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六四艷遇及善舉 畢汝諧（作家 紐約）

我的六四艷遇及善舉              畢汝諧（作家 紐約）

鄙人行年六十六，前半生拈花惹草，艷遇無數；我的青春期遭遇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文革動亂在時間和空間上給我提供了放縱慾望、四處獵艷的良機；我得以認識中國社會各階層的真相，親身體驗現實社會的黑暗、冷酷。不平則鳴，我創作了一部小說《九級浪》，以第一人稱描寫原本純潔的少男少女蹈入罪惡泥淖；我採用熟悉而親切的批判現實主義寫法，棄當局奉為圭皋的革命現實主義、革命浪漫主義以及樣板戲創作原則若敝履；我緊緊握筆，握住這燙手的武器（田漢話劇《關漢卿》里有句著名台詞「筆不就是你的刀嗎」），落筆如行雲流水，一發而不可收！我挺身而出，石破天驚地發出"文化大革命不好"的勇敢呼聲！猶如"皇帝的新衣"里的小孩子，一句大實話戳破一個政治神話！兼且鼓吹性自由，堅決反對披著革命外衣的中世紀禁慾主義！
   
我和「九級浪」都是綻放於文革黑暗深淵的惡之花！





屈指數算，我共有一段婚姻、兩個非婚生兒子（他們各有不同的母親）、四次愛情（一次比一次更瘋狂，一次比一次更具有悲劇性）、三百四十三名情人（其中許多人今天已是中美社會精英）；而有過擁抱接吻等身體接觸者未曾統計，毛估估約一兩千之眾。

情場足跡，水流過境 ——擁有個位數情人、擁有十位數情人、擁有百位數情人，各有其奇幻曼妙的靈肉體驗！

出國之前，我為全體情人印製了統一的告別信，請家人在我登機后付郵；眼前卻閃現一幅奇異的圖景：她們如同梁山泊好漢全伙受招安那樣趕到首都機場為我送行；當載著我的飛機騰空而起的時候，候機大廳內如同1976年9月9日一樣哭聲震天！

難能可貴的是，為迎戰群芳，我獨創無射精做愛方式，面對車輪大戰而無懼色！

我的第二次愛情的女主角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你是穿上了魔鞋，永遠收不住腳！

這是一道二律背反的哲學命題——
擁有如此之多艷遇者，不可能是好男人；
擁有如此之多艷遇者，不可能是壞男人。
結論：鄙人是自外於好男人、壞男人的奇葩男人！


早年，先父母談及我的婚事，相顧嘆息：如果有個好女孩喜歡你、不嫌棄你的過去，還不把你的過去告訴她父母，該多好啊。

   52歲那年，我與一個內有內秀、外有外秀的好女人結為夫婦；她喜歡我、不嫌棄我的過去，還不把我的過去告訴她父母（岳母已逝，我們曾經在其墓前共同跪拜，傾訴衷腸）；不過，她不是女孩子，而是一位47歲的電腦工程師；先父母聞之歡天喜地。我在婚姻存續期間信守誓言，從未出軌。
還有一回，先父母嚴詞批評我的浪漫作風，先母甚至惡狠狠地用指甲掐揪我的手背；我則愉快地插科打諢：你用這種李老太太（我的姥姥）的野蠻手段對付我，沒用！怪只怪你們給我生了一張忒好看的臉，鳳蝶自來；如果你們給我生一張歪瓜裂棗臉，不就沒這些破事啦。
我在幼兒園時，有一天，我們這些娃娃並排列隊，一夥成年人從旁經過，不約而同地伸手指著我們說：他長得好看！我驚喜地發現他們指的不是別人，正是我！這一指就決定了我前半生的命運！
孟超(左聯作家,資格甚老)創作的京劇<<李慧娘>>里有一句著名台詞「美哉少年」,李慧娘因此招致殺身之禍；而「美哉少年」卻是我整個青少年時期的寫照。   
     我年輕時儀錶出眾,丰采奪人,我因而獲得數不勝數的奇遇和常人無法置信的便利(舉一個例:我看到報上影劇客滿,依然毫不猶豫地前往—我堅信只要有一個女性退票者,無論是女童還是老嫗,都會把票子退給我,絕不可能給別人);其時,我具有孔雀開屏般的強烈的自戀傾向:每當面對鏡子、玻璃窗、平靜湖面……情不自禁地讚歎自己是造物主妙手偶得的傑作。     


