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舉國體制就天下大吉了么？

本屆奧運，中國代表團在獎牌榜上較以往兩屆「縮水」不少，群眾喜聞樂見的「三大球」除女排一枝獨秀、女足表現尚可外，或連戰皆負，或索性未能出線，一些觀察家就此揚言「都是職業化惹的禍」，或明或暗地聲稱「回到舉國體制就好了」，理由是「舉國體制」時代中國「三大球」尚不至於像今天成績這樣差。

而在「三大球」以外，人們對「舉國體制」則說法不一，或抨擊這種體制的積弊，認為「寧可不要獎牌也要徹底否定」，或認定「舉國體制是中國體育優勢所在，適合中國國情」、「不應自我否定自己的長處」。

要釐清這些觀點、認識，首先必須弄清楚什麼是「舉國體制」。

所謂「舉國體制」，在體育層面上始作俑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形成的所謂「軍國民思想」，即將國際競技比賽視作「不流血的戰場」，將金牌、獎牌之爭當作「不流血的戰爭」，這種思想在兩次大戰期間被一些後起的強國所尊奉，借奧林匹克競技的優異成績炫耀自己的強大，以及所堅持、推廣的制度、理念優越性，實力震懾潛在的對手。二戰後形成東西陣營對壘的格局，兩大陣營同時將奧林匹克運動當作「和平競賽」的「沒有硝煙的戰場」，將奧運金牌榜之爭視作「社會制度優越性之爭」，並且為在金牌、獎牌之爭中佔得上風不惜一切代價，其中又以在「和平競賽」中處於下風的蘇聯東歐集團更甚，「舉國體制」就是在這種氛圍下被「叫響」的。

所謂蘇聯、東歐式「舉國體制」，就是一方面在「勞衛制」基礎上將全民納入統一性、目的性群體運動框架內，目的是培養合格、眾多的「工農兵」，另一方面集中人力、物力、財力層層選拔、培養有競技潛力的體育精英，形成和群眾體育幾乎脫節的「競技體育金字塔」，並以國家之力為金字塔尖的「精英之精英」創造一切條件，使之得以在奧運會和其它重大體育比賽中所向披靡，「充分顯示優越性」、「為國爭光」。

這種蘇聯、東歐式「舉國體制」最大的優點，是既可以依靠「金字塔」形成人數上的絕對優勢，又可以集中舉國資源培養「塔尖」的精英，形成質量上的領先一步，特別適合商業化程度不高、但在奧運和其它重大賽事中獎牌數眾多的項目，在這方面蘇聯人率先將「舉國體制」發揮到極致，鍛造出多個項目的「金牌工廠」，而當時的東德更為了在金牌榜、獎牌榜上壓倒西德而絞盡腦汁，不僅在重點競技項目上不惜玩「田忌賽馬」的把戲，放棄投資大、見效慢、獎牌數少的大球類、集體類項目，重點攻投資少、獎牌數多的個人項目和冷門項目，甚至不惜玩「集體嗑藥」的極端手段。

說到底，「舉國體制」的奧秘，就是通過政府的強大財力、執行力，在國際體育競技、尤其奧運平台上形成「不對稱優勢」——在田徑、游泳等非職業性競技項目上，用專業選手「碾壓」業餘選手；在足球、籃球、網球、拳擊等職業化程度很高的競技項目上，則盡量不在職業化平台上多作糾纏，而集中力量在奧運這個特殊「氣場」繼續「專業打業餘」，從而確保金牌、獎牌和成績的最大化，體現自己「制度的優越」和「國力的強大」。

但這種蘇聯、東歐式「舉國體制」最大的弊端恰在於其最大優勢之所在，即「集中力量辦大事」，因為這意味著競技體育和群眾體育「兩層皮」，且隨著時間推移和自身實力的有限，寶貴的投入和資源越來越多向前者傾斜，而群眾體育土壤的日漸貧瘠又難以支撐搖搖欲墜的「金字塔」，促使國家不得不進一步收縮戰線、突出優勢，將資源變本加厲集中於「金字塔」、尤其塔尖之上，從而形成惡性循環。而那些實行非舉國體制的體育強國，則通過群眾體育、體育科技的發達，以及國力、綜合實力和衛生健康水平等的提高，循序漸進地夯實體育土壤的厚度。漢城奧運，職業足球運動員開始踏入賽場，4年後的巴塞羅那，「夢之隊」橫空出世，職業化程度高的奧運項目，「舉國體制」已無法「專業打業餘」，而隨著冷戰的結束，蘇聯、東歐各國層層選拔的「金字塔」體制相繼崩潰，雖然許多國家仍不同程度保留著「塔尖」，但正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殘缺的「舉國體制」雖不能說毫無作用，卻也早已威力大減。

應該注意到，蘇聯、東歐式「舉國體制」並非這種體制的唯一樣式。

一些出於社會發展進程節點的國家，在歷史上或顯示中往往希望借奧運金牌、獎牌榜上的出色表現振奮民氣，推動國家的復興或發展，這就不可避免地要建立一種特殊的「舉國體制」，即由國家設立某個機制，資助那些難以職業化、商業化，卻又有衝擊金牌、獎牌潛力的項目和運動員。如1964年的日本，就曾藉助主辦奧運的契機，以及日本代表隊在獎牌榜上的出色表現（16金、5銀、8銅，29枚獎牌，列金牌總數地3，獎牌總數第4），向日本全國及全世界宣告戰後日本已成功擺脫了「戰敗綜合症」，步入經濟、社會發展快車道，1988年韓國也曾用同樣的手段，借漢城奧運的獎牌榜（12金、10銀、11銅，33枚獎牌，列金牌總數第4、獎牌總數第5）吹響了「漢江奇迹」的衝鋒號……甚至老牌的英國，在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僅收穫恥辱的1金后，也痛定思痛，一方面力爭2012年奧運主辦權（有統計稱，自1988至2000年共5屆奧運，東道主都佔盡便宜，以至於它們在參加下一屆奧運時，金牌總數平均比「主場」低了32.8%，而高盛對1972-2008年夏奧會東道主金牌榜所作統計更表明，這些國家當東道主時贏得的獎牌數，比不當東道主時多出54%），另一方面藉助1997年成立的專門團隊「英國體育」，發放「倫敦奧運周期資助」3.12億英鎊，用該團隊CEO利茲.尼克爾的說法，就是英國「不僅僅要參與，關鍵是要贏」。

