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清史|周錫瑞：大清如何變成中國

　　世界上所有的大帝國中，只有中國保持了領土的基本完整。這是因為1911年建立的中華民國基本保持了大清帝國的領土，之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又繼承了中華民國的領土。這是一個異乎尋常的成就。20世紀之交，中國被認為是「亞洲病夫」。歐洲列強和日本曾多次戰敗中國，並提出了在其領土上發展各自勢力範圍的要求。全世界都認為中國將會分裂，當時的中國報章也將中國面臨的局勢稱之為「瓜分」。奧斯曼帝國和哈布斯堡帝國在19世紀後期的衰落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崩潰的歷史進程，似乎也會在中國重演。同一時代的另一個具有持續性的大帝國——俄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也垮台了，但是它重組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它將周邊的族群維繫在一起，並給予這些族群優惠性政策，因此被一些人稱之為「一個採取優惠性政策的帝國」（affirmative action empire）。70年以後，這一過渡形式的政權消失了，原來沙俄帝國的版圖如今已劃分為很多單一民族的國家。這樣，在21世紀，只有中國依然保持了其原有的帝國邊界。當然，外蒙古的丟失和台灣的分立雖然使中國在人口方面的損失只有2%，但卻使中國喪失了14%的領土（主要是蒙古大草原）。

　　在中國的史學研究中，這一成就是毋庸置疑的。在某種程度上，這一論點也是具有說服力的。中國悠久的統一王朝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21年秦朝統一中國。早在此之前形成的文化和傳統已經為人們普遍接受。儘管中國的方言眾多，但是學堂的書面語言卻是相同的。四書五經構成了科舉制的基礎，而科舉自中古以後就是人們入仕的主要途徑。由於科舉制度成為選拔精英的途徑，所以，帝國的教育系統日益面向相同的經典、歷史和評註，一個比較統一的社會與政治文化體系引人矚目地出現在整個帝國。由於中央集權國家的強大，以及精英身份來自於對國家贊助的文化活動的參與，因而導致地方上缺少自主的權力和權威。中國的主要宗教佛教和道教，亦相對缺乏系統的組織，宗教人員的任命都由國家控制。到帝國時代後期，由於精英文化已經滲透到普通的民眾階層，中國人敬仰同樣的神，執行同樣的家族和社會禮儀，穿著風格相似的服裝和飾品，共享的文化使他們成為「中國人」。

　　認識到了華夏認同的文化核心，20世紀大多數關於近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研究，都描述了一個從「文化主義」發展到新的、更為政治化的、與「民族」相關的認同的自然進展。在比較史學的研究中，中國共享的（書面）語言、文化和習俗的傳承，連同其具有悠久歷史的中央集權的官僚統治，已經導致一些學者將中國與西歐（特別是英國和法國）的「歷史國家」（Historic nations）劃分為一類，以與人為創建起來的東歐或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近代國家進行對比。這種推論存在的問題是，近代中國的邊界既不符合文化相同的漢民族的歷史邊界，也不符合前現代中華民族的邊界線。今天中國的一半領土是清朝通過征服得到的，清朝的統治者並不是漢人，而是來自長城之外的滿洲人，其中多數擴張都是發生在18世紀。在清代以前，雖然中國的邊界自漢代以來發生了多次實質性的轉變，但總體上在北方以長城沿線為界，在西部則迄於西藏高原的山丘。這片地區通常被稱為「內地」(China proper)。

　　大清帝國和中國

　　蒙古、西藏和新疆在清朝的統治下才被併入帝國之中。滿洲人在1644年征服中國前已與鄰近的蒙古各部結成聯盟。蒙古人被納入八旗制度之中，蒙古王公得到了清廷的認可，並在蒙古故地設旗（本質上即是一個游牧部族的封地），滿洲朝廷還經常納蒙古郡主為嬪妃。到了乾隆盛世，清朝征服西部頑抗的蒙古各部，並將所有的蒙古人置於清朝統治之下。蒙古人信仰的藏傳佛教，同樣也得到清廷的支持與贊助。共同的宗教信仰有助於清朝對西藏的并吞。達賴喇嘛和清朝皇帝之間的關係被看成是供施關係（priest and patron），這種關係使得西藏人擁有了他們最為看重的宗教權威。同時，清朝政府為了強調它的政治權威，在拉薩派駐了一支人數有限的軍隊並任命了駐藏大臣。新疆則是在18世紀通過長時間的一系列軍事行動被併入帝國版圖中的，然而在19世紀，穆斯林又起來反抗，清朝通過軍事行動對其予以平定。

