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明衝突視角看如何遏制伊斯蘭極端勢力

　　伊拉克極端組織「伊斯蘭國」（以下簡稱ISIS）於當地時間8月20日公布一段錄像，聲稱該組織已將一名美國記者「斬首」，並表示他們手中還有另一名美國記者。報道稱，這段被公布在社交網站上的視頻，顯示的是處決近兩年前在敘利亞失蹤的美國記者詹姆斯•福萊(James Foley)。

　　中東的亂局從非洲治理的最好國家突尼西亞於2011年春天突發「茉莉花革命」導致其政權非程序化更迭，一直延燒到利比亞、埃及的獨裁者卡扎菲、穆巴拉克相繼垮台，並波及敘利亞發生持續內戰，如今竟然在伊拉克和敘利亞邊境接壤地區，橫空出現一個來自西方社會的伊斯蘭極端分子為主體的烏合之眾，跟本地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合流的ISIS極端政權，最終把這一地區變成了人間地獄。

　　對ISIS突然在伊敘邊境做大的原因及其發展趨勢，世界各地學者或戰略家們各抒己見莫衷一是，但鮮有從文明衝突的視角來看待ISIS為何能在這一地區成氣候的原因，自然也就對遏止這股伊斯蘭極端勢力開出的藥方難以收到預期的成效。

　　對此，上世紀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於１９９０年代中期撰寫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在論及伊斯蘭教國家和西方文明可能爆發激烈衝突的第九章《多文明與全球政治》，曾就「伊斯蘭與西方」的關係及其可能爆發的衝突，如此寫道：

　　[b]● 一些西方人，包括比爾·柯林頓總統在內，認為西方只是與伊斯蘭極端主義暴力分子之間存在問題，而不是與伊斯蘭世界之間存在問題。但是1，400年的歷史卻提出了相反的證明。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不論是東正教，還是天主教和新教）的關係經常充滿風暴，彼此將對方視為外人。自由民主主義和馬克思列寧主義在20世紀的衝突，與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之間持續的、深刻的衝突關係相比較，不過是一種短暫和表面的歷史現象。有時，和平共處佔上風；但在更多情況下，它們的關係是一種激烈競爭的、發生不同程度熱戰的關係。約翰·埃斯波西托評論道：「歷史的變化常常使這兩個群體處於競爭之中，有時陷於爭奪權力、土地和靈魂的殊死搏鬥之中。」多少世紀來，兩個宗教的命運在一波接一波時而停息、時而高漲、時而反衝過來的浪潮中沉浮。

　　●從7世紀初到8世紀中葉，阿拉伯一伊斯蘭教通過最初的向外擴張，在北非、伊比利亞半島、中東、波斯和北印度建立了穆斯林的統治。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的分界線穩定了兩個世紀左右。至 11世紀末，基督教恢復了對地中海西部地區的控制，征服了西西里，佔領了托萊多。1095年，基督教世界發起了十字軍東征。在此後的一個半世紀里，基督教徒試圖在聖地和近東的毗鄰地區建立起基督教的統治，但後來卻節節敗退，並於1291年失去了他們在那裡的最後落腳點阿卡城。與此同時，奧斯曼土耳其人出現在歷史舞台上。他們首先削弱了拜占庭，然後征服了巴爾幹和北非的大部分地區，並於1453年佔領了君士坦丁堡，1529年包圍了維也納。伯納德·劉易斯說道：「在將近一千年的時間裡，從摩爾人首次在西班牙登陸到土耳其人第二次圍攻維也納，歐洲不斷處於伊斯蘭威脅之中。」伊斯蘭文明是唯一使西方的存在受到過威脅的文明，而且這種情況至少發生過兩次。

　　●西方殖民主義的退卻緩慢地始於本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急劇加速。蘇聯的瓦解使更多的穆斯林社會獲得了獨立。根據一項統計，在1757－1919年間，大約有92個穆斯林地區由非穆斯林政府統治；到1995年，在這些地區中有69個恢復了穆斯林的統治，穆斯林人口在其中45個獨立國家中占絕對多數。1820-1929年間，50％涉及不同宗教的國家間戰爭是在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之間進行的，這一事實說明了這些變化中的關係的衝突性質。

