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薩克與「普京的馬鞭」

　　俄羅斯聖彼得堡涅夫斯基新聞社等媒體報道稱，聖彼得堡哥薩克議會宣稱，鑒於俄羅斯總統普京的「豐功偉績」，將在聖彼得堡為普京建造一座青銅胸像，當地哥薩克首領安德烈.普利亞科夫稱，普京是「一位配得上活著得到這一榮譽的男人」。

　　據稱這尊雕像由帕維爾.戈爾什科夫設計，形象為身著羅馬紫色寬袍、頭戴羅馬桂冠的古羅馬皇帝造型，戈爾什科夫表示，這是在花費一年時間，斟酌考慮了許多其它造型方案后定下的。

　　熟悉「哥薩克邏輯」的人恐怕一眼就能看出這種說法不過「外交辭令」——事實恐怕是這種「羅馬皇帝風格」從一開始就被確定了。

　　哥薩克原本是在欽察汗國時代為反抗汗國強加義務而結成軍事自治團體的游牧集群，並在整個帝俄時代成為沙俄騎兵的中堅和骨幹，儘管哥薩克人被認為是「混血」，民族成分複雜，進入近代后一直不被承認為獨立民族，但許多哥薩克團體出於自身利益考量，仍本能地將俄羅斯和俄羅斯強勢領袖當成自己的「共主」。

　　由於哥薩克是在游牧和征戰中所形成的軍事化組織，長期以來給人的印象，都是「粗線條」、「直腸子」，敢於直言不諱表達自己的觀點和意見，且不憚於強加於人。他們以「俄羅斯的馬鞭」自居，竭力表現出「忠君愛國」的形象，並且崇尚強權和武力，帶有濃厚的帝王思想。

　　許多人都知道，沙皇的稱號始於伊凡雷帝，其由來則是因信奉東正教，借拜占庭帝國被奧斯曼土耳其所滅、東正教的皇帝從此「缺席」的機會，為自己所加的冠冕，以示自己的帝位系「根紅苗正」，且不僅有權統治俄羅斯，更有權管轄所有信奉東正教或曾經屬於橫跨歐亞非三洲的拜占庭帝國故土。拜占庭帝國即東羅馬帝國，許多制度、規則和風俗沿襲羅馬，拜占庭也自稱「第二羅馬」，而沙俄稱帝后更將莫斯科自封為「第三羅馬」，以強調沙皇的「高貴血統」。聖彼得堡是彼得大帝一手創立的新都城，是沙俄強盛的象徵，在聖彼得堡為「新沙皇」建造「豐碑」，策劃者又是「俄羅斯的馬鞭」，不塑造成身穿紫寬袍、頭戴桂冠的羅馬皇帝形象，還能塑造成什麼？

　　在歷史上，哥薩克形成於當時屬於俄羅斯邊疆和「域外」的頓河、第聶伯河和伏爾加河下游地區，後來又遷徙到黑海、裏海流域，並隨著征戰向東、南擴張，東至西伯利亞和日本海沿岸，南至伊朗境內，由於其「馬鞭」的傳統，在莫斯科、聖彼得堡等「朝廷」，哥薩克團體的活動能量並不算突出，「獻銅像」這等「細活」也並非這些武夫之所長，「馬鞭」最擅長的仍然是「馬鞭」的工作，而哥薩克同樣是普京的「馬鞭」之一。

　　普京的「馬鞭」

　　黑海之濱和頓河流域是哥薩克的發源地和歷史上最集中、最活躍的地帶，蘇聯解體后這一帶大多劃給烏克蘭，當地許多哥薩克團體也因此成了烏克蘭人。儘管如此，許多哥薩克團體仍以「俄羅斯馬鞭」自居，成為烏克蘭政治進程中一系列親俄行動的骨幹。

　　眾所周知，烏克蘭境內生活著許多俄羅斯人，他們大多居住在克里米亞半島和東烏克蘭地區，而烏克蘭哥薩克團體卻不同，它們是「大分散、小聚居」，廣泛散布在烏克蘭全境，甚至在烏克蘭人居多的西烏克蘭地區更多。

　　之所以如此和哥薩克的傳統有關：作為拖家帶口、兵牧合一的軍事團體，哥薩克自沙俄時代起就被習慣性地指定防區，且防區多在邊境一帶，沙俄時代的十二個哥薩克騎兵師有好幾個的防區正在西烏克蘭地區，這些騎兵師的番號、軍服甚至被沿用到斯大林時代（朱可夫就曾擔任過沿用哥薩克舊番號、軍服和防區的頓河哥薩克第四騎兵師師長）。

　　烏克蘭危機爆發后，頓河哥薩克堅定地站在親俄派一邊，這不僅因為其傳統和信仰，也因為他們大多處於「敵後」，比烏克蘭俄羅斯族有更現實的危機感。也正由於他們處於「敵後」，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干擾烏克蘭人後方、使之無法全力對付克里米亞和東烏的作用，如去年4月中旬，烏克蘭哥薩克團體「敖德薩哥薩克」突然宣布獨立，打了這個烏克蘭民族主義大本營一個冷不防，在很大程度上為克里米亞「回歸」和東烏親俄派起事，爭取到了最寶貴的時間。可以說，在確保克里米亞「勝利果實」和東烏「既成事實」方面，哥薩克的確幫了普京的大忙。

