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戰爭犧牲20萬，中國獲得了什麼?

　　段宇宏 水煮歷史

　　敵人是最好的老師，尤其是強大而全新的敵人。朝鮮戰爭后，中國軍隊效法蘇聯，一度進行過一場從軍事思想、軍事理論到軍隊組織建設、軍事教育、訓練的革命，從強調革命軍隊到強調現代化軍隊，使中國軍隊初具現代化軍隊的形態。令人惋惜的是，後來由於國內政治原因，朝鮮戰爭帶來的積極成果未能延續。

　　

　　1953年9月12日，毛澤東聽取彭德懷關於志願軍抗美援朝工作的報告

　　朝鮮戰爭對於中國軍隊，很有些像蘇聯衛國戰爭對蘇聯紅軍的影響。

　　二戰期間，蘇聯進行了一系列淡化其革命軍隊色彩、強化現代軍隊色彩的巨大的變革。蘇軍恢復「舊制」，是從戰場上極其慘重的傷亡中獲得的經驗，二戰結束后，蘇聯高層對二戰的全面反思檢討，強化了這一方向的轉變。

　　對一直效法蘇聯的中共來說，抗日戰爭和國內戰爭經驗與蘇聯的巨大差異，形成了中國軍隊與蘇共軍隊戰爭觀念的巨大分野，而中國軍隊在朝鮮與世界頭號強國交手的經驗教訓，使中國軍隊全面向蘇聯學習的意識空前增強，朝鮮戰爭后，中國軍隊獲得了空前的發展契機。

　　全面反思

　　1949年10月的金門之戰，讓中共高層意識到僅靠人民戰爭，雖可縱橫陸地，卻只能望洋興嘆。而朝鮮戰爭則第一次讓中共真正意識到，僅靠一支革命化的軍隊是無法打贏一場現代化戰爭的。

　　抗美援朝開始后，戰爭的形勢讓中共高層意識到，軍隊的現代化迫在眉睫，並且在內部形成一股人人爭說軍事現代化正規化的風潮。隨著蘇聯軍援的深入，蘇聯軍事顧問影響的加大，這種討論氛圍日益熱烈。也是在這種情況下，曾經出現了以「國防軍」之名替代「解放軍」稱謂的趨勢，以體現出正規化色彩。而對過去游擊習氣濃厚的軍事思想，在中共高層的討論中，也進行了從未有過的尖銳反省。

　　

　　1953年，毛澤東視察海軍東海艦隊"洛陽"艦

　　1953年10月2日，彭德懷在全軍高級幹部會議上批評一些將官，只滿足於過去經驗，不認識今天已經改變了的客觀情況(指與美軍作戰)，也不認識今天已經改變並正在繼續改變的主觀條件(指多兵種合成作戰)，盲目地驕傲自滿，不虛心學習，不加分析，企圖以不適應今天情況的老一套工作方法來蠻幹的精神。

　　彭德懷強調現代化軍隊並不簡單是步兵加上飛機坦克，而是從分散的作戰到集中的現代正規作戰。建設現代化軍隊，首先必須掌握現代的軍事業務技術和科學知識。

　　毛澤東雖未曾如其他將領那樣高調宣揚「軍事現代化」說法，但他1952年7月10日給軍事學院不公開的訓詞中說，在尚未獲得全國勝利之前，由於條件限制，軍事建設處於比較低級階段，裝備低劣，編製制度不正規，缺乏嚴格軍紀，作戰指揮不集中、不統一，帶有游擊性，這在過去是必然的。

　　次年1月，毛給高級步兵學校的訓詞又指出，依靠過去和較為落後的國內敵人作戰的裝備和戰術是不夠的了，我們必須掌握最新裝備和隨之而來的最新技術。1954年10月國防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他還說：「我們的軍隊距離現代化很遠。」

