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德敏：現代民主的馬基雅維利時刻

　　本期作者：段德敏（北京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比利時魯汶大學博士）

　　1馬基雅維利的「教導」

　　馬基雅維利是15-16世紀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著名思想家，他的一大半名聲可能跟所謂「馬基雅維利主義」有關，這個「主義」大概的意思就是「目的證明手段，為達目的可以不擇手段」。雖然很多時候一個人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主義」並不完全一樣，但總歸不會完全沒有聯繫。我們只要稍微從他那本意圖用來指導君主行事的《君主論》一書中摘幾句，就可以看出來：

　　

　　

　　慈悲心是危險的，人類愛足以滅國。

　　一個君主被人懼怕比起被人愛，更為安全些。

　　一個人如果在任何方面都持有善念，那他在眾多不善之人中必會遭到毀滅。所以，君主如果要保住位子，就必須學會不仁之舉，並知道何時當用，何時不當用。

　　君主既然要懂得善用獸性，就應當取法於狐狸和獅子，獅子不知道防備陷阱，而狐狸則不能抵禦豺狼，……因此君主需要成為一隻狐狸以識別陷阱，又需要是一頭獅子以震懾豺狼。

　　

　　《君主論》封面

　　拿馬基雅維利所生活時代的教皇亞歷山大六世為例，他為當上教皇不擇手段，賄賂、恫嚇，無所不用其極，且私生活極為糜爛，當上教皇之後繼續和情婦廝混，為自己的私生子撈取好處。其私生子中的切撒雷•博爾賈(Cesare Borgia)比其父有過之而無不及，後來卻成為馬基雅維利《君主論》中君主可以效仿學習的對象，因為他懂得「在必要的時候做必要的事」，在奪取和鞏固自己的權力、建設一個新君主國時，既不受傳統道德原則的束縛，也不依靠他人的武力和幸運。教皇亞歷山大本人也在《君主論》中時常出現，被當作取得和保有「教會的君主國」的典型。

　　

　　切撒雷•博爾賈，教皇亞歷山大六世與情婦瓦諾莎·卡塔內之子。

　　很多人願意從馬基雅維利的著作中發展出一些具備「正當性」的話題，如共和主義（J. G. A Pocock; Quentin Skinner）、價值多元論（Isaiah Berlin）、政治（thePolitical）的獨立性（Chantal Mouffe）等等，但也有人更直接地宣稱馬基雅維利就是「邪惡的導師」，如列奧•斯特勞斯(Leo Strauss)。客觀地說，前面所引的那些「邪惡的教條」其實並不是馬基雅維利的發現，它們跟人類歷史一樣久遠，但以前的人只做不說，在馬基雅維利之前從來沒有人將它們堂而皇之地放在一部嚴肅的政治學說中去講。馬基雅維利卻用那些教條作為某種「原則」指導君主，並告訴他們，其實，「所有武裝的先知都獲得了勝利，非武裝的先知都失敗了。」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極為離經叛道的思想。

　　但另一方面，從馬基雅維利自己的角度來說，他可能並不認為自己在有意傳播或宣揚惡，他只不過是認為人類社會所有形式的政治權力——只要它還有必要存在——都不可避免地包含著日常道德所不允許的成分，而他自己所做的又只是將這些成分展示出來而已，如果正好能為君主所利用，建立一個強大而持久的國家，未嘗不是一件大好事。且不說宗教及其先知，世俗的權力如羅馬共和國，它的建立也和必要的惡有關，如果羅慕洛斯在建國時沒有殺死其兄弟，很可能就沒有後來的羅馬的輝煌和偉大。因此，馬基雅維利才說：「我覺得最好論述一下事物在實際上的真實情況，而不是論述事物的想象方面。許多人曾經幻想那些從來沒有人見過或者知道在實際上存在過的共和國和君主國，可人們實際上怎樣生活同人們應當怎樣生活，其距離是如此之大，以至一個人要是為了應該怎樣辦而把實際上是怎麼回事置諸腦後，那麼他不但不能保存自己，反而會導致自我毀滅。」（《君主論》潘漢典譯本）

