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考大躍進砍光樹致鹽鹼風沙 焦裕祿至死憾未治好

　　蘭考大躍進砍光樹致鹽鹼風沙 焦裕祿至死憾未治好

　　2014年05月12日 09:42

　　來源：鳳凰衛視

　　核心提示：結果是鋼鐵也沒煉出來，樹砍掉了，樹砍掉以後這個風沙，再一颳風，擋不住風沙了，所以這個沙就起來了。

　　

　　鳳凰衛視5月10日《我的中國心》，以下為文字實錄：

　　鄭浩（主持人）：50年前的5月14日，蘭考的泡桐花謝了之後，帶領老百姓種植泡桐的縣委書記焦裕祿，因病離去，病重之時，他還惦記著一篇沒有寫完的文章《蘭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換新天》。當時的焦裕祿想用這篇文章為那些被「沙、澇、鹼」三害，害苦了的蘭考人鼓舞士氣，他更想通過對一個改天換地的新蘭考的描繪，為蘭考的治「三害」鳴鑼開道。直至彌留之際，焦裕祿還在叮囑，活著我沒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著你們把沙丘治好。

　　解說：冬春風沙狂，夏秋水汪汪，一年辛苦半年糖，扶老攜幼逃荒去，賣了兒和女，餓死爹和娘。這是上世紀50年代末，流傳在蘭考的一首歌謠。1958年位於黃河故道的蘭考開始遭受鹽鹼、風沙、內澇三大自然災害的侵襲，蘭考人稱為「三害」。

　　任彥芳（作家）：1957年，蘭考的糧食產量是歷史的最高水平，1957年之前，蘭考的糧豐林茂，泡桐樹都起來了，也沒有內澇，也沒有鹽鹼。

　　張申（原開封地委書記）：人民公社化了，很快勞動力都調出來了，地裡面糧食也沒人收了，那年是豐收啊，花生在地里都沒人收，吃飯不要錢，所以把糧食什麼都給糟蹋了都是。

　　劉俊生（原蘭考縣委宣傳部副部長）1958年那個時候提倡大鍊鋼鐵，大鍊鋼鐵，大鍊鋼鐵用什麼煉呢？就是用那個樹木，有很多的樹木，然後都砍伐了，都砍伐了，桐樹都給你砍，都砍了，大樹小樹都砍光了，砍掉以後去鍊鋼鐵去了，結果是鋼鐵也沒煉出來，樹砍掉了，樹砍掉以後這個風沙，再一颳風，擋不住風沙了，所以這個沙就起來了。

　　朱禮楚（原蘭考林業局副局長）：當時那個天氣，每天都是風沙，只要刮三級風，就是滿麵灰土，這牙齒一嚼都嘎巴嘎巴響，沙子，我的鼻子經常流血。

　　解說：從1960年起，這裡又連續幾年遭到了嚴重的的自然災害，這樣蘭考縣的農業生產就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由於自然條件惡劣，當時三十八萬人口的蘭考約近五分之一的人都逃荒到了外省。

　　張申：大家為了逃命啊，這就往外邊跑，扒火車，往外邊走，到外邊，出去，就上西邊去，又上南邊去，上西邊去的多，所以蘭考的難民，出去逃荒的比較出名。

　　任彥芳：當時稱為蘭考路線，什麼叫蘭考路線，就是說逃荒要飯的路線，蘭考的小車站給全國的壓力很大，全國鐵路上都提出來，到處都是蘭考要飯的。他們因為都是扒火車，叫扒大倫、大輪子，他不是坐那客車而是那貨車，見到貨車一來，這些人就蜂湧而上，擠上去，這車拉到哪兒算哪兒，有的拉到大西北去，就在那兒，下了車就討飯。

　　解說：1962年1月11日，全國所有黨委、地委、縣委負責幹部在北京召開為期28天的七千人大會，會上毛澤東帶頭做了自我批評。幾個月後，在時任開封地委書記張申的提議下，焦裕祿臨危受命，從尉氏縣團委調任蘭考縣委第二書記。

　　張申：當時的縣委書記也不行，也懦弱，因為他本身在那樣困難的情況底下，發生了生活作風問題，發現這個情況，我覺得蘭考不行，縣委書記得換人。把縣委書記給換了，換了就調誰去呢？當時也考慮說是，另外調個縣委書記，他不願意去，他怕困難，我就想到焦裕祿。