　　毛對游擊戰與正規化的效用與看法歷史上卻多次搖擺，類似前述的話在抗戰前即已說過，抗戰中又轉向，朝鮮戰爭後轉回來，1960年代再次大幅度轉回去。綜合來看，與當時中蘇關係、個人經驗以及黨內政治鬥爭等具體情境高度相關，不過，毛對武器、資源等因素從來高度重視。

　　陳毅在1950年12月15日出席南京湯山華東軍區炮兵司令部、炮兵學校成立大會上，也要求與會者「學會新知識新技術，使用新武器，強調陸海空各兵種的聯合作戰，這是我們軍隊的一個歷史任務」，過去因為條件限制，只能「打夜戰、近戰、游擊戰」。

　　

　　1955年10月，總參謀長粟裕在全軍射擊運動會上講話。在國防領導體制上，中國積極學習蘇聯

　　陳毅總結說：「二十幾年來，我們雖然取得了勝利，但是傷亡很大。比如過去我們攻取敵人一個碉堡，都要付出相當代價。攻擊一個小村莊，往往要打幾天幾夜。這說明我們的裝備不好，過去打仗只能在夜間，白天受到敵人的空軍和炮兵威脅。現在，我們有了強大的炮兵，並有了空軍，將來我們掌握了制空權，白天黑夜都是消滅敵人的時候。因此，不願學，看不起技術，認為自己有本事，是不好的。」

　　1951年1月15日，劉伯承領導創建的解放軍事學院在南京成立，中央軍委贈送的題詞是：「為建設現代化正規化的國防軍而奮鬥。」那個時期，中共一心嚮往正規代現代化，在蘇聯顧問的幫助下，構建出一幅從軍事思想、國防體制到裝備訓練、軍隊管理、軍事工業的發展圖景，已有的進行革新，沒有的著手創立。

　　全面「蘇化」

　　中共在建立大軍區制、國防領導體制上，雖積極學習蘇聯，但稍有不同。建政之初，中央人民政府中央軍事委員會改名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下轄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等八個部，直轄13個軍區以及海軍、空軍、防空軍、公安部隊。1958年再次精簡為總參、總政、總後勤三個部。

　　正規化和執政后的需要，必須得有屬於政府體系的國防部，彭德懷成為1954年建立的國防部首任部長。在蘇聯，國防部高於總參，而在中國，總參實際權力大於國防部，可國防部長是元帥，總參謀長是大將。

　　總參謀長粟裕1957年訪蘇時，與蘇聯國防部長索科洛夫斯基會談后，突然提出索要「參謀部與國防部職務職權分工」的資料，索科洛夫斯基吃了一驚，只敢以口述形式談了一談。粟裕聲稱這是「向蘇軍學習」的需要，不過此事為後來諸多政治鬥爭悲劇埋下伏筆。這也說明當時學習蘇軍的氛圍之濃厚。

　　朝鮮戰爭后實施的三大國防制度：徵兵制、軍銜制、軍官薪金制，這也是深受朝鮮戰爭和蘇軍顧問現代化正規化建議影響的結果。

　　這些制度與中共傳統的意識形態宣傳有相當衝突，因為其體現出強制性、等級化差異，以前實行這些制度的國民黨一直被中共痛斥責為「拉壯丁」和「官兵不平等」，是「資產階級軍隊」的產物。但主政之後，中共漸漸意識到，這些制度是走向正規化和現代化不可或缺的。所以，在蘇軍顧問的強烈要求下，中共深感確有必要，並開始逐步實施了。

　　經過繁瑣的評級和準備工作，這些制度終於在1950年代全部落實，後來又加了一個勳章獎章制度。其間曾鬧出不少風波和故事，如有很多人不滿意所獲軍銜，聲稱要「掛到狗脖子」上去，還有人認為這些制度的實施破壞了軍隊平等，後來中共軍史研究者也認為，元帥和大將的評定，有點「梁山好漢排座次」的意味，有些人的功勞與軍銜不符。

　　

　　1955年9月2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授銜授勛典禮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隆重舉行

