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為何說魯迅是中國第一個聖人？

   　1971年11月20日，毛澤東在同參加武漢地區座談會人員談話時說：「我勸同志們看看魯迅的雜文。魯迅是中國的第一個聖人。中國第一個聖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賢人，是聖人的學生。」毛澤東為什麼如此推崇魯迅？如何看待他與魯迅的關係？毛澤東為何要說 魯迅是中國第一個聖人？

　　本來，「聖人」是中國舊時知識分子追求的理想人格，早年毛澤東也是如此，不過他有自己的理解。檢《毛澤東早期文稿》可知，1917年在湖南一師讀書的毛澤東就思考過這個問題。他在《體育之研究》中指出，聖人是最大的思想家，在《致黎錦熙信》中又作了進一步闡述，認為聖人就是得到「大本」的人，而賢人則低一個層次，是「略得大本的人」。所謂「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因為聖人握有真理，所以能「動天下之心」，產生「動天下」的效果。當時毛澤東和一般知識分子一樣認為孔子、孟子就是聖人，在《〈倫理學原理〉批註》中又說：「聖人者，抵抗極大之惡而成者也。」毛澤東的這些認識雖囿於傳統，卻包含著追求真理的精神和救國救民的情懷。

　　人的認識總是隨著客觀環境的變化而變化。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在十月革命感召下，北京爆發了五四運動。運動爆發前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工作，在李大釗等人的影響下他「朝著馬克思主義方向發展」，頭腦中舊有的聖人觀念不能不有所改變。毛澤東從北京回湖南領導學生運動，主編《湘江評論》。他在《健學會之成立及進行》一文中說：「像我們反對孔子，有很多別的理由。單就這獨霸中國，使我們思想界不能自由，鬱郁做了二千年偶像的奴隸，也就不能不反對的。」舊觀念中的聖人孔子隨著新思潮的到來退到了後台，但是作為一種理想的人格追求，不可能完全被毛澤東放棄，只是換了內涵。新的歷史條件下，「大本大源」是馬克思主義，而聖人自然是掌握住它的人。這些對走上革命道路的毛澤東來說應該是順理成章且必能獲得的識見。

　　1937年10月19日是魯迅逝世一周年紀念日。毛澤東在延安陝北公學作題為《論魯迅》的講演。他說：「魯迅在中國的價值，據我看要算是中國的第一等聖人。孔夫子是封建社會的聖人，魯迅則是現代中國的聖人。」尊魯迅為聖人，從所論「魯迅精神」看，由於「他的思想、行動、著作，都是馬克思主義的」，也就是掌握了「大本大源」，其第一個特點即是政治遠見，符合「聖人通達天地，明貫過去現在未來」的標準。至於第二個特點鬥爭精神、第三個特點犧牲精神，也是與聖人「抵抗極大之惡而成」的出現條件一致的。

　　延安時期的毛澤東如此尊崇魯迅，是有多方面因素的。

　　首先，毛澤東率領中央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陝北不久即收到魯迅、茅盾聯名發來的祝賀電報。魯迅在那封《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也三次提到毛澤東，對毛澤東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表示贊同；魯迅還在信中對毛澤東表示「我得引為同志，是自以為光榮的」。這些對尚處於國民黨「圍剿」中的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來說，應該是很大的鼓舞。

　　其次，舉起魯迅這面文化大旗，無疑增強了中國共產黨方面的精神文化力量，也就增強了與國民黨在文化方面抗衡的力量。後來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里談到十年內戰時期有「農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而共產主義者的魯迅，卻正在這一『圍剿』中成了中國文化革命的偉人」。毛澤東也是引魯迅為同志的。理所當然地，毛澤東把魯迅的方向確立為「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如此看魯迅的作用，自然得出「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如此之高然而卻極為公允的評價。

　　再次，也是很重要的一點，魯迅的文章讓毛澤東折服。毛澤東本人就是文章大家，他對魯迅的評價也是別具隻眼。魯迅的小說、散文、舊體詩，一般人都不難認識到其文學價值，但對於其雜文，特別是後期雜文體現出的馬克思主義價值，一般文藝評論家恐怕就很難認識到了。應當承認，毛澤東對魯迅後期雜文的推崇，在魯迅研究上是有開創意義的。也許正因如此，毛澤東對魯迅關於寫作的主張格外重視。1942年延安整風時，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報告中多次提到魯迅，在推薦的4 篇文章中，魯迅的一篇列在列寧、季米特洛夫之後，毛澤東本人有關文章之前，並作了詳細講解。毛澤東是把魯迅當作導師向全黨推薦的。

　　從1956年春到1957年春，圍繞著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毛澤東在與文化界人士談話、黨內講話中多次提到魯迅。1957年3月8日，毛澤東在同文藝界代表談話時曾設想魯迅在世的情況：「我看魯迅在世還會寫雜文，小說恐怕寫不動了，大概是文聯主席，開會的時候講一講，這三十三個題目，他一講或者寫出雜文來，就解決問題。他一定有話講，他一定會講的，而且是很勇敢的。」

　　這一時期毛澤東實際上是把魯迅當作新中國所應當擁有的優秀文學家的榜樣來看待的。在同音樂工作者談藝術民族化時說，「魯迅的小說，既不同於外國的，也不同於中國古代的，它是中國現代的」，是民族化的。毛澤東還指出魯迅在京劇方面看法不大正確。但他談得最多的還是魯迅後期雜文。在同文藝家談話時講到魯迅後期「雜文有力量，就在於有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在同新聞出版界代表談到魯迅敢寫文章，並說「我看把魯迅搬出來，大家向他學習」；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講到如何避免片面性時，說「魯迅後期的雜文最深刻有力，並沒有片面性，就是因為這時候他學會了辯證法」，同時還講到了列寧的一部分文章也可以說是雜文，把魯迅與列寧相提並論。

　　1966年7月8日，毛澤東在韶山滴水洞所寫的一封信中指出：「晉朝人阮籍反對劉邦，他從洛陽走到成皋，嘆道：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魯迅也曾對於他的雜文說過同樣的話。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這是引魯迅為知音了，因此又說：「我喜歡他那樣坦率。他說，解剖自己，往往嚴於解剖別人。在跌了幾跤之後，我亦往往如此。」魯迅在毛澤東心目中地位顯然又提升了。

　　晚年的毛澤東，「讀魯迅」的興緻並沒有因體衰多病有所減少，反而更甚。他在考慮起用一大批老幹部時說，要「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學錯誤思想」，大概也是借用了魯迅在《准風月談·關於翻譯（下）》的說法。他還號召各級領導幹部「讀點魯迅」。

　　毛澤東對魯迅一直是推崇的，儘管不同歷史時期推崇的原因和用意有所不同，但推崇魯迅的思想則一以貫之。陳晉在《文人毛澤東》中談到這個問題時，有一句「心靈的相通而沒有見過面，或許對對方更增加了一番魅力和吸引」。這句話頗耐人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