漠視的代價：中國近代「高調」的日本觀

　　

　　觀察中日關係，需要看千年以上的歷史。中日關係一直到甲午戰爭時為止，被中國認為是延續了朝貢體制，但體制中的日本卻不這麼看。中國對日本的不了解或者說不願意了解，是此體制以甲午戰爭為標誌最終崩潰的重要原因。甲午戰爭是中日數千年關係的徹底攤牌。日本在朝貢體制下較中國人活的清醒、現實，看中國也比中國人看日本真實。僅此一點即可證晚清中國必敗給日本。中國所嘗之苦果是數千年來漠視甚至蔑視對手的必然代價。明朝崇禎年間，法國宰相、樞機主教黎塞留(Richelieu，1585——1642)即提出了「國家至上」（raison d』etat）原則，此後，歐洲歷史朝著以民族國家利益為坐標的方向發展，而東亞迄今尚未建立健全的現代民族國家關係，因為東亞最大的兩個國家中國和日本之身份還沒有得到相互的認同。

　　日本對朝貢體系的衝擊

　　中國傳統對東亞秩序的安排源自中國強大的文化和經濟實力。這個秩序被統稱為朝貢體制。歷史上的事實是，中國式的朝貢體制在實際影響上有一個不同於西方歷史上普遍存在的帝國主義或霸權主義的特質：中國不謀求佔領、征服和剝削朝貢國家，相對的維護了周邊弱國的體制完整和經濟獨立。這是由中國源自中原的禮治體系決定的。朝貢體系是中原王朝內在統治秩序的外化。其核心追求是滿足心理上的優越感。但是，日本自中國隋朝開始即不遵從這一安排，並因其對朝鮮半島的野心而最終發展為直接挑戰朝貢體制。

　　公元600年起，日本聖德太子便先後兩度興兵，攻打朝鮮的新羅。此時也是隋煬帝征高句麗時期（注意，高句麗不是高麗，中國學術界已經定論其為中國邊疆少數民族政權）。因顧及中國的立場，607年，日本乃派小野妹子向隋朝派出了正式使團。雖然使者稱來華學習佛法，但是其中發生的國書之爭卻反映了日本對朝貢秩序的挑戰。日本致隋煬帝的信的開頭書「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令煬帝大為不快，吩咐鴻臚寺「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第二次使隋時日本乃改為「東天皇敬白西皇帝」，仍追求對等稱號。隋煬帝對此也無可奈何，並選派裴世清等13人組團回訪。此為中日第一次表面為名號實際為地位發生的爭執。

　　

　　唐朝建立后，為鞏固東北邊疆，攻打高句麗，再次和日本發生正面衝突。日本支持百濟和高句麗，而唐朝支持新羅。結果發生了中日之間第一次大規模軍事衝突。公元663年8月28日，倭國與唐朝在朝鮮的白村江決戰。日本戰船被焚燒400多艘，日本在此後的九百多年間都不敢再入侵朝鮮半島。此次戰役的結果是：一方面，日本對大唐心生敬畏，並開始努力學習唐朝各種先進的制度、技術與文化。另一方面，日本不再希望中國叫它「倭」，而改稱「日本」。《新唐書·東夷傳》對改「倭」為「日本」作了如下的說明：高宗咸亨元年(公元670年)，遣使賀平高麗。后稍習夏音，惡倭名，更號「日本」。使者自言，因近日所出，以為名。或雲日本乃小國，為倭所並，故冒其號。使者不以情，故疑焉。又妄誇其國都方數千里，南、西盡海，東、北限大山，其外即毛人云。改國名當是日本追求民族認同和民族自尊的重要舉措。唐朝對此也並不在乎。

