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思：怎樣才能真正說透中國歷史

　　受訪者：吳思（著名歷史學者）

　　採訪者：鬍子華（騰訊思享會）

　　「中國的理論水平不高。且不談政治或思想禁錮問題，在根基上，我們就是問題多多，欠缺大規模的知識轉型和知識創新。」著名歷史學者吳思認為當前史學界在概念與現實之間存在混亂和偏差，而只有創造一些概念，或者澄清一些概念，才能真正說透歷史。

　　正是在這一思路下，吳思相繼創造出潛規則、血酬定律、官家主義等新概念，這些富於解釋力的概念既自足自立，又一脈相承，我們從中既能看到歷史學自身的傳統，又能窺見經濟學、行為生態學、神經科學等多學科思想資源的嫁接和融合，這也使得他的史學研究工作總能獨闢蹊徑、自成一格。

　　日前，吳思接受騰訊思享會的專訪，深入地講述了他自己的史學工作思路和方法，以下為部分訪談實錄：

　　

　　中國的理論水平不高

　　騰訊思享會：回顧這些年的研究和著述，感覺你是在嘗試建立一套自己的，可能也是本土的理解中國歷史的方法。其中一個很顯明的線索是創造新的概念，諸如潛規則、血酬定律，以及最近的官家主義，都是如此。那你認為在我們的歷史研究中為什麼需要新概念？怎麼看待以「概念」作為切口的歷史研究方法？

　　吳思：概念是我們認知世界的基本工具，沒概念你就沒法說話，沒法交流，而概念不清通常就意味著思維不清，表述不清，理解不夠深。概念清楚，基本概念之間的關係明白——規律、定律明白，這是做理論的基本功。生產知識，也就是創造概念和發現規律，然後傳播知識，這也是知識分子的核心工作。有了清楚的概念，你才能創造出準確知識，才能傳播出去。

　　

　　吳思在其著作中提出的「潛規則」概念，因富有解釋力迅速被人們廣泛接受。

　　在儒家原有的知識體系裡，早就生成了一堆概念，與潛規則類似的概念也有，即陋規。這套概念在他們早先的世界里是大體夠用的。但西學東漸以來，很多外來的概念和理論，譯成現代漢語進入了中國，套用到中國歷史和現實中描述中國，比如封建主義、封建地主、無產階級革命、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等等。這就產生了一些偏差，外來概念與中國歷史和現實的偏差。

　　此後，我們又通過大規模社會運動來實踐這些概念和理論，結果，中國原來沒有的現實，你根據這些譯介的概念給造了一個。但這些概念與製造出來的現實之間，並沒有因此就契合了。它們之間充滿了變形和混亂，這是又一重偏差。例如，上世紀五十年代創造了公有制和國有企業，這些企業真是馬克思設想的公有制企業嗎？它們與傳統上的官辦企業有什麼區別？官企僱員與無產階級有何異同？與士農工商中的工匠或工人有什麼不同？

　　在語言層面上，我們用白話替代文言，用現代漢語替換古漢語，在這個過程中又丟失了一些文言表述，這也加劇了我們在概念上的缺失和貧乏。

　　

　　新文化運動主張用白話替代文言寫作，這加劇了概念上的隔閡。

　　總之，中國的理論水平不高。且不談政治或思想禁錮問題，在根基上，我們就是問題多多，欠缺大規模的知識轉型和知識創新。這是更基礎性的問題。

　　解決問題的第一步，也是基本功，就是先把概念說對了，與現實大體吻合，定義清楚。我覺得這些事現在還沒完成，還在混亂之中。你看，我們成天說左派、右派，西方人就未必明白：你們的右派明明是我們的左派嘛，你們的左派明明是我們的右派嘛。顯然，先把概念界定清楚，創造一些概念，或者澄清一些概念，彌合概念與事實之間的脫節，才能對外交流而不至於製造誤解。

　　概念清楚了，我們才能進一步討論這些概念之間的關係，發現規律，深入討論這些概念所描述的那些東西怎麼生成、如何演變。

　　作為生存策略，暴力掠奪比生產更悠久

　　騰訊思享會：按你的理解，概念與現實之間這種紊亂，在當下尚未得到很清晰的梳理，因此需要創造新的概念，重新來縫合概念和現實。我感興趣的是，在這個思路上你具體是怎麼展開研究工作的？

