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賴哥哥北京談判：幼稚無能葬送一切(圖)

達賴哥哥北京談判：幼稚無能葬送一切(圖)來源：倍可親(backchina.com) 　　近來，緬甸「民主女神」昂山素季成為習近平的座上賓，引發了外界對達賴喇嘛是否回國的遐想。據公開資料顯示，中共與達賴喇嘛雙方進行了9輪談判，但最終因為分歧嚴重而分道揚鑣。2014年海外新聞曾披露達賴喇嘛與中共方面進行了秘密的「私下接觸」，但雙方和談再度陷入僵局，在達賴喇嘛回國安排以及藏區自治等核心問題上再度陷入死胡同。
　　達賴喇嘛的哥哥嘉樂頓珠今年4月份出書詳細披露了西藏流亡政府與中共的交往歷程，他談到自己四次訪問北京會見鄧小平、習仲勛等領導人的情形。通過嘉樂頓珠的描述可以看出，西藏曾經有過與北京和解的機會，達賴甚至也曾收到訪問北京的邀請，然而流亡西藏的幼稚和無能最終葬送了一切。
　　嘉樂頓珠在書中認為，藏人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來理解中國的心態，不要只期待明天會更好，更好的明天將永遠不會到來。如果不考慮對方（中方）只顧著用自己的方式做事，將始終會捲入不必要的麻煩。嘉樂頓珠這本書有一位聯合作者，即《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英文版的助編石文安（Anne F. Thurston），所以外界對內容的矛盾性與可靠性評價不一。嘉樂頓珠被普遍認為獲得了達賴喇嘛的高度信賴，這本書的出版相當程度上釋放了達賴喇嘛希望同北京方面展開進一步對話的意願。以下為書中部分內容摘編，一家之言，僅供參考，本平台不對內容持有立場。

　　達賴的哥哥表示，藏人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來理解中國的心態

　　首訪北京：除了獨立一切可談
　　在長達二十年的相互隔絕以後，北京與流亡藏人的第一次接觸發生在嘉樂頓珠與新華社駐香港分社的代表之間。為了了解內地情況，嘉樂頓珠在離開印度后選擇定居香港。1979年，新華社香港分社第二社長李菊生給嘉樂頓珠捎來口信，剛剛恢復職務的鄧小平邀請嘉樂頓珠到北京面談。
　　嘉樂頓珠在徵求過達賴的意見后應邀前往北京，李菊生陪同了他整個行程。其時正值中越自衛反擊戰期間，鄧小平離開北京前往廣西親自督戰指揮，在北京負責接待他的是時任中國統戰部長烏蘭夫。「烏蘭夫用一場宴席歡迎了我，並發表演說表示他對我能夠回到中國感到十分高興。談話完全不涉及政治，只是禮節性的有關流亡印度的西藏人情況的討論。」
　　身為蒙古族的烏蘭夫給了嘉樂頓珠很強的親切感。「烏蘭夫是個理性的人，他從未試圖否認或掩蓋過去，他對中國在西藏犯下的錯誤直言不諱，並且對我們的困境感到同情……他自己是蒙古人，並且文革期間剛剛在監獄里度過了七年時間。」嘉樂頓珠特別指出，烏蘭夫將過去的錯誤歸為「歷史造成的」，認為這是滿清對外擴張導致的歷史問題，這與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將西藏問題歸為西方帝國主義者和腐敗的貴族階層的陰謀極為不同。這種差異奠定了嘉樂頓珠對北京政府的最初信任。
　　在等待鄧小平返京的幾個月里，嘉樂頓珠獲得允許，造訪了中國多個省份，並且拜會了當時剛剛脫離監獄、自由仍然受限的十世班禪。這些見聞後來也成為嘉樂頓珠與鄧小平會談時打開局面的話題。談及文革、西藏和當時百廢待興的中國，鄧小平很高興嘉樂頓珠對中國現況的了解，但「他勸我不要向後看，他說，陷在過往裡毫無用處，發生了的事已經發生了，現在重要的事是思考如何向前」。鄧小平向嘉樂頓珠說，他了解西藏人民在過去忍受了很多苦難，「但中國人同樣如此」。鄧小平甚至用自己以及陪同在側的烏蘭夫文革中的遭遇作為例子，來爭取嘉樂頓珠的理解。
