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海到北京 中國人為什麼多吃了三分之一

　　黃章晉 大象公會

　　一個人素質高低，不取決於他是否哄搶，取決於被哄搶對象的貴賤。

　　文｜黃章晉

　　我 15 歲那年與同學比飯量，不用任何東西下飯吃下 1 斤 7 兩米飯。要知道，1980 年代中國食堂製造的米飯都結著一層淺黃色的硬殼。憑這一紀錄多年未遇敵手。

　　六七年後，我認識了一位以前是省摔跤隊大級別運動員的哥們，他是我見到的第一位體重超過 0.1 噸的人，雖然他同樣過了飯量巔峰期，但親眼見他吃掉四隻燒雞仍意猶未盡，我默默放棄了與他一較高下的想法，英雄惺惺相惜起來。

　　以當時的收入，他不可能自費吃出這個體重，幸運的是，他是熟人中唯一能公費出差吃遍全國的，見多、食廣。我從他那裡第一次聽說廣州有種叫自助餐的吃法，覺得它像共產主義般遙遠而令人神往。幾年後，我們那據說有家賓館引進了自助餐。

　　共產主義是真的。這家山寨廣式餐廳晚上九點自助餐營業。服務員推著餐車，任由選取。以當時標準，自助餐可算體面：包子、饅頭、蝦餃、燒麥、春卷之類花色頗繁，只是真正的葷菜並不多，豬耳朵、夫妻肺片、梅菜扣肉已算到頭。當時一份尖椒肉絲蓋飯是 5 元，他們得多藐視我們的飯量，才敢定每人 8 元的價格？

　　大家都很憤怒。

　　此後我們每晚糾結三四人前往討個說法——我恰好處於平均水平。為顯正式隆重，我們午飯後一直餓到晚上九點，每輛餐車路過我們的桌子都會變成空車，大約是剛開張圖場面紅火，服務員看到我們即將坐等，馬上會又推來一車。

　　我們每天準點赴宴一個月後，服務員們開始生分起來，總是讓我們坐等，更可氣的是，豬耳朵、夫妻肺片、梅菜扣肉只從我們身邊路過一次，只有舉手示意，雞爪、粉蒸肉、油炸小魚才會不情願經過，對我們無所忌憚的，只剩下海帶絲、花生和油豆腐。

　　大約半年後，我市首家自助餐廳因為廣大憤怒食客的光顧，品質明顯下滑，水煮花生、酸豆角之類不上檯面的東西，居然堂而皇之地擺在漂亮的餐車上，而且它後來還漲價了。

　　經過許多年餓得兩眼放光進去，扶著牆出來的鍛煉，我終於有機會在自助餐時成為觀察者：一個人盤子里堆多少東西，以及較貴的食物所佔比例，很能說明他平時吃的是什麼。只是，一旦遇到特別豐盛的食物，我還是沒法保持平常心。

　　許多年後，羅永浩談起他辦英語學校時遇到的一些不爽：有次過節，為了讓學員們開心準備了大量點心，為防止有人分不到，特意每種點心都準備的份數都多於人頭數，而每份點心的量都是一個人吃不完的。最後，價格便宜的餅乾每人都拿到了一份，但價格最貴的巧克力餅乾，有些人明明吃不完還要多拿，結果有人沒分到。

　　羅永浩對此事的看法相當的「公知」——中國人的素質簡直沒救了。但多年前自助餐佔便宜的經驗告訴我，錯誤明顯在羅身上，雖然老師告之每個學員的禮品發放量，但卻任由大家自取，就相當於請大家自助餐——價格更貴的烤肉或海鮮肯定先見底，而揚州炒飯不會有人搶。

　　所謂的素質，實在是個錢多錢少的問題。

　　談到中國人的素質，上海人最有資格發言，沒哪個地方的人敢說自己比上海人素質還高，在哺乳動物中，上海人至少可以排第二。

　　當然有人會翻出上海人的黑歷史。比如，1997 年 6 月易初蓮花在上海第一家店（楊高南路店）開張，16000 平米的超市內人滿為患，第一次見到貨架敞開的超市，大家情難自抑，不少人大口撕吃貨架上的食物，一些人進商場時是瘦子，出去是胖子——穿著拖鞋短褲進，套上幾層衣褲出。

　　據媒體報道，開張當天貨架上「銷售」了 600 多隻燒雞，但收銀台只收到 200 只的貨款，差額部分被市民即興吃掉了，廁所是他們主要的進餐場所。今天上海年輕人會說，這麼沒素質的事肯定是外地「硬碟」乾的，但《南方周末》記者陳朝華經調查后在《廁所雞宴》一文中明確提到「真的是上海本地人乾的」。

　　當時上海本地媒體認為，「超市佔便宜事件」說明上海人素質有待提高。這不對，其實它恰恰證明了上海人素質高。

　　

　　2012 年 11 月 27 日，南昌市民哄搶菊花

　　請注意一個常識：在大型超市這樣的環境里，一旦有不少人乘機佔便宜，卻未及時制止，很容易誘發從眾心理，它會迅速導致秩序崩壞瓦解，最終變成大規模哄搶。這就是為什麼滿載貨物的汽車翻倒后，只要現場缺少維持秩序的力量，哪怕是小便宜，也很容易引發大規模哄搶。