　　李國慶（焦裕祿事迹講解員）：幹部的思想也很混亂，特別是外裔，不是我們蘭考縣人，不願意在蘭考工作，是蘭考的人願意，想辦法往外調，認為是災區災幹部容易犯錯誤。

　　任彥芳：而找到焦裕祿的時候，焦裕祿二話沒說，既然黨派我去，這地方最窮，我希望地委幫助我，我去努力地完成黨交給的任務。

　　張申：因為焦裕祿我知道他，那時候在這個1948年，我在尉氏當縣委書記，他就在縣委宣傳部里當幹事，以後當團委書記，這人很能幹的。

　　解說：1962年的冬天，蘭考這座位於黃河故道旁的縣城，異常的寒冷，每天黃沙漫天，縣城街道上人並不多，而火車站的候車室里卻擠滿了人，新運到的救災物資，還堆放在火車站裡。12月6號這天的清晨，一個中年人背著背包走進縣政府大門，他就是焦裕祿。

　　李國慶：既沒大車接也沒小車送，也沒有接風洗塵，隻身一個人背著行李卷，乘著火車，風塵僕僕地來到我們蘭考縣，到縣以後，就是帶著組織介紹信，幹部調令到縣委組織部去報到。

劉俊生：焦裕祿來的時候，是1962年12月6號到蘭考來報到，當時的這個情況是啥呢，災荒壓頭，人口外流，幹部發愁。有一個幹部當時總結了十二愁，總結了十二愁，就是吃也愁，穿也愁，住也愁，燒也愁，前也愁，后也愁，黑也愁，白也愁，進門愁，出門愁，愁來愁去沒有頭。

解說：報到的第二天，焦裕祿便騎車下鄉考察災情。1963年麥子將熟的時候，蘭考災民外流的情況十分嚴重，被開封地委在會上點評批評，加之領導幹部思想消極，紛紛申請外調，焦裕祿壓力很大，他主持召開縣委黨委擴大會議，要求各公社書記都來參加。

劉國慶：當委員到齊以後，他沒宣布開什麼會，他說走，跟我出去一趟，其他委員，你這個書記，你開會不開會就領上哪兒去啊，領著大家到火車站去了。一看我們縣的災民，有的趴在火車上，有的在候車室牆角里蹲著，焦書記就指著災民，他說你們看，這都是咱縣的父老鄉親，兄弟姐妹們，他們背鄉離井，上外地去逃荒要飯，是災荒逼著他們出去的呀，不能責怪他們呢，我們有責任呢。黨把這三十六萬群眾交給我們了，我們沒有領導他們戰勝災荒，應當感到恥辱和痛心。這幾句話說得委員都低下了頭。

劉俊生：領著我們到解放開封的無名烈士墓祭拜無名烈士，在那個墓前叫那幹部都去看，看了以後，他給同志們說，咱們蘭考這個地方，是無數革命先烈用生命換來的，他們並沒有因為人窮災大，就把這個地方讓給敵人啊。

劉國慶：難道我們在災害面前當逃兵？當怕死鬼，我們就不能領導群眾戰勝災荒嗎？說得大家心裡頭熱乎乎的，所以同志們從內心裡頭產生出來戰勝困難那個信心和決心。

解說：1922年8月16日，焦裕祿出生在山東淄博市北固山村一戶窮困農民家裡，8歲在本村上私學的時候，私塾先生給他取了個吉利的名字「裕祿」，希望此兒能在亂世中遠離貧苦，然而家鄉災荒不斷，僅僅4年之後，年少的焦裕祿離開課堂，開始為生計奔忙。

1946年1月焦裕祿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后隨軍南下到尉氏縣。1950年冬天，他與剛從學校畢業不久的徐俊雅結婚，並在第二年國慶節生下第一個兒子。

焦國慶（焦裕祿的兒子）：我是1951年國慶節，就是10月1號那天生的，實際上來講呢，要按照過去舊的禮教社會，禮教禮數來講呢，我應該排守字輩，你像我姐就叫焦守鳳，我妹妹叫焦守雲，像我父親就沒有這一套了，既然出來革命了嘛，是吧，所以給我起個名字叫國慶。