　　吳思：我們可以具體說說官家主義。

　　我們有很多概念來描述從秦漢到清的中國社會，標準的說法是封建主義。按照古人的意思，或者按柳宗元《封建論》的觀點，秦始皇一統天下，廢封建、立郡縣，封建主義已經被廢除了。原先像周朝那樣下面一堆小王，上面架著一個大王作為共主的封建制度，類似商會那樣一堆小老闆擁戴一個大老闆的結構，已經被秦始皇建立的郡縣制替代了。郡縣制好比壟斷公司，皇帝是董事長、大股東，各級官員只是代理人。公司制度當然不同於商會制度。所以說，封建主義在古漢語里是一個意思，在現代漢語或中國當代官方史觀里又是一個意思，很不一樣。當代中國官方史觀把公司與商會混為一談了，古漢語沒有。

　　

　　秦始皇廢封建、立郡縣之後，封建主義就被廢除了。

　　那麼，如果不肯混淆的話，從秦始皇廢封建到清朝滅亡之前這段歷史時期應該叫什麼主義？叫郡縣主義顯然是不妥當的，因為郡縣是一種行政區劃，郡縣衙門只是兩級行政部門。還有人叫專制主義。但是，在封建主義時代，封建貴族在自己的獨立王國里也很專制，王在法上，權力不受制約，這個概念與封建主義如何區分？

　　又有人說，應該叫皇權專制主義。這個說法不錯。但皇權之下，有條條塊塊的各種衙門，它們制定了很多部門法規、地方法規，還有官員個人發展起來的潛規則。有時候，土政策和潛規則的力量比王法還管用，這種時候，皇權專制的叫法也就不夠準確。

　　一開始，我很想把秦漢以來的官僚帝國叫帝國主義，但帝國主義有非常確切的含義，講的是一種國際關係體系，而不是國內政治體系。找不到合適的概念，沒辦法，就要發明一個概念，我提出來的就是「官家主義」。

　　

　　帝國主義講的是一種國際關係體系。

　　我們都熟悉官家這個詞，在漢語詞典，它有三個釋義：一是皇帝，二是官府衙門，三是對官員個人的尊稱。秦始皇廢封建立郡縣之後，在中國社會當家作主、主持制定規則的，就是皇帝、衙門和官員這三個主體。

　　不過，這個概念，與中國當前的主流史觀相衝突。官家屬於上層建築，皇帝是合法暴力的擁有者，因此擁有最高決定權，至少擁有最後否決權。暴力最強者可以立法定規，這個事實，讓我們不得不在經濟決定論之外引進一個重要的概念，就是暴力要素。在官家主義社會裡，暴力要素對政治經濟的影響之大，超出了經濟領域的生產要素。

　　作為一種生存策略，暴力掠奪的歷史非常悠久，比生產勞動還要悠久。在我們的猿人祖先會生產、會種地之前，他們早就會搶劫。所有生產行為的出現，隱含的前提就是暴力掠奪不合算。因為同物種之間搶劫成本太高，風險太大，還不如自己生產，這才慢慢開始辛辛苦苦種地。

　　

　　暴力要素比生產要素的歷史更悠久

　　作為一種生存策略，暴力掠奪如此悠久、如此重要，我們就要給它相應的地位。於是，定義階級，就不能僅僅用生產要素來定義，不能僅僅在生產關係中定義，暴力要素也要考慮進來。擁有生產要素的是一個階群，擁有暴力要素的又是一個階群：生產階群和暴力階群。生產階群裡邊有地主、農民，有資本家、工人、商人，他們是不同的生產要素的擁有者。暴力階群里有軍閥、士兵，有強盜、小偷、土匪，有皇帝、官軍、土賊等等。這兩個階群，暴力階群比較原始，生產階群比較晚出。

　　剛才，我們從官家主義，說到暴力掠奪，再說到階級或階群的定義，說到經濟決定論或暴力否決論。由此可見，一個概念的創新，可能帶動一系列的概念創新和理論創新。

　　我其實是接著達爾文講進化的故事

　　騰訊思享會：如你所說，一個概念帶來的理解變動可能是非常大的，拓展開的視野也可能變得非常恢宏，暴力要素引入串起的史前史的部分，這裡怎麼來把握？

　　吳思：動物進化的故事，基礎是基因變異。基因變異改變了某些生理結構和特徵，適應生存環境的變異就逐漸流行起來。但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比如有些物種花幾百萬年進化出它的獠牙、它的犄角等等，這些器官提高了它們的生存競爭能力。

　　

