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二十年祭】在一個走狗遍地的世界，做一隻特立獨行的豬

　　羽戈 羽戈1982

　　在一個走狗遍地的世界，做一隻特立獨行的豬

　　這十五年來，每年4月11日，王小波的名字都會像幽靈一樣飄蕩於我們春暖花開的視野。對他的紀念，儼然是一種時髦；評估他在文學史與思想史上的水位，儼然是吾國文化界的核心議題。譬如今年，他的遺孀李銀河女士親自出場，談「王小波的意義」。可惜這篇八百來字的文章，怨氣太重，言不及義之處太多，以致「王小波的意義」淪為了一個蒼白的命題，像一彎冷月，高懸於荒寒的蒼穹，距離人間世的讀者越來越遠。這不由令我想起我的大學同學、自詡為「王小波門下走狗」的W兄的一個經典論斷：其實李銀河並不懂王小波，哪怕她曾與王小波朝夕相依數十載，哪怕王小波向她承諾「愛你就像愛生命」。也許李銀河是一位優秀的社會學家和公共知識分子，卻不是一個優秀的王小波作品讀者。

　　我十分欣喜於國人對王小波的愛戴，正如我十分反感於國人對王小波的神化：從「王小波門下走狗」到「把王小波存進銀行，吃他的利息」，依此勢頭，假以時日，這世間也許會生出一門王（小波）學，與魯（迅）學、錢（鍾書）學、張（愛玲）學等顯學一樣，淪為學術界趨名逐利的工具、勾心鬥角的噱頭。這非但不是王小波的成功，反倒是他的悲哀。因為神化王小波，正構成了對他本身以及他所發揚的價值觀的嚴重背叛。

　　相比王小波的小說，我更愛他的隨筆，或曰雜文。其雜文寫作，倘論譜系，可上溯到胡適，而非魯迅（魯迅的雜文，主旨是戰鬥，胡適的雜文，主旨是說理，戰鬥者，往往不講道理）。這一脈寫作的特色，第一是卑之無甚高論，常識而已，這麼說，絕非貶詞，千年中國，最缺常識，如胡、王之文，都有一定年份，今天讀來，猶不過時，這愈發印證了常識言說的可貴；第二是堅持經驗主義的理路；第三是傳承自由主義的香火。當然，王小波的文字感，要優於胡適；說理的趣味，胡適更遠為不及。這裡且多說兩句。胡適的才情，在那個群星璀璨的年代，不逮陳獨秀、周氏兄弟遠矣，他的文字，讀來如飲白開水，然而，因其說理的通達，反而映出文字的通達，如秋月華星，江河浩蕩，周策縱說胡適的行文「平情順理，清淺流麗」，正是不刊之論。這不是第一流的文字，而是第一流的寫作——此言同樣適用於王小波，我以為，以他的才華，其文字表達，完全可以鴻筆麗藻，美輪美奐（觀其小說便知），只是，為了說理的便宜，他棄夏花而取秋葉，摒棄浮華，歸於平實。

　　我讀大學那些年，王小波的雜文集《沉默的大多數》一度是我的枕邊書。它與胡適文集一起，讓我充分領會了文字的自由屬性。文字的自由與思想的自由，相輔而相成。自由的言說，往往都是大白話，讓引車販漿之流，販夫走卒之輩，讀來毫無滯障。相反，宣揚邪說謬論，有時不得不故作高深，故弄玄虛，若非如此，怎能掩飾漏洞，蠱惑公眾呢。自我讀過胡適與王小波之後，便生出一大偏見：假如一本書讀來艱深晦澀，滿紙都是玄關，那只有兩種可能：或者，作者並未將事理完全消化，只能蒸出夾生飯；或者，作者企圖發揚的事理，本身即半生不熟。這兩點，都指向說理的重要性。胡適與王小波的文章，最令人受益的一端，在於教會我怎麼說理。

　　王小波的雜文，雖不同於魯迅，然而魯迅對雜文價值的論斷，卻可施與他：「我以為凡對於時弊的攻擊，文字須與時弊同時滅亡，因為這正如白血輪之釀成瘡癤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則當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證明著病菌尚在。」所以說，當《沉默的大多數》一版再版（我至少見過五個版本），一面是好事，一面卻非好事：這說明王小波所批判的時弊尚未消亡，至今依然在刺痛中國的神經；而且，我們說理的功夫，並不能揮灑自如，否則何必繼續師法王小波這個死鬼呢。