解說：1962年焦裕祿到蘭考上任不久，就把妻子和6個兒女接了過來，一家人總算是團聚了。

焦國慶：一回家以後，是懷裡抱一個，肩膀頭上爬一個，特別是我那兩個弟弟很小，你想，是不是，我父親去世的時候，我那個弟弟還不到四歲，那個最小那弟弟還不到四歲，是不是，這個躍進也不大。我父親非常喜歡他們兩個。

解說：在兒子焦國慶的記憶中，父親來到蘭考後，與家人相聚的時間變得少之又少，更多的時候他是通過母親，和周圍親戚朋友的談話中聽到些父親的消息。

焦國慶：到蘭考去以後，十天有八天見不著，上小學，我們幾個都上小學，這個我父親確實忙，一到蘭考就下去了，下去以後就開會，十天有八天不在縣裡。

解說：當時蘭考的現實是，不到一百萬畝的耕地中，有二十四萬畝變成了沙丘，三十六萬畝被淹沒，二十六萬畝鋪滿鹽鹼，全縣的糧食產量跌到谷底。

朱禮楚：最大困難就是，還是糧食問題，吃不飽啊，老百姓補助，一天補助四兩二兩的紅薯片。有一個金寨村270多口人，我是在那個駐過隊。1962年的麥子，它是種了240畝，被風沙打死了120畝，剩下的是18畝。這18畝小麥出多少糧食呢？出了80斤，18畝80斤糧食，按人口平均分配，一個人合二兩七錢，你說群眾怎麼過。

解說：各村不斷有村民餓死，不少領導幹部也扛不住病倒，擺在焦裕祿面前的燃眉之急，是全縣三十六萬人的吃飯問題。

劉俊生：但很多人還想到外面去要飯，焦裕祿同志說了，你們別去要飯了，你們在家勞動，我去給你要飯，你是小要飯的，我要當個大要飯的，去跟他要飯。走的時候焦裕祿同志就組織了一些人，到外地豐收地區，拿著那個救濟款，去買計劃外的那一些代食品，你像紅薯干、蘿蔔片、苜蓿片買過來。買過來以後採取以工代賬的辦法來補助社員，這社員一干那個呢，既有國家發的保命糧，又有焦裕祿從外地給他購買的代食品，加到一塊，只要勞動得好的時候，在家也能吃好了。這還有地，這就能改造了，那咱們也都不外跑了，所以後面把很多的人都拴住了，都不外袍了。


解說：當時糧食屬於國家物資，要按規定實行統購統銷，到外地購糧要冒很大的風險。1963年前後，八屆十中全會的決議還貼在縣委辦公室的牆上，但是焦裕祿深知，蘭考的飢荒不能一直靠救濟糧和救濟款，要靠蘭考人民的生產自救，為了提高老百姓的積極性，焦裕祿不得不冒更大的風險。

劉俊生：把那個當時有一些荒地，有一些邊緣地承包給社員，分給社員，叫社員來進行耕種。

任彥芳：包給個人了，所以都看好了，他就覺得受啟發，於是乎他就採取了林木、採取幾包，包下去，負責制。

張申：逃荒出去的就少了，跑的就少了，出去的人也都回來了，覺得有盼頭了。

任彥芳：那個時候是談「包」色變，誰敢說「包」字，那包產到戶那是資本主義呀，那就什麼立場問題呀，階級立場問題，但是焦裕祿沒有迴避這個問題，就包，出了錯我負責。

解說：先讓老百姓不餓肚子，再讓老百姓回到田裡，之後「除三害辦公室」的工作正式展開，焦裕祿在全縣抽調了幹部、老農和技術員，組成一支120人的「三害」調查隊，展開了大規模的追洪水、查風口、探流沙的調查研究工作。

李國慶：焦書記來以前是個勸阻辦公室，什麼勸阻辦公室？逃荒要飯的時候，就是勸阻不要出去了，在家種地吧，勸阻，焦書記來以後，給它改名叫做除三害辦公室。治水組長黃振民，治鹼組長是聶擇廉，治沙組長是曹慶瑞，還有這個焦書記。