　　

　　羅慕洛斯，是羅馬神話中羅馬市的奠基人。

　　2現代民主的馬基雅維利時刻

　　我們再把目光轉向當代。2016年的美國總統選戰頗為詭異，先是特朗普(Donald Trump)作為黑馬異軍突起，成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和民主黨的老面孔希拉里（Hillary Clinton）抗衡。雖然特朗普在受過良好教育、經濟收入尚可的人群以及有色人種、少數族裔中接受度較低，但他很受中下層白人的歡迎，加上他具有煽動性的民粹主義宣傳口號，入主白宮的可能性不低。但隨後特朗普多年前在某電台吹噓性侵女性的錄音曝光，大批聲稱曾遭他侵犯的女性公開發聲，特朗普選情大跌，希拉里似乎勝券在握。然後劇情又有大轉折，大選前兩周左右，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宣布發現新的關於希拉里私人郵件的材料，有可能重啟對此問題的調查。維基泄密也持續助攻，披露希拉里競選團隊中的一些不那麼見得光的事，如她和銀行業巨頭的來往、對同黨競爭對手桑德斯的攻擊等等。

　　

　　希拉里和特朗普

　　只要看過近年來火熱的美劇《紙牌屋》，都不會對以上這些感到陌生。值得一提的是，我們其實沒有太大必要對泄漏出來的民主黨內部郵件感到驚訝，相信如果把共和黨的郵件展示出來，那畫面肯定也不會太美。奧巴馬目前在美國支持率相當高，但如果將他的私人談話都曝光，人們也一定會對他有新的看法。韓國一位研究馬基雅維利的學者曾經神秘兮兮地對我說，在他們國家，研究馬基雅維利的著名學者會在半夜接到電話。我感到不解：「為什麼？什麼意思？」他解釋道：「政治人物會請你為他們出謀劃策，我自己就被前盧武鉉總統請去兩次。」原來如此！馬基雅維利如果地下有知，想必也會為此感到高興。「只做不說」的恐怕也不限於所謂民主國家，幾乎在所有時期的所有國家都能找到類似情況，這也是從嚴肅文學作品到街頭八卦小報想象的主要來源之一。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沒有多少事情是真正意料之外的。

　　

　　《紙牌屋》海報

　　但有一點需要我們注意，馬基雅維利在《君主論》中的「教導」主要是針對君主，即便他在《論李維》中以類似的手法討論共和國，他所討論的古羅馬共和國在我們今天看來也非常陳舊。從而我們有時候有一種印象，即馬基雅維利似乎和我們中國古代的法家類似，他們都是給大人物出謀劃策的，而且這些謀策都更加適合在半夜說。比如韓非說「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去好去惡，臣乃見素; 去舊去智，臣乃自備」。這些話恐怕就不大適合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聲宣揚。然而，現代民主政治是不是應該和所有這些都有所區別？民主難道不是在君主專制和獨裁倒台後，人民自己統治自己的政治形式？如果是這樣，那麼在邏輯和道德上是不是都應該和上述這些「統治術」有所區別？更進一步地，民主政治中的政治家理應是人民的「代表」，他們應該聽從人民的指揮和命令，而不應該將自己私利凌駕於人民之上。否則，民主制和君主制有什麼區別？

　　對於這些問題，一個可能的解釋是，民主政治中的那些「馬基雅維利時刻」是因為特定時期的特定「民主國家」還不夠「民主」的原因，只要它們足夠民主，這些都應該會消失。從而，在邏輯上，人們應該給「人民」更多在場的機會、更多權力，給那些「政治代表」們更少自由發揮的空間。然而，這個解釋不僅沒有解決問題，反而增加了問題的難度。因為它將答案推向了一個遙遠的、人們需要不斷去接近的未來，但在現實中，我們看到人民最直接在場的時候如法國大革命期間，那些政治人物如羅伯斯庇爾等的重要性不僅沒有減弱，反而比任何時候都舉足輕重、令人生畏。這裡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在於：是否存在一個既在道德上正確的，又能對代表們發出明確指令的「人民」？如果有的話，哪怕只是在理論上可能，也會一舉解決我們提出的問題。