　　會上嘉樂頓珠以個人身份向鄧小平提出了三個要求：開放西藏邊境允許流亡藏人返回探親；北京政府善待班禪；允許西藏流亡政府在北京開設辦事處；以及允許西藏流亡政府向西藏派出一些藏語教師，為年輕藏人教授藏語。鄧小平同意了所有要求，甚至提出嘉樂頓珠所設想的每年二三十人的規模太小，藏語教師規模應在每年千人左右。
　　而鄧小平邀請嘉樂頓珠的目的是明確的，他希望能讓達賴喇嘛返回中國，也歡迎所有跟隨達賴喇嘛一起逃亡的西藏官員和普通人返回中國。「他說，西藏從中國完全獨立出去這件事是不可談判的，未來也不會有領導人敢於接受有關一個完全獨立的西藏的談判。」但是，「除了獨立，一切都可以商量。」
　　再訪北京：胡耀邦的承諾
　　嘉樂頓珠與鄧小平的會見開啟了西藏流亡政府與中國和西藏之間關係的新篇章，而後，先後三個流亡藏人代表團在北京支持下返回了西藏。但是，在嘉樂頓珠看來，西藏人對這三個代表團的出乎意料的熱烈反應嚇壞了北京。「西藏人對代表團的反應是一種情緒的集中噴發，混合了因代表達賴喇嘛的人前來看望他們而生的喜悅，和思及過去二十年裡所遭遇的悲劇而起的傷痛。代表團所到之處，遇到的是成群結隊而來的痛哭的藏人。」不僅如此，還有大量西藏人借握手和身體接觸的機會偷偷傳紙條給代表團。這一切令北京震驚，也給雙方關係增加了一重變數。「每一次代表團成功進藏，中國和西藏的關係都會再度緊張。」北京臨時中斷了第二個代表團的訪問，並且不再允許第三個代表團自由接觸普通西藏人。計劃中應在1980年8月啟程的第四個代表團行程被推遲到1982年4月，而最終他們甚至沒能離開北京。
　　1981年，嘉樂頓珠對北京的第二次訪問就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始，這一次接見他的是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一年前訪問過西藏的胡耀邦激烈指責駐藏官員浪費了數百萬人民幣的中央政府撥款，這筆錢原本應當用於改善西藏人生活，然而最終卻「等於扔進河裡」。胡耀邦支持西藏的真正自治——自己為自己作決定的權利。
　　胡耀邦在與嘉樂頓珠的會見中比鄧小平表現得更為包容。對於嘉樂頓珠「重新將安多（青海的一部分）和康巴（四川一部分）整合進單一的西藏行政機構管轄」的提議，他未加反駁，而只是表示可以容后再議，而他所提出的，達賴回歸西藏的五個條件則在西藏流亡政府方面引發了激烈討論。這五個條件提出：首先，中國政府希望達賴回歸中國；其次，如果達賴回歸，中國政府希望了解他的回歸路線以派出代表團接待；第三，一旦回歸，達賴將恢復其原有的作為人民代表大會副主席的職務；第四，如果達賴接受副主席職務，中國政府建議他長居北京，但可定期訪問西藏；第五，中國政府同樣歡迎西藏流亡政府的官員和普通藏人回歸中國。
　　西藏流亡政府就其中第四條深感疑慮，而嘉樂頓珠建議為免藏人再次懷疑北京想要將達賴扣為人質，不應將第四點公諸於世，這可能給雙方關係造成不必要的緊張。然而，隨後北京政治局勢的改變讓胡耀邦提出的五點落了空，而隨後北京開始限制流亡藏人進入西藏的人數，鄧小平曾經許下的承諾也從未實現。回憶往事，嘉樂頓珠在反思自己或許應當要求第二次面見鄧小平而不是胡耀邦的同時，也已經感到，「在我與鄧小平的會面之後曾經開啟給西藏的大門，開始逐漸關閉了。」
　　三訪北京：陰影中的希望
　　1983年，嘉樂頓珠厭倦了周旋於幾方之間的信使角色，決定辭去所有職務。他走後，西藏流亡政府代表在1983-1986年之間與北京開展了多次談判。談判沒有取得任何進展。1986年，北京終於宣布失去耐心，認為與他們的談判毫無用處，而此時的藏人代表甚至還不明白究竟發生了什麼。
　　嘉樂頓珠因此而被認為是與北京重啟談判的最好人選。在嘉樂頓珠向北京提出帶兩個西藏流亡政府成員一起重返北京的請求的時候，北京只允許了嘉樂頓珠和他的家人的訪問。因此，1987年9月嘉樂頓珠最終一個人造訪了北京，接待他的是新任統戰部長閻明復。