解說：當時焦裕祿的肝病已經相當嚴重，他還是經常和隊員們在蘭考的原野上考察。對此，當時還是林業技術員的朱禮楚記憶猶新，他便是電影《焦裕祿》中小衛的原型。

朱禮楚：焦書記在老韓陵大隊蹲點，我們那個林場實際上離這個大隊只有一公里地，一公里，很近，他不斷到苗圃去看，第一次見面，記得是1963年春季吧，就四五月份這個時候，當時支部書記領著他去到我們苗圃去，刮著大風，因為那時候風沙很多，很頻繁、刮大風，這個支部書記叫著我，他說這是縣委新來的書記，焦裕祿同志來看你們。我們感到很奇怪，我們一個小小的林業技術員，一個縣委書記來看我們，穿得很樸素，是地地道道的農民，他沒有一點架子。

劉俊生：在這個調查隊一成立以後，焦裕祿同志都親自地帶領大家，親自去調查。

李國慶：三害調查的時候，這不是1963年，下著大雨，他叫幾個同志撐著傘，畫著看看水的流向，當時他說啥，他說這雨下得好啊，等還等不來呢，送到門上來了。跟他的同志說啥，哎呀，焦書記，這莊稼都淹死了，你還說好哩。他說你們看，人往高處走，水往窪處流，咱們不用要技術員測量，你看，哪個地方高，哪個地方低，它幫助我們測量這不好嗎？所以他對待困難是很樂觀的。

這一天來到劉林大隊，支書叫李廣智，哎呀，焦書記，這種天你咋來了，他拿著個高梁棍，指著，他說我們坐著船來的，他很樂觀的，他就跟你說啊，你們村南頭挖一條河，村東頭再挖個排水溝，你這一方地都不淹了。哎呦，這李廣智，焦書記，你的工作這麼深入，我們跟這兒住著，我們都沒看出來門道，你怎麼一進村你就知道啊。他說同志，下雨的時候在屋是不知道的，到地裡邊看看就知道了。所以這個支部書記很受感動，作為縣委書記，下著雨這樣的。

解說：布置完工作，村幹部張羅著各家去給下鄉的幹部們做派飯。

李國慶：焦書記說啥？俺不吃了，俺帶著乾糧呢，下雨天，群眾沒柴燒，那不是現今，那都是燒柴火，一下雨柴火濕，所以做飯也是困難的，他說俺帶著乾糧呢，結果跑了幾個村，沒喝群眾一口水，沒吃群眾一頓飯，到天黑了才回到縣委，炊事員都封了火了，他又動員炊事員，同志們辛苦了，砸開火給同志們燒酸湯喝，多整點姜，多整點醋，叫同志們發發汗，做完飯了，找不著他了，他又回他自己家吃去了，他就是這樣。

解說：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一百二十多天里，焦裕祿帶領的調查隊，跋涉五千餘里，對全縣八十四個風口，一千六百個沙丘一一編號，對全縣的河流、淤寒的河渠，阻水的路基一一繪圖，基本摸清了三害的危害情況。

朱禮楚：所以焦書記他在調查當中，在三害之中最厲害的是風沙，焦書記說了一句話，最後總結了一句話，沙丘沒有林，有地不養人，有林就有糧，無林去逃荒，就把這個沙荒這個危害的程度這樣形容。所以必須發展林業生產，必須搞治沙，說把治沙三害放在第一位，放在首位。

解說：1963年8月25日，焦裕祿主持召開三級幹部工作會議，會上傳達了中南局和省地委關於依靠群眾搞好生產的文件，下來的三天，他又帶領勞模會的同志到各個先進社考察學習除三害的方法。在張庄勘察時，焦裕祿看到村民魏鐸彬正蹲在一個小土堆邊。

李國慶：他說你在這兒幹什麼呢？哎呀，他說這個是我母親的墳，這風一刮，這棺材都露出來了，很難看，我就用點土封它，上面用點淤泥蓋上一層，再種上點格把草，格把草那根系很發達，是吧，所以這風再大，吹不動了。焦書記很感興趣，他說你用多長時間你給它封，哎呀，他說我一個早上我就解決了。焦裕祿想，一個人一個墳，一個早上，那蘭考有三十六萬人民組織起來，用他的辦法，何況不能給沙丘封起來。

解說：焦裕祿讓身邊隊員做了詳細的記錄，但也不敢貿然在全縣實施，於是帶著技術員，在一塊二十畝的大沙丘上做起了實驗，他們花了3天用淤泥把整個沙丘封住，一場七級風刮過，周圍只有這個沙丘沒有滾動。焦裕祿把實驗成果總結為「貼上膏藥再扎針」。

