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用人破大漢族主義 少數民族崛起

習近平用人破大漢族主義 少數民族崛起
來源：倍可親(back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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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習近平新班子上任以來，中國的少數民族官員獲得前所未有的重視，在少數民族官員的升遷上創造了多項「第一」。今年一月中，來自維吾爾族的前新疆自治區政府主席努爾·白克力，出任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兼國家能源局局長；再以來自藏族的國新辦副主任崔玉英改任中宣部副部長，成為中宣部目前唯一的女性副部長，也是中宣部歷史上首位來自少數民族的女性副部長，可謂是打破了文宣系統漢族官員的「一統天下」之局。

　　此外，在去年八月，中國吉林省進行了一輪高層人士調整，來自蒙古族的巴音朝魯接替王儒林，獲委任吉林省委書記，亦是打破了少數民族官員不擔任省級黨委一把手的慣例。因為按照中國的政治傳統，只有新疆、西藏、內蒙古、廣西、寧夏五個省級自治區、政府首長一職安排向來都由少數民族代表出任，但是自治區黨委一把手歷來是由漢族官員包攬。

　　其實從中不難看到，中共第五代領導人執政中國之後，少數民族官員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視，在少數民族官員的升遷上也創造了多項「第一」，為此有分析認為，少數民族幹部在中共執政團隊里的數量和分量的提升，映射出中共既是延續傳統思路和政策，又是加強對少數民族幹部的吸納和培養。分析稱，這一方面政治力量的增長成為水到渠成的結果；而另一方面則是，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敢於打破「舊常規」，建立「新常態」的新執政理念。




　　習近平團拜會講話

　　「少數派報告」

　　100年前的今天，中國就要發生辛亥革命。這次革命跟中國曆次改朝換代的模式有兩點不同：一是它不是出於大中國內部的農民起義和少數民族入主中原，而是出於西方列強代表的人類物質物慾和野心貪心的挑戰。中國從此被拖進了一個更講唯物、實力和鐵血的時代。二是它終結了中國2000多年的帝國帝制而推出了現代民國或共和國的格局。這場轉型在邊疆民族危機中展開又加重了邊疆民族危機。

　　今天中共面對的所有民族問題，特別是西藏和台灣問題，都跟這場革命和轉型密不可分。直到1949年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各界通過政治協商，發表《共同綱領》，確立了多民族統一的人民共和國體制，並在少數民族地區實行民族區域自治，使中國的政治體制跟現實國情、歷史傳統有了較好對接，這場危機才告一段落。

　　接著是現代中國民族關係的第一個春天，時段應為1949-1959年3月。中國的中央政府先後通過派出少數民族訪問團，進行民族識別，清除對少數民族不利的所有歧視性標誌和制止行為，初步兌現民族區域自治的承諾而完成了辛亥革命之後的國家整合。聯想到當時美國還在嚴重地歧視有色人種，就知道中國這場實踐有多大的人權和道德意義。這一階段後期的，中國的1958年大躍進導致1959年民族關係開始出現不好的苗頭。此後，大量的國營林場和國營農場布局到少數民族地區。

　　但公有制對少數民族也有一定好處。這是因為中國很多少數民族由於在特殊的生態環境中討生活，有一套破解公地悲劇的社會文化機制，所以他們的資源公有意識高於漢族。這正是他們在當前這場以市場經濟和城市化為核心內容的改革開放中命運坎坷的原因。總之，公有制具有不「與民爭利」的特點。

　　可意識形態夢幻不能久長。大躍進心態最終導致災難性的文化大革命。1978-1989年3月，中國實行第一個10年的改革開放時，少數民族和民族關係迎來了第二個10年春天。中國在這10年裡推出了1949年《共同綱領》和1954年《憲法》所承諾的《民族區域自治法》，擴大了民族區域自治地方的面積。少數民族人口也因為利益導向而有了快速的機械增加。這一趨勢顯示了當時中國少數民族的自豪感。