　　單就王小波的雜文與隨筆寫作而論，他的名字，在今天出現的頻率愈高，愈證實了其作品的失敗。唯有將他忘卻，越過他的精神屍骸，才能與其批判的時弊揮手作別，從而走出黑白顛倒、是非不分的愚人國。從這個意義上講，忘卻乃是最好的紀念，當然忘卻的前提是，我們已經學會了像王小波那樣獨立思考，自由說理。將他塑成雕像，推上神壇，不免形成一種苦澀的反諷。因為依王小波的性情與思想，何嘗想過當什麼大師、宗主、聖徒，開創一個王門，讓自己的作品成為所謂「意義」的泉源呢，他避之惟恐不及。因此，紀念王小波，不是要做他門下的走狗——我想王小波必定不喜「走狗」之說，他的雜文寫作目的之一，就是要喚醒走狗身上的人性，啟蒙其直立行走——而是敢於在走狗遍地的世界，做「一隻特立獨行的豬」。

　　2012年4月11日

　　

　　

　　十八歲與十八年：致王小波

　　小波，今天我翻朋友圈，只有一條提到你。李靜說：「第18年了。當這世界愈發昏聵，我便感到愈發需要回望你。」你被遺忘，如此徹底，如此荒涼，也許正是這個世界陷入昏聵的原因和標誌之一。

　　偉大的人物被後世遺忘，有一種令人欣喜。譬如在今日台灣，胡適何其落寞，有人為此抱不平，我卻以為這恰是胡適的幸運，他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台灣民主已經從幼稚園畢業；台灣人已經曉得了自由的要義，以及與容忍的關係；台灣政治已經度過了憲政的初級階段。胡適之靈有知，必能含笑九泉。反之，假如台灣依然需要胡適的啟蒙，他則難以瞑目。

　　台灣之不需要胡適，正如大陸之需要胡適。你的名字，正緊隨胡適。然而，你卻被遺忘了。這樣的遺忘便令人傷悲。因為當年你面臨的問題，而今還是問題，當年你書寫的雜文，而今幾乎都不過時。魯迅說過，凡對於時弊的攻擊，文字須與時弊同時滅亡。雜文最好的歸宿，即與所批判的事物一同速朽。倘若不朽，如你的雜文這般，反而是一種無奈的悲哀。更可悲的是，你所批判的時弊猶在，甚至更甚往昔，你的批判卻乏人問津。這樣的遺忘，是你與時代的雙重悲劇。

　　我記得今天是你的忌日，你的死亡就像春夜的雷霆；我卻不曾意識到，你已經去世了十八年。我還記得，第一次讀你的書，一本盜版書，我十八歲，正讀大一。此後我不止一次陷入悔恨，為什麼不能早些年與你相逢呢。假如我十六歲那年，讀的不是魯迅雜文集，而是你的書，假如我十七歲那年，讀的不是尼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而是你的書，我的未來會不會有所不同？也許，一切如舊，並無不同。以一個十來歲的小城少年的心智，你與王朔並無不同。

　　那時我讀你的書，只覺得有趣，我的同學、我的專業、我的生活、我眼前的世界卻是那麼無趣，你成了我對抗它們的武器。我只是喜歡你，卻並不欽佩你、尊敬你。直至三年前，我才深切意識到你文字背後的悲憫，這是比智慧更偉大，可與自由媲美的事物。以前我無法理解，像你這樣的頭腦，那個年代第一流的頭腦，為什麼要去寫這些普及性的文字，教人如何思想，如何說理；現在我終於明白，正因你是那個年代第一流的頭腦，才會寫這些普及性的文字，教人如何思想，如何說理。

　　向先賢致敬的最佳方式，就是追隨他的腳步，甚至越過他的身軀所化作的路標，奮然前行。這些年來，我一直在重複你的工作，談如何思想，如何說理，談邏輯的重要，辯證法的荼毒……我寫過一篇《胡適如何說理？》，也許可以再寫一篇《王小波如何思想？》。說起來，我談這些，並非自發，而有些被迫的意思。我曾念茲在茲的主題，不幸都墜入了黑暗深淵。我不願沉默，只得轉向，在轉折的途中，與你久別重逢。十八歲那年一別，那本盜版書，不知去向何處，你卻停在原地，等那個思想的遊子歸來。

