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璽璋：光緒皇帝要求群臣讀的是部什麼書

　　

　　文 | 解璽璋

　　光緒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1898年7月17日），百日維新進行期間，孫家鼐上《請飭刷印校邠廬抗議頒行疏》，建議將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刷印一二千部，發給群臣討論，徵求他們的意見。疏文如下：

　　

　　竊臣近日恭讀詔書，力求振作，海內臣庶，莫不歡欣鼓舞，相望治安。顧今日時勢，譬如人患痿痹而又虛弱，醫病者必審其周身脈絡，何者宜攻，何者宜補，次第施治，自能日起有功，若急求愈病，藥餌雜投，病未去而元氣傷，非醫之良者也。臣昔侍從書齋，曾以原任詹事府中允馮桂芬《校邠廬抗議》一書進呈，又以安徽青陽縣知縣湯壽潛《危言》進呈，又以候選道鄭觀應《盛世危言》進呈，其書皆主變法，臣亦欲皇上留心閱看，採擇施行。歲月蹉跎，延至今日，事變愈急，補救益難，然即今為之，猶愈於不為也。

　　臣觀馮桂芬、湯壽潛、鄭觀應三人之書，以馮桂芬抗議為精密，然其中有不可行者，其書板在天津廣仁堂，擬請飭下直隸總督刷印一二千部，交軍機處，再請皇上發交部院卿寺堂司各官，發到后，限十日，令堂司各官，將其書中某條可行，某條不可行，一一簽出，或各注簡明論說，由各堂官送還軍機處，擇其簽出可行之多者，由軍機大臣進呈御覽，請旨施行。如此，則變法宜民，出於公論，庶幾人情大順，下令如流水之源也。且堂司各官簽出論說，皇上亦可藉以考其人之識見，尤為觀人之一法，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這個孫家鼐（1827－1909）固非等閑之輩，此人為咸豐九年狀元，與翁同龢（1830－1904）同為光緒帝師，后累遷內閣學士，歷任工部侍郎，禮部、吏部、刑部、戶部尚書。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十五日（1898年7月3日），他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受命執掌京師大學堂（今北京大學前生），為首任管理學務大臣，即北京大學第一任校長。他是帝黨的核心人物，光緒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戰爭一觸即發，朝議主戰，他力諫「釁不可啟」，主張忍讓屈和，尤不希望為朝鮮的宗主權與日本開戰。

　　甲午失敗，朝野震動，他的思想隨之一變，對朝廷的腐敗有了進一步的認識，認為非變法不足以自強。光緒二十一年（1895），康有為在京創立強學會，他「嘗為代備館舍，以供棲止，且列名北京強學會」。不久，御使楊崇伊秉承李鴻章的意旨，彈劾強學會，「私立會黨，將開處士橫議之風」，強學會遂遭清廷封禁。而孫家鼐「力言其誣，且謂事實有益」；將強學會改名官書局並主其事。他屢向光緒帝推薦的鄭觀應的《盛事危言》、湯壽潛的《危言》、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都是主張變法圖強的書，他不僅希望皇上能「留心閱看，採擇施行」，進而建議皇上將《校邠廬抗議》發給群臣討論。

　　光緒皇帝很重視他的意見，當天就發出上諭：

　　諭內閣：孫家鼐奏，敬陳管見一摺，據稱原任詹事府中允馮桂芬《校邠廬抗議》一書，最為精密，其書板在天津廣仁堂，請飭刷印頒行等語。著榮祿迅即飭令刷印一千部，剋日送交軍機處，毋稍遲延。

　　六月初六（7月24日），光緒皇帝再次就此事發出上諭：

　　諭內閣：前據孫家鼐奏，請將馮桂芬所著《校邠廬抗議》一書，刷印發交部院等衙門簽議，嘗經諭令榮祿迅速刷印，茲據軍機大臣將應行頒發各衙門及擬定數目，開單呈覽，即著按照單開，俟書到后，頒發各衙門，悉心覈看，逐條簽出，各注簡明論說，分別可行不可行，限十日內咨送軍機處，匯覈進呈，以備採擇。