更不可思議的是，我兩周歲時患腦膜炎，高燒不退，后被醫生抽了脊髓，動了手術，卻未死未殘！
無獨有偶。中國變性舞蹈家金星的命運與我大同小異：兩周歲時患腦膜炎，高燒不退，而其父母放棄治療，把他扔在冷炕上等死，居然不治而愈，未死未殘！金星先當男人後當女人，性活動同樣豐富多彩！
上帝賜給我和金星醫學奇迹，我和金星回報上帝性的奇迹！

凡此種種，使我成為當代華人作家中絕無僅有的孤例。
閑話敘過，言歸正傳。1989年春，我和一位浙江畫家老吳聯手開辦了一家「路路通婚姻介紹所」（路路通是儒勒凡爾納著名小說「八十天環遊地球」里的一個人物）；嘻嘻，兩個老光棍在前台張羅，幕後埋伏著薛蠻子等等一大批真假單身漢，這是幹啥？嗯，你懂的。
六四后的某天，我接到一個陌生女人的電話：我是中國XX代表團的，住在曼哈頓XX酒店；六四那天夜裡，我在西交民巷，我要把我親眼看到的一切告訴全世界！我想脫離代表團，你願意幫助我嗎？
我肅然起敬：當然願意。

紐約生活平淡乏味，過膩了！
她像是吩咐老朋友似的說：明天中午12點，你在酒店門口的水果攤等我吧。
我莊嚴地道：遵命！
當時，海外同仇敵愾，六四一詞似乎是通行世界的萬能護照；無論走至何處，都可以具此覓得知音。
我提前來到水果攤，她按時出現，一個普普通通的姑娘，學生范兒；她彷彿下命令似的說：帶我走吧！
我激動地抓住她的一隻手，匆匆穿過馬路，進入地鐵站，隨便搭上一列火車，坐了幾站，跳下來，搭上相反方向的火車，如此折騰了幾趟，方從時報廣場乘7號地鐵回到法拉盛。
我帶她回到家裡；其時，我已買下第一處房產，但是尚未過戶，仍然與幾個留學生合租一層樓，我只有一間陋室。


她說：我馬上給領導打個電話，告訴她我為抗議六四脫隊了！

我道：傻妮子，不能這麼說，你還有親人在國內呢。我來替你圓場吧。
電話撥通后，我熱情洋溢地道：您好，我是XX的男朋友！我們愛得死去活來，明天就去紐約市政府登記結婚！請貴代表團不要尋找她了！她現在是我的人了！她給你們添麻煩了，對不起！
放下聽筒，我微微冷笑道：碰上我，是你的福氣！假如我是個壞蛋，一拉門，裡面坐著七八條粗野男人，你可怎麼辦？！
她嚇得面如土色：你、你是好人。
我順竿而上，提出要求：我想和你上床。
她斷然拒絕：不行！我還是處女呢，我要把處女膜留給我愛人。
我任性地道：我不是活雷鋒，我是好色之徒，熱愛女性；你必須成為我的女人，沒商量！
她同樣任性地道：Oh,no！我是烈士的女兒，犟得很！為了保住處女膜，我寧死不屈！
談崩了，就此陷入僵局；此後幾天，兩人悶悶不樂。我讓她睡床，自己打地鋪；各就各位，井水不犯河水。
在此賣個關子，按下不表；從容逸開拙筆，插入我的六四善舉：

六四后的某天，我接到一個顯然是從街道電話亭打來的電話：我是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的隨員，為了抗議六四大屠殺，我想離館出走！請給我介紹一個有綠卡的對象，公民更好！

我擔心暴露婚姻介紹所的底牌，圓滑地道：對不起，本所男女會員比例嚴重失調，暫時謝絕男士登記，只接受女會員。

他停了停道：我有要緊事，要當面告訴你。

我勉強地道：那就來辦公室吧。

來人是個看上去精明強幹的青年，不由分說塞給我一個沉甸甸的信封，道：這是XXXX美元；請幫我保存起來；過幾個月，我離開領事館時，再還給我。

我稍稍有些吃驚：你哪兒來這麼多錢？中國外交人員待遇很低，韓敘大使也沒錢呀。

他實實在在地道：在北京時，我有個鐵哥們是外交人員管理局的；我和他一起倒騰冰箱彩電，賺了不少錢。

我暗忖：足下離館出走的動機，怕是政治、經濟兼而有之呢 。

幾個月無話；秋風起兮，我又接到他從街道電話亭打來的電話，吩咐我雇一輛出租汽車，於次日下午5點在領事館外邊等他。

他依時出現，兩手空空；我把那個沉甸甸的信封還給他，微微冷笑道：碰上我，是你的福氣！假如我是個壞蛋，昧了你的錢，然後秘密報告翁福培總領事你想叛逃，你被送回中國大陸勞改，我拿你的錢花天酒地！