　　日本再次對東亞秩序的挑戰發生在明朝。明初中日之間並沒有能夠建立真正的朝貢關係。明太祖曾前後三次遣使日本促其來貢（1369、1370和1372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日本當時正處於南北朝內亂之際，明朝搞不清楚日本實際統治者是誰，時南朝懷良親王坐陣九州。明朝以為他是日本國王，斥責日本不恭，要求懷良不要唆使寇盜，為害中國。國書說道：「詔書到日，如臣則奉表來庭，不臣則修兵自固，永安境土，以應天休。如必為寇盜，朕當命舟師，揚帆諸島，捕絕其徒，直抵其國，縛其王，豈不代天伐不仁者哉，惟王圖之。」 明朝的國書還把懷良寫成了「良懷」。懷良親王大怒，殺了明朝七個使臣中的五個。《明史》載「日本王良懷不奉命，復寇山東，轉掠溫、台、明州旁海民，遂寇福建沿海郡。」洪武十四年（1381）日本「復來貢，帝再卻之，命禮官移書責其王，並責其征夷將軍，示以欲征之意。」 懷良親王在他給明朝的回信中，雖以「臣」自稱，但其不卑不亢，不屈從於明朝的態度從文書中處處透露出來。

　　

　　臣聞三皇立極，五帝禪宗，惟中華之有主，豈夷狄而無君。乾坤浩蕩，非一主之獨權，宇宙寬洪，作諸邦以分守。蓋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遠弱之倭，褊小之國，城池不滿六十，封疆不足三千，尚存知足之心。陛下作中華之主，為萬乘之君，城池數千餘，封疆百萬里，猶有不足之心，常起滅絕之意。夫天發殺機，移星換宿。地發殺機，龍蛇走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昔堯、舜有德，四海來賓。湯、武施仁，八方奉貢。

　　臣聞天朝有興戰之策，小邦亦有禦敵之圖。論文有孔、孟道德之文章，論武有孫、吳韜略之兵法。又聞陛下選股肱之將，起精銳之師，來侵臣境。水澤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備，豈肯跪途而奉之乎？順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賀蘭山前，聊以博戲，臣何懼哉。倘君勝臣負，且滿上國之意。設臣勝君負，反作小邦之差。自古講和為上，罷戰為強，免生靈之塗炭，拯黎庶之艱辛。特遣使臣，敬叩丹陛，惟上國圖之。——《明史》，卷三百二十二，列傳第二百十，外國三，日本。

　　該國書是日本向中國治下的東亞秩序（Pax Sinica）明確表示不予接受的重要歷史文件，也是一個宣言。因其重要性，故全文錄於上。晚清外交家和日本專家黃遵憲說道此事的時候稱其「詞終不恭」。明太祖「得表慍甚，終鑒蒙古之轍，不加兵也。」他很憤怒，但是考慮到忽必烈征日失敗的後果，最終決定列其為十五個「不征之國」之一，「絕之」。

　　足利義滿(1358年—1408年)滅懷良後向明朝稱臣，被朱棣冊封為「日本國王」。明朝對朝貢的規定是很嚴格的，弄不好就「以寇論」。如明朝鄭若曾撰《籌海圖編》說到日本朝貢的情況時：「貢例：船止二隻，人止二百，違例則以寇論」。「永樂二年，欽定每貢二艘，正副使等無過二百人。若貢非期，人船逾數，夾帶刀槍，並以寇論。」朱棣雖允准日本進行「勘合貿易」，但因日本隨後不願以臣子身份朝拜，與明朝的朝貢關係也多次反覆。嘉靖二年（1523年）發生「爭貢」了事件，日本大內氏貢使與細川氏貢使為了爭奪朝貢貿易特權，在寧波港發生械鬥。明朝政府以此為借口，加之倭寇泛濫，遂採取禁海政策，中止日本與明朝的朝貢貿易。日本方面也因大內義隆在天文二十年(1551年)為其臣陶晴賢所殺，在紛亂中失去勘合，遂終止派遣貢船入明朝貢。自嘉靖倭亂以後，日本便被貼上了「倭寇」標籤，儘管事實證明絕大多數倭寇並不是日本人。

　　