即便看上去最「超脫」的美國和加拿大，也並非完全仰賴群眾體育和商業體育，畢竟，商業體育只適合一部分項目和一小部分非職業項目的精英，而群眾體育則可以夯實「塔基」，卻難以形成「塔尖」。

美國自1984年大放異彩的體操項目，就是通過政府有意識、有目的的長期資助和政策扶植，才有了今天的輝煌，田徑、游泳等商業化程度不高的大項，也不同程度採用「民間資助+政府補貼」的形式，維持一個相對龐大的「金字塔中段」，以起到承上啟下的作用。

相對而言，加拿大在非商業化項目上更「超脫」一些，也因此幾度在奧運獎牌榜上遭遇窘境，華裔擊劍名宿欒菊傑為復出曾不得不自費參加資格賽，冬奧雪橇項目、曾拿過世界冠軍的華裔花滑名將陳偉強，則都曾為籌集參賽費用「趕場子」、「跑堂會」。但自2010年溫哥華冬奧會以來，加拿大也借鑒美國模式，對非職業競技項目實行不同程度的政府補貼。筆者9歲的長子幾小時前剛收到通知，被選入最基層的花樣滑冰俱樂部集訓，這個俱樂部是民間組織，但得到政府資助，可以用較低廉的收費吸引有潛力的小選手，並參加各種比賽，剛入選的孩子是「青銅級選手」，為期3年，只有成績和潛力突出的才能依次升級為「白銀級」、「黃金級」選手，獲得更長、更豐厚的政府資助——最頂級自然是國家隊了。

一些新興國家甚至窮國、小國，則採用另一種「舉國體制」的模式，「有所為有所不為」，將有限的資源投入到最有希望取得好成績的特長項目上，因為不這樣做非但拿不到好的競技成績，自己的好苗子也會被富國挖走。

由此可見，在非商業化的競技項目上，揚棄蘇聯、東歐式「舉國體制」是正確的，但一味強調「業餘」、「民間」，不切實際地排斥國家政策、資金和資源的傾斜，則是既不現實、也不符合國際競技體育現狀的。

回到文章開頭的問題上——「舉國體制」能拯救中國「三大球」么？

如前所述，在足球、籃球、網球等職業化水平很高的競技項目上，實行蘇聯、東歐式「舉國體制」的國家以往主要利用當時奧運強調「業餘性」，拒絕歐美職業選手參賽的特殊情況，把突破口放在奧運而非世界盃、世錦賽平台上，蘇聯、東歐國家在漢城奧運前的歷屆奧運足球賽事中獲得許多獎牌，在同時期奧運籃球比賽中蘇聯更幾度打敗第一籃球強國美國奪冠，靠的就是這種「不對稱」，1988年漢城奧運首次出現職業足球運動員，1992年巴塞羅那出現NBA「夢之隊」，此後在奧運舞台上「不對稱優勢」蕩然無存，以往借「舉國體制」在奧運佔便宜的國家也就風光不再。

在奧運以外的世界盃、世錦賽上，「舉國體制」國家以往同樣靠「落差」取勝，因為在戰後至上世紀80、90年代，即便「三大球」的職業化也並不普及，以亞洲為例，直到80年代初，足球實現職業化的僅有香港、以色列兩個足協，且前者畸形發展基礎薄弱，後者被非競技原因踢出亞足聯，而籃球直至90年代初全亞洲僅有菲律賓一國有並不完善的職業聯賽，在這種情況下，「舉國體制」國家仍可利用「專業打業餘」的局部優勢碾壓非職業化的國家，這就是足球上朝鮮隊可以在1966年沖入世界盃前八、中國隊可以長期在亞洲位列前茅的奧秘，也就是中國籃球隊在亞洲一度只有韓國一個對手的關鍵所在。但如今情況早已不同，三大球中的男子項目除男排稍遜，男足、男籃早已在全球和亞洲普遍實現職業化，且隨著「三大球」職業聯賽的洲際化、國際化，許多自身職業化程度有限的體育協會也可借雞生蛋，利用他國的職業聯賽培養球員（如足球上的愛爾蘭、冰島，籃球上的阿根廷等），「舉國體制」已成了鋼筋水泥叢林中的恐龍，毫無用武之地。

中國中超、CBA看似熱鬧，但實則存在許多「非職業非舉國體制」的過渡期殘留，且在廣度、厚度上即便在亞洲各國中也談不上領先（日、韓甚至新加坡等國的職業聯賽都早於中國，其和職業聯賽接軌的青訓體系也早已成形），在這種情況下成績不如過去「專業打業餘」時代、不如同樣職業化但對方更早、更成熟的今天，又有什麼好奇怪的？連「舉國體制」時輝煌遠勝中國的朝鮮男足，在當今時代繼續「舉國體制」都是今天的局面，中國又憑什麼覺得自己「回到過去」就可以「包打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