘇聯實際上從未擺脫過「特權陰霾」的籠罩，正如曾任民主德國總理的漢斯·莫德羅所指出的：

　　語錄

　　「灰色經濟到處泛濫，其後果是貪污腐敗和任人唯親。黨政領導中的特權階層毫無顧忌地利用這種權勢，侵吞人民的勞動成果，司法部門對此熟視無睹，或者參與掠奪國家的財富。軍隊及其將領神聖不可侵犯，完全變成獨立王國，兵營里發生什麼事與外人無關。」

　　到了勃列日涅夫時期，廢除了蘇共中央委員會和黨委會每次改選必須更換1/4 成員的做法，逐步形成了事實上的幹部終身制，蘇共二十三大上連選連任的中央委員達79.4% ；蘇共二十五大時，除已經過世的中央委員，連任率竟高達90%，有的人任期長達25 年。這種政治生態逐漸形成了一個穩定的特權階層。據有關資料，特權階層有50 萬~70 萬人，連同家屬約為300 萬人。這個特權階層為維護其既得利益，竭力抵制各種實質性的改革，導致蘇聯深陷機構臃腫和官僚主義的泥沼。如20 世紀80 年代初，蘇聯部長會議下屬64 個部、20 多個國家委員會和一些直屬機關，這些部委的正副部長級幹部就有800多人， 其中黑色冶金工業部有部長一人，第一副部長三人，副部長15 人。

　　曾擔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的雷日科夫在蘇共中央六月全會（1987 年）的報告中說：勃列日涅夫時期的改革，實際上「當時惰性和停滯不前的力量佔了上風，一切都回到了舊的軌道」。1990 年，《西伯利亞報》做了一次「蘇共究竟代表誰的利益」的民意調查，結果是：認為蘇共代表工人的僅佔4%，代表全體人民的佔7%，代表全體黨員的佔11%，而認為代表官僚、幹部等人員的高達85%。蘇共中央委員和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學者和政治活動家格·阿·阿爾巴托夫也指出：特權腐敗在蘇聯不僅造成了國家物質上的損失，

　　而且

　　「道德上的損失就更為慘重：社會分化加劇；經常遇到磨難的大多數人對那些不僅享受福利照顧而且享有種種特權、任意攫取不義之財而又逍遙法外的『上流人物』的憎恨之情與日俱增，埋下了社會衝突的地雷，黨、政府、整個領導層的威信下降，同時作為一種自然反應，右的和左的平民主義都冒出來了。」

　　故此，他們的腐敗行為對當時以及後來的蘇聯社會發展產生了很大影響。其悲劇性解體已經說明了一切。

　　3

　　「美版腐敗」和「蘇式腐敗」結局迥異之謎

　　值得今天的人們思索的是，幾乎同樣處於動蕩政局的「風暴眼」時，為什麼「美版腐敗」沒有導致國家分裂，而「蘇式腐敗」卻造成了普京所說的「20 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 當美國在「鍍金時代」遭遇誠信缺失、貪腐橫行等重大考驗，面臨「國家重組」的重大挑戰時，人們為什麼沒有選擇「跳船」，也沒有選擇「棄船」？而當蘇聯出了問題的時候，人們棄之唯恐不及。特別是擁有1 900 萬黨員、執政74 年之久的蘇聯共產黨甚至無力做出「應激反應」，在沒有任何痛苦和抗爭的情況下自行消亡和解散。

　　

　　應當說，腐敗問題並不是「蘇亡美興」的唯一原因，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區別在於

　　當整個國家直面「腐敗之痛、貪瀆之恥」時

　　人民做出了怎樣的選擇？

　　美國人民在抱怨中，選擇了和這個腐敗的國家一同改進。正如美國史學家弗雷德里克·L. 艾倫所總結的那樣：「當國家這艘大船偏離航線的時候，也就是說它沒有按照應有的方式運轉的時候，你完全沒有必要毀掉它，然後另造一艘大船，相反，加入這艘大船上的全體船員始終都保持著警惕、時刻都仔細地檢查，並且及時修補的話，你完全可以通過一系列的調整和改進，一邊保證它繼續行駛，一邊進行維修。」