　　六月十四日（8月1日），《校邠廬抗議》發至各衙門加簽。

　　光緒皇帝何以如此重視《校邠廬抗議》這部書和孫家鼐的建議呢？有清二百餘年，皇上連下御旨要求臣子讀一本書，除了雍正的《大義覺迷錄》，怕是只有馮桂芬的這部《校邠廬抗議》得到了這份殊榮。更何況，《大義覺迷錄》是皇帝自己編著的，而《校邠廬抗議》卻是前朝臣子所著呢。可以想到的理由，除了孫家鼐在奏摺中提到的三條，即推動變法，廣開言路，考察官員之外，很重要的一點是，它的名氣太大了。其實，在孫家鼐之前，光緒皇帝的另一位老師翁同龢已經向他推薦過這部書。他在光緒十五年（1889）十二月初四的日記中曾記此事：

　　初四日早陰午晴，……看抗議，昨言此書最切時宜，可擇數篇，另為一帙。今日上挑六篇，裝訂一冊，題籤交看，足徵留意講求，可喜！

　　可見，在孫家鼐奏請刷印此書，交群臣討論之前，光緒皇帝對馮桂芬的這部書已不陌生，甚至頗有好感，所以才選出六篇，單獨成冊，請翁先生過目。雖然我們不知道他究竟選了哪六篇，但由此可以體會他對此書的重視程度。其實，早在皇帝看中此書之前，也即它的傳抄階段，一些方面大員和知識精英就對此書多有讚許，評價極高。此書雖說完成於咸豐十一年（1861），卻不妨看作是他多半生的積累。

　　馮桂芬是蘇州府吳縣人，生於嘉慶十四年（1809），字景亭（一作景庭），號林一，晚號懁叟。年輕時，他也曾奔走於科舉之途，以博取功名仕進，但又不甘於此，總想著能在經世致用上有所作為。他既以「景亭」為字，「林一」為號，其中便寓意著他對顧炎武道德學問的景仰。他十八歲院試中秀才，二十三歲鄉試中舉，三十一歲會試高中「榜眼」，賜進士及第，用十三年的時間實現了人生的三級跳，實現了人生的重大轉折。

　　

　　▲ 馮桂芬故居

　　然而，進士及第的馮桂芬似乎並沒有看到實現其遠大抱負的前景。儘管得到了令人羨慕的翰林院編修的職位，但這畢竟是個閑職，禮遇雖優卻並無事權。在京十年，除了到廣西做過半年主考官，他並未得到更多有所作為的機會。這對於想做事的他來說，不能不是一種折磨。他又不善交際，疏於走動，也就更少了為國事貢獻其才華的可能。

　　道光三十年（1850），道光皇帝去世，其子奕詝繼承皇位，改明年為咸豐元年。新皇帝總要有點新氣象，何況鴉片戰爭后內外危機四伏，於是詔告內外大臣各舉賢才。當朝大學士潘世恩舉薦了林則徐、姚瑩、邵懿辰與馮桂芬。潘是咸豐皇帝的師傅，地位顯赫，有其力薦，馮桂芬正可在仕途上一展抱負。不幸的是，這一年的七月二十四日，其父馮智懋去世，按規制，他必須回籍守制，眼看著失去了一個難得的機遇。

　　但是，塞翁失馬，安知非福。他離開京城，回到故鄉蘇州，反而使他找到了更加廣闊的實現自我價值的舞台。在他守制期間，兩江總督陸建瀛在朝廷支持下大力整頓兩淮鹽務，邀他一同纂修《兩淮鹽法志》。這段經歷讓他比較深入地了解了中國鹽政的歷史和現狀，對淮鹽弊端的感受尤為深刻。日後他作《校邠廬抗議》，其中有一篇《利淮鹽議》，就從這裡得到的啟發。

