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勇| 中國想象的宗藩關係

　　中日都是亞洲最重要的國家，是搬不走的鄰居，是一衣帶水的鄰邦。在過往兩千年交往史上，友誼為主流，衝突為支流，兩國人民在相互交往中獲益匪淺。在最近一個半世紀，中日間發生兩次慘烈戰爭，兩國人民都付出了慘痛代價。 痛定思痛，兩國人民沒有不友好的理由。中日友好，東北亞安寧，亞洲和睦，世界和平；中日衝突，兩國人民受傷，世界也不得安寧。回顧歷史，不是記住仇恨，而是記住教訓，讓中日友好世代傳承。

　　從大歷史觀點看，近代以來中日衝突，主要因為西方勢力東來，傳統秩序解體。在西方勢力東來之前，所謂東亞秩序，就是中華帝國主導的「宗藩體制」，或稱「朝貢體制」。中原王朝就是這個地區的「老大」，盡心維護東亞秩序與和平。

　　

　　西方勢力東來后，東亞秩序發生改變，中國自身需要發展，沒有更多精力顧及原先這些「番邦」兄弟，而西方勢力趁虛而入，不斷在中國邊境集結、窺視、示威、蠶食，並導致中國邊疆危機。 中國邊疆危機因越南問題而起。越南很長時間為中國附屬，后因法國勢力東顧，遂使越南有意脫離中國控制。在1883年開始的中法戰爭中，雙方都無法取得全局性的勝利。1885年，李鴻章與法國公使在天津簽約，中國對越南的宗主權至此徹底喪失。

　　

　　中國「不敗而敗」表明二十餘年洋務新政經不起考驗，「有限現代化」不足以支持中國抗擊列強，南部邊陲朝貢國也因此一個接著一個喪失。 被迫放棄南部附屬國宗主權，是清政府不得不選擇的戰略。而早在中法戰爭爆發前，已有人意識到，中國真正的危險，除國內騷亂，主要來自毗鄰京畿的北方，中國如喪失朝鮮宗主權，那將失去京畿重要屏障。因此，奕訢、李鴻章等不願在越南這塊「無用之地」與法國人決戰，以免列強乘虛從朝鮮進入中國。在這一點上，清政府有深刻教訓，那就是琉球的喪失。 明清兩代，琉球王國依朝貢體制按時進貢，一直使用中原王朝年號，奉中原正朔。但1609年後，琉球繼位國王也接受日本封號，自願臣服。換言之，琉球成了中日兩國藩屬。由於琉球很長時間自認是中日兩國保護對象，而中國進入近代學習西方以後，對於藩國事務有心無力，再加上中國作為宗主國素來不願干涉屬國事務——「番邦自主」，各種因素疊加，琉球與日本的關係應該說更近一些。 1872年，明治天皇宣布設立琉球藩，以琉球國王為藩王，列入「華族」。日本的做法激起琉球的反抗，琉球派員前往天津謁見李鴻章，請求清政府「盡逐日兵出境」。但清政府終究沒有履行宗主國責任「奉有道而伐無道」，維護琉球正當利益。「自為一國」的琉球生生被日本滅絕了社稷。 日本的戰略目標當然不是一個琉球，它要擴大生存空間，踏上大陸，就必須佔領具有戰略意義的朝鮮和台灣。到了近代，朝鮮在很長時間依舊我行我素，閉關鎖國。但正像馬克思分析的那樣，資本的世界化，不會容忍地球任何一個角落成為世界資本主義的例外。在資本全球化大潮衝擊下，朝鮮傲然獨立肯定不會持久，隨著中國「有限制地」對西方開放，西方的資本、商品、艦隊、傳教士等絡繹不絕進入內地，也試圖進入中國的番邦。

　　

　　自1867年始，清政府有意勸導朝鮮與西方和解，建立適當的條約關係，以抗衡日益增長的日本影響。對此，朝鮮並沒有給予積極回應，它既不願意向西方開放，更對日本的變革不屑一顧，以為日本「脫亞入歐」，不過是化為夷狄，與禽獸無別。朝鮮堅守不與日本交往的原則，宣布「與日本交際者處死刑」。 朝鮮的冷淡使日本甚為不滿，日本決心以武力促使朝鮮開放。1876年，日本與朝鮮簽訂《江華條約》，由於中國沒有履行宗主國責任，中國在朝鮮影響力顯然下降。為了抵消日本的影響，中國決定推動朝鮮對西方開放，試圖借西方抵消日本影響。

　　

　　1876年，日本與朝鮮簽訂《江華條約》

　　1882年，主管朝鮮事務的李鴻章派員促成朝鮮與美國談判，美國承認朝鮮的獨立，雙方同意建立外交關係，互派使節。此後不久，中國還促成朝鮮與英、法、德等達成類似協議，促成朝鮮對外開放，中國的影響也因此恢復，朝鮮依然自認是中國藩屬。 日本對中國在朝鮮地位的上升心有不甘，其駐朝公使努力在朝鮮培植親日派。1884年，中日因朝鮮問題發生了正面衝突。次年，為協調中日在朝鮮的矛盾，日本專使伊藤博文前往中國在天津與李鴻章達成條約。中日天津談判互有讓步，但在對朝鮮出兵問題上，李鴻章顯然沒有考慮充分。在此問題上，雙方最後議定：將來朝鮮國若有變亂重大事件，中日兩國或一國要派兵，應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 這一條，理論上並沒有感到哪兒不合適。但是第一，這個條款再次確認了日本不承認中國宗主權。從日本觀點看，中日兩國在朝鮮的許可權、利益是相等的，因而要出兵，必須互相知照。第二，日本徹底束縛了中國的手腳。中國此時如果明白這些，此後十年就應致力於重建與朝鮮「正常的國家關係」。

　　

　　李鴻章

　　事後看，李鴻章讓日本分享對朝鮮的出兵權，無疑是甲午戰爭一個無法迴避的導火線，是李鴻章的重大疏忽。但從當時情形看，李鴻章讓日本分享出兵權主要目的在於力保中國對朝鮮一種「想象的宗藩關係」。李鴻章以「大國均勢」原則處理朝鮮事務，不僅思考防備日本，還要防範俄國。李鴻章認為，假如俄國侵奪朝鮮時，日本是可以憑藉的力量。李鴻章此時的目標，是想讓朝鮮保留在所剩無幾的中華帝國宗藩體系架構中。 如果一定要說李鴻章在談判及此後十年有什麼疏忽，主要是李鴻章還不具備「近代國家」知識，不知道適時將「宗藩關係」轉化成正常的「近代國家關係」。假如李鴻章那時有這樣的認識，憑藉中國在壬午兵變、甲申政變對朝鮮政局穩定的貢獻，憑藉經濟影響力，幫助朝鮮走向現代，構建現代民族國家，那麼，朝鮮一定是中國最堅定的盟友，畢竟地緣因素讓中國得地利之先。 無奈，那時的中國根本沒有近代國家從殖民地撤退的經驗，沒有將藩國變盟國的經驗，因而朝鮮問題即便不在1884年爆發，也依然會在一個不確定時間爆發。這是註定無疑的。轉載僅限全文轉載並完整保留作者署名，不修改該文章標題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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