　　清朝對內地和邊疆地區的統治政策之間存在明顯的制度差異。清初95%的人口是漢人，滿人盡一切努力將漢人限制在內地，禁止他們移民長城之外或與邊疆民族通婚。長城之內的中國實行的是中央集權式的官僚統治，中央政府的政策通過省、府和縣的地方機構來實施。中央任命的官員大多由科舉產生，而地方政府主要由漢族官員組成。清朝的統治結構和律例都是以中國歷代王朝、尤其是以明朝先例為基礎的。在大多數情況下，滿洲朝廷都可以說是以漢人的方式統治內地。

　　在邊疆，情況則大不相同。簡單而言，如果對中國中心地區實行的是中央集權和官僚統治，那麼，在邊疆民族地區的普遍模式則是間接的和封建的。在這方面，清朝帝國看起來和大多數其他的大帝國非常相像，即通過獨特的文化模式，皇帝分別同各個邊疆民族建立聯繫。柯嬌燕（Pamela Crossley）將此稱之為「並存的皇權」（「simultaneous emperorship」）。她注意到碑刻銘文分別以滿、漢、蒙、藏、回五種語言雕刻，強調了清政府在和不同族群交往中使用的是不同的模式。在制度方面，滿洲故地以滿洲都統管理。在蒙古，清朝通過蒙古王公統治，他們的世襲貴族之職銜由清廷批准，以換取每年向朝廷的進貢。在西藏，清朝支持Dalai Lama的行政和宗教權威，並聽任其從西藏貴族中選擇行政官員。在新疆，最重要的綠洲城市由清朝授予職銜的世襲王公管理，而更遙遠的地區則置於地方官員伯克管理之下。邊疆實行的也是獨特的法律制度，蒙古地區實行的法律更適合蒙古人的游牧生活方式，而在新疆回部則應用「回例」。所有這些都由清廷的理藩院進行協調，理藩院與管理內地的六部顯然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理藩院完全由滿洲和蒙古人控制，漢人則被排除於邊疆事務之外。這種制度安排導致邊疆的民族精英們在政治上和制度上是與清朝皇帝而非與中國（Chinese state）聯繫在一起的。就蒙古人和西藏人來說，他們與清朝更存在著特殊的宗教關聯。在清廷自身的戰略中也體現出了對藏傳佛教的信奉；盛京、京城及承德的藏傳佛教寺廟得到清帝的大量贊助即是證明。西藏和蒙古的神職人員擁有巨大的勢力和聲望，這種建立在宗教基礎上的精神紐帶是現代世俗國家難以複製的。

　　清朝的漢人官員清楚地意識到了邊疆地區的獨特性。現代漢語中的「中國」一詞由來已久。先秦時代的「中國」一般指的是具有獨特文化的中原地區，以與周邊之「夷」相區別。雖然這一術語的含義隨著歷史的進展發生了演變，但是「中國」始終保持了這樣的中心含義：它具有明確的文化因素，即歡迎邊疆之「夷」被其融化，並成為中原文化區的一部分。秦統一六國之後，「中國」往往指的是由朝廷直接管轄的地區。在清代，這一術語變得更為靈活，帝國有時稱為「大清」，有時稱為「中國」。康熙、雍正、乾隆屢屢試圖將其擴張的帝國認同為「中國」，而「中國」一詞也經常用於與外國的交往和條約中。不過，在國內並非所有的中國人都接受二者的等義（equivalence），這從對乾隆在西部越過傳統邊界進行的戰役的批評就可以得到證實。偉大的經世致用學者魏源的權威著作《聖武記》為我們提供了19世紀初期有關「中國」的常見的而有影響的概念。他以這種方式開始其對邊疆地區的論述：「蒙古，諸游牧國之大名也。十七行省及東三省地為中國，自中國而西回部，而南衛藏，而東朝鮮，而北俄羅斯。」據此，魏源的「中國」包括滿洲在內，但將其他邊疆屬地視為截然不同之地。

