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歷黑龍江兵團知青命案：男知青裸體死在野外

　　1969年底，我所在的瀋陽軍區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4師38團22連發生一起命案，一名上海知青被殺，這是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組建後知青被殺第一案。此時正值上山下鄉高潮中，發生如此慘案，自然驚動兵團和省里直至北京相關部門。此事雖然已經過去四十多年了我也過了花甲之年，但當時場景歷歷在目很難忘卻。

　　

　　

　　雪地上驚現赤裸屍體

　　

　　1969年12月1日早六時多，天還未大亮，22連幹部戰士分班排在一塊空地投彈訓練，當時中國與蘇聯交惡，基層連隊都配備了武器彈藥，按正規部隊要求進行射擊、跑步和投彈等訓練。偏巧一名戰士投偏了方向，一戰士去撿時卻發現，在模擬彈處發現草綠色棉衣褲，細看上面竟有血跡便驚叫起來。

　　連長陳世鈞趕過來，馬上意識到出大事了，急忙命令全連集合，清點人數后發現獨獨少了連部通信員詹宏開。陳連長隨後下令各排分頭去找。幾分鐘后，有人大喊，找到啦！我順著喊聲跑過去，但見詹宏開赤裸著雙臂彎曲著，一條腿蜷縮著，另一條腿則直挺挺的，只剩一褲頭，雪地上的血呈暗紅色，其狀令人慘不忍睹。

　　知青們哪見過如此慘狀，不少人號啕大哭，多數女知青不敢靠前。詹宏開是上海人，長相斯文，來連隊不過半年時間，和誰都談不上深交。不過他剛來就第一個被調進連部當通信員，平日不用參加生產勞動，也頗令人羨慕。對於他的死，眾人議論紛紛，有人說會不會被狼咬了，有人說一定是「地富反壞右」(即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和右派)乾的，我隨口說是蘇修特務過來了吧。這種場合，任何人說的話後來都反映到專案組那裡了。陳連長命令保護現場，又下令從今天起任何人都不許離開連隊。

　　到開飯時間，大家到食堂打飯少了平日里的說說笑笑，我只要了一個饅頭一碗菜，便和往常一樣去衛生所，因那裡暖和，有幾個人以往都喜歡聚到衛生所。我面對飯菜實難下咽，不一會兒，和我住同一宿舍的陳世增來了，他狼吞虎咽吃了兩個饅頭一碗菜，然後讓蘇醫生為他包紮了右手傷口，本也常來衛生所的同一宿舍的郭洪那天卻沒有到場。

　　

　　

　　細節成了破案的關鍵

　　

　　專案組當日進駐連隊，在全連大會上，專案組要求「地富反壞右」老老實實交代昨天晚上的行蹤，要求大家檢舉揭發一切可疑人可疑事，要站穩革命立場。最初兩天停產開會，第三天恢復勞動，晚上則以班排為單位開會。有一天我後半夜睡得正酣時，被叫到連部，專案人員先送一支煙給我，然後問「你為什麼說是蘇修特務乾的」，我講前些天聽傳達文件說有特務過來了'又說死者詹宏開是連部通信員，知道連里和團里很多軍事秘密。那位講狼咬的知青就不那麼幸運了，被弄到其他連隊關押訊問，因不服遭到打罵，他遠在城裡的父親得知后，一氣之下病亡。

　　

　　一天，全連集合說是要掃雪，範圍只集中在小路邊的一間無人居住的破敗草房附近，連長要求認真清掃。只掃了一會兒，就有人發現了一把木工用的鑿子，一看上面還有血跡。緊接著，排長又帶著我和另一名姜姓知青來到穆棱河。河中間還未封凍，河邊也只是薄冰，排長命令我們穿上水衩(捕魚時用的防水褲)，說是下水找一木棒。我們在河裡只划拉幾分鐘，人就凍得不行。排長道：找個鬼，木頭棍子還不早順水走了，來年春天時，有人在河邊發現那個木棒交到連部，此時專案組已撤走多時了，說到穆棱河，還應交代一個背景，我1968年下鄉就分到打魚班，這年5月初就去離連隊很遠的打魚點，因河裡魚少，班長帶隊去雲山水庫，我一人獨守打魚點，10月才回連隊。