　　日本的形象被貼上「倭寇」的標籤后，因為豐臣秀吉（1536——1598）對朝鮮的侵略而加重。豐臣秀吉在1592年（壬辰年，中國萬曆年間，日本文祿年間）至1598年派兵侵略朝鮮、企圖「超越山海而直入於明，使四百州溶化我俗，以施王政於億萬斯年」（豐臣秀吉致朝鮮國王書語）。期間，明朝曾遣使與其和談。萬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九月三日，萬曆皇帝冊封豐臣秀吉為日本國王。聖旨說道「咨爾豐臣平秀吉，崛起海邦，知尊中國。西馳一介之使，欣慕來同。北叩萬里之關，肯求內附。情既堅於恭順，恩可靳於柔懷。茲特封爾為日本國王，賜之誥命。」豐臣秀吉暴跳如雷，摔詔書於地說：「不是明帝乞和封我為大明皇帝嗎？日本國，我欲王則王，何待明虜之封？」明朝使團被逐，雙方再度開戰，而豐臣本人在失敗后也鬱鬱而終。因此，終明之世，日本雖為利益所趨，有短暫的接受冊封的歷史，但與明朝的關係始終是建立在民族自尊上的追求平等關係的態勢，並在後期發展為企圖征討中國。

　　豐臣秀吉侵華失敗后，日本並沒有消除其對中國大陸的野心。1610年，德川家康幕府的顧問林羅山在其起草的致中國皇帝信中，稱日本國「其德化所及，朝鮮入貢，琉球稱臣，安南、交趾、占城、暹羅、呂宋、西洋、柬埔寨等蠻夷之君主酋長，莫不上表輸貢」。

　　明末清初，日本不少民間人士還開始自發地通過各種方式，對擴張計劃進行了各種設想和論證。號稱「日本莎士比亞」的著名劇作家近松門左衛門（1653-1724）曾寫了一部關於鄭成功的名為《國姓爺合戰》的歌舞伎劇，風靡一時，在東京連續演了幾年，而且在日本出版界開創了一門「國姓爺文學」。因為鄭成功是中日混血兒——他的生身母親田川氏（鄭氏家譜稱翁氏）是日本人。他生在日本，七歲時才被接回中國。故此，鄭成功成為日本幻想反清的英雄。

　　幕府末年，佐藤信淵（1769-1850）主張「宇內混同論」，稱「世界當為郡縣，萬國之君當為臣僕」。而吉田松陰（1830-1859）更是主張佔領整個中國，「君臨印度」，「使神功未遂者得遂，豐國未果者得果」。神功指的是日本兩次抵禦元世祖遠征日本時碰到的神風，幫助了日本的事件；豐國即豐臣秀吉。由此可見其對擴張傳統的繼承性。

　　晚清時期琉球的下場是日本自明朝以來挑戰中國權威的結果。自公元1372年(明太祖洪武五年)明朝冊封琉球后，琉球一直向明朝和後來的清朝朝貢，僅明朝就達171次之多。而日本自1609年即曾侵入琉球，俘虜其國王，逼其朝貢。琉球自此同時向明朝和日本朝貢。1871年，日本借口琉球人在台灣被殺事件，正式向清政府提出琉球歸屬問題。並於1875年強令其向清朝貢，1879年再次出兵琉球，強行遷其王室於東京。琉球國改名沖繩，琉球國亡。日本在與中國交涉琉球問題時，即已覬覦台灣，但是由於晚清政府四面楚歌，無力自保，對於日本的舉措一忍再忍。當然，更重要的後果是中國對於日本的舉措，仍然採取就事論事的態度，沒有意識到日本挑起這些事件背後隱含的長期的挑戰中國的邏輯。這是無視日本之存在的必然惡果。

　　晚清日本人的中國觀

　　近代日本對中國的直接了解，開始於1862年。這一年，日本德川幕府向中國上海派遣了官船「千歲丸」。這是自1854年實施開國政策以來，日本第一次向中國派遣官船。維新志士高杉晉作(1839——1867) 隨船前往。此人後來寫漢詩以明志：「單身嘗到支那邦，火艦飛走大東洋。交語漢韃與英佛（一作法），欲舍我短學彼長。」自此開始，日本人由「慕華」的傳統觀念轉為「蔑華」和警示。