　　不管怎樣，經過蘇聯顧問指導，軍制現代化建設上邁出了第一步。正如彭德懷所說，「實行這些制度，刻不容緩，不如此，就將使我軍停滯不前，延緩現代化正規化建設，就將使我軍不能應付大規模現代化戰爭」。

　　根據蘇聯軍事顧問提供的資料和提議，在幾大制度實施過程中，還頒布諸多軍事內務、紀律、隊列條令，其目的就是加強軍官權威，強化懲戒制度和等級差別，加強軍隊紀律建設。但這些措施在實施與學習過程中，一些細節卻導致了中蘇雙方的爭論，這源於一些條令引進　后「水土不服」產生了不良後果。實際上，這是因為中國軍隊的構成與蘇軍有異。

　　如蘇軍過度重視懲戒制度，重視誓詞，重視對軍旗的保管和尊重，這些條令被引入后，中國軍隊基層非常不適應。1956年11月，總政送來基層黨支部提供的材料，全軍當年按紀律條令受到懲戒的達10萬人次，被關禁閉者3萬多人次；對9個連隊進行的詳細調查，受懲戒者90多人，懲戒錯誤或處罰不當的佔71%，有的連隊懲罰偏重率達100%，受罰原因有些令人噴飯，如打靶不及格、不願看電影、胃口不適不願喝辣子湯。因不堪忍受懲罰，全軍士兵逃亡4000餘人，自殺400餘人。官兵矛盾激化，開槍開炮行兇事件55起。有一名士兵開動三七高射炮到處亂打，並說：教訓你們這些官僚主義者。(《彭德懷軍事參謀的回憶》)

　　所有制度中，雙方爭議較大，而中方最終堅持己見，未受蘇聯軍事顧問太大影響的改革是「一長制」問題。軍隊政委制度創自列寧和托洛茨基。當時，蘇維埃為應付大規模內戰，將原沙皇軍隊的專業人員派到紅軍中工作，並另派黨員進行監督，即政委的來歷。

　　蘇聯在歷史上也曾數次取消和恢復政委制，黨政軍高層中，要求取消政委制的觀點最終佔了上風，理由是大規模戰爭需要集中指揮權迅速決策，也為避免外行牽制內行，導致決策混亂，指揮失誤。1942年，蘇聯第三次取消政委制，此後一直實行「一長制」。

　　蘇聯軍事顧問認為黨委制是一種低級領導形式，強烈要求中國軍隊推行「一長制」，蘇軍駐解放軍副總顧問柯托夫向彭德懷詳細講解「一長制」的來歷與沿革，並以二戰中蘇聯的經驗教訓為例：戰線寬，縱深大，眾多集團軍群、戰術兵團參與，必須在瞬息萬變的廣闊戰場上服從統一的一個指揮員的意志和決斷，「戰爭無可辯駁地證明了『一長制』是適合現代戰爭的優越制度」。

　　彭德懷、蕭克、蕭華等深受柯托夫影響，均認為「一長制」是方向，打算在1953年開始推行，並用十年時間完成過渡。但黨內對此事爭論日甚，有人提出說解放軍普遍缺乏軍政雙全的軍事人才，有人認為雙首長制不影響現代化和正規化，同樣能適應現代化戰爭，國內戰爭和朝鮮戰爭就是例證。

　　

　　志願軍在後期大大加強了後勤方面的兵力，圖為志願軍部隊正在河流中搶修公路便橋，方便車輛運送物資

　　此後，彭德懷態度發生了轉變，決定保留黨委領導下的雙首長分工負責制，毛澤東在審閱政治工作條例草案時，恢復了被刪去的「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的政治工作是我軍生命線」的表述。這一條例1954年4月15日正式頒布，條例明確了團以下政工人員職責，但也因受到蘇軍影響，取消了基層的革命軍人委員會。

　　後勤觀念的巨變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軍隊後勤幹部稀缺、技術薄弱、非專業化的弱點，在朝鮮戰爭暴露無疑，並因此吃了大虧，這促生了中國軍隊後勤觀念的轉變。