　　●造成（伊斯蘭教文明跟基督教文明衝突）模式的原因，不在於諸如12世紀的基督教狂熱和20世紀的穆斯林原教旨主義這些暫時的現象，而在於這兩種宗教的本性和基於其上的文明。一方面，衝突是差異的產物，特別是穆斯林的伊斯蘭教觀念作為一種生活方式超越並結合了宗教和政治，而西方基督教則持有政教分離的觀念。然而，衝突也產生於它們的相似性。這兩種宗教都是一神教，與多神教不同，它們不容易接受其他的神；它們都用二元的、非我即彼的眼光看待世界；它們又都是普世主義的，聲稱自己是全人類都應追隨的唯一真正信仰；它們都是負有使命感的宗教，認為其教徒有義務說服非教徒皈依這唯一的真正信仰。自創始起，伊斯蘭教就依靠征服進行擴張，只要有機會，基督教也是如此行事。「聖戰」和「十字軍東征」這兩個類似的概念不僅令它們彼此相像，而且將這兩種信仰與世界其他主要宗教區別開來。伊斯蘭教、基督教和猶太教還持有一種目的論的歷史觀，與其他文明普遍持有的輪轉或靜態觀完全不同。

　　●一些類似的因素結合在一起加劇了20世紀末伊斯蘭教和西方之間的衝突。首先，穆斯林人口的增長造成了大量的失業，使得新近投身伊斯蘭事業的年輕人大為不滿，給鄰近的社會造成了壓力，並導致了向西方的移民。其次，當伊斯蘭復興運動使穆斯林將其文明和價值觀與西方相比較之時，對它們的獨特性與重要性重新建立了信心。第三，西方同時向全世界推廣其價值觀和體制、維持軍事和經濟優勢的努力，以及對穆斯林世界內部衝突進行的干預，引起了穆斯林強烈的不滿。第四．共產主義的崩潰消除了西方人和穆斯林共同的敵人，使它們彼此將對方視為主要威脅。第五，穆斯林與西方人之間的接觸和混居日益擴大，激發了他們各自的新的認同感，並認識到他們的認同有何不同，對各自的民族特性以及不同於他人之處有了新的認識。兩者的相互作用和混居還加劇了在這一問題上的分歧，即：一個文明的成員在由另一個文明成員所控制的國家中的權利問題。80年代和90年代，穆斯林和基督教社會的相互容忍程度都急劇下降。

　　●伊斯蘭和西方之間衝突再起的原因，在於權力和文化的根本的問題。誰統治淮？誰是統治者？誰被統治？列寧所界定的政治中心問題，是造成伊斯蘭和西方較量的根源。然而，還存在著列寧或許會認為毫無意義的另一種衝突，即：由是與非的分歧而導致的孰是孰非的衝突。只要伊斯蘭仍是伊斯蘭（它肯定是），西方仍是西方（這一點存在較多的疑問），這兩個偉大文明和生活方式之間的根本衝突在未來將繼續決定它們之間的關係，甚至像在過去的1，400年中一直決定著那樣。

　　●兩者在大量實質性問題上的立場分歧或衝突，進一步激化了它們的（敵對）關係。歷史上的一個重大問題是對領土的控制，但是這個問題現在已相對不重要了。90年代中期，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間發生的28次斷層線衝突中，有19次發生在穆斯林與基督教徒之間；與東正教徒的衝突為11次，與非洲及東南亞國家的西方基督教信徒之間的衝突為7次。在這些暴力或者潛在的暴力衝突之中，只有一次是直接沿著西方和伊斯蘭之間的斷層線發生的，即克羅埃西亞和波斯尼亞之間的衝突。西方領土帝國主義的實際終結和穆斯林的領土擴張迄今為止尚未重新開始，這造成了一個地理上的隔離帶，使西方和穆斯林群體僅在巴爾幹的少數地區直接接壤。因此，西方和穆斯林之間的衝突將更多地集中於廣泛的文明間問題，諸如武器擴散、人權和民主、石油控制、移民、伊斯蘭恐怖主義和西方干涉等，而不是領土問題。

　　●冷戰期間，這兩個群體的成員都廣泛地認識到這一歷史性對抗正在日益加劇。例如，1991年巴里·布贊看到了社會冷戰正在「西方和伊斯蘭之間」形成的眾多原因，並指出，「在其中，歐洲可能處於前線。」 這一事態發展部分是由於延續了幾個世紀的世俗價值觀與宗教價值觀的對抗，部分是由於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在歷史上的敵對；部分是由於對西方力量的嫉妒；部分是由於對西方主導后殖民主義時代中東政治建構的仇恨；還部分地由於，在把伊斯蘭文明和西方文明過去二百年間取得的成就作令人反感的比較時，所感到切痛苦和屈辱。

