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端十年】鄧小平第三次被「打倒」內幕（圖）

　　

　

　
　　歷史發展到1975年底、1976年初時，社會上大多數階層對文化大革命的厭倦及不滿情緒已經到了相當普遍與強烈的程度，「反擊右傾翻案風」更加劇了這種不滿情緒。巨大的不滿累積甚久，存蓄太多，已經形成很大的社會勢能。被壓抑著的巨大勢能潛伏在整個社會中，一遇時機，就會表現出極大的反彈力，隨時都可能表現為一個影響社會進程的運動。

　　歷史告訴我們，任何社會勢能形成運動，都有其自我組織、自我形成的過程。這種歷史的自我組織、自我形成有時表現為具體的社會領導力量的自覺組織與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形成過程就是毛澤東用他的權力發動了社會上積蓄的某些勢能，巨大的勢能造成了一個文化大革命的運動。

　　現在，反文化大革命的勢能在失去了鄧小平「全面整頓」的組織與領導之後，以完全自發的狀態存在於社會之中。在毛澤東這個領袖因素仍舊成為事實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內沒有任何人可能出來成為全社會反文化大革命勢能的組織者。

　　然而，歷史本身會利用各種各樣的條件進行組織，它可以在沒有成形的領導集團的情況下，組織起一個運動來。從本質上講，所有的革命運動最初都是由歷史這樣組織起來的。在歷史組織運動的過程中，不僅為運動帶來普遍的群眾屬性，也為運動帶來逐漸形成的領導核心。有領導核心自覺發動的運動，與沒有領導核心自發形成的運動，同是社會組織勢能形成運動的方式。

　　這一次，歷史自身存在的巨大的反文化大革命的勢能，通過一個巨大的「偶然性事件」，將其逐漸組成為一個運動。這個「偶然性事件」就是中國總理周恩來的逝世。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在北京逝世。1月9日，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國務院發出訃告，立刻在全國引起廣泛的哀悼與悲痛。這個哀悼與悲痛從一開始就表現出了它的反文化大革命色彩。因為人們懷念周恩來的，不僅是他個人的人品，更主要的是他所代表的與「四人幫」相對立的務實主義路線。

　　1月10日－11日，黨和國家的領導人、黨政軍各部門的負責人、愛國民主人士的代表以及首都群眾代表一萬多人，在一片沉痛中來到北京醫院向周恩來遺體告別。1月11日下午十六點四十五分，周恩來的遺體被送往八寶山火化，從長安街到八寶山的幾十里長街上，一個十分壯觀的場面自發形成：首都近百萬群眾頂著凜冽的寒風，自發地佇立在周恩來靈車經過的道路兩旁，默哀送靈。

　　1月12日－1月14日，北京各界群眾代表四萬多人又以十分沉痛的心情在勞動人民文化宮舉行了隆重的弔唁儀式。1976年1月15日下午，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大會由王洪文主持，鄧小平致悼詞。除了黨政軍上層領導，還有各界群眾代表五千多人參加。1月16日，遵照周恩來生前的遺言，將他的骨灰撒在祖國的江河大地上。

　　一個人的逝世，原本是有關這個人最大的一件事情。周恩來的逝世，自然是有關周恩來的最大的事情。作為在文化大革命中與「四人幫」對立的保護幹部、保護知識分子、保護經濟的象徵，周恩來的逝世無疑又成為全國大多數階層人們心目中一件最大的事情。在廣泛的社會利益基礎上，全社會表現出了對周恩來的深重哀悼。

　　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一夥當然會強烈感受到全國民眾對周恩來哀悼情緒的巨大壓力，也一定知道這種哀悼情緒後面所含有的政治內容。他們利用手中控制的權力，在宣傳輿論上極力淡化周恩來逝世的影響。

　　在1月15日追悼大會以前的七天中，僅僅發表了向周恩來遺體告別和舉行弔唁的兩條消息。除了這兩條不得不發的消息之外，對全國各地悼念周恩來的報道幾乎沒有一個字。在這些天的報紙上，充斥版面的依然是「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文章和報道，似乎周恩來的逝世只是一個不被國人注意的事情。

　　1月14日，《人民日報》刊登的文章《大辯論帶來大變化》開篇第一句就宣稱：「近來，全國人民都在關心著清華大學關於教育革命的大辯論。」這是「四人幫」將他們的寡頭政治強加給全國民眾的極端專制手段，它立刻激起了全國範圍內不可遏制的憤怒。這一天的《人民日報》在許多地方被撕得粉碎。