　　國共內戰時期，中共的後勤交給由各級黨委組織起來的群眾辦理。一般情況下，地方各級黨委先通過召開「訴苦大會」、「教育大會」、「動員大會」或挨家挨戶打通思想，黨委把農民按軍事編製組織起來，每個民工連隊里由黨員監督管理，要求每村每戶按時按點把規定數量的支前物資送到指定地點。據統計，中國軍隊一向引以為傲的「以少勝多」戰例—淮海戰役，一共動用了543萬民夫，而這些民夫並沒有統計到戰役雙方的人數之中。

　　而國民黨自辦後勤的方式，在分兵守城守地情況下，後勤佔用大量作戰兵力員額。當時經濟已崩潰，工業水平低下且已癱瘓，道路橋樑大部被毀的環境，這種後勤方式不僅財政負擔沉重，也降低了部隊的機動性，中共的後勤方式卻正好有這方面的優勢，也一直成為人民戰爭理論優越的重要論據之一。

　　但這種內戰的後勤經驗照搬到朝鮮戰場就出了問題。志願軍第一任總參謀長解方之後回憶總結認為，國內戰爭時可以不爭一城之地之得失，四處游擊和運動。但到了朝鮮，發現有了「守土之責」，又是境外作戰，非正規化後勤已入不敷出。國內戰爭中的後勤部隊是民眾，國民黨只能打擊中國軍隊，從道義和執政身份來看，不可能也不敢去剷除這個「後勤」。而朝鮮戰爭的美軍則沿襲二戰總體戰思維，轟炸中對平民的傷亡基本不予考慮，在朝鮮可以對這個後勤狂轟濫炸。

　　志願軍剛出國作戰時調用1300多輛汽車，第一星期就被打壞217輛，作戰兩個月後，國內補充12486輛，又損失6646輛，當時全國繳獲的和蘇聯提供的汽車僅2.4萬多輛，不可能全送到戰場。周恩來急得懇請蘇聯火速支援3000輛，因為國內能夠緊急動員的車輛只有200輛了，連坦克飛機都可以緩給，但車輛一定要先送來，否則軍隊將沒有飯吃，沒有衣穿，沒有彈藥。

　　在一、二、三次戰役期間，志願軍糧食供應只有25%，重點供應彈藥，但能安全送達前線的物資經常不過半。志願軍寒冬穿著單衣，吃一口炒麵就一口雪的狀況，使得專業化大後勤的呼籲越來越多，它也是對朝鮮戰場維持良好軍紀和軍民關係的保障。

　　而遠離本土作戰的美軍，卻把國內生活水平搬到了戰場。火雞宴可以擺到鴨綠江邊，一度還供應免費啤酒(遭到國內輿論反對被取消)，甚至還有非戰爭必須的諸多奢侈品享受，如用飛機送去充足香煙和口香糖，每周享用一次冰淇淋……

　　志願軍初期沒有專門的後勤部，臨時建立了東北軍區後勤部負責前線後勤，任命李聚奎(後任解放軍後勤學院院長)為部長。李聚奎到前線工作一段時間，彭德懷讓他立軍令狀，他很為難，深感情況跟內戰時大不相同。後來李向彭德懷建議：「仗打到這個程度，東北軍區後勤部對全軍的後勤保障已經管不開了」，他要求建立一個志願軍後勤司令部，東北軍區後勤部管國內，志願軍後勤司令部管國外。

　　

　　中國50年代畢業的一批航校飛行學員合影，圖中可見到多名蘇聯的航校教官

　　志願軍後勤司令部成立，一切配屬後勤部之工兵、炮兵、公安、通信、鐵道兵等，其建制序列及黨政軍工作領導、指揮與供給關係，全歸志願軍後勤司令部負責。自此，志願軍才有了健全的後勤組織指揮機構，後勤成為一個與作戰指揮體制一致，既組織供應，又指揮後方戰鬥的組織體系。到1951年10月，志願軍後勤司令部直屬部隊及配屬部隊已達到18萬餘人，形成由多兵種多專業組成的後勤合成大軍。志願軍到戰爭後期傷亡率和負傷死亡率下降，與此有重要關係。

