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名諾獎得主力挺轉基因能消除恐慌嗎丨鳳凰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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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轉基因的認識是一個科學問題，但對轉基因的態度，乃至對轉基因的立法，卻是一個公共問題。影響這個問題的最終局面的，是一個國家內部各階層、各行業的權利與發聲能力對比情況。

　　文丨特約評論員 劉遠舉

　　6月的最後一天，新英格蘭生物實驗室首席科學官、諾獎得主理查德•羅伯茨（Richard Roberts），向國際環保組織綠色和平、聯合國和各國政府發出倡議，力挺轉基因作物，要求綠色和平等組織停止「反轉」，特別是對黃金大米的反對。僅僅在一天之後，7月1日下午5時，就有另外109位諾貝爾獎得主站出來，在這封公開信上籤了自己的名字。

　　從威望與道德角度，此次發起呼籲的羅伯茨沒有任何問題。他是1993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此前，在美國政府實驗室連續曝光炭疽桿菌、天花病毒和H5N1禽流感病毒事故后，他曾與多位科學家聯名發表聲明，呼籲限制在實驗室製造高致病性流感病毒等危險病原體。從專業性角度，這110名諾獎得主大多來自化學和生物學界。

　　如果說說服公眾最好的辦法是既懂專業，又具有威望的人的話，那麼，這個群體是最恰當、最合適的群體。從這個意義上看，這是一次科學對散布恐慌的有力回擊。

　　不過，與此同時，也有完全相反的消息。俄羅斯議會上院聯邦委員會上周三批准了一項法案，除了科學研究用途外，禁止在俄羅斯境內種植轉基因植物和飼養轉基因動物，同時禁止進口轉基因商品，違反者將被課以50萬盧布(約5萬2000元人民幣)的罰款。

　　

　　就國內的情況而言，根據科技日報社與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聯合展開的問卷調查顯示，由於誤解相關知識和信息、不信任管理部門和科學共同體等原因，我國公眾對轉基因接受度顯著下降，72.8%的受訪者不接受轉基因食品，而10年前有65%的受訪者表示接受。

　　公眾對於轉基因態度轉變的趨勢並不奇怪。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人們的印象中轉基因是先進的技術，是好的東西。甚至上世紀90年代有一款香煙的商標就是「轉基因」。但是，隨著食品安全問題的出現，對轉基因質疑的聲音起到了四兩撥千斤的作用。一旦採用質疑的目光看，對公眾來說，轉基因食品的抗倒伏、抗蟲害等特點，沒有任何好處。

　　新技術從來都是用直接的好去說服市場的。比如，當有人宣揚微波爐對食品不好，會致癌，人們即使相信了這個謠言，並在朋友圈中轉發，但早上急著上班，或者中午在辦公室熱一杯咖啡的時候，就顧不得那麼多了。另一個更典型的例子是wifi與手機信號，關於電磁波有害的謠言，已經傳了十幾年了，實際上，與轉基因食品相比，其危害同樣是可以爭論的。但是，智能手機、無線網路仍然蓬勃的發展起來了。

　　與此相對比的是，當有調查問卷問到，你願意吃轉基因食品嗎？對消費者來說，這是一個很奇怪的問題，為什麼要吃一種新技術製造的食品呢？不管它是否有危害，關鍵在於它沒有任何好處！所以，回答願意的人，其實都是出於一種正確的價值觀，而非自己的利益。

　　另一方面，同時也是問題關鍵所在：科學的人站出來呼籲了，但實際獲益的人，相關企業、農民，卻無法像他們的反對者——綠色和平組織、以及國內相信了綠色和平組織的那些人那樣，組織起來發聲，但是農民卻會出於利益偷偷地種。就在去年，中國經營報報道了黑龍江綏化地區都出現個別農民偷偷種植轉基因大豆情況，隨後引來了反轉人士的攻擊，把偷種問題轉化為不安全問題，因而進一步引起了公眾的恐慌。

　　與此偷偷種轉基因大豆相反的是，那些衣食無憂的意見領袖，那些對食品安全有著焦慮的中產階級，卻擁有更大的發聲能力。

　　

　　對於轉基因的認識是一個科學問題，但對轉基因的態度，乃至對轉基因的立法，卻是一個公共問題。影響這個問題的最終局面的，是一個國家內部各階層、各行業的權利與發聲能力對比情況，比如農民與城市中產、學院派科學家與媒體，全球化與民族主義他們各自的發聲能力。如果社會學家或者經濟學家，把前面這六個因素量化，並在十年的時間序列上研究它們與公眾對轉基因態度之間的因果關係，或許就會發現它們的此消彼長，最終決定著中國公眾對轉基因食品的態度。

　　從這個角度，或許可以更好的理解國內轉基因被妖魔化，轉基因的科普之難，以及俄羅斯對轉基因的禁止。不過，好消息是，時間總是站在科學這一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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