　　●1990年，西方有重要影響的伊斯蘭學者伯納德·劉易斯分析了「穆斯林憤怒的根源」，並作出了這樣的結論： 現在應當清楚的是，我們正面臨著一種情緒和一個運動，它們遠遠超出了問題和政策，以及推行它們的政府的層面。除了文明的衝突，它不會是別的——它或許是不理智的，然而卻肯定是一個古老對手對我們的猶太教-基督教傳統、我們世俗的現在，以及這兩者在世界範圍的擴張所作出的具有歷史意義的反應。

　　● 在伊斯蘭社會群體中也產生了類似的看法。一位很有影響的埃及記者穆罕默德·錫德一艾哈邁德1994年說道：「明確無誤的跡象表明，猶太教——基督教的西方倫理和伊斯蘭復興運動之間的衝突正在加劇，它正從西方的大西洋伸展到東方的中國。」一位傑出的印度穆斯林在1992年預言：西方「下一步面臨的無疑是來自穆斯林世界的對抗。從馬格裡布到巴基斯坦，一場席捲伊斯蘭國家的建立世界新秩序的鬥爭即將開始」。一位突尼西亞著名律師則認為，這場鬥爭已經開始：「殖民主義試圖破壞伊斯蘭的所有文化傳統。我不是一個伊斯蘭教徒。我認為不是在宗教之間，而是在文明之間存在著衝突。  

　　●（穆斯林文明）認為西方驕傲自大、物質主義、壓制他人、殘忍、頹廢的，不僅有原教旨主義的伊瑪目們，還有很多被西方視為天然盟友和支持者的人。穆斯林作者在90年代出版的著作中，沒有哪部像法蒂瑪·默尼斯所著的《伊斯蘭教與民主》那樣在西方受到過如此的讚揚。西方人普遍稱讚該書是一個現代自由穆斯林女性的勇敢言論。然而，在這部書中，西方的形象並未得到恭維，她指出：西方是「軍國主義的」和「帝國主義的」，而且通過「殖民恐怖」傷害了其他國家（第3、9頁）。作為西方文化標誌的個人主義是「萬惡之源」（第8頁）。西方的力量是可怕的，只有「西方才能夠決定衛星是用來教育阿拉伯人，還是用來向他們投放炸彈……西方摧殘我們的潛力，用它的產品和充斥所有頻道的電視劇和電影干擾我們的生活……（它）是摧殘我們，搶佔我們的市場，控制我們的寶貴資源、首創性和潛力的力量。這是我們對形勢的看法，海灣戰爭則證實了我們的感覺」（第146、147頁）。西方「通過軍事科研構建自己的力量，然後把研究成果賣給不發達國家」，這些國家是「被動的消費者」。為了使自己擺脫這種依附地位，伊斯蘭必須培養自己的工程和科技人員，生產自己的武器（她沒有指明是核武器還是常規武器），「擺脫對西方的軍事依賴」（第43、44頁）。再重複一遍，這些並不是一個留著長鬍子、穿著長袍的阿亞圖拉的看法。

　　●不論政治或宗教觀點如何，穆斯林一致認為在他們的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間存在著根本的差異。正如賽伊克·卡諾什所說的：「根本問題在於我們的社會是建立在與西方不同的價值觀念之上的。」一位埃及政府官員說：美國人「來到這裡，希望我們變得與他們一樣。他們對我們的價值觀念和文化一無所知」。一個埃及記者也持這樣的看法：「（我們）是不同的，我們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歷史。因此，我們有權利有不同的未來。」不論是流行刊物，還是嚴肅的穆斯林學術出版物都反覆描述所謂的西方陰謀，以及西方支配、羞辱和顛覆伊斯蘭體制和文化的企圖。

　　●反對西方的反應，不僅可從伊斯蘭復興運動智囊人物的攻擊中，而且可從穆斯林國家政府對西方態度的變化中看出。后殖民時期初始，穆斯林國家政府的政治、經濟思想體系和政策一般是西方式的，其對外政策是親西方的，只有阿爾及利亞和印度尼西亞幾個例外，因為它們的獨立是民族主義革命的結果。然而，伊拉克、利比亞、葉門、敘利亞、伊朗、蘇丹、黎巴嫩和阿富汗的親西方政府，一個接一個地被較少認同西方或者明確反對西方的政府所取代。其他國家的取向和結盟關係也在朝這一方向發展，但變化沒有如此劇烈，這些國家包括突尼西亞、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美國在冷戰中的兩個最堅定的軍事盟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在國內受到了來自伊斯蘭主義的政治壓力，它們與西方的關係經受著日益增大的壓力。