　　這樣，中華帝國的歷史地理就較為清晰。中國內地的邊疆是蒙古、西藏和回部。當地人的語言、文化、習俗和宗教都與漢人截然不同。儘管漢、唐鼎盛時期對這些地方進行過周期性的軍事攻擊，但在清以前，或是在18世紀以前的多數情況下，這些地區都沒有被納入到中華帝國之中。在某種程度上，與其說邊疆精英們追隨中國，不如說他們忠誠於滿洲朝廷。因而就出現了這樣的問題，清帝國崩潰以後，這些地區是怎樣保持在中國政體之內的？清朝又是怎麼變成「中國」的？

　　在當今西方世界公眾的想象中，這個問題通常讓人聯想到1950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對西藏的佔領。1959年，達賴喇嘛逃往印度，在達蘭薩拉建立了西藏流亡政府。國際上的「Free Tibet」運動已經使得西藏成為在以前的中華帝國中尋求民族獨立的最有名的一個部分。在西方（尤其是好萊塢）的想象中，這個問題總是被塑造為無神論的共產主義對西藏文化和宗教的攻擊。雖然中華民國自1912年建立后，如同後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樣對西藏和清帝國的其他領土提出了主權要求，但是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下，中國中央政府才建立起了對這些邊疆地區的直接和有效的統治。事實上，中華民國對領土主權的要求甚至走得更遠：他們在1924年蘇聯支持建立蒙古人民共和國后還堅稱外蒙古是中國的一部分。如果我們想要理解當代中國是怎樣成功地繼承了清朝的領土，我們就必須聚焦於由帝國向國家轉變的那一時刻——即建立了中華民國的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與中國的民族主義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義引發了辛亥革命。下級軍官領導了兵變，他們是致力於推翻滿洲、建立共和政府的革命黨（在湖北為文學社與共進會）的成員。幾周之內，全中國尤其是南方的文武官員在各省起義，宣布從清廷獨立。到1911年末，發生革命的各省代表推選長期流亡的同盟會領導人孫中山為中華民國總統，新共和國於1912年元旦正式成立。6個星期後，清帝遜位，在孫中山的同意下，權力移交給了中國北方的革新派總理和新軍的建立者袁世凱。

　　

　　▲外國漫畫中的帝國主義瓜分中國

　　辛亥革命是一個相對快速和無痛的過渡。中華民國的建立輕而易舉就得到了政治精英的歡迎，顯示出了他們對清朝統治有多麼的不滿。這種不滿有深刻而又複雜的根源，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清王朝抵抗西方和日本帝國主義進攻的不力。1884-1885年中法戰爭的失敗導致法國控制了中國以前的屬國越南。10年後清朝又令人震驚地在軍事上敗給了日本這樣一個長期以來在文化和政治上從屬於中國的島國。這一屈辱性的失敗給大清帝國造成了極大的威脅，因為它不僅導致清朝的另一個鄰近屬國朝鮮落到外國控制之下（日本在1910年完全吞併朝鮮，使之成為日本的殖民地），而且將台灣割讓給了日本，成為了中國領土的第一次重大損失。中國的失敗還使歐洲列強相信清朝政權可能很快就要崩潰了，所以英國、法國、德國和俄國很快就在大清帝國展開了劃分勢力範圍的行動，這被廣泛視為各國準備瓜分大清帝國的先聲。

　　1900年，極端保守的清朝朝廷王公支持排外的義和團，導致八國聯軍佔領北京，並強迫清廷簽署了屈辱的辛丑條約。此時對滿人的不滿開始顯露出來，即使是相對溫和的漢人官員也普遍認為滿人本身是中國衰弱之源。4年之後，日俄為爭奪在滿洲故里的主導權，在東北爆發了戰爭（1904-1905年），清廷對此毫無辦法，只能袖手旁觀，這使更多的中國人認識到了清朝政府的無能。

　　對清朝的批評者分為兩大陣營：改良派和革命派。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認為推翻滿洲統治是中國復興必要的第一步，改良派則主張以君主立憲製取代清朝的專制統治。對於這兩大陣營而言，主要動機都是民族主義。二者都認為，只有將清朝帝國統治下的臣民轉化為擁有政治參與權的公民，成為國家的一份子，才能激勵人們承擔起必要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義務，加強國家抗禦外來威脅的能力。清廷對此的反應是實行新政改良計劃：訓練新軍，以現代學校制度替代古老的科舉考試，鼓勵經濟發展，修建鐵路，架設電報線，建立郵政系統，準備實行憲政，並允許在充滿生氣的報紙和期刊上展開對政治事務更為公開的討論。