　　1997年4月11日，你的生命就此靜止，你的文字繼續布施四方，你的靈魂卻不曾遠離這個時代與國度的苦難。有時我想，你的早逝並不完全是壞事。這不僅因為，有些人向死而生，有些人因死而生，更是因為，我無法想象，假如你活下去，活到現在，會是什麼模樣，你眼中的世界，會是什麼模樣，只怕更加不堪，譬如你死後一年，自由主義浮出水面；你死後十八年，自由則沉入水底。你自然還會寫作，卻不會委曲求全；你自然還會思想，思想卻更加寂寞。

　　這個春夜，你的名字不再為大多數人提及。這個春夜，窗外車聲隆隆，遠方燈火通明，也許與十八年前的春夜並無不同。也許，因一個人的死亡，十八年前的今天註定與眾不同，因一個人的誕生，這個昏聵的世界註定與眾不同。

　　願你的雜文速朽，願你的靈魂永恆。

　　2015年4月11日

　　

　　為什麼要讀王小波？

　　我曾列出一份說理者的譜系。百年中國，強梁當道，理性備受冷落，說理無比奢侈，說理者寥若晨星，有如稀世之珍，其代表人物，不過三五人：先賢首推胡適先生，我們的同時代人，包括王小波、刀爾登、徐賁等。有人說，應該加上殷海光，你不是素來向我們推薦他的《邏輯新引・怎樣判別是非》么，然而殷先生雖是邏輯學家，他最具影響力的那些文字，卻不以邏輯，而以激情見長；有人提醒，你怎能漏掉了顧准！我一向欽佩顧先生在那個黑暗時代的堅守和跋涉，卻也不得不指出，其盛名之下，多少有些被神化的成分，這一點與陳寅恪一樣，其次，顧先生慣用的話語，尚且深陷於意識形態的桎梏之中，這是時代局限，不必苛責，不過說理首要講究語言的自由和理性，顧先生的語言並不適合說理，故而只能將他請出說理者譜系。

　　再說譜系之上這四人，有一脈相承之處，同時各擅勝場，各具千秋。相形之下，胡適勝在風度，其說理，平心靜氣，娓娓道來，如春風化雨，潤人心田，此外，胡適所恪守的持平之論與容忍之道，不僅構成了說理的堅固根基，還呈現了說理的正大風範，有時讀者未必認同其觀點，卻服膺其風度；刀爾登勝在視角，若以武功擬說理，胡適出身名門，刀爾登則屬妖刀（徐賁接近胡適，王小波則介於他們之間），無論談歷史還是現實，刀爾登妖刀一閃，寒光過處，常常從出其不意的角度直入問題的本質，令人在驚奇之餘，還有驚艷之感；徐賁則把說理髮展成了一門學問，那本《明亮的對話：公共說理十八講》，本是「為青年讀者學習公共說理而寫的啟蒙讀物」，不過其對象不止青年，而是老少咸宜，雅俗共賞（有人將此書與陳嘉映《說理》並提，如陳嘉映所言：「所謂哲學，大致就是窮理」，他的說理，更多指向哲學，徐賁的說理，則指向公共生活），而且，唯有在徐賁這裡，說理才與公民明確發生了關係，被視為公民的必備素質之一；至於王小波，在這些人中，則是把說理的智性與趣味結合最好的一個。

　　趣味這玩意，見仁見智，同一事物，如王小波的小說，有人會覺得有趣，有人卻以為無趣，斷言其小說成就遠不如雜文。這一節爭議，姑且拋開不論，單說智性。在我看來，王小波的雜文之精義，不僅在於智性的表達，更在於，他力圖詮釋，為什麼要追求智性，為什麼要過一種智性的生活。換言之，他在說理的同時，還告訴讀者，為什麼要說理。