　　就在他守制期限將滿的時候，一件震驚朝野的大事發生了。洪秀全率眾在廣西桂平縣金田村起義，建號太平天國，並以不可阻擋之勢，屢挫清軍，迅速佔領金陵，長江下游一帶，尤其是作為江蘇省城的蘇州，遂成為抵抗太平軍的前線。咸豐三年（1853）春，他正準備赴京供職，江蘇巡撫許乃釗代傳聖旨，要他在籍參與勸捐、團練，不必到京城來了。

　　這道聖旨不僅改變了馮桂芬的行程，也改變了他的政治命運。由於他恪盡職守，特別是在剿滅上海小刀會的過程中，募捐、籌餉、募勇、籌辦軍火有功，被賞五品頂戴，以中允即補，江蘇巡撫吉爾杭阿並上奏朝廷，為他請求獎敘。但他致信吉爾杭阿，申訴其有「不可敘者五，不願敘者二」，尤其是勸捐、團練，他說：「將敘勸捐邪？凡在鄰里鄉黨，罔非兄弟甥舅，減彼之財，增己之秩，於情安乎？其不可一也。將敘團練邪？敝郡風氣柔弱，習與性成，某等奉詔以來，三年於茲，雖備用其訓練申警之方，汔未改其苶靡隋（惰）窳之習，萬一有警，斷不足恃，不遑引咎，詎敢計功？其不可二也。」

　　此事頗能看出馮桂芬的人情世故。如果因為勸捐有成績而得到獎敘，既陞官又增加俸祿，那麼，讓他如何面對鄰里鄉黨？畢竟，他所勸之捐，都是鄰里鄉黨的血汗，損人而利己，他既不忍為，為之心裡也會感到不安。他對本鄉本土的民風人性，亦有極真切的了解，這裡既號稱「花柳繁華之地，溫柔富貴之鄉」，過慣了這種生活的人，如何能到戰場上拼殺？現在雖然設立了團防，也曾有過一些訓練，但「萬一有警，斷不足恃」，與其到那時「引咎」，不如現在就不要朝廷的獎敘。

　　這是他的聰明之處。他既謝絕了本應得到的獎敘，又不肯晉京供職，是給自己留了退身之步的。但他並非那種趨時媚俗，隨波逐流，四方討好，八面玲瓏的鄉願，他的性格中固有一種敢於任事，矢志不渝，清介自守，不尚圓滑的品質。因而，鄉居數年，他沒有像文人墨客那樣寄情于山水之間，倒是一腳踏進了是非之地。

　　馮桂芬所居之蘇州府，以及周邊的松江、太倉地區，自南宋以來，賦稅之重一直為全國之最，明清兩代尤甚。他既來自民間，對於漕賦過重給蘇松太百姓帶來的苦難，深有感觸。他母親娘家在太倉，即因催科而破產。母親曾對他說：「汝他日有言責，此第一事也。」因此，他平時就很留意此事，凡涉及漕賦者，未有不求其詳而手錄成帙的，故對民間苦累，纖悉周知，條議說帖，歲有所作，積累至數萬言。

　　他發現，這裡的重賦既不是按人頭平均計算的，也不是按田畝平均計算的。他在《均賦議》中寫道：「今蘇屬完漕之法，以貴賤強弱為多寡，不惟紳民不一律，即紳與紳亦不一律，民與民亦不一律。」在這種情形之下，自然是有錢有勢的富戶和蠻橫無理的強戶佔便宜，吃虧的只能是窮人、弱者。

　　按照官府的規定，繳納賦稅時，米是要摺合成銀子的，「紳戶多折銀，最少者約一石二三斗當一石，多者遞增，最多者培（倍）之。民戶最弱者折銀，約三四石當一石。強者完米二石有餘當一石，尤強者亦完米不足二石當一石。而紳與民又各有全荒之戶（官之所謂欠糧戶之所謂荒，不能坐以欠字），紳以力免，民以賄免，而其為不完則同，於是，同一百畝之家，有不完一文者，有完至百數十千者，不均孰甚焉」。

