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教育的恐懼與焦慮

2016-06-07 蔣佩蓉/文

　　

　　

　　編者語：今天是高考第一天。整個「金字塔體系」給大多數孩子的壓力已經壓垮了不僅孩子，還有家長和老師。360行，行行出狀元。大學已經不是生存的唯一出路了。人們對成功與幸福的定義也需要大大修改了！

　　

　　在美國的中國式「虎媽」

　　虎媽蔡美兒的出現，使得全世界媒體紛紛聚焦於她那如同馬戲團訓獸般的「中國式教育方法」。她的「成功」在中國一石激起千層浪，追隨者蜂擁而出，當中的「佼佼者」當屬狼爸與鷹爸。他們都將孩子學業的成功放在首要位置，在中國人的固有觀念里，父母是否夠格完全取決於孩子們頭頂那塊大學牌子是否響亮。狼爸甚是自豪地宣稱「棍棒底下出孝子」，並堅定不移地認為是自己的棍棒教育將自己的三個孩子「打」進了北大。而鷹爸也不甘落後，在網上上傳了一段自己4歲兒子在暴雪中穿小短褲裸跑30分鐘的視頻，凍得夠嗆的孩子帶著點哭腔跟爸爸要「抱抱」。這段視頻掛上網后，迅速引來數十萬網友對鷹爸極端教育方式「圍觀」和議論。而鷹爸告訴記者，他已經讓孩子做了IQ測試，並已經提前開始了小學教育。他的最終目標是讓孩子在10歲時劍指清華大學。

　　飛速發展的全球化進程使得太平洋兩岸兩種各有所長的教育理論與體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爭論。對中國父母而言，即便孩子長大成人，他們對之依舊有著強烈的控制欲；與之不同的是，美國父母更期望孩子們能基於自己的興趣去探索和決定自己的未來，而不是聽命於父母。他們希望孩子在長大成人後，不單能獨立生活，更能獨立生存，走向身體心理的雙重斷奶。中國父母的另一大特點是相當看重學業成績，分數高於一切；美國父母則強調在教育中培養孩子的興趣，孩子的自主性和創造力始終擺在首位。

　　受君主制和教會影響的西方高等教育

　　要想真正了解西方教育體系以及現在喧囂塵上的「中式家庭教育」，我們必須全面審視中西方兩種文化的起源，以及了解這種起源對中西文化根基形成的意義。要知道，很多中國家長衡量家庭教育是否成功的唯一標準是：他們孩子畢業的大學是否響亮。

　　西方大學成立的初衷是為了讓懷有不同目標的人都能獲得知識。高校的建立與君主立憲制以及教堂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從詞根學的角度去研究「university」這個詞你會發現，該詞是由unity和diversity合成，也就意味著各色的群體都能在此追求知識和真理。接下來，讓我為大家展示一些知名高校的校訓，你將對宗教基礎在高校發展中扮演的角色有更為清晰的認識。

　　牛津大學（建校於1096年）：上主是我的亮光。（出自《 聖經 》中的詩篇第27篇）

　　劍橋大學（建校於1209年）：此地乃啟蒙之所和智慧之源。

　　哈佛大學：（建校於1636年）：真理

　　耶魯大學（建校於1701年）：光明和真理

　　布朗大學（建校於1764）我們相信上帝。

　　賓夕法尼亞大學（建校於1740年）：毫無特性的學習將一事無成

　　普林斯頓大學（建立於1746年）：她因上帝的力量而繁榮

　　哥倫畢業大學（建立於1754年）：在上帝的神靈中我們尋求知識

　　達特茅斯學院（建立於1769年）：廣漠大地上（對知識）的呼喚。（以賽亞書40）

　　由上可見，西方高等教育的目的是對創造物和造物主有更好的了解，對知識和真理孜孜不倦地追求，以啟迪思維。

　　從科舉制到深受西方影響的中國高等教育

　　中國古代並沒有制度化的學府與發展成熟的開放式學習場所。富裕的家庭會為孩子聘請私塾先生傳道授業解惑；家境貧困的孩子則只能依靠自學。但很快中國建立了世上第一個王朝制的精英考試系統，科舉制。科舉制從隋朝大業元年605年開始實行，考試內容基本是儒家經義，以「四書」文句為題，能在考試中脫穎而出的學子則有機會加官進爵。不言而喻的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整個家族也能隨之食官俸，享皇祿。

　　元朝的成吉思汗年代，著名元曲《琵琶記》中出現了這樣的詩句：「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形象貼切地描述了這種「學而優則仕」的情形。教育在此時已被賦予了太多沉重且現實的意味，再不是單純的追尋真理與獲取知識。一場考試便能造就兩種截然不同的命運：是聞達於朝野，還是勞作於荒原；是遍享榮華，還是終生被奴役。

　　而當一名貧寒學者通過科舉飛黃騰達后，他也有義務去幫助整個家族成員擺脫農業社會裡的田間勞作。如果沒有整個家族的舉力幫助，他如何能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換句話說，他是整個家族下的賭注，贏來的一張長期飯票。