他嚇得臉色發白，囁嚅道：你是好人。

我順竿而上，提出要求：我雖然不是壞蛋，卻也不是活雷鋒！我有一張嘴，也要吃飯呀。

他默默無語，抽取1000美元遞給我，了結此事。

我請他為我攝影留念（見附二）。
說回六四艷遇；鄙人畢竟是鄙人，眉頭一皺，計上心來；高興地大叫一聲：有辦法了！
我告訴她：按照刑法，確定性關係之有無，依據是雙方的性器官有無哪怕是最輕微的碰觸，而非一次完整的性交過程！也就是說，蜻蜓點水即可，蜻蜓點水即可！你的處女膜安然無恙！
她想了想，說：這樣還可以。
行房之時，她有點好奇地問：你的這麼大，你是不是有病呀？
我驕傲地道：我的骨架很大，所以這個相應也很大！這是歐美人、黑人的Size!不謙虛地說，我就是中國男籃主力中鋒——穆鐵柱！
是日，我在日記里寫下她的名字，並附註一個阿拉伯數字：293。
當晚，我懷著志滿意得的心情帶她去社區公園散步，情不自禁地發力把她舉抱起來，並且用自拍攝下這一瞬間（見附三）；暗忖：1961年，傅其芳教練手捧男子團體冠軍斯威思林杯的時候，一定像我舉抱大姑娘一樣，驕傲、自豪！
後來，她打工攢了點錢，想去芝加哥與出逃的六四群英接頭；我像一個真正的兄長那樣勸阻道：別去！政治很黑暗、骯髒！你很年輕，前途無量；千萬不要趟政治渾水！好好準備考托福、GRE,拿個美國學位，嫁個好小夥子！六四血案是中國人民只能忍痛吞下的一枚門齒，中共政權依然是堅不可摧的政治實體！   
     數周之後，我將這一觀點引申為一篇文章「大陸情勢不容樂觀」（筆名馬莘），發表於1989年7月30日的"民主中國"試刊號（2） ；我指出：   
         「隨著時間的推移，世人終將被迫接受這樣一個事實：六四血案是中國人民只能忍痛吞下的一枚門齒。
          「中共政權依然是堅不可摧的政治實體。在現今國際社會，中共政權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列強不可能不與之打交道，以維護其各不相同的自身利益。曾在帝制下度過漫長歲月的中華民族，不難適應暖春之後的冰封期。專制制度將把人性中的惡召喚出來，使民主運動的發展更為困難。」
此後中國政局的發展，印證這一預言完全正確！



再後來，她與一位昔日的北大同窗結為情侶；那個小夥子接她去外州，她很自然地把我說成是她的房東（屆時已遷入新居），天衣無縫。





我欣然望著他們離去的背影，暗忖：等你們上了床，293就信服我是中國男籃主力中鋒穆鐵柱了！


光陰荏苒，汝諧老矣；作為一代情聖，我將在辭世之前完成情愛回憶錄，毫無疑問，它具有很高的社會學價值！

舉一個例：1983年，我和某電影明星作愛，她好奇地問：這樣的關係戶，你有很多嗎？
我笑道：我還是第一次聽說這個叫關係戶呢。
如此床第對白，既不可能出現於十年文革的中國，也不可能出現於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只能出現於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與電影明星作愛，一杯咖啡都不用請；歡好之後，兩人殷勤探討表演藝術; 如此床第行動，思之恍如隔世。

在改革開放初期當風流人物，就像在白色恐怖時期當共產黨員，有殺頭的危險！
1983年嚴打，朱德的孫子、陳再道的長子皆因擁有二三十個情人被槍斃了（康克清向鄧小平求情未果；陳再道夫人是湖北省法院院長，後來哭瞎了雙眼！）！而我擁有二百多個情人卻滑了過去（先父的生命得以延長24年，先母的雙眼得以保全32年！);我的這條命根本就是撿來的！
1997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將原流氓罪取消了；自此，兩廂情願的男女關係不再是刑事犯罪，善莫大焉！

201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鮑勃· 迪倫有句名言：要勇於與眾不同；於我而言，即便努力與眾相同，豈可得乎？

我願意身後將劫後餘生的大腦和經久耐勞的腎臟（疑是用合金鋼製成？）捐獻給醫學院，以破解在下的生命之謎。

附：1985年5月，攝於佛羅里達大學，美國友人婚禮；其時，我最喜歡湊婚禮的熱鬧，以便與新郎一競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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