　　尤其是那些包辦漕糧的糧書丁胥，刁生劣監，就是一群無賴之徒。他在寫給巡撫許乃釗的信中揭露這些人的劣跡，指出：「向來刁生劣監包完倉糧，此古之道也。今則不但包完，而且包欠，不但生監包欠，而且丁胥差役無不包欠。向來州縣辦漕，為一勞心勞力之事，今則大概由丁胥包辦。」於是，這些人則有恃無恐，上下欺瞞，中飽私囊，為非作歹。他們既包完包欠，那麼，誰完多少，誰欠多少，收糧憑據之給與不給，全憑他們一句話，甚至造假虛構，從中漁利。

　　他為許撫算了一筆賬，朝廷每年所收賦稅正供如果是一石的話，而實際徵收「總須二石五六斗」，其中「利歸州縣十二三，利歸丁胥差役十七八」。具體言之，「每辦一漕，以中數言之，門丁、漕書各得萬金。書伙以十數，共二三萬金。糧差正副三五十人，人二三百金，又一二萬金。糧書二三百人，人一二百金，又三四萬金。受規上下諸色人等在外，民膏安得不竭，國課安得不虧」。

　　咸豐三年（1853），他以多年觀察、思考的結果，一再致信江蘇巡撫許乃釗，提出均賦的主張。在此之前，他也曾上書曾國藩，建議減賦，得到曾國藩的首肯。同治元年（1862）春，李鴻章率師來到上海，請他入幕，他再次提到減賦一事，並代曾、李起草了《請減蘇松太浮糧疏》。

　　此時，朝野內外關於減賦的意見越來越多，蘇、松二府漕賦中的各種弊端，已經到了非下大力氣不能改革的地步。因此，曾、李二人的奏摺到京后，朝廷當天就頒布上諭，令他們督飭布政司和糧道設局辦理。幾經周折，最終朝廷批准了曾、李與馮桂芬斟酌商定的蘇松太減賦方案。他為此而感到特別的欣慰，以為可以告慰母親於九泉了。

　　

　　

　　

　　▲ 馮桂芬故居

　　減賦、均賦固然是利國利民的大業，蘇松百姓的確很感念他的功德，歷久而稱道不衰，李鴻章甚至請求朝廷准許蘇州地方為他捐建專祠。不過，均賦、減賦畢竟讓他得罪了地方大戶、胥吏丁曹、長洲縣令、當政方伯，特別是在支持他的江蘇巡撫許乃釗因事去職后，他更加勢單力孤，乃至竟有人告他在辦理勸捐過程中，阿庇親戚，涉嫌貪污。咸豐皇帝諭令何桂清查明此事，據實復奏。后雖經訪查，還他以清白，但皇帝對他已不再信任，聖眷已衰，他亦心灰意冷，自覺時運不濟，命途多舛，不如辭官回鄉，耕漁自適。

　　然而，此時的江南，哪裡尋一片安寧的綠洲呢？咸豐十年（1860），太平軍打破江南大營，揮師東進，常州、無錫和蘇州相繼陷落。於是，無奈中的馮桂芬只好遷往上海避難。恰恰是在客居上海期間，使他有機會完成《校邠廬抗議》的寫作。他在寫給曾國藩的信中就曾談起當時的情形：「長夏養痾，檢校劫餘舊稿，將拙議四十首，繕成兩帙，郵呈是正，籌筆餘閒，撫覽及之，如不以為巨謬，敢乞賜之弁言。託青雲而顯，附驥尾而彰，榮幸多矣。」

　　馮桂芬致信時任兩江總督協辦大學士的曾國藩，目的是將《校邠廬抗議》寄給他，請他批閱，並希望他能賜一篇序言。曾國藩沒有為之作序，但是，他在給馮桂芬的複信中稱讚此書「足以通難解之結，釋古今之紛」。並且說：「自大著珍藏敝齋，傳抄日廣，京師暨長沙均有友人寫去副本。」他很樂觀地預言：「天下之大，豈無賢哲窺見閣下苦心而思所以竟厥功緒，尊論必為世所取法，蓋無疑義。」

