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板橋是怎樣風流斷案的

　　知縣，好聽點，叫百里侯，不好聽的，就是七品芝麻官。多數朝代，政權不下縣，作為親民之官，知縣就是王朝政府的神經末梢。嚴格地說，一個王朝整個的吃穿度用，全要靠縣這一級的官吏收刮上來。百姓推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知縣升堂，就兩件事，打理訴訟和征糧徵稅。說起來，都是煩死人的活兒，雖說操辦起來有好處，即使不貪，每年順指頭縫留下的油水就不少。但一要應付胥吏，二要親民理政，三要打點上司，天天都是錢進錢出，鬼哭狼嚎的俗事。詩人不清高的少，做知縣，如果貪心不大，沒有幾個能耐下心來的。陶潛，陶淵明做了彭澤令，才幾天功夫，就因為不肯束帶見督郵，掛冠而去，去了之後還賦詩「歸去來」。這讓後來做知縣的詩人們，念茲念茲，到了清朝鄭板橋這裡，忍了十幾年，最終還是「一官歸去來」，跑到揚州，賣畫為生去也。

　　鄭板橋在中進士之前，就是知名的書畫家兼詩人，人稱詩、書、畫三絕，並非浪得虛名。這樣的人，理應留在京城皇帝身邊，做個翰林，伺候皇帝吟詩作畫。但是，鄭板橋考試的名次不高，而乾隆皇帝，自命風流，對於真風流的才子，一向不怎麼欣賞，所以，袁枚袁才子留不下，鄭才子當然也留不下。於是，鄭燮，鄭板橋，就成了七品鄭知縣，鄭大令（大令是清人對知縣的尊稱）。

　　鄭板橋做知縣，在山東從范縣做到濰縣，跟別的知縣就是不太一樣。陶潛上任，下令彭澤官地，一律種糜子，好釀酒。鄭板橋酒量不大，清朝的知縣，也沒有官地，但也有非常之舉，據說上任之初，未進縣衙之前，下令把牆鑿上若干個窟窿，說是要透透氣，把前任的俗氣放一放。別的知縣出行，四抬官轎，照例前面一排衙役，扛著迴避肅靜，還有七品正堂，某年進士之類的虎頭牌，敲著鑼，一路吆喝著，威風八面，地動山搖。但是鄭知縣出門，就一乘小轎，前面兩個隨從，打著兩個燈籠，每個燈籠上是他自己寫的「板橋」倆字，沒有任何頭銜。

　　這樣的風流知縣，也得打理官司。一日，縣裡一座寺廟裡的和尚和鄰居尼姑庵里的尼姑偷情，被人拿住，送到官里。這樣的事兒，犯了教里的戒律，按道理處罰是廟裡自己的事，但周圍的閑人，也恨的牙根痒痒，於是群情激奮，多管了閑事。可是，到了大堂之上，鄭板橋見這兩人年齒相當，且又情投意合，遂判他們還俗成婚，成就了一樁風流雅事。這樣的判決，自然令縣裡的衛道士們感到憤憤，傳到鄭板橋的上司那裡，也直是搖頭。

　　如果說，這樣的風流斷案，還只是給當地和上司以及同僚添了一點談資，那麼，後來的案子，則讓當地的有錢人感到相當的不舒服。說是有一天，當地鹽店的鹽商，送了一個私鹽販子來，要求懲處。當年食鹽官賣，販私鹽就是犯罪，賣私鹽的人，多半強悍，經常跟官府對抗，官府也對私鹽販子嚴厲打擊。當然，如果鹽商抓了賣私鹽的，送官糾治，官員非辦不可。可鄭板橋見這私鹽販子衣衫襤褸，面黃肌瘦，不像一個強徒，起了憐憫之心。對鹽商說，你要求我責打他，我給他枷號示眾如何？鹽商答應了。於是，鄭板橋把個蘆席剪成一丈長，寬八尺的特大號的「枷」，上面貼滿了他親手畫的竹和蘭，然後派人把私鹽販子押到鹽商的店前，枷號示眾，實則為鄭板橋小型畫展。濰縣的市民，何時見過這樣的新鮮事兒？扶老攜幼，都來看熱鬧，把個鹽店堵得水泄不通，買鹽的人，反而進不來了。一天下來，鹽商就受不了，央求知縣大老爺，還是把人放了吧。於是，私鹽販子就自由了。唉，山東的富佬實在太土，把那個「枷」花點錢買下來，日後肯定賺。

　　其實，鄭板橋並不是一個飄在半空的詩人，他的風流斷案，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的詩人習氣，對弱者無原則的同情。做著官，不僅寫了不少類似諷喻詩的竹枝詞，感念民間的疾苦。打理官司，每每偏向窮人。遇到災荒，還要逼富人出來開粥廠。給兄弟寫信，順便抄兩首古詩給年幼的兒子，卻也是「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這樣的東西，說要兒子背下來，念與大人聽，也好騙點果子吃。當然，這樣的人，在官場上無論如何都是混不好的。最後他丟了烏紗帽，是因為賑濟災民，擅自開倉放糧。但是，在此之前，實際上他已經讓自己的眾位領導很不愉快了。做官時的種種風流罪過，說起來，都是緣由，所謂放賑的過錯，無非是人家找了個方便的茬兒而已。

　　在清朝，官員丟烏紗帽，不是什麼了不得的大事。很多官員的仕途，都寫滿了開缺，復起的經歷，即便明說了永不敘用，過段時間，運動運動，都會復出的。但是，鄭板橋卻騎了頭毛驢，離開了濰縣，從此不求復起，徑直奔了揚州，賣畫為生，過的倒也逍遙。書也好，畫也好，銷路都挺好。從此之後，再怎樣風流，再怎樣放浪，也沒有人尋他過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