　　

　　

　　陳郭被抓后餘波未消

　　

　　緊接著的日子裡，知青們白天刨凍土修排水溝，每天要驗收工作量，大家都很賣力氣，累得要死。吃完晚飯還要參加批判會。因陳郭被抓，哈爾濱知青就成了批判對象，那時我們常說的「哥們」、「夠意思」以及「服不服」都成了批判的內容。有一次批判會上點了一名姓高的哈市知青，這名知青當時就站起來大聲講，我父親是抗日老革命我母親是參加了解放戰爭的，我是革命的後代怎麼會去做對不起革命前輩的事？被批判后，他鬱鬱寡歡，以後調去別的連隊后又返城，幾乎不和其他知青聯絡，最後不到五十歲就死於癌症。每次聽著那些激烈的批判話語，我都心驚肉跳，直至後背都流汗了，這可是冬天呀。可沒想到，更可怕的事情還在後頭。

　　陳世增和郭洪被帶走後，專案組仍未停止調查案情，這一次他們又將重點懷疑對象放在了我的身上。我後來才知道，對我的懷疑有三方面原因：一是陳與我關係很好，他常會要去我寫的所謂的詩去讀(其實都是革命式的順口溜)。陳的同學好友姜某某被調走後，他急需新的夥伴。我是1968年主動要求下鄉的，沒有同學同行，也有結交的心理要求。二是我與陳郭二人緊挨著睡覺，我們睡的大通炕(以火取暖的土炕)可睡十幾人，我緊靠頭上，陳郭依次在我身邊，屬於近鄰。三是北大荒的12月早已是沒有蚊蟲的季節了，可我卻支了蚊帳，反常得很。

　　那幾日的後半夜，我總被人從夢中喊起去專案組，主要問兩個問題。一是陳郭二人去作案，你睡在他們身邊為何沒有察覺。我講我睡覺比較死，並講了9月發生的一件事。那些天要排練國慶二十周年的文藝節目，我從打魚點回來幾天。我在馬號(養馬人睡的地方)老王那午睡，喊我去排練節目的人知我睡覺死，就用毛筆在我臉上畫了兩下，我一側身又睡過去了。

　　他們又用繩拴在我腳上，另一頭系在馬號門上，使勁一拉，我便從炕上摔到了地下。這才醒，便徑--直去大禮堂了。發現凡是見到我的人都笑得不行，我不明就裡。有一老職工說，你是鑽了灶炕咋的，臉像包公似的。我忙用手去摸臉，手頓時變黑了。抹黑事件的「操刀手」都可證明，陳郭二人半夜去作案我不知曉，也就解釋得通了。專案組的人還要去我給陳世增看過的詩，我因家境貧寒主動要求下鄉，掙32元工資已很滿足了，寫的所謂的詩大都是歌功頌德的，找不出教唆別人做「反革命」勾當的字眼。

　　二是我冬天為什麼用蚊帳的問題，對此我也講了理由，知青宿舍兩邊都是大通炕，中間是一堵取暖用的火牆，火牆是靠爐子燒煤產生熱量的，可這火爐恰在我睡覺的頂頭部位，燒火爐的老董頭每晚要鼓搗火爐幾次，每次都是灰塵四起，我怕弄髒被子要自己洗也怕吃灰塵，就掛上蚊帳遮擋一下

　　以後得知，那些日子，我每天晚上都是有「護衛」的，專案組安排人專聽我晚上說的夢話，以作分析之用。我被懷疑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陳世增作案時是穿了我的皮靴(父親特意為我做的平時捨不得穿)，還戴了我的棉帽的。以後，這兩樣東西都被專案組借去了，說是借去卻不歸還，而是成了4師師部階級鬥爭教育展覽的展品。