　　1952年5月，以朝鮮戰爭經驗而深感後勤現代化正規化重要的中共，批准成立中國人民解放軍後方勤務學院，同年在天津、上海建立第一至七軍醫大學，軍醫中學12所，加上原有的總後直屬院校，一個軍隊後勤教育體系成型了。

　　國防教育體系建立

　　在蘇軍顧問的影響和指導下，中共黨政軍高層逐漸意識到，一個完整的軍事現代化體系的搭建，除國防工業之外，必須有相應的國防教育體系。由此，中共開始著手建立自己的國防教育體系。

　　出於台灣和朝鮮時局的需要，也因為海軍空軍技術最複雜，對蘇聯專家的需求最為迫切，這類軍事院校得以優先建立。蘇聯最先援建的軍事院校是6所空軍航校，目的是以速成班方式，儘快培養出可用的飛行員。根據雙方達成的協議，每所學校配專家120名，外加航空醫生、後勤保障、理論教員及部分駐空軍司令部，共計878名，擔任著校長、教員、工程師、機務員等職務。航校使用的教材、教練機和其他教學器材均從蘇聯訂購。至1951年5月，培養出來的學生使空軍能組建17個航空兵師、34個航空兵團提供。

　　在克洛契柯夫為首的84名蘇聯顧問幫助下，中共第一所水面艦艇初級幹部培訓學校得已在大連建立，即解放軍海軍學校，下設航海指揮系、機械工程系，分別培養航海、槍炮、魚水雷方面人才。

　　1951年1月15日，蘇聯援建第一所培養中高級軍官的學校—南京軍事學院，即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這所院校承擔儲備與深造高級軍事幹部的功能，待全國部隊整編時，作為建設正規國防軍之訓練中心，用它的研究成果當作全國建軍的制式。毛澤東要求：「在人民解放軍現有素質及軍事思想的基礎，熟悉與指揮現代各技術兵種，並組織其協同動作，同時熟悉參謀勤務與通信聯絡，以準備與美帝為首的侵略集團作戰。」

　　

　　1952年8月，中國軍隊文化教員幫助行軍的戰士學習注音字母

　　朝鮮戰場上，美軍武器之先進，給中共留下深刻印象，即使有了先進武器，還需要培養高尖端技術軍種來使用維護。斯大林提出應建立高等軍事技術學院時，毛澤東欣然接受。朝鮮戰爭還未結束，即把陳賡從前線召回，賦予此重任。1952年7月，蘇聯奧列霍夫中將率空軍、海軍、炮兵、裝甲兵權威專家趕赴北京，專門幫助籌辦此事。第二年9月份，位於哈爾濱的當時中國最高級的軍事工程技術學院「哈軍工」誕生了。

　　中共執政前，已創辦過29所軍校，條件所限，其實以初級技術培訓和政治教育為主，至1959年，以蘇聯軍校為模式，蘇式教材為大綱，蘇聯顧問為指導，蘇聯援建的核心院校為骨幹，全軍院校已有160所，包括高等軍事學院、政治學院、海軍學院、空軍學院、炮兵學院、裝甲兵學院，基本形成包含各軍兵種院校，從初級到高級的軍事院校教育體系。

　　貫徹全軍的蘇式訓練

　　中共以前長期在農村活動，強調階級出身，越「泥腿化」越先進越優秀的觀念在黨內影響很大。但軍事現代化根本不可能建築在「泥腿」之上，中共深感官兵的素質遠遠不能勝任軍事現代化任務。

　　1951年底在軍中進行了一次統計調查，全軍戰士的文化程度，初小以下者佔80%，幹部不及高小者佔68%。軍中高級將帥認為，再先進的裝備，在文盲半文盲官兵面前也是廢銅爛鐵一堆，而多兵種合成作戰對官兵科技文化水平和軍事素養卻有極高要求。