　　蘇聯人民則喪失了希望。

　　1990 年10 月24 日~11 月5 日，蘇共中央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中心的一項問卷調查已現端倪：關於對社會主義的信仰，有30%的被調查者直接宣布對共產主義思想失望，每5人中就有一名黨員對黨的綱領目標持否定態度；關於黨的威信和作用，有21%的被調查者認為黨組織已不具任何政治威信，67%的人認為其殘存的威信也在喪失，且每5 人中就有一人指出自己已經脫離了政治生活……

　　當然，有選擇是幸運的，做選擇是痛苦的。但正如蘇聯作家尤里·邦達列夫所寫的：「人們可以拿我們的改革和一架飛機相比，起飛了，卻不知道飛行的目的地是否也有著陸的地方。」看似漫不經心的改革，抑或別有用心的改革，所帶來的「硬著陸」後果是難以預料的。根據大衛·科茨的觀察，1992~1998 年，俄羅斯經濟在大爆炸式的快速轉型下，經歷了長達8 年的蕭條，這在人類歷史上和平時期的大國中，還是第一次。相比於1990 年的水平，1998 年俄羅斯的GDP下降了42.5%。1998 年以來，俄羅斯經濟開始了非常緩慢的增長，直到2007 年GDP才達到1990 年的水平。也就是說， 1990~2007 年這17 年來俄羅斯經濟的增長率是0。在俄羅斯之前的蘇聯時期，這個國家擁有一種多樣化、工業化的經濟結構，而在轉型之後，俄羅斯的經濟則主要依賴自然資源的出口，特別是石油的出口。1995—2011 年，俄羅斯自然資源的出口已經佔總出口的近70%。

　　2011 年，原來可以生產很多高質量工業品的俄羅斯（蘇聯），發現它的工業品出口只佔總出口的4.5%。舉例來說，華盛頓的地鐵系統是在20 世紀70 年代建成的，用來生產鐵軌的機器設備都是在當時的蘇聯製造的。華盛頓政府之所以購買俄羅斯的鐵軌，並不是為了讓蘇聯發展經濟，而是因為從蘇聯買到的鐵軌的確是當時世界上最好的鐵軌。而在1991 年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發達的工業體系已無法再生產出高質量的耐用工業品了。俄羅斯的自然市場戰略使其在基礎建設領域的投資逐漸下降，如鐵路、電力供應等，教育、公共醫療方面的投資也出現下降。俄羅斯的人均病床數從1992 年到2010 年下降了1/4 以上，雖然俄羅斯獲得了巨額的石油出口收入，但俄羅斯高等院校錄取的學生人數卻在過去的4 年中下降了28%。

　　2005 年的一項研究表明，學生為進名牌大學需付出3 萬~4 萬美元，每年花在招生行賄上的錢總計達5.83 億美元，由商人支付的賄賂總價值從2001 年的340 億美元上升到了2005 年的3 160 億美元，增長了近10 倍。

　　腐敗就是腐敗，既不應當在國家崩潰的歷史審判席上缺席，也不應該大包大攬為那些國家治理體系的結構性「硬傷」頂罪。當蘇共自我凈化、自我糾錯的功能被「閹割」之後，這個曾經的社會主義國家領頭羊的生機活力與日俱減。蘇聯解體的親歷者麥德維傑夫深刻反省說：

　　深刻反省

　　「截至1990 年，蘇共差不多有近2000 萬名黨員，蘇共壟斷了新聞併發行上千份報紙和雜誌，它還擁有幾十萬名宣傳工作者，蘇共還控制著國家所有的電台和電視台。此外，蘇共手中擁有巨大的財政和經濟資源，並統治著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安全機構和軍隊。這樣一個強大的國家突然間由於並不猛烈的衝擊而開始削弱和瓦解，這個強大國家的命運只能說明一個問題，即蘇聯這座大廈是建立在不堅固和不穩定的基礎之上的，其內部結構也有許多缺陷。如果基礎被沖毀和削弱，如果承重結構被侵蝕和破壞，那麼無論看起來多麼堅實和宏偉的建築都會倒塌。1991 年正是發生了這樣的劇變。」

　　而民心盡失，民意所向，或者說人民對這一切的集體漠視和袖手旁觀，才是劇變背後真正的最大危機。

邪教正在用道德誣衊指責中國，以自己站在道德制高點上來評論中國是如何低落，而完全不認同現實。他把中國完全看成是道德淪落的地方，以為靠自己的弟子就可以顛覆中國，但他的弟子不也一樣是被騙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