　　高杉晉作目睹了中國的兩大變故：一為太平天國。得知太平天國對江南的慘痛破壞后，他說：「聞之使人潸然淚下。」一為中國被西洋侵略之情狀。在高杉晉作的眼裡，中國的已經面目全非：「上海之勢可謂大英屬國矣」，「次決非隔岸之火……孰能保證我國不遭此事態？險矣哉！」 高杉晉作看出了中國的問題，他認為：清政府之所以衰敗，乃在於其不識防禦外夷於外海之道。即不造能闖過萬里波濤之軍艦，也不造能防禦敵人於數十里之外的大炮，並使彼國志士所著之《海國圖志》絕版（魏源於鴉片戰爭之後所作《海國圖志》在中國沒有產生影響，相反卻開啟了日本看世界的眼界——作者注）。因循苟且，空渡歲月，徒然提倡固陋之說。

　　此後，即有大量的日本人或由官方組織、或民間自發的到中國從事軍事、經濟間諜和社會考察工作。較早的有曾根俊虎（1846-1910），此人1873年隨外務卿副島種臣訪問中國。后長駐上海，為日本海軍駐上海的第一批諜報人員。他根據自己的考察寫了《北中國紀行》等書，詳細記錄了中國國防、地理和民生，書中近二百幅精美的手繪圖，其詳備之況，令人幾欲恐懼。記述中嘗有「沿小河可以神不知鬼不覺上陸奇襲」之語。

　　較後期的間諜有宗方小太郎（1864——1923），曾得天皇親自接見並褒獎。此人被認為是近代日本「中國通之第一人」。光緒十年（1884年）來華，曾剃髮易裝，扮成中國人步行歷游北方九省，其長篇調查報告獲得日本高層高度關注。后在北京、漢口等地以樂善堂藥鋪為掩護，潛往各地收集軍事、經濟情報。甲午戰爭期間，充任日本侵略軍翻譯。甲午前他就認為，中國曆來賄賂之風盛行。雍正帝時開始的養廉銀，實已辜負雍正之深意，官吏舞弊之勢日見加劇。對於人們認為的中國為世界最大強國，雄視東西洋，風靡四鄰，他不以為然，認為這是「見其形而下未見其形而上者」，觀察一個國家也和觀察人一樣，應當先「洞其心腹」，然後再「及其形體」。他眼中的中國實際情況是「猶如廢廈加以粉飾」。此人認為中國的腐敗始自明末，人心和社會均無可救藥。

　　以上這些人物的思想均不如另一個日本人深刻。在當代日本1萬元的紙幣上，印著這位名叫福澤諭吉的人的肖像。這位被稱為日本啟蒙思想家的人物，在日本可謂家喻戶曉。有時候人們也將1萬日元直接叫做「福澤諭吉」或者「諭吉」。因此，有人在數1萬元紙幣的張數時，會以1人、2人的人數來計數。

　　正是這位推動日本明治維新的思想家，在1875年著《文明論概略》時，就已經明確的論述了中國和日本文明的差異。查了有關此書觀點的論述，中國人幾乎很少關注到福澤諭吉這一清醒的認識，而在此書出版后130多年，輿論還在不停的暗示中日文化同源同種，因此，必然會和平共處。倡導和平共處本身是好事，沒有錯，而且要天天講，月月講。但是，在這個高調的背後，是我們必須而且得趕緊反思自己一個問題：我們真的如日本了解中國那樣了解日本嗎？這是個沉重的問題。

　　

　　福澤諭吉用了大量的篇幅論述日本和中國之不同。他認為，中國人在傳統上，「自秦始皇杜絕了爭論的根源以後」，統一天下，從此實行了專制政治，雖然經過多次改朝換代，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本質上並未改變，仍然是以至尊的地位與最高的權力集中於一身而支配著社會。而日本並非是一個把至尊和至強兩種要素都集中在最高權力一身的國度。