　　士兵的政治學習、軍事訓練、文化學習到底佔多大比例，在中國軍隊中也一直是個難題。通過朝鮮戰爭經驗，軍隊較大幅度壓縮了政治學習時間，增加軍事訓練和文化學習，並在軍中掀起文化學習運動。而之前政治教育擺在第一位，文化學習的內容其實也是變相的政治教育。

　　1954年1月，彭德懷在全國軍事系統高幹會議總結里指出：這次會議明確了現代化軍隊建設中長期的、經常的中心工作是訓練部隊，特別是訓練幹部。這個時期，劉伯承這種專業性強的元帥如魚得水，這一年全軍首次高級指揮員戰役集訓由他組織，同年軍委成立訓練總監部。

　　根據中央軍委頒布的戰鬥訓練命令，1956年6月開始，全軍轉入正規化軍事訓練，即「統一編製、統一制度、統一指揮、統一紀律、統一訓練」，軍中以前的軍事術語、戰鬥用語、裝備用語比較混亂繁雜，這時也要仿蘇軍模式進行統一；其主旨就是要告別之前「農民軍」形態的游擊戰爭。這一切在蘇軍顧問的指導下進行，當時中央軍委會議的重要報告都要提交給顧問一份，這種做法直到1958年才終止。

　　從1956年6月開始，全軍轉入正規化軍事訓練。官兵已換裝仿蘇的55式軍裝，士兵還佩戴有船形帽

　　在蘇軍顧問看來，這一切似乎還不夠，但他們明顯過於急切。1956年5月，河南明港舉行為期一月的多兵種合成作戰集訓，蘇軍顧問一直在現場指導，演習中安排了一次政治工作演習，蘇軍顧問相當不滿。他們再次表示反對軍事訓練中摻入群眾運動手法，認為軍中政治首長權力過大，現場不斷講解「一長制」優越性。

　　這一時期，蘇軍顧問還認為，中國軍隊的政治學習和文化學習仍佔了太多時間，應把軍事訓練提升至絕對大的比例。在西方國家將帥看來，文化學習的完成應是入伍之前的事，進入部隊後主要就是軍事訓練和相關軍事知識的學習。

　　彭德懷和蘇軍第三任總顧問彼得魯舍夫斯基多次進行過此類問題討論，彭解釋說，中共士兵不能跟蘇軍士兵相比，文化底子太薄，文化學習還是需要，而政治學習和群眾運動方式是優良傳統，應適當給予保留。

　　總體來看，這段時期的訓練成就斐然，舉辦了很多單兵種和多兵種的登陸反登陸演習、戰役演練。以空軍為例，中共飛行員在複雜氣象和夜間環境往往不能駕機作戰，在朝鮮戰場上吃虧很大，這一時期空軍把它當作最重要課目來訓練。在蘇聯空軍顧問幫助下，1955年底，40%的航空兵團、28.4%的飛行員進行了夜間和複雜氣象飛行訓練，1957年底，達到「全天候」標準的飛行員已佔三分之一。

　　由於統一更換了蘇式裝備，為熟練掌握武器，陸軍基礎訓練也是熱火朝天，確定以射擊、投彈、刺殺、爆破、土工作業等五大技術為訓練基本內容。到1956年，與三年前比，能完成步槍射擊練習的單位由占參訓單位總數的47%上升到98%，衝鋒槍由78.6%上升到81%，輕機槍70.2%上升到88%，重機槍由79.5%上升到94%。

　　重新「山寨化」的歷程

　　在蘇聯人的幫助下，中國初步完成軍隊思想和軍隊建設的現代化改造，也改換了全新蘇式裝備，並從無到有地初步建立起了一套國防工業體系。在蘇聯人的大力援助下，發達國家要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歷程，中共只用了短短數年就完成了。