　　1989年，中國的民族關係隨著胡耀邦的逝世，又隨著蘇聯東歐得病中國吃藥而急轉直下。包括少數民族幹部培養、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建設在內的各項事務陷於實際停頓。與此同時，西部開發和「中國移動」，即邊疆少數民族與內地漢人大規模雙向流動，既深刻地擾動了中國的文化根基，更使少數民族的生態生計資源權益和社會文化權益深刻受損，從而使他們的處境更加艱難。

　　其結果就是看到，在中國黨和國家領導人看見的少數民族身影越來越少，而在機場安檢處被阻滯和在賓館飯店被拒住的少數民族則越來越多。開發、防範、預警和嚴打高壓成為學界和主流社會研究操作少數民族事務的常規話語和常態方式。民族互惠政策、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甚至「民族」這個名稱本身都成為主流社會嫉妒和質疑的對象。今日，中國民族關係的這種局面跟美國主流社會選舉出的少數民族總統的事實交叉對比，更讓人生出「世態炎涼」和「此一時彼一時」的感嘆，足令國人汗顏警省。

　　人事破常規 凝聚共識

　　基於歷史的原因，中國少數民族與漢族之間的政治關係一向是「以漢為主」。漢族的分佈面相當廣泛，在包括各少數民族聚居區的全國各地都有分佈，而且，漢族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也普遍高於少數民族，因此，這一中民族格局決定了漢族的國家政治體系和政治生活中發揮著更大的作用。習近平執政中國之後，有意將其治國例證的理念進行提綱摯領的總結，且每一個看似簡約總結背後也總有不簡單的內核。並且習近平在主導反腐之際，以「不法古，不修今」的魄力開創反腐歷史諸多先河的同時，在少數民族的人事調動上也突破常規。

　　譬如，今年1月中旬，來自維吾爾族的前新疆自治區政府主席努爾·白克力，出任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兼國家能源局局長。努爾·白克力在新疆工作多年，46歲出任自治區主席，是第一位少數民族「六十」后正部級高官。他出任國家能源局重組以來的第四任局長，成為近年來少數民族官員首度進入中央政府宏觀經濟部門的掌門人。並且在少數民族政壇明星之中，最為矚目的當屬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委員、國務院黨組成員兼國務院秘書長、中央國家機關工委書記、國家行政學院院長楊晶。

　　來自蒙古族的楊晶，曾任內蒙古自治區政府主席；2008年奉調進京，出任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在2012年中共十八屆一中全會上，楊晶被選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成為首位出任此職的少數民族代表。2013年3月，楊晶接替馬凱，出任國務院秘書長，一人身兼黨政雙重機構身份，創下了國務院秘書長的先例，被外界評為兩破人事紀錄。此外，外交部原副部長傅瑩是蒙古族，中國科學院院長白春禮是滿族，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全哲洙是朝鮮族。

　　不僅人事上習近平重用、敢用少數民族官員，在生活中也重視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2014年，習近平相繼去往雲南、甘肅東鄉、內蒙古、新疆等地，並屢次強調「要對邊疆地區、貧困地區、生態保護區實行差別化的區域政策，優化轉移支付和對口支援體制機制，把政策動力和內生潛力有機結合起來。」

　　而且，少數民族地方的宗教和民族特殊性，相較於其他省份更受外界的重視。中共前領導人胡錦濤在任時曾公開說，「選撥幹部時要向艱苦地區傾斜、向西部地區傾斜。」其中所指不言而喻。

　　有分析認為，「事業興衰，唯在用人；用人之要，重在導向。」習近平對「用人」的高度重視幾十年未變。習近平不斷強調用人的風向標作用：「用一賢人則群賢畢至，見賢思齊就蔚然成風。選什麼人就是風向標，就有什麼樣的幹部作風，乃至就有什麼樣的黨風。」中共十八大以來，媒體常給一些幹部任免的消息冠以「罕見」的字樣。實際上，梳理習近平多年來形成的用人觀就會發現，這些「罕見」都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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