　　英國博物學家、生物學家達爾文

　　人類可以用刀子代替獠牙，用長矛代替犄角。人類以學習使用工具、以發明工具、以文化的繼承和創新，代替了基因的遺傳變異。文化有更大的選擇空間，有更快的進化速度。所以，在講人類的故事時，我們其實是接著達爾文講進化的故事。達爾文講生物物種進化的故事，我們講人類這個物種的文化進化的故事，但進化的基本單位從物種變成了生存策略。

　　遺傳變異，適者生存，這八個字就是進化論的核心。遺傳就是繼承以前的生存策略，變異就是創造出新的生存策略。利齒是食肉物種的常見裝備，通過遺傳給了後代。如果這個食肉物種在遺傳的過程中發生新的變異，長腳蹼了，會游泳了，新物種就誕生了。物種是不同生存策略的載體。

　　

　　物種進化時間很漫長

　　人類隨時可以改變裝備。裝備了犁鏵，就是食草動物。裝備了刀槍，就是食肉動物。刀槍再加上船，就是海盜之類的水上食肉動物。人類的生存策略隨時可以更換，什麼收益高，就選擇什麼生存策略。採集狩獵是生存策略，農耕游牧是生存策略，出租土地、投資放貸、出賣勞動力，都是生存策略。暴力掠奪也是生存策略，而且是很原始很流行的生存策略。

　　在人類的生存策略選擇里，引入暴力要素，與生產要素並列，演化出各種均衡狀態，這種歷史觀，我稱之為血酬史觀。在暴力集團主導的時代叫血酬史觀，超出這個範圍的可以叫造化史觀。就好比「物種」是進化論的核心概念一樣，「生存策略」是血酬史觀的核心概念。

　　

　　吳思的著作《血酬定律》，血酬的價值，取決於所拼搶的東西。

　　以暴力掠奪為主要生存策略的社會集團，我稱之為暴力集團。這個暴力集團可以打天下坐江山，還可以製造出一個制度，憑藉暴力要素參與分配，以實現暴力收益的最大化。如果暴力掠奪的收益很高，大家就會蜂擁而入，選擇這種生存策略，於是原有的均衡改變，生態失衡，或者叫世態失衡，這個制度就會遭遇危機。

　　如果出現了另外一種更強大有效的制度，生產效率和暴力競爭效率更高，在制度競爭中，暴力集團創造的封建主義或官家主義失敗了，就可能被更有效的制度取代。英美的憲政民主制度就把日本的封建制度打敗了，也把中國的官家主義制度打敗了。英美製度提供的環境比我們好，生產集團能夠更加茁壯地成長，更加繁榮，更加穩定，更加團結，人家在各種競爭中獲勝很正常。

　　

　　1860年代，日本明治維新，開始走向西化道路。

　　這就是達爾文之後，我們接著講人類歷史故事的基本框架。不同的生存策略，以及採用了這些生存策略的社會集團，或者叫階級階群，遺傳變異，繼承創新，優勝劣汰，適者生存，演化出不同的生態系統，不同的制度體系。這些制度環境也在繼承創新，生存競爭，優勝劣汰。這套邏輯線條清楚，也比較容易證實或證偽，這就是我的方法論。

　　行為生態學建立了很多模型，研究生物的行為與其環境的相互關係。我們可以把行為生態學的模型引進來，把不同的階級看作不同的物種，幫助我們理解人類社會的某些關係。在這些行為生態學模型的幫助下，我們也可以描述並理解人類社會早期的一些特徵。（嘉賓：吳思；編輯：鬍子華、張寧。本文系騰訊思享會獨家稿件，未經許可，其它媒體不得轉載。）

　　學者簡介

　　

　　

　　吳思，著名歷史學者。1957年出生於北京，1982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畢業後任《農民日報》總編室副主任、群工部副主任、機動記者組記者。1993年出任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主辦的《橋》雜誌社副社長兼中文版主編。1997年起至2014年在《炎黃春秋》雜誌擔任過執行主編、副社長、總編輯等職。2009年至2014年擔任《炎黃春秋》雜誌法人代表。2016年2月被選為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會理事長。著有《陳永貴：毛澤東的農民》、《潛規則》、《血酬定律》等書。

吳思是位有良心的公共知識分子，正直的社會活動家。在史學方面無甚貢獻，亦無睿智；僅看他有關進化論的敘述，就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老生常談那一套，而且對自然進化論本身，觀點過於成舊，達爾文的學說早已被高科技研究成果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