　　尤其在赫魯曉夫執政之初的中蘇蜜月時期，中國軍隊獲得大批蘇聯最新裝備，其整體技術水平是離世界先進水平最近的時期。

　　

　　1953年9月，張宗遜副總參謀長為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授軍旗，陳賡院長接旗，中國當時中國最高級的軍事工程技術學院「哈軍工」誕生了

　　但是，中國軍隊的現代化進程的推動力，無論是技術裝備還是軍事思想，最大的直接推動力都來自蘇聯。中蘇關係對中國軍隊的現代化進程有著決定性影響。

　　朝鮮戰爭后，隨著東歐波匈事件、國內反右運動、大躍進等一系列事件以及毛澤東與赫魯曉夫個人之間的關係、兩黨兩國關係急劇惡化。中國軍事現代化正規化進程出現了令人惋惜的逆轉。

　　斷絕蘇聯的影響，對中國軍隊的裝備現代化的影響只是發生停滯，對軍事思想而言，則是發生了倒退。

　　由於蘇聯現代化正規化建設的方向，來自殘酷的二次大戰，戰爭期間，蘇聯人力國土和軍隊數量裝備數量皆佔壓倒優勢，在同時獲得英美巨大的物質援助以及對德國本土大規模轟炸的情況下，依然付出了遠遠超過德國的損失。據蘇聯官方傳統的數據，戰爭中蘇軍陣亡及被俘死亡人數900多萬，平民死亡人數1700餘萬，總死亡人數2600餘萬(俄羅斯學者索科洛夫近年的統計數據是，軍民總死亡人數4300多萬人，軍隊陣亡約2640餘萬人，被俘630萬人)；而德軍在整個二戰的軍民總死亡595萬人，軍隊總陣亡395萬人，其中蘇德戰場軍人陣亡260.8萬，被俘95萬。

　　4年殘酷的蘇德戰爭，成為蘇聯建軍思想的源泉，而對中共來說，尤其是對最高領導人來說，戰爭經驗主要還是來自打游擊和國內戰爭時期的運動戰。朝鮮戰爭的巨大震動，來得遠不及過去20多年的內戰更深刻。

　　1950年代末，大陸國內政治逐漸轉向，軍事現代化、正規化提得越來越少，逐漸開始強調游擊戰和精神原子彈的偉大功用，以前積極宣揚軍事現代化的很多將帥迫於政治壓力，只得違心地轉變口風。劉伯承、葉劍英等在「反教條主義」的名義下，先後遭點名批評。

　　劉伯承此後話說得越來越少，直到1969年和1972年，因出於對蘇聯大軍入境可能性的考量，軍隊內氛圍鬆了一點，劉才出來說過關於加強軍隊訓練的兩次話，「無產階級軍隊是勇敢加技術，只講勇敢不講技術，戰爭中付出的代價就大」。

　　彭德懷等人後來又被打成「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的代表，以後在政治鬥爭中落馬的軍隊將領，幾乎都要被扣上這個罪名，林彪也不例外。很自然的，現代化正規化基本上等於「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強調訓練和裝備，這些也是「資產階級唯武器論」。

　　「文革」前後，軍事「山寨化」更發展到極致，軍銜制被取消，65式軍服替代蘇式風格濃厚的55式，雖然基本樣式保持不變，但取消了大檐帽，換成解放帽，取消了銜肩領章，一律佩上紅星帽徽和全紅領章，俗稱「一片綠三片紅」；女軍人取消了裙服；軍官與士兵的區別就是衣服上多了兩個口袋。

　　隨著反教條主義的開展，全訓部隊逐年減少，訓練水平下降，陸軍全訓師佔全軍的總數，1957年為77%，1958年降為60%，1960年為46%，1962年降到20%；1969年，軍事院校被砍掉三分之二，訓練時間再次被大幅度壓縮。