　　他說：「然而，到了中古武人執政時代，逐漸打破了社會的結構，形成了至尊未必至強，至強未必至尊的情況，在人的心目中開始認識到至尊和至強的區別，恰如胸中容納兩種東西而任其自由活動一般。既然允許這兩種東西自由活動，其中就不能不夾雜著另外一些道理。這樣，尊崇神政的思想、武力壓制的思想和兩者夾雜著的道理，三種思想雖有強弱之分，但是任何一種思想都不能壟斷，既然不能壟斷，這時自然要產生一種自由的風氣。這與中國人擁戴絕對的專制君主，深信君主為至尊至強的傳統觀念相比，是迥然不同的」。

　　福澤諭吉認為，「在（日本）人民的心目中，並不象擁戴至尊的天威那樣，而是自然地把他看作凡人。這樣，至尊和至強兩種思想取得平衡，於是，在這兩種思想當中便留下了思考的餘地，為真理的活動開闢了道路，這不能不說是我們日本的偶然幸運」。他得出的結論是：「中國如果不經過一番變革就不可能達到日本這樣的程度。在汲取西洋文明方面，可以說，日本是比中國容易的」。

　　福澤諭吉又乾脆對日中國民性的區別作了褒貶評論：「中國人的思想是貧乏的，日本人的思想是豐富的；中國人是單純的，日本人是複雜的。思想豐富複雜的人，迷信就易消除」。

　　值得注意的是，福澤諭吉的觀點擺出的前一年即1874年10月，因為和日本人談判而了解了日本之狼子野心后，李鴻章在給總理衙門的報告中斷定日本「誠為中國永遠大患」。極力主張創建一支強大的近代海軍，用軍事力量牽制日本。當總理衙門大臣們主張用「大信不約」的理念作指導，不和日本簽訂任何條約的時候，李鴻章極力主張和日本簽訂中日近代第一個條約，以此確定二者的現代化關係，用條約約束日本。但是，洋務派的思想從總體上而言，達不到福澤諭吉的深度，因此，也沒有他那樣的氣魄徹底斷絕和傳統文化的關係，而是最終提出了「中體西用」的綱領。

　　福澤諭吉在發表上述主張10年後，把他的思想發展成為影響日本100年的國策主張，這就是著名的或者說為東亞國家所唾棄的「脫亞論」。1885年3月16日 （明治十八年）他在《時事新報》發表了著名的短文《脫亞論》，積極地提倡在明治維新后的日本應該放棄中華思想和儒教的精神，而吸收學習西洋文明。明確提出「我國不可狐疑，與其坐等鄰邦之進退而與之共同復興東亞，不如脫離其行伍，而與西洋各文明國家共進退」。並且用他們的方式處理對東亞鄰國的關係。

　　為向歐美示好， 日本聘請英國人於明治16年（1883年）建一兼具文藝復興式風格、英倫情調和東方韻味的「鹿鳴館」。該館名稱來自中國《詩經·小雅》中的「鹿鳴」篇，即「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日本人積極在此開展歐化外交。伊藤博文(1841——1909) 時代，鹿鳴館外交走向鼎盛，1887年他在鹿鳴館舉辦了有400人參加的大型化裝舞會。日本以其對中華文明的拿來主義，上自明治年號（「明治」源自《易經》：「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下到鹿鳴館外交，詮釋了他們對中國文明的實用主義本質。而反觀中國自身，躺在數千年文化積澱的溫床中卻不能起身，不能奮勇而迅捷的迎接西方的挑戰。悲乎。

　　當然，我們難以藉此得出結論說近代及以前，中國人的日本觀是僵化的、簡單的、自以為是的、高高在上的，因為晚清黃遵憲的撰寫的五十萬字的《日本國志》（1890年完稿，1894年刊成）刊成）就是「中國近代第一部系統而深入地研究日本的百科全書式著作」。黃遵憲寫此書的動機是向日本學習：「日本變法以來，革故鼎新，舊日政令百不存一。今所錄皆詳今略古，詳近略遠，凡涉及西法尤加詳備，期有用也。」然則此書的面世並被大為流行，是在甲午戰後，康有為、光緒帝等都曾讀此書，受刺激而熱心於變法運動。可惜一切都晚了。