　　

　　羅伯斯庇爾畫像

　　事實上，並不存在這樣的一個「人民」，這也是我們理解現代民主的一大困難和障礙所在。我們在此簡單提出兩點即可大致說明問題：首先，人民的身份(identity)是不確定的，誰是人民、誰不屬於人民，事實上都處於流變的狀態，它們是被「建構」(constructed)的結果，而不是事先不變地存在。現代政治史上最重大的事件都與此有關，如美國歷史上的婦女參政運動和黑人民權運動，都極大地改變了「人民」的身份。其次，人民的福祉或公共利益(common interest)也不可能有確定的內容。即便是對一個小小的家庭來說，在某一時刻去不去旅行，去A地旅行還是去B地旅行，旅行時乘坐什麼交通工具，這些都涉及該家庭的「公共善」，但我們並沒有完全客觀的標準來衡量哪個更好，很多時候它們之間的區別跟人的「偏好」(preference)有關。將此推廣至一個國家，想必更是如此。

　　如果以上成立，那麼現代民主政治實際上並不是身份清晰的「人民」發布命令，交待政治代表如何行事的過程。事實上我們可能需要從相反的方向理解它，即由政治代表來「給定」一個人民的身份，「構想」關於公共利益的具體內容，並盡量爭取得到人們的普遍支持。如果我們觀察美國的總統大選，這一點其實相當明了，尤其是在候選人辯論環節。兩位候選人各自給出了關於這個國家「從哪裡來」「現在怎麼樣」「出現了哪些問題」「將來應該怎麼辦」等等問題的答案，各自看上去又都有一些道理。他們對國家未來的展望之所以很不一樣，正是因為在涉及公共利益的問題上並沒有一個完全正確的答案。當然，並非所有的事都是有爭議餘地的，比如「入侵鄰國墨西哥」這種提議顯然會被幾乎所有美國人認為不符合當前的公共利益。但在最為基礎的層面，政治人物和政黨的對人民身份和公共利益的主動建構是不可否認的，它比我們一般想象或者願意承認的要大得多。

　　

　　馬基雅維利肖像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其實可以在另一層面重新建立起現代民主政治和馬基雅維利之間的聯繫。現代政黨、政治人物和馬基雅維利筆下的君主所做的事其實並沒有本質性的區別，他們都希望根據自己對這個國家和社會的「構想」建立起一個穩固的權力。唯一重要的區別在於，現代政黨最終需要用選票來完成這一任務，而《君主論》中的君主手中可用的手段則要多得多。《君主論》討論的重點是所謂新君主，一個人如果要從無到有建立一個全新的國家，這是最困難的。在以前，人們一般認為只有先知、具備某種神性的人或者神自己才能完成這一任務。但馬基雅維利告訴人們，其實所有人都「有可能」做到這一點，只不過它要求人具備超凡的「能力」，以及敢於面對命運、同命運對抗的勇氣。更有甚者，馬基雅維利說一般城邦都由兩種人組成——貴族和平民，君主要建立起自己的權力，最好更多地爭取平民的支持，因為他們更容易滿足、更少反抗。種種這些都指向一點，即儘管馬基雅維利生活在15-16世紀，他對政治權力的理解其實極為現代，將他對君主的描述用在我們今天的政黨身上並不違和，二者僅僅是形式上的區別而已。

　　3馬基雅維利與「現代君主」

　　馬基雅維利與現代民主的關係其實遠不止如此。八十多年前，義大利早期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著名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安東尼•葛蘭西(Antonio Gramsci)就對馬基雅維利情有獨鍾。在墨索里尼將他關進監獄之後，他花了大量時間閱讀馬基雅維利的著作，其流傳後世的最重要作品《獄中札記》中專門有兩篇是關於馬基雅維利的。更為重要的是，他在書中明確地用「現代君主」一詞來指代「共產黨」，以至於葛蘭西作品的第一本英譯本直接就用《現代君主》(The Modern Prince)作為題目。

　　