　　上海人令人尊敬之處在於，雖然有那麼多人佔便宜，超市秩序卻並沒有瓦解，居然還有不少人老老實實取了東西在收銀台付賬。那些佔便宜的人也值得誇獎，他們只是鎮定、默契地佔便宜，沒有爭搶互毆，只有什麼世面都見過的人才知道悶聲發大財的真諦。

　　甚至一些放學后特意跑來佔便宜的中學生也表現驚人的高素質，他們安安靜靜地組團去易初蓮花吃雞——世界最早的團購就這樣誕生了。

　　正常情況下，超市一旦出現佔便宜，結果通常是這樣的：

　　

　　2008 年 12 月，湖南婁底一家民營超市因為拖欠供貨商貨款，供貨商見老闆不在，遂自行搬貨抵債，熱心的市民立即從四面八方湧來，在搬運貨物期間，多位市民在互毆中受傷。

　　或者如下面這種情形：

　　

　　2015 年 6 月 17 日英國北安普敦一家超市的遭遇：該超市宣布特定時段下調雞肉和牛排價格，立即引發哄搶互毆，局面混亂到甚至需要調動交警——上海人比西方國家有些人的素質不知道高到哪裡去了。

　　當然，北京人的素質也不含糊。上海第一家易初蓮花開張不久，北京五道口一家超市開張，為吸引顧客，捲筒紙每提便宜 2 毛，限購，崇文區一位大媽橫穿大半個北京城，可惜起了個大早，趕了個晚集，和服務員論理時，一激動就說起了法語。

　　北京崇文區大媽搶購衛生紙也沒什麼不好意思，1970 年代，日本也發生過搶購衛生紙的事，而且是誤傳消息引發。

　　

　　1973 年 11 月，日本大阪一位成功搶購大批衛生紙的大媽

　　英國超市哄搶事件后，有評論稱「這一場景應該出現在非洲難民營，而不是 21 世紀的英國」，全世界批評家的調子都是一個樣。

　　哄搶一定等於素質低下嗎？

　　如果你留意新聞會發現，無論哪個國家，如果是雞蛋、礦泉水、衛生紙之類不值錢的東西遭哄搶、偷盜，一定會有批評家跑出來說素質如何；如果是運鈔車翻車遭哄搶，或其他貴重物品遭哄搶，則不會有批評家跳出來談素質。

　　所以，全世界其實都默認一條基本規則：素質高低不取決於是否哄搶，取決於被哄搶對象的貴賤。

　　它其實等價於：一個人的素質高低，取決於誘發其哄搶行為的閾值高低。而哄搶閾值的高低取決於一個人的收入。

　　一車土豆、白菜或廉價水果翻倒在低收入人群面前，很容易引發哄搶，高收入人群顯然不會動心，但一車鑽石、珠寶或名貴手錶不幸翻倒在他們面前，誰也不會當傻子。這就是為什麼珠寶、名表、奢侈品的櫃檯，售貨員甚至比顧客還多的緣故。

　　至於自助餐，其實相當於獲得許可的哄搶，只是不準打包帶走。所以，吃自助餐的表現，體現的不是素質，而是收入水平。數月前，中國遊客泰國自助餐浪費蝦的新聞，如果從中國人今天尚不富裕予以理解，無論指責素質，還是為了維護中國人形象強調劇情「大反轉」，都屬多餘。

　　

　　2009 年 2 月河南淮陽公祭人文始祖太昊伏羲大典,淮陽市民哄搶祭品

　　剛脫離貧困但尚未富足的人群，或許天然容易對是否「素質」敏感，這當然是好事，因為只有自尊方能糾正匱乏記憶留下的本能。

　　前兩年，我供職的公司組織員工乘某國際著名郵輪公司的郵輪旅行驗。郵輪提供的飲食可算相當不錯，至少肉食比我見過的多數五星級酒店高出一截，甚至其豐盛程度讓多數人缺少足夠心理準備，往往吃撐后才發現還有幾樣更誘人的食物。而同船的幾位西方乘客則處之淡然。

　　作為經常批評中國人的一小撮，我們當然不忘嘲諷中國乘客旅途中不斷測試自己胃容量的極限，令人氣憤的是，我們同樣無法抗拒食物的誘惑，頻繁把面前的盤子裝滿，搞得我們無法理直氣壯。

　　即使時刻不忘捍衛中國形象的人也難免痛苦，有位朋友對著堆得滿滿的盤子一臉凝重：倒掉，外國人會怎麼看我們中國人？不倒，一大堆重口味的乳酪顯然比他平時最關心的中美博弈問題更難破局。

　　當然，多數中國乘客根本沒我們那麼多愚蠢的矯情，只要發現鄰桌端上一盤看上去更誘人的東西，他們會立即端著盤子走向垃圾桶。

　　行至半途，我們終於忍不住好奇，特意向郵輪餐飲負責人問到一個問題，是否會因為乘客的不同而在食物儲備上有所不同，對方相當有經驗：如果郵輪上大部分乘客是中國人，食物至少要多準備三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