　　後來軍隊參加「三支兩軍」(支左、支工、支農和軍管、軍訓是指對學生進行軍訓)，加上蘇式裝備來源徹底斷絕，軍隊的裝備、訓練、教育水平急劇下降，數量反而在膨脹。而軍中的教育原則是「突出政治」，軍隊管理以「政治掛帥」。「文革」期間民間還流行穿軍裝，一時間不僅官兵難分，連兵民都莫辨。

　　

　　50年代解放軍遼東半島抗登陸演習，此時的軍隊合成化建設已初見成效

　　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中蘇關係惡化到極致，中共因恐怕蘇軍入侵，一度組織高級幹部疏散，準備效法抗戰的方式，以空間換時間，把大西南當作大後方，搞三線建設；亂了很久的軍隊開始進入一次訓練小高潮，這一次訓練跟之前相比，從指導思想到訓練方式已有本質區別，以長跑和精神鼓動為主，帶有很濃厚的群眾運動色彩。

　　這一時期關於戰爭的教育，宣揚精神原子彈的威力，聲稱「美帝」和「蘇修」都是紙老虎，只要堅持正確的「無產階級軍事路線」，核武器也沒有任何殺傷力；並且在朝鮮戰場，由於一位小戰士執行了正確路線，擁有正確思想，「用一根扁擔就俘虜了七十個美軍」。

　　中共再次啟動軍事現代化正規化進程，則是在鄧小平復出之後，藉助對越戰爭，通過改革開放，把此事提上議事日程。

　　「人民戰爭論」與「現代戰爭論」

　　所有共產黨國家都提倡「人民戰爭理論」，中共、越共等長期從事武裝活動並以此奪權的政黨尤為推崇。但兩種軍事思想在不同國家的地位與其戰爭經驗密切相關。與現代化敵人經過慘烈較量的，多會信奉徹底的「現代戰爭理論」，如蘇聯；戰爭經驗主要得自國內前現代戰爭的，則會傾向於人民戰爭理論，如中國。

　　通常在共產黨國家宣教層面，「人民戰爭理論」是主流。「人民戰爭理論」強調道德色彩，認為誰獲得「人心」，誰代表「光明正義」，誰擁有「先進的思想，偉大的領導，團結的隊伍」等，誰就獲得勝利，具體到戰鬥中，則強調「精神原子彈」的作用；「現代化戰爭理論」，強調科技、裝備、資源、經濟、外交等物質力量，其主旨就是專業化和技術化。

　　「人民戰爭理論」是「無產階級軍事思想」的主幹，來自列寧對克勞塞維茨「民眾戰爭理論」的衍化。克氏認為，隨著民族主義興起，民族國家出現，戰爭已不再是貴族之間的事，要重視民眾組織動員及相關制度建設，則可把戰爭規模和效能發揮到極致。

　　&克氏的觀點，仍在「現代化戰爭」技術範疇之內，歷經列寧等共產黨領袖衍化創造，再加宣傳機器放大，意識形態和道德色彩變得濃厚，政治教化功用大於國防教育效能，其實是對政治合法性在軍事上的強化表述，有較重的「群眾運動」意味，後來還成為個人崇拜、政治鬥爭的工具，特殊時代也會被嚴重神化扭曲。在斯大林時代，他本人理所當然成為「人民戰爭」大師。

　　從俄國內戰開始，務實性戰爭理論在高層就逐漸佔了上風，列寧本人也認為，不可能僅靠道德、精神力量就奪取和鞏固政權，儘管宣傳上必須堅持這一原則。

　　諸多國家都有過不同版本的「精神(道德)原子彈」，美國早年對獨立戰爭的解讀，即有此嚴重傾向。納粹德國流行過以唯意志論為基礎的極端民族精神，所幸有深厚的軍事傳統，軍官階層對現代化軍事思想更為重視；日本盛行過大和魂和武士道精神，在陸軍中最為猖獗，遺害無窮。這類理論過度盛行，反倒是一個國家軍事發展處於低水平階段的標誌。

　　選自：鳳凰周刊

朝鮮戰爭最大的收穫是避免了世襲王朝，還有就是台灣免遭厄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