　　恰如曾國藩所言，最早對《校邠廬抗議》詳加評論，並指出其缺憾的，正是曾幕中最有見識的趙烈文。他不僅針對書中每個條目提出自己的意見，而且得出總體的看法：「全書精當處皆師夷法，而參用中國前人之說，然湊數而已，不如法夷為得，其論馭夷尤善。」

　　曾幕中另一位幕友，上海文人張文虎讀了《校邠廬抗議》之後則認為，「所論時務諸篇，皆中窾要，至其救弊之術則有萬不能行者。即使其得位行道，權自我操，恐未必一一能酬，故立言難」。

　　還有一位曾任陝西布政使的福建閩縣人林壽圖，曾帶病校訂《校邠廬初稿》，事後他寫下了自己的感受：「病中展讀，頓起沉痾。若用以醫世，壽國壽民可知也。雖所言未盡可行，猶百世俟之矣。」雖然馮桂芬的思想在他眼裡顯得有些超前，但他還是看到了這部書的價值，這是一劑醫世救時的良藥，國家用了這劑葯，可以長治久安，百姓用了這劑葯，可以傳家繼世。他與曾國藩一樣，都相信書中所論及的問題，以及變革的意見，遲早會引起重視，成為社會的共識。

　　

　　▲ 曾國藩像

　　馮桂芬最初將書稿寄呈曾國藩的時候，只稱《校邠廬初稿》，此後改為《校邠廬抗議》。他在《自序》中說，書名「用後漢趙壹傳語，名之曰『抗議』，即位卑言高之意」。查《後漢書·趙壹傳》，並無「抗議」一詞，傳中所述，趙壹不得志，自京城返鄉，途徑太守皇甫規府第，受到門人冷落，憤而離去。皇甫規聞報后大驚，趕忙寫信表示道歉，請他原諒。

　　他在複信中說：「實望仁兄，昭其懸遲。以貴下賤，握髮垂接，高可敷玩墳典，起發聖意，下則抗論當世，消弭時災。」用詞雖稍有不同，用意則並無大礙，也是表明位卑而言高之意，「明知有不能行者，有不可行者。夫不能行則非言者之過，而千慮一得，多言或中，又何至無一可行」？至於「校邠」二字，似乎是要糾正周人之祖居邠時對外族實行的恕道，其中未始不隱含著對朝廷一味妥協的外交政策的不滿。

　　馮桂芬在世時，考慮到書中所「抗議」的內容可能會觸犯「時忌」，一直未將此書公開刊行。朋友們也覺得，書中有些議論過於激烈，搞不好會給他招來禍患，建議他謹慎行事。馮桂芬去世后，其子為他編輯文集《顯志堂稿》，《校邠廬抗議》收不收，收多少，怎麼收，都是繞不過去的難題。最後決定只收事關經濟改革的內容，至於言辭比較激烈的涉及政治體制改革的文章，則一概捨去。可見那個時候的言論尺度，可以接受西方的船堅炮利比中國強，卻不能接受西方的政治制度比中國更優越。

　　儘管徐繼畲早在《瀛寰志略》中就已介紹過英美的民主政治，並深刻認識到這才是西方列強船堅炮利後面的原動力，但馮桂芬似乎只能將自己的言論限制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框架內，他說：「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不更善之善者哉？」然而，這也並不表明馮桂芬是以軍事技術的改進作為帝國變法自強的必由之路，至少，他還曾明確批評過那種以為西洋富強之術在藝不在教的意見乃屬曲說。朱維錚相信：「無可置疑的是他為帝國『自改革』確定了新的取向。」

　　直到光緒九年（1883），《校邠廬抗議》才由天津廣仁堂首次刊行，此時距馮桂芬離世已經九年，距其成書也已經過去二十二年了。不久，馮桂芬次子馮芳植署理江西饒州府，於是又有豫章刻本問世。時任江西學政的陳寶琛還為之作了一篇序言，並將此書比作賈誼的《治安策》。