　　在東烏危機中，那些親俄的「不明身份」武裝發揮了巨大作用，這些人在短時間內控制了整個克里米亞和塞瓦斯托波爾，驅逐了當地烏克蘭駐軍。而在東烏戰事中，許多「志願者」的加入又讓親俄武裝戰鬥力大增。許多線索都指出，這些被戲稱為「小綠人」、「小黑人」的「不明身份武裝」，許多骨幹都是來自前蘇聯各地的哥薩克。俄羅斯國家杜馬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維克托.沃達拉茨基正是「俄羅斯及海外哥薩克力量聯盟」第一主席，去年7月東烏戰事正酣時他公開承認，哥薩克團體積極參與了在烏克蘭境內的「支援參戰」活動，投入的武裝人員總數達數千人。

　　許多消息來源稱，哥薩克團體捲入這些「普京的戰爭」由來已久，早在普京發動車臣戰爭，推翻當地分離主義政權之際，哥薩克人就作為車臣親俄軍閥卡德羅夫的「志願兵」參戰併發揮了骨幹作用。漫長的車臣內戰導致哥薩克人大量傷亡，卻也成了當代哥薩克的「練兵場」，大批富有實戰經驗的哥薩克武裝分子此後相繼以「志願兵」、「雇傭兵」身份活躍在南奧塞梯、阿布哈茲和德涅斯特河沿岸，繼續扮演著「俄羅斯馬鞭」的功能。

　　做普京不便直接做的事

　　沙俄時代的哥薩克經常做一些沙俄自己不便或無暇直接做的事，如遠征西伯利亞、吞併中亞諸汗國，以及利用俄羅斯哥薩克和裏海哥薩克的「親戚關係」干預伊朗內政等。如今的哥薩克也經常做一些普京身為俄羅斯總統所不便直接做的事。畢竟在當今國際法完善的時代，這種「不便做的事」對一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元首而言，比當年的沙皇要多得多。

　　在武裝干涉烏克蘭、吞併克里米亞問題上，普京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都唱著「俄羅斯在烏克蘭沒有一兵一卒」的高調，而沃達拉茨基卻幾次三番炫耀哥薩克的參與，這實際上是「一石二鳥」：作為俄官方，可以「哥薩克不是俄羅斯政府武裝、他們中許多人不是俄羅斯人」為由撇清責任；作為現實主義者，普京實際上向衝突地區增了兵，且對手一方面有苦說不出，另一方面卻又能現實感受到「普京之鞭」的威懾力。很顯然，在南奧塞梯、阿布哈茲等前蘇聯地區的武裝衝突中，普京也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地採用過相同模式，以達到既收穫「開疆拓土」實惠、又迴避「侵略主權國家」責任的雙重功效。

　　此次「銅像事件」雖與戰鬥無關，但實際上也起到「做普京不便直接做的事」的作用：普京希望凸顯自己的聲望和權威，但終究不便給自己塑銅像，更不合適以帝王自居，由普利亞科夫和聖彼得堡哥薩克團體發起和提出，就顯得自然和主動得多了——如果「應天順人」不妨順水推舟，倘反對聲浪太大則可推說是哥薩克人的一廂情願，自己本來並不贊成云云。

　　「塑自己的像」

　　如今自稱俄羅斯哥薩克人的哥薩克在前蘇聯範圍內至少有700萬，散則不多，聚則不少，且由於前述「戍邊分防」的歷史，大多處在敏感的戰略要點和爭議地區，對於渴望恢復俄羅斯大國地位和在前蘇聯、東歐地區影響力的普京而言，自然是一根得力的「馬鞭」——何況還有「做自己不便直接做的事」這一「特殊功能」呢？

　　2005年，普京提出《關於俄羅斯哥薩克人的國家義務》法案，這對於哥薩克人而言是一個福音，意味著在新時代里哥薩克這個特殊的「自由」（哥薩克是突厥語「自由」的意思）團體仍可合法保留自己的特色——這當然也意味著自己的特殊利益。但法案是「義務法」而非「權利法」，這同時表明，哥薩克必須繼續充當俄羅斯和普京的 「馬鞭」，盡哥薩克對俄羅斯和俄羅斯君王的傳統義務，才能獲得相應的「自由」。哥薩克團體在隨後「普京的戰爭」中如此賣力，奧妙正在於此。

　　不過普京很注意和哥薩克團體保持適當距離，不論沃達拉茨基在東烏、克里米亞問題上的炫耀，還是聖彼得堡的「銅像事件」，都幾乎聽不到克里姆林宮的直接評價，就更不用說褒揚了。這固然主要因為哥薩克做的，都是自己不便直接做的事，需要避瓜田李下之嫌，也因為哥薩克團體歷史上就有桀驁不馴、我行我素的傳統，幫過俄羅斯和沙皇不少忙，也捅過不少漏子，如在俄羅斯出現兩個權威時會莫衷一是（十月革命后頓河哥薩克分裂，分別支持紅軍和白軍），流落到外國后也可能依附其它強權（如部分裏海哥薩克就成為波斯王室的軍隊骨幹），適當保持「安全距離」也是必要的。

　　至於哥薩克團體，他們親俄、推崇俄羅斯強勢領導人，一方面是傳統使然，另一方面也是現實利益考量。即以此次「銅像」事件為例，他們高調塑造的，又何嘗只是普京的銅像——濃厚的帝俄風格無異於歌頌哥薩克「忠君報國」的「光輝歷史」，而聖彼得堡哥薩克團體所宣稱造像理由是「收復克里米亞」，則大有暗示「這是我們哥薩克的功勞」之意——說到底，哥薩克人既是在為普京塑像，又何嘗不是在「塑自己的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