　　葛蘭西，義大利共產主義思想家、也是義大利共產黨創始者和領導人之一，他創立的「文化霸權」理論對後世影響深遠。

　　葛蘭西生活在20世紀早期的資本主義社會，對他來說，無產階級及其政黨要取得政權，建立新的社會，他們面臨的處境及要做的事其實和馬基雅維利筆下的新君主是一樣的。換句話來說，葛蘭西認為馬基雅維利實際上已經很好地描述出了共產黨所要完成的事業究竟意味著什麼。馬基雅維利希望當時的義大利能出現一位具備充分能力的新君主，建立起強大的國家，完成統一義大利的偉業。但這個過程實際上意味著從根本上挑戰和摧毀現存的政治秩序：教皇國、大大小小的義大利城邦、法國和西班牙等外國勢力，等等。因此，這個新君主一定會遇到舊秩序中各種權力的最頑強的反抗。馬基雅維利的一些基本的建議包括：要依賴人民，要有自己的軍隊而不依賴雇傭軍，在必要的時候要毫不猶豫地做些基督教道德所不允許的事，等等。就最後一點——基督教道德——而言，馬基雅維利顯然認為它是舊秩序的一部分，從根本上是有利於維護原有的政治秩序的，新君主如果受它的束縛，那便意味著承認和肯定原有的秩序，因此新的建國的事業便無從談起。新君主的事業中既包括建立新的權力，也包括確立新的價值和規範，二者密不可分。

　　因此，儘管馬基雅維利並沒有用過「革命」一詞，其著作當中卻處處透露出革命的精神，這也正是葛蘭西為什麼能從馬基雅維利那裡獲得巨大啟發和精神支持的原因。共產黨在葛蘭西那裡被稱為「現代君主」，是因為在他看來，共產黨需要在歷史中擔當起行動的主體，將自己所認識到新的社會、新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從無到有地建立起來。葛蘭西這種對共產黨歷史行動主體性的強調其實與當時的共產國際的主流認識並不一樣，在後者那裡，社會形態的轉變由一個被稱作「歷史規律」的東西掌握，所有事件都由此展開，具體的人在其中能起到的作用很有限。或許是因為其大部分寫作都在監獄中進行，直到去世前為止，葛蘭西並沒有太受當時這種主流觀點的影響。這也是為什麼後來葛蘭西能對許多帶有「后馬克思主義」色彩的當代民主理論家——如勒弗(Claude Lefort)和墨菲(Chantal Mouffe)等——有很大影響的原因。

　　

　　墨菲，比利時政治哲學家、后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

　　4失敗了的先知

　　「武裝的先知都獲得了勝利，非武裝的先知都失敗了。」在施特勞斯看來，這可能是馬基雅維利所有文字中最邪惡的一句。但如果我們不像他那樣對現代社會走向相對主義、虛無主義的危險那麼激動不安，其實可以發現，這句話給了弱者以相當程度的尊嚴。先知有很多，那些消失了的、被人遺忘了的先知所宣導的東西並不一定就是錯的或更低級的，他們只不過是失敗了。在現代社會，無數政治力量試圖從「先知」的視角告訴人們應該走向何方，有些人失敗了，他們當中有的因此被關在德國納粹的監獄中，有的被關在斯大林主義蘇聯的集中營中，他們的失敗也並不意味著其秉持的價值和理想就是錯的。現代社會的一大挑戰也許就是從這種非此即彼的野蠻衝突中多少超越出來，給不同的價值以相對寬容的空間。（作者：段德敏；編輯：鬍子華；配圖來自網路。）

　　作者簡介

　　

　　

　　段德敏，男，1982年生，江蘇溧陽人，博士畢業於比利時魯汶大學哲學系倫理、社會與政治哲學中心，現為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政治學系副教授、比利時魯汶大學政治哲學研究中心(RIPPLE)研究員、歐洲大學中心(EUC) co-director，研究方向為政治哲學、西方政治思想史、當代民主理論等，已出版英文專著一本，在國外、中國大陸和香港多家知名期發表論文二十餘篇，並曾受邀在國內外多家大學和研究機構講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