　　所幸的是，專案組還是講求證據的，我這個『被懷疑對象'很快又恢復了清白。

　　

　　

　　殺人動機十分荒謬

　　

　　案件發生半年後，新調來的連領導讓我做統計員。大約兩年後，「12.1」案件複核組進駐連隊，我也因此有機會看到案件卷宗，儘管之前也知道一些情況，可卷宗畢竟是官方正式結論。

　　1968年我們到連隊不久，4師工程隊就緊鄰我們連隊駐紮了，他們要在穆棱河上建造一座水閘門。工程隊有一廣播站，廣播員是一郝姓姑娘，人長得不算漂亮但也端正，嗓音甜潤，年齡好像大我們一些。郭洪喜歡上她了,郭洪人長得魁梧英俊，講義氣也是孝子，會打一手好拳，那個姑娘勾得郭洪總往廣播站跑。那時談戀愛是大忌，工程隊領導就告知我們連長陳世均，陳在全連大會上幾次不點名批評郭洪，語言尖銳刻薄，這讓郭懷恨在心。工程隊領導也勸郝姑娘，不要再和郭交往，這更讓郭恨上加恨。

　　此時，郭洪不知何故脫離了哈六十二中同學的圈子，和陳世增交好，併到了形影不離的地步。陳只有小學畢業，思想單純，他也對陳連長不滿，原因很簡單，1969年春，兵團為籌建6師，從各師團調人，陳世增同學好友小姜被調去6師。郭把仇恨講給陳聽，引起共鳴，郭講讓哈市一朋友寄點氰化鉀，要給陳連長下毒。毒藥寄來已是1969年初冬，郭策劃讓陳晚上去連部，借填寫全班考勤名義，把毒藥投入燒水壺中。陳連長和詹宏開住連部裡屋，外面是辦公的地方，裡外屋被一堵火牆隔著，火爐就在門旁。陳見水開了，就拿出毒藥要投，正巧詹宏開推門出來，陳大驚失色趕緊收回手。詹當年才17歲，哪想到陳要投毒，和陳打了招呼就拎壺進屋了，厄運就這般落到詹宏開身上。

　　陳世增沒有投成毒，又被詹宏開無意撞見，回去將情況告訴了郭洪。聽罷陳述說，郭洪認為詹宏開一定發現投毒了，於是，他們商議要弄死詹。詹經常去團部辦事，郭陳曾在半路設伏，都因非詹—人而作罷，當時拿的就是後來在河邊被發現的那根木棒。11月下旬，陳得知30日晚11時至12時是詹值班巡邏時間，便決定下手。這之前，陳先去木工房偷了把鑿子，兩人藏在巡邏必經之地那間破敗的草房裡，並商定由陳動手，從他們偷穿我的皮靴又戴了我的棉帽便可知，他們也是動了心思的，這在卷宗里都有記載。

　　11時許，詹穿一雙懶漢鞋(夏天穿的底是塑料的)出現了，陳閃出，從後面用大木棒猛敲了詹的後腦部，詹本能地往前奔跑，陳又衝上去用鑿子猛扎詹後背，詹倒在一口水井旁。郭說把他扔井裡去，兩人拖著詹往井裡按時，因井口寒氣襲面，詹又清醒了，不知東南西北地往河邊跑去，陳追上又扎數鑿。詹倒下。此時，狗吠聲大作，兩人慾把詹扔到河裡的企圖沒有得逞。扒下詹的衣-褲往回走一小段路扔了，以製造假象。

　　

　　【后 續】

　　

　　

　　【本文摘自《檔案春秋》2012年第1期 作者/王英琦原題為：親歷黑龍江兵團知青命案 鳳凰歷史】

陳做了替死鬼。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