　　1月16日，追悼大會結束了，對於周恩來逝世的不得不報的消息似乎都完成了。姚文元指示：「治喪報道要立即結束！」在全國範圍內，他們開展了更為強有力的「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大批判運動。

　　在這種背景下，2、3月間，全國各地都出現了群眾自發的悼念周恩來的活動，也出現了將矛頭指向「四人幫」的政治口號。3月25日，在武漢市就出現了「絕不對資產階級野心家卑躬屈膝」的油印傳單。這種反文化大革命的巨大社會勢能，逐漸被對周恩來逝世的哀悼活動組織為一個全國性的潮流和運動。

　　如果說周恩來的逝世為這個潮流和運動的形成提供了巨大的偶然性機會，那麼，在整個潮流和運動形成的過程中，還有許多具體的「偶然性事件」。

　　1976年3月5日，《文匯報》在刊登新華社的一篇紀念、學習雷鋒的新聞通稿時，將周恩來對雷鋒的四句題詞全部刪去。對照其他報紙的讀者自然發現了這個刪除。1976年3月25日，《文匯報》發表的《走資派還在走，我們就要同他斗》一文中竟然說：「黨內那個走資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扶上台。」這篇文章引起了全國民眾的更大憤怒。

　　這句話中，「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資派」自然是指鄧小平，而「黨內那個走資派」顯然就是指周恩來了。來自全國的抗議信、電話及電報包圍了《文匯報》，在一片「誰反對周總理，絕沒有好下場！」的憤怒聲討中，要求《文匯報》「向全國人民交待事件的真相」。  

　　《文匯報》的「偶然事件」自然有其必然性，它是江青一夥控制最直接的報刊之一。這個有著必然性的「偶然事件」又激發了全國哀悼周恩來、反對「四人幫」的運動。從3月24日開始，南京市逐漸出現了規模越來越大的悼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的群眾活動。

　　3月29日，南京大學的學生貼出大標語：「警惕個人野心家、陰謀家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無數革命先烈和革命老前輩用鮮血打下來的紅色江山我們也要用鮮血來捍衛！」3月29日下午，南京大學近四百名學生分成二十多個小組在全市大街小巷和開往浙江、安徽等地的長途汽車上張貼「誰反對周總理，就打倒誰！」「揪出《文匯報》黑後台！」等標語，引起全市一片呼應。將矛頭指向「四人幫」的大標語遍布南京城。當天晚上，南京大學學生又將「警惕野心家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文匯報把矛頭指向周總理，罪該萬死！」「誰反對周總理，就打倒誰！」等標語刷到經南京發往全國各地的火車車廂上。

　　這就是所謂的「南京事件」。這個事件在隨後的一兩天中，演變為遍布南京市、輻射全中國的政治事件。

　　4月1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做出緊急應對。當天就向各地發出電話通知，指出南京事件「是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扭轉批鄧大方向的政治事件」，要求追查這次事件的「幕後策劃人」和「謠言製造者」。

　　巨大的反文化大革命的社會勢能，在被對周恩來的哀悼活動組織起來之後，有著特彆強勁的發展勢頭。「南京事件」雖然被暫時抑制了一下，全市的大標語也被撕毀或覆蓋，有關「南京事件」的中共中央的通知成為全國各省市領導必須執行的指示，然而，整個哀悼、紀念周恩來的活動並沒有平息下來。

　　周恩來的逝世，確實是中國文化大革命中一個巨大的事件，它本身成為了1976年反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組織者。

　　第一，周恩來的逝世激發了人們對他的強烈懷念情緒。由於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獨特表現和象徵，對他的懷念從一開始就具備了完全的反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性，因此，對周恩來的一切懷念、紀念和悼念，都自然成為引發、發動和組織反文化大革命社會勢能的旗幟。

　　第二，周恩來又是一個至死還在黨內保留著合法領導權的人物，現政權也不得不為之隆重追悼，並降半旗誌哀。正是死者的這種「合法性」，使得全國民眾的悼念也同時具有了某種合法性，使得全社會各階層能夠以哀悼為旗幟更好地集結力量，也使得「四人幫」這些握有最高權力的人很難從一開始就採取赤裸裸的鎮壓方式。

　　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與江青一夥對立的形象，成為了全社會反文化大革命勢能的政治旗幟。而周恩來生前一直保留的合法地位，則成為全社會反文化大革命勢能得以行動的最好策略。