　　● 在穆斯林反西方情緒增長的同時，西方對「伊斯蘭威脅」的關切也在增強，特別是擔心穆斯林極端主義造成的威脅。伊斯蘭被視為核擴散和恐怖主義的一個根源，而且在歐洲被視為不受歡迎的移民的來源。這些是公眾和領導人共同的關切。例如，在1994年11月的一次抽樣調查中，當被問到「伊斯蘭復興」是否對美國在中東的利益構成了威脅之時，在35，000個對外交政策感興趣的美國公眾中，有60％的人回答「是」，只有 28％的人回答「不是」。在一年以前的隨意抽樣調查中，當被問及哪個國家對美國來說最危險時，在答案中名列前三位的是伊朗、中國和伊拉克。同樣，在 1994年所作的一項調查中，當要求確認什麼是對美國的「最大的威脅」時，72％的公眾和61％的對外政策領導人認為是核擴散，69％的公眾和33％的領導人認為是國際恐怖主義——這兩個問題與伊斯蘭都有著廣泛的聯繫。此外，33％的公眾和39％的領導人認為是有可能擴張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歐洲人的態度也大體如此。例如，在 1991年春， 51％的法國公眾認為對法國的主要威脅來自南方，只有8％的公眾認為來自東方。法國公眾最擔心的4個國家都是穆斯林國家：伊拉克52％；伊朗35％；利比亞26％；阿爾及利亞22％。西方的政治領袖，包括德國總理和法國總理也表示了同樣的關切。北約秘書長於1995年宣稱，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對西方來說「至少像以前的共產主義一樣危險」，柯林頓政府的一位「資深官員」則指出，伊斯蘭是西方在全球的對手。

　　好了，抄書到此結束。下面是本人的觀點：

　　一，伊斯蘭文明跟美國為首的基督教文明的戰爭，是一場發生在兩個文明斷層線的持久戰。鑒於美國在伊拉克戰爭滅掉薩達姆政權之後，尚未完全穩定伊拉克局勢，就趕緊抽身離去，在可見的將來，由於美國過於珍惜士兵的性命，即使是美國總統換屆之後，下一屆美國政府再次對任何伊斯蘭國家展開地面戰爭的可能性，肯定微乎其微。

　　二，鑒於來自西方的眾多伊斯蘭極端分子紛紛加入ISIS，成為這個極端組織中最殘暴的好戰分子，西方肯定會檢討各自國家對伊斯蘭教一直持寬容的政策，是不是一種錯誤的宗教政策。未來生活在西方國家的伊斯蘭教徒，其活動空間及宗教活動，將被西方國家安全部門置於可控的視野之內。

　　三，如果伊斯蘭教在西方成為ISIS組織潛在的兵員的主要源頭，西方必然會對各自國家的伊斯蘭教採取抑制措施。當西方社會的伊斯蘭教徒因為各自所在的國家對伊斯蘭教的政策發生變化，而頻頻製造騷亂，西方國家不排除可能會最終在各自的國家禁止伊斯蘭教的活動。

　　四，如果ISIS的能長期存在下去，並不斷發展壯大，美國的國家戰略將發生歷史性的轉折：因烏克蘭局勢緊張而導致美俄關係劍拔弩張的局面，必然會得到緩和；鑒於中國也存在嚴重的伊斯蘭極端勢力威脅，跟美國一樣面臨伊斯蘭原教旨勢力的挑戰，在可見的將來，不排除美國跟中國在這場文明斷層線上的戰爭中成為盟友。

　　五，如果某個伊斯蘭教旨主義者掌權的國家，有獲得核武裝的現實可能性，沒有戰略縱深的以色列，將在美國的支持下，其國防軍斷然會以不宣而戰的方式，終結這樣的國家獲得核武裝的能力。

　　六，在未來至少十年內，美國的頭號敵人，必然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主導的國家或地區武裝力量。美國在跟伊斯蘭極端教徒展開的文明斷層線戰爭中，會根據其敵人的行動，採取相應的戰爭手段應對。若美國的敵人把戰火延燒到美國的本土，以超限戰的方式展開無底線殺戮平民的戰爭行動，可能會激怒美國對派出恐怖分子的國家，進行無差別大規模戰爭報復。

　　七，鑒於中國跟美國的關係，歷來不存在文明衝突的色彩，在未來一個時期，由於伊斯蘭文明跟基督教文明的衝突，是這個世界動蕩的主要根源，中國將獲得極為難得的戰略寬鬆期。如果中國把內政的改革和平展開，在政治文明上跟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做到彼此包容，則中國走向真正的和平崛起，不會有任何懸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