　　為了理解20世紀初指導政治發展的民族主義者的思想，簡要地了解一下重要思想家的著述是有益的。當時最有影響的知識分子是梁啟超。戊戌變法失敗之後，他受到清朝政府的通緝，流亡日本。此後，成為了一位多產的作家並擔任了不少革新派雜誌的編輯。梁啟超積極倡導民族主義。「民族」一詞為日本外來語，它結合了「民」和帶有血緣含意的「族」，「民族」也因此帶有一種具有共同祖先的意味——對於漢人來講，這個祖先通常就是黃帝和炎帝。在當時的用法中，「民族」通常指的是「國民nation」，也可能只指「人群people」（如蒙古人），或少數民族（nationality），甚至是「種族」。梁啟超在一篇文章中說，「民族主義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義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

　　這是對民族主義者思想的基本原理進行的非常切實的論述，但它迴避了究竟誰才是「中國人」的問題——保護誰的自由，要避免誰侵犯誰的自由。梁啟超在著名的一篇文章中寫道：「吾人所最慚愧者，莫如我國無國名之一事。尋常通稱，或曰諸夏，或曰漢人，或曰唐人，皆朝名也。外人所稱，或曰震旦，或曰支那，皆非我所自命之名也。以夏漢唐等名吾史，則戾尊重國民之宗旨。以震旦支那等名吾史，則失名從主人之公理。曰中國，曰中華，又未免自尊自大，貽譏旁觀。雖然，以一姓之朝代而污我國民，不可也。以外人之假定而誣我國民，猶之不可也。於三者俱失之中，萬無得已，仍用吾人口頭所習慣者，稱之曰中國史。雖稍驕泰，然民族之各自尊其國，今世界之通義耳。」

　　至於「中華民族」都包括誰，梁啟超前後並不完全一致，但一般來說，他指的中國人或中華民族是那些「普遍俗稱所謂漢族者」的人。他還認為，漢民族是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民族，由很多於古時具有文化差異的群體構建而成，後來逐漸相互吸收、同化而成為一個民族。清朝垮台之後，梁啟超直接面對了這一邏輯所具有的現實內含。他注意到，雖然共同的血緣、語言和宗教都有助於民族的形成，但是民族的決定特徵應該是一個民族的「民族意識」。他注意到在古代文獻中，由於中國南方楚人接受了「蠻夷」身份，遂使得華夷文化之差異得以確立。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楚人的民族意識則逐漸與漢人趨於一致。更近一點，清朝「當其初期，創製滿洲文字，嚴禁滿漢通婚。其他種種設施，所以謀保持其民族性者良厚。然二百餘年間，卒由政治上之徵服者，變為文化上之被征服者。及其末葉，滿洲人已無復能操滿語者，其他習俗思想皆與漢人無異」。相比之下，蒙古人「猶自覺彼為蒙人而我為漢人。故蒙古人始終未嘗為中華民族之一員也」。不過，梁啟超認為蒙古人就像新疆的穆斯林和藏人一樣，住在中國的境內。歷史上的中國正是從這種多樣性中獲得了力量（一種中國式的多元文化主義），而漢文化的吸收能力最終證明了這一能力也可以同化異族。

　　

　　▲梁啟超

　　如果說梁啟超傾向於將中華民族與漢族聯繫在一起，那麼這種趨勢在革命派中就更為清晰。這些大漢族主義言論多半是由反滿而來的。其時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思想極具影響力，在中國（或大和Yamato、英格蘭或雅利安人）「種族」的討論司空見慣。雖然一些評論家將「種族」和「民族」這兩個術語予以區分，但是二者在實踐中往往混為一談。人們在討論滿人統治中國因何不能得到信任時，常常會引用《左傳》中：「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一句。不管其中是否包含有種族、民族或是國家的差異，革命派經常把滿人視為異類和劣等民族。