　　第三，對死者的悼念原本是人類社會在義理上佔有巨大優勢的事情。當對文化大革命的全部不滿以對周恩來這個「合法的」黨的副主席、國家總理的悼念形式表現出來時，尤其在全社會具備了最大的合理性。正值清明節即將來臨，這個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紀念先人的節日，與周恩來的逝世相隔僅三個月的時間，這個不長不短的距離恰恰給了哀悼周恩來、組織全社會反文化大革命的勢能必要而充分的準備。

　　正是在哀悼周恩來的旗幟下，全社會反文化大革命的力量與情緒，得以最廣泛、最合理和最公開地表現和發展起來。周恩來的逝世，清明節的存在，在1976年的中國非常出色地將全社會潛伏的反文化大革命勢能引發了出來，並且組織成一個運動。

　　悼念周恩來是這個運動的旗幟。這是在1976年的中國最能團結大多數的旗幟，因而也是最有力的旗幟。同時，它又是江青一夥最不便於直接鎮壓的旗幟，所以，它又是一個最策略的旗幟。偉大的「四五運動」，一個完全自發的群眾運動，就這樣被發動和組織了。

　　任何潛伏的巨大社會勢能，總會頑強地表現自己。反文化大革命的巨大社會勢能，就是在悼念周恩來這樣的「合法的」、「符合情理的」、符合中國傳統文化的活動中表現出來的。它表現得十分堅決，又十分策略，它形成了廣泛的統一戰線，集結了方方面面的力量，使得對立的文革派勢力一時難以鎮壓。

　　全國悼念周恩來的活動集中體現在北京。

　　1976年3月19日，北京朝陽區牛坊小學向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獻上了第一個紀念周恩來的花圈。3月23日，安徽省濉溪縣的張學林專程趕到北京，又向紀念碑獻了一個花圈。花圈很快被收掉了，而且作為「階級鬥爭動向」引起「四人幫」系統的注意。

　　3月25日清晨，北京市第五十八中學的學生又在人民英雄紀念碑旁敬獻了一個紀念周恩來的花圈，隨後不久，又有一幅來自工廠的三米長的橫匾擺放在第五十八中學的花圈旁邊：「敬愛的周總理，我們日夜想念您」十三個金色大字標語，在天安門廣場亮出了一道耀眼的金色。

　　隨著清明節的臨近，幾天之內，天安門廣場的花圈迅速增多。到4月1日，成千上萬個花圈在紀念碑周圍布成了花的海洋。在悼念周恩來的輓聯及標語中，出現了越來越顯露的政治口號。

　　4月1日，山西青年王立山在紀念碑上貼出「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灑淚祭雄傑，揚眉劍出鞘」的短詩，一時間成為傳抄全國的政治檄文。4月2日，中國科學院一0九廠的部分職工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矗立起四塊大型木牌，上寫「紅心已結勝利果，碧血再開革命花，倘若魔怪噴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類似的標語、口號及傳單在天安門廣場的人山人海中鼓動著反文化大革命的思潮，各種各樣的講演此起彼伏。

　　1976年4月4日，這一天是清明節，又是星期天，到達天安門廣場的有二百萬人次以上。這一天特別引人注目的動態有二，一是送花圈最多的單位都是「右傾翻案風問題嚴重的單位」，如七機部、科學院以及四機部、鐵道部、外貿部；二是很多工廠的工人結隊而來。曙光電機廠三千多名職工組成一里多長的八路縱隊，以周恩來遺像為先導，隨著收錄機里播放的哀樂進入天安門廣場。類似的很多支工人隊伍的出現，表明了對周恩來的哀悼活動已經以各種組織的方式出現。

　　清明節這天二百萬人次以上的活動中，絕大多數以哀悼周恩來作為自己的口號。在這個大底盤上，還有為數相當的直接攻擊江青、張春橋等人的聲音。

　　對周恩來的哀悼，以溫和的方式團結、號召和吸引了社會上絕大多數人，使得他們對文化大革命的潛在不滿有了普及性的表現。而那些直接攻擊江青、張春橋的尖銳政治聲音，雖然發自少部分人之口，卻無疑是在哀悼周恩來的大多數的普及基礎上提高起來的；他們領導著這個大多數，影響著這個大多數，成為著大多數的先鋒。這也是類似的大規模群眾運動通常有的結構。

　　當一個社會潮流形成廣泛的群眾運動時，沒有人數眾多的普及性的一面，也便沒有人數較少的先鋒性的一面；沒有先鋒性的一面，也便沒有普及性一面的繼續擴大。這是一種相輔相成的關係，它們合成一個運動的數量與質量。