　　光緒十年（1884），著名學者譚獻也在日記中寫下了讀此書的感想，他說：「閱馮敬亭中允《校邠廬抗議》四十篇，齗齗鑿鑿，若可見諸施行。而所言保舉、裁官兩大端，皆欲用鄉董。天下事有三代下必不可復古者，如士大夫居鄉，一涉用人行政，鮮有不亂。」他批評馮桂芬，以為不該用三代的經驗來附會當下的情勢。其實，馮桂芬對這個問題並非沒有認識，他在《自序》中明確表示，「古今異時亦異勢」，因此，復古是行不通的。

　　不過他說：「古法有易復，有難復，有復之而善，有復之而不善。復之不善者不必論，復之善而難復，即不得以其難而不復，況復之善而又易復，更無解於不復。去其不當復者，用其當復者，所有望於先聖、后聖之若合符節矣。桂芬讀書十年，在外涉獵於艱難情偽者三十年，間有私議，不能無參以雜家，佐以私臆，甚且羼以夷說，而要以不畔於三代聖人之法為宗旨。」

　　無論如何，馮桂芬在尋找帝國變法自強的思想資源，並非如他所言，僅以「三代聖人之法為宗旨」，他更注重的倒不如說是「羼以夷說」。在這裡，與其說他要復「三代」之古，不如說他是以「三代」為包裝，為障眼法，骨子裡還是強調學習西法之必要。主張變法革新的內閣大學士闊普通武就看得很清楚，他在簽注中寫道：「全書精粹最妙者有二語：曰『法苟不善，雖古先吾斥之；法苟善，雖蠻貊吾師之』，旨哉斯言，千古名論也。現值庶政維新，誠本此二語以行之，深合乎窮變通久之大旨焉。」

　　這裡所謂「古先」，就包括了祖宗成法，而所謂「蠻貊」，自然是指西方列強。很顯然，他是以善與不善為標準，並不以「古先」或是「蠻貊」為標準。如果「蠻貊」的辦法可以富國強兵，他寧願學習「蠻貊」的辦法。這也是深合光緒皇帝心愿的。他從清日戰爭老大中國敗於小小日本的事實中看到，中國要實現自強，除了學習西方，變法維新，沒有別的路可走。雖然這時的輿論環境與三十年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語，康梁在他們的論著中已經把帝國改革的目標設定為全面變革，尤其是帝制的更新。但不是朝廷中所有官員都能認識到這一點，並接受這種意見。人們對於祖宗之法能不能變，西方的東西能不能學，學什麼，怎麼學，還是有很大爭議的，擁護的呼聲很高，反對的聲音也不小。

　　

　　光緒要求群臣對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發表意見，不能說沒有藉此統一思想認識的考慮。只不過歷史沒有留給他足夠的時間，隨著戊戌維新的失敗，「西化」遂被慈禧太后與義和團的瘋狂排外所取代，結果導致八國聯軍佔領北京，慈禧帶著光緒逃亡西安，而辛丑條約的簽訂，更讓中國付出了賠償四億五千萬兩白銀的慘痛代價。

　　

　　▲ 八國聯軍進入北京

　　著名報人、改革思想家王韜談到馮桂芬和他的《校邠廬抗議》，看法最為透徹，最為直接，也最有代表性，他說：

　　先生上下數千年，深明世故，洞燭物情，補偏救弊，能痛抉其癥結所在。不泥於先法，不膠於成見，准古酌今，捨短取長，知西學之可行，不惜仿效；知中法之已敝，不憚變更。事事皆折衷至當，絕無虛憍之氣行其間，坐而言者可起而行。嗚呼！此今時有用之書也，賈長沙、陳同甫遜此剴切矣，今日知先生者尚有人，而行先生之言者，恐無其人矣。

　　這是真知馮桂芬者。百餘年之後，我們再讀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仍有振聾發聵之感，並為之感到汗顏。

　　原標題：光緒皇帝為何推薦《校邠廬抗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