　　借用那個日本間諜的話，看一個民族要「洞其心腹」。甲午戰後五十年，中國受日本之累。其中的原因是要搜羅到千年以上的歷史。然而，當下中國是否真的認真的總結過兩國兩千年交往史的真相呢？這是個令人沉重的話題。

　　似是而非的高調日本觀

　　當我漫步在伊豆半島那充滿濃郁日本情調的小鎮的時候，午後陽光照射著青石板，散發出古老的味道，使人回味故鄉的石板街。石板街兩邊的木板店鋪和挑起的遮陽布簾，完全使我沉醉在《清明上河圖》的情境中。日本，的確是一個單憑用嗅覺就能聞出中國傳統文明之影響的奇怪的國度。

　　但是，聽著嘰哩呱啦的聲音，看著迎風招展的太陽旗，一種莫名的警覺告訴我，這是一個經常會使中國人產生錯覺的地方。長期以來，國人認為中日文化同源同種，因此更應該有相互的親近感。但中日交往的歷史所昭示的，是另一種日本，一個和唐代完全不同的日本。   

　　中日兩千年的交往史令人得出一個遺憾的結論即中國並不了解日本。我們是否還在繼續漢唐以來的對日基本態度（一種高調日本觀），則是令人深思的另一個課題，因為近代以後至今，由於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可能導致另外一種高調：即以形象化的（小日本）、臉譜化（軍國主義）的觀念看待日本。正如本書將要展示的，高調看待日本最終會自食其果。某種意義上而言，中國近代之敗，實為意識之敗，而非力量之敗。

　　所謂高調日本觀，即認為日本和中國同源同種，一衣帶水，理應從屬於一種以中華文明為基礎的世界秩序，這種觀念會導致虛構的親近感而忽視日本國家利益和國家尊嚴的內在需求。因此，高調日本觀中的中華文明優越感會導致日本的反彈這一後果長期不被中國統治階層適當認知。

　　高調的日本觀也來自於中日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中日近代最終攤牌之前（甲午戰爭前），中日關係處於一種信息不對稱狀態，長達2000年之久。中國最終自食其果是由於信息不對稱導致的對日本及其國家發展的高調認識，尤其對其不甘於處於朝貢體制之下的自尊心的認識不足。這種信息不對稱性導致中國對日本的忽視，進而是漠視和不信任。

　　漢唐以來，在信息不對稱狀態下，中日關係早就埋下了最終爆發全面衝突的基因。信息不對稱下的中日關係其表現為中國對日本的忽視和無知：徐福東渡埋下了高調處理對日關係的種子；漢魏時期的朝貢造就了中國對日關係的單向性；隋煬帝時期日本開始追求平等身份被中國忽視；唐初中日角逐朝鮮半島，日本戰敗，此後日本轉而學習大唐，中國產生對日本的優越感，再次忽視日本對大陸的野心；元帝國兩次征討日本的失敗使日本文明得以保全，而其對中國的威脅性降到歷史最低點，因之為中國所再次忽視。

　　明朝初年日本已經不為中國信任，倭寇亂華加深了這一情結，但「倭寇」觀阻止了中國進一步徹底真實了解日本的可能；豐臣秀吉侵略朝鮮為其侵略中國、挑戰東亞朝貢體制的戰略嘗試，中國開始關注日本但並未作為假想敵；明末日本暗中迫使琉球稱臣朝貢，為中國所不知；清初日本武士道精神勃發而伴隨其對大陸的侵略野心宣傳，為中國所不知；明治維新開化后至甲午戰爭前，日本做好了侵略中國的政治軍事和文化心理準備，中國於此知之甚少。藉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由於中國對日本的長期漠視，對日本的自尊進而演變為大陸野心並未有足夠的認識，及至李鴻章時代開始從扭轉朝貢體系的意識、建立與日本的平等民族國家關係出發，並從軍事上準備和日本決戰，惜乎為時已晚，可謂千古遺憾，這遺憾留下的唯一啟示是個大俗話：請別漠視你的對手。

　　

　　文章轉自《同舟共進》，作者：李揚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