　　客觀地說，正是那些直接進攻「四人幫」的政治聲音，代表了數百萬人悼念活動的真正性質。這一點，掌握權力的人們自然看得十分清楚。4月4日晚，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天安門廣場的事態，認定它「性質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並做出在北京鎮壓天安門事件，在全國揭露敵人陰謀、發動群眾追查政治謠言的決定。會後，毛遠新向毛澤東作了報告，得到了毛澤東的批准。

　　4月5日凌晨1—2時，政權所組織的力量將天安門廣場的所有花圈收繳一空。4月5日白天，當數十萬群眾再次聚集到天安門廣場時，和封鎖紀念碑及廣場的軍隊、警察及民兵隊伍發生愈演愈烈的衝突。軍人、警察及民兵體現著政權的意志，執行著對天安門廣場的層層封鎖；而數十萬群眾則衝擊封鎖線，將新的花圈送上紀念碑，同時面對成千上萬的花圈被洗劫一空的場面悲憤地高呼「還我花圈」。衝突中，群眾遭到鎮壓，「還我花圈」的口號上又增加了「還我戰友」的口號。

　　在此過程中，雖然出現過群眾準備與軍隊、警察、民兵三聯合的指揮部談判的情節，然而，終因「三聯合指揮部」拒絕談判而激起了群眾更為強烈的憤怒。在群情激憤的衝突中，憤怒的群眾放火焚燒了三聯指揮部的若干車輛，放火焚燒了三聯指揮部所在地的小灰樓。天安門的群眾運動表現出了某種暴力革命的性質。

　　當天晚上九點多鐘，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的群眾已為數不多，在最高領導層的布置下，出動了一萬多名工人民兵和三千多名武裝幹警及五個營的軍隊，包圍了天安門廣場，用木棒和警棍實行了鎮壓，毆打併驅散了在場群眾。逮捕了三十八人，清除了4月5日又送來的全部花圈，在天安門廣場實行戒嚴。

　　1976年4月7日，毛澤東在聽取了毛遠新關於天安門事件的彙報后，指示公開發表《人民日報》記者現場的報道和吳德4月5日在天安門廣場的廣播講話。據此解除鄧小平的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毛澤東說：「中央政治局作決議，登報。這次，一、首都，二、天安門，三、燒、打，這三件好。性質變了。」毛澤東還提出華國鋒任黨的第一副主席和國務院總理。

　　晚上，中央政治局開會，通過了兩項決議：一，《關於華國鋒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的決議》。二，《關於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在第二個決議中說：「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了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事件和鄧小平最近的表現，認為鄧小平問題的性質已經變為對抗性的矛盾。」因此，「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政治局一致通過，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

　　當天晚上，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向全國播放了這兩個《決議》。4月8日，《人民日報》公布了這兩個決議。

　　天安門事件作為中國的「匈牙利事件」被鎮壓了。這個群眾自發形成的「四五運動」雖然和鄧小平本人沒有直接的組織聯繫，然而無疑和鄧小平的「全面整頓」有直接的思想聯繫。因此，打掉鄧小平，是毛澤東處理天安門事件的必然措施。

　　毛澤東曾經用打掉劉少奇來深化文化大革命，用打掉「楊、余、傅」來擊退「二月逆流」，用打掉「王、關、戚」來抑制「左」的傾向，用打掉陳伯達來解決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集團的纂黨奪權活動。現在，他必須打掉鄧小平，才能夠平息全國範圍內的反文化大革命的社會潮流。

　　全國的「反革命潮流」似乎被鎮壓下去了。當他任命華國鋒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時，表明他想把未來的政權交給一個此時看來能夠被黨的高層領導普遍接受的人物。華國鋒既不屬鄧小平的勢力，也不屬江青「四人幫」的勢力，他是忠誠於毛澤東本人和被毛澤東提拔上來的中庸幹部。中庸之道原本是孔孟之大道，一貫反對孔孟之道的毛澤東在此時卻不得不採取了這個在他眼裡最為妥當的中庸之道。

　　此時的毛澤東已經臨近生命的最後時光，他已是一個行為、言語都不便的老人。當他聽完毛遠新彙報天安門事件之後，說「這次，一、首都，二、天安門，三、燒、打，這三件好」時，似乎表明他那被重病纏繞的身軀還沒有影響大腦的思維，天安門「四五事件」似乎給了他又一次粉碎反文化大革命勢力的好機會。

　　這一次，他無疑又勝利了。然而，如果他親眼目睹了天安門廣場百萬民眾悼念周恩來的場面，他應該知道，這是歷史第二次向他宣告文化大革命的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