　　儘管封建王朝已經土崩瓦解，但時至今日，中國官員選拔依舊沿襲著這套系統。孫中山先生在成立中華民國之際，也保留了這套系統為之選拔政府官員。但值得注意的是，現代中國大學和醫學體系均為西方傳教士們所建立，其中大部分傳教士都來自英國和美國的頂尖高校，因為他們並不曾接受過系統的神學院訓練，這批傳教士也被稱之為「學生志願者」。來自美國的兩萬多名志願者，有超過三分之一來到中國從事他們最為擅長的行業：建立學校和醫院。

　　在這群志願者中，劍橋七傑尤為引人注目。他們放棄了在英國似錦前程，揚帆遠航來到了中國，此舉在當時的英國社會引發一片嘩然。如此一來，當時大批興建的中國大學幾乎都烙刻著這些創辦人母校的思想理念。當然，北京大學算得上其中的異類，它是由王朝貴族專屬的大學進化而來，但除此之外，大部分中國頂尖大學的創辦都與基督教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清華大學的創立與一群來華的美國傳教士息息相關。這群傳教士專門返回華盛頓去美國國會四方遊說，終於從清朝政府向美國割地賠款的3000萬美元中，爭取到部分款項建立了清華大學，作為對被搜刮的中國人民的補償。這筆建校經費由長老會進行統一管理，清華大學的第一任校長便是耶魯畢業生，他同時也在中國創建了基督教青年會。同樣，復旦大學（「復旦」二字選自《尚書大傳•虞夏傳》中「日月光華，旦復旦兮」，意在自強不息，寄託當時中國知識分子自主辦學、教育強國的希望。）也是由中國第一位耶穌會牧師創建的。

　　中國人對高等教育焦慮的根源

　　儘管兩國的高等教育同根同源，但由於文化的差異以及對教育的不同期望，使得兩國對升入大學接受高等教育有著完全不同的理解。在中國，高考中的10分可以決定你是一位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夫，還是一位在繁華大都市裡風光就職的白領。因而，在中國人的意識形態里，教育不可避免的被賦予了「救贖」的色彩，教育是擺脫艱辛的唯一出路，後半生吃苦則是不重視子女教育而遭受的報應。在中國父母的眼中，孩子的學習成績是對其家庭教育是否成功的最直接反饋。在這種潛意識的驅動下，這樣的家庭教育就不可避免的籠罩上了一層恐懼和焦慮：對失敗的恐懼，對自己是否是合格父母的焦慮。這種恐懼和焦慮就如同莫斯比怪圈一般永無止境。

　　兩國心態上的差異，主要根源於資源分配的不同。在西方，地廣人稀，機遇眾多。教育的最大意義在於盡量發揮造物主賦予每個人的潛能與天賦來服務、充實社會。而在中國，教育則意味著在人才濟濟，機遇難求。在中國，金字塔尖的1%的人掌握了社會絕大多數的資源，個人的身份和地位是決定社會資源如何分配的基石。高考對眾人而言，是爬上金字塔頂端的一個公平機遇，但殘酷的是獲勝者寥寥無幾。教育系統像是一個漏斗，它追求的不是人人受教育的權利，而是為這個社會篩分等級，篩分的工具則是那個冷冰冰高高在上的考試分數線。對於中國學子而言，分數的確決定命運。同樣的，社會也傾向於以這樣的外在尺碼來評價一個人，而忽略每個人獨特的魅力與內在價值。如此一來，恐懼與焦慮怎能不嚴重？！

　　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大部分中國人都開始走向富足。然而，許多中國人的心態依舊停留在過去那個資源短缺「一考定終身」的時代。更為火上澆油的是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獨生子便每個家庭唯一的機會，一旦孩子從升學考試中敗下陣來，整個家庭都大失顏面。但成功真是高考這條獨木橋嗎？失學並非走入絕路，自主創業、成為名廚，何嘗不是人生新開始？

　　家庭教育的宗旨

　　中國父母從骨子裡都懂得，只有那些不懈追求過的東西才值得被珍視，無論是達成某個目標還是習得某項技能。他們同樣也知道勤能補拙。深諳漢語與英語的人都清楚，英語是由聽覺習得的，光聽單詞的讀音能引導我們正確拼寫單詞；與此不同，漢語卻是視覺習得的，漢字的字形和其讀者並沒有顯著聯繫，記住字詞完全依賴於死記硬背。就如同麥爾坎·葛拉威爾在他的著作《異類》里揭示的「一萬小時定律」一般，即便如同莫扎特這樣的天才，也需要經過超過一萬小時的辛勤練習和勤奮作曲才能成為大師。當中國父母能夠克服自身的恐懼與焦慮，西方父母能激勵孩子克服反覆練習所帶來的枯燥與厭倦，堅持學習，最終看到孩子日益精進時，我們才能體驗到所謂的「跑步高潮」。馬拉松運動者們都知道，「跑步高潮」只有在在跑步者克服了退出的念頭之後才會出現。

　　做為一個中國人以及一個基督徒，我可說是兩種教育體制的受益者。風物長宜放眼量，在此我有一個建議：為何我們不能透過那些中西方家庭教育的條條框框，低下頭來審視我們隱蔽複雜的內心呢：為何我們如此迫切期望孩子能獲得成功？只有當我們尋找到問題的答案，且敢於正視自己內心「怎樣做才是好父母」的恐懼與焦慮時，我們才能摒棄外在影響，最終將孩子的興趣愛好做為家庭教育的宗旨。唯有那時，我們才能融合中西文化的精華部分，確保孩子未來一生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