　　在王小波筆下，說理與智性，有一個特定的說法，叫「明辨是非」。按理說，明辨是非該是人類成長的方向，倘不明辨是非，難道要不分是非么？然而中國恰恰有一大傳統：難得糊塗。它可以分解為兩個關鍵詞，一是裝傻，二是比傻。對一些人而言，你的確難以分辨，他們的糊塗，到底出於自願，還是被迫，不過其終點並無差別：「有一些時期，每一天都是愚人節。」那些愚人，不止喪失了明辨是非的能力，甚至喪失了明辨是非的動力，他們構成了「沉默的大多數」，以裝飾那個萬馬齊喑的時代。

　　青年王小波曾受蕭伯納的劇本《芭芭拉少校》誤導，痛下決心，不想做一個明辨是非的人。後來他改悔了，反其道而行之，以至他所寫作的雜文，「篇篇都在明辨是非，而且都在打我自己的嘴」。這背後的轉向，他曾用知識分子意識來解釋，諸如「知識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對於一位知識分子來說，成為思維的精英，比成為道德精英更為重要」「在我身上，追求智慧的衝動比追求快樂的衝動還要強烈」云云。不過我覺得，明辨是非絕非知識分子的專利，任何一個正常人都該如此，王小波不是說過么，倫理問題——「理智是倫理的第一準則」——是大家的事（其實知識分子明辨是非的能力未必一定超過普羅大眾，這一點就當下來看錶現尤為鮮明）。我願以最大的善意揣測：在明辨是非與難得糊塗這兩個選項之間，大多數人都會選擇前者，前提是允許他們自由選擇。

　　真正的問題在於，在「每一天都是愚人節」的殘酷語境之下，愚人都以為自己腦中和手中掌握了「是」，或者有人替他們決定什麼是「是」什麼是「非」，因此再無必要分辨是非。這所導致的最大戕害，還不是是非的混淆與湮滅，而是思想本身的淪喪，我們既不知道怎麼去思考，更無從發掘「思維的樂趣」，捍衛思想的尊嚴。

　　這也正是為什麼我一直強調，關於說理，相比說出什麼道理，怎樣說理毋寧更為重要。現在可以補充一句：為什麼說理毋寧更為重要。王小波喜歡談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的長處只是會以理服人，假如不講理，他就沒有長處，只有短處，活著沒意思，不如死掉。」我還得重申，不獨知識分子，但凡正常人，都要講理，都要以理服人，能否做到這一點，恰是常人區別於愚人的顯著標志。

　　生於1952年的王小波，慣於拿他的青春期生活說事，那個年代強權橫行，暴戾恣睢，是非不分，無理可講。我們生存的年代，貌似有所進步，實際上能好到哪裡去呢：理性與客觀、中立一道，漸漸淪為貶義詞；在專斷與極端的版圖之上，說理毫無立錐之地。現在流行什麼，試看一位名人的教導：

　　「你說話很溫和，你觀點很中立，你性格很寬容。

　　那你不要寫公號文章了。

　　你不適合。

　　你看了《烏合之眾》就會知道，任何時代的領袖，包括意見領袖，都是特別偏激的。

　　偏激的觀點才具有煽動性。

　　你的標題必須簡單粗暴，情緒明確。

　　愛憎特別分明的人更適合寫新媒體文章。」

　　假如王小波在世，撞見這一幕，不知作何感想。他畢生都在與愚蠢、偏見搏擊，時至今日，愚蠢和偏見依然大行其道。他曾經被強權發配為「沉默的大多數」，生於今世，恐怕得照舊直面沉默的厄運。

　　反抗沉默，可謂王小波的宿命。「……我認識很多明理的人，但他們都在沉默中，因為他們都珍視自己的清白。但我以為，倫理問題太過重要，已經不容我顧及自身的清白。」寫完這段話的22天後，他因突發心臟病而猝死於中國的午夜，年僅45歲。他的英年早逝，使這些平實的漢字，竟有了一絲壯烈的味道，尤其是對照每況愈下的現實而言。

　　我願在王小波的英靈之前，冠以「說理者」三字，以示我獨有的感激和紀念。也許，恰恰因為這不是一個適合說理的時代，說理才愈發具有意義；這不是一個適合王小波生存的時代，閱讀王小波才愈發迫切。

　　2016年4月11日

九十年代後有良心的人都不會寫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