　　反滿是革命派宣傳的主題。在當時最具影響力的革命宣傳手冊之一的《革命軍》里，鄒容痛斥了「游牧濺族，賊滿洲人」的「狼子野心」。他說，滿人的統治剝奪了中國的主性、國性、種性和自立。鄒容在討論中國的「種族」時，他的分類非常值得注意。他將滿洲人視為蒙古人之從部，又將蒙古人與突厥人看成是源於西伯利亞的種族。這些民族與中國人種顯然是有區別的。在中國人種中，第一是漢族（等同於「中國人」），還有朝鮮人、泰國人、日本人、西藏人以及「其他東亞民族」。1903年《革命軍》的出版在漢族民族主義的復活中是一個重要時刻。鄒容為中國人想象了一個光明的未來，中國人古代向東亞鄰國遷徙，近代又向東南亞和美洲移民，也許中國人很快會成為「20世紀世界的主人」。

　　章炳麟在流亡日本期間成為革命報紙《民報》的編輯。該報曾發表了一系列鼓吹革命的宣傳文章。以激進的反滿言論著稱的章炳麟梳理了中國歷史，引用史書上對於中國北方邊疆游牧部落的蔑稱，作為反滿之根據。其時他發表的一篇重要的文章「中華民國解」，對我們了解他的民族主義思想有所幫助。他列舉了革命者希望組成的共和國的決定因素，並考察了「中國」和「中華」的含義，指出中華「乃為一文化之族名」。正是文化界定了作為中國人之含義所在：「中國可以退為夷狄，夷狄可以進為中國，專以禮教為標準，而無有親疏之別。」

　　隨後，他談到了關鍵的中國邊界問題。「中國以先漢郡縣為界，而其民謂之華民。若專以先漢郡縣為界者，則蒙古、回部、西藏之域不隸職方，其經營誠宜稍後。」回到他的作為中國人的文化標準上，章炳麟指出，韓國和越南也有類似的習俗，並使用中國的書面語言，所以他們應該包括在中華民國之內，但是他承認，這些國家在政治上獨立於中國（並由競爭對手日本和法國控制），因而這種想法不切實際。相比之下，除了藏傳佛教外，西藏人、穆斯林和蒙古人與中國並沒有共同的習俗。對此，章炳麟基本上同意讓他們自決：「任其去來」。

　　那麼，在原則上，由章炳麟的民族主義可以得出結論，清朝的邊疆屬地不是「中國」的一部分，應當由其決定自己的命運。章炳麟隨後還列舉了許多實際問題，提出了頗為不同的解決方法。相比越南和朝鮮（二者應該是中國的一部分，但落入外國帝國主義的控制中），儘管新疆、蒙古和西藏最初不是中國的一部分，但至少不屬於其他任何國家。因此，如果他們能夠適當地被同化的話，就可以被納入到新的中華民國之中。他還解釋了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但是在措辭上，章的言論未必對以上各族有多大的吸引力）。章炳麟說，新疆漢人眾多，而穆斯林又非常聰穎，故可教之。「蒙古雖顓愚，以漢人數往貿易，亦漸能效其音聲」。而欲漢化西藏人，必須始於語言，因為他們最為孤僻。因此，漢人殖民、貿易和文化同化是形成中華民族的途徑。如此，則中華民國可保有清代邊疆地區。

　　

　　▲章炳麟

　　以這樣的思想主導革命隊伍，辛亥革命在漢族民族主義的旗幟下爆發就不足為奇。中華民族基本上被認同為漢族，而革命是為了復興漢族的輝煌，擺脫滿洲的枷鎖。武昌的革命政府一再發布聲明，迎合內地十八省份人民的自治願望，革命旗幟上的十八顆星星即指代中國內地的十八個省。在有革命領導人出席紀念黃帝的儀式上，慶祝了這種漢民族主義。當時播放的一首軍歌里，有如下鼓舞人心的詩句：

　　興漢興漢，興我大漢。

　　漢人好山河，豈容[]賊占。

　　同胞呵努力！努力向前戰。

　　殺盡胡兒興大漢。

　　興漢興漢，興我大漢。

　　滅[]滅[]，滅此賊[]。

　　黃帝應有靈，助我將賊斬。

　　在起義的第一周，革命刊物充滿了報復滿洲人和「種族革命」的話語。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口號：在武昌和其他幾個城市（尤其是西安）的滿城中，發生了對滿洲人的大屠殺。

　　來源：《民族社會學研究通訊》第121期（2012年10月），本選文為原文第一、二部分。

　　編按：本文修改了原譯文中的部分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