　　這次訪問從一開始就蒙上了深刻陰影。在嘉樂頓珠前往北京之際，西藏剛剛爆發了1959年以後最大的動亂，在他前往北京的同一時間，達賴喇嘛在美國國會提出了他的「五點和平建議」，幾天後，拉薩哲蚌寺僧人打出西藏旗幟並試圖佔領西藏政府辦公室，多人因此被捕。嘉樂頓珠恰於當天抵達北京。10月1日，西藏爆發大規模抗議，北京因此激烈指責西藏流亡政府在西藏煽動動亂。
　　嘉樂頓珠堅持西藏流亡政府對此毫不知情，並且懷疑有外國勢力介入其中，目的正是破壞中國與西藏的談判。經過溝通，這場危機終究慢慢平息下來，閻明復也代表北京中央政府同意了繼續談判。1988年6月15日，達賴在斯特拉斯堡再次發表演講，表示希望與中國儘早談判。嘉樂頓珠多次往返於北京和達蘭薩拉之間，至1988年底，中國政府正式同意重啟談判。
　　在嘉樂頓珠看來，這次艱難爭取來的談判機會本應是雙方增進關係、儘快解決問題的一次絕好契機，然而印度情報部門的蓄意破壞加上西藏流亡政府的無能葬送了一切。印度情報部門唆使西藏流亡政府在沒有與北京事先協商的情況下單方面發表了有關會見時間地點的雙邊聲明，這一愚蠢行為直接導致了談判的流產。
　　雙邊關係的徹底破裂
　　鄧小平並未就此斷絕問題解決的可能性，「班禪逝世以後，鄧小平希望由達賴喇嘛本人來主持班禪的葬禮。這意味著達賴將來到北京，並且獲得與中國關鍵宗教和政府官員面談的機會……閻明復安排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朴初發出了這一邀請……而我同樣認為這次葬禮將會是達賴喇嘛面見中國領導人的一次好機會——不是為談判而來，也不是任何正式討論，而僅僅是為了主持葬禮，並與中國領導人重建私人聯繫。這些會面將會是建立信任的一次機會。」
　　然而，這一次機會也被浪費掉了，所有的原因僅僅是因為西藏流亡政府擔心達賴會被北京扣押。西藏噶廈勸說達賴不要前往北京，而達賴聽從了他們的建議。「中國人對此很不高興，事實上，他們相當憤怒。鄧小平的意願是真誠的，他希望達賴到北京來，建立一點信任，為未來更加嚴肅和實際的討論鋪一鋪路。而我，也同樣相當失望。」
　　1989年，當「六四」學潮爆發，而達賴不顧嘉樂頓珠的反對，執意發表了支持學潮的公開演講——甚至還在美國發表了兩年內中國政府必將崩潰的言論以後，雙方談判的可能徹底消泯。「中國人再也沒有提出談判的問題，我們也一樣。」
　　1990年，嘉樂頓珠曾會見過當時接任統戰部部長的習仲勛，希望能夠回到西藏。他的願望得到了滿足，但他的行程以及行動同時也受到了嚴密的管控。
　　而1994年的班禪轉世事件成了雙方關係徹底破裂的轉折點。當時，西藏宗教代表在北京政府的支持下開始尋找班禪的轉世十一世班禪，負責相關事務的恰扎仁波切致信達賴，希望他為此提供幫助。起初一切都很順利，然而在恰扎仁波切將最終的班禪人選告知達賴，希望獲得他的認可之際，西藏流亡政府卻選擇了搶先——搶在北京之前——宣布班禪人選。嘉樂頓珠未能阻止達賴，只來得及趕在達賴公布聲明前私下通知了北京。然而一切都晚了，達賴強行干預此事的結果是被他認定為轉世班禪的六歲男孩從此不知所蹤，北京宣布另一位候選人為轉世班禪，而曾與達賴通信、更將人選告知達賴的恰扎仁波切則以分裂國家罪和故意泄露國家秘密罪被判入獄六年。北京與達賴的關係從此惡化到了極致，「北京對達賴喇嘛的攻擊持續了一個月，直到當時的台灣總統李登輝在美國康奈爾大學發表演說從而轉移了北京的注意力為止」。
　　在回憶這一切時，嘉樂頓珠說：「誰應該對這種局面負責呢？我認為是我們犯下了錯誤……我們製造了不必要的衝突和敵意。我認為我們西藏人需要更努力地去理解中國人的心理。如果我們不這樣做，我們就總是有麻煩……無論何時我們在談論我們的看法的時候，都需要想一想中國可能的反應。不考慮另一方，我們就總是把自己陷入沒有必要的麻煩。最終，中國人對世界的看法可能會毀掉他們，可是我們也同樣會毀掉我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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