劉俊生：所謂貼膏藥呢，就是在沙丘上封上淤土，就給貼上個膏藥了。扎針呢，就是再栽上樹。

朱禮楚：試驗成功以後，在全縣大面積推廣，發起群眾運動，你看蘭考是二十四萬畝，沙荒，有的還要挖一米多深才有泥土，把這個都翻起來，一筐一筐抬到沙丘上。

劉俊生：凡是有淤土條件的沙丘全部，全部封完了，其他的沒有淤土條件的，就我說的採取那種方法，育草封沙，植樹造林這樣，所以焦裕祿同志把這個，能夠治理沙丘的辦法都用上了。

朱禮楚：親自下去跟群眾一起抬筐抬淤土，所以焦書記這個工作作風，對群眾的感情，從各方面看，他有一個很大的感染力。從1963年的冬天到1964年這個春季，蘭考一萬五千畝沙丘，流動沙丘基本都壓好了，草起來以後，就為這個造林打下了基礎。


解說：沙丘固定住了，風沙還是肆虐，為了找到既能發展農業，又能防風固沙的好辦法，焦裕祿經常往村子裡面跑，找經驗豐富的農民開座談會，他發現了種泡桐的好處。

劉俊生：那幾個群眾就跟他說，這個泡桐樹，這種樹樹種很好，它是一種速生樹種，它生長得很快，不但是生長得快，能夠保護農田、防衛風沙，更主要的是它還有一個好的優點，就是這個泡桐樹它的根是向下扎，它吸收的水分是下面的水分，它不影響林糧建築，特別是桐麥建築都沒有什麼影響。

朱禮楚：後來這個苗子出來以後，他又去了幾次，他高興得像個小孩，成果出來了，將來要開宣傳會，在全縣推廣，這後來我們蘭考縣每一個公社，每個大隊都有苗圃，就從我那個泡桐實驗站，苗圃實驗地裡面，不斷地開宣傳會，不斷地來參觀，來學習。

劉俊生：焦裕祿在總結這個風沙，這個經驗的時候，他很精闢地就說，那就是植樹造林、百年大計，那一百年可以起作用，那就是永遠的，根本的。

解說：泡桐樹還沒長起來，連日的大雨，加上原來的排水渠道早被破壞，導致蘭考縣內澇災害越發嚴重。焦裕祿組織受災的群眾們，廣挖溝渠並與臨近省份排水系統連成一體，而面對伴隨黃河決堤和內澇而來的鹽鹼地，秦寨的村民，對下鄉走訪的焦裕祿說，貼膏藥的方法同樣適用。

劉俊生：焦裕祿聽了以後，這也是非常地客觀的，很好的，他就跟群眾就說，跟群眾說，那你們為什麼不這樣干呢？他就說當時生活比較困難，他說你困難，我支持你們，到後來焦裕祿同志給他們買點勞動工具，給他們發點救濟的糧款支持他，鼓勵他，所以群眾的勁頭都大了，都幹起來了，就採取深翻壓鹼，深翻倒層的辦法，群眾說只要焦書記支持俺，一口一口地啃，也要讓俺那個地翻個過，那時候秦寨的一夏天，一下就翻了六百多畝，所以焦裕祿同志在大會上，叫他們介紹經驗，表揚他們，後來就推廣這個秦寨的經驗。

解說：若干年後，泡桐加工逐漸成為蘭考的支柱產業，那些成材的泡桐，大都成了幾家樂器廠的上好木料，唯獨這一棵，一直被蘭考人保護起來，因為它是當年焦裕祿親手栽下的，蘭考人還給它起了個名字，叫「焦桐」。

1964年1月26日，焦裕祿在地委開會時肝病發作，疼得滿頭是汗，地委書記張申見他臉色不對，專門在開完會後叮囑他，務必去醫院檢查。

李國慶：給他請個中醫號號脈，開個藥方，他聽說藥費貴不叫去，只三十多塊錢，他說蘭考市再去花那麼多錢買葯，我不吃，縣委背著他取了三劑葯，強迫他吃了，焦書記說，就吃這三劑，第四劑再不吃。

焦國慶：他每天都工作到深夜，因為他的辦公室裡間就是他的寢室，完了以後他就工作，工作到深夜，深夜以後，他肝有時候疼痛。

解說：1964年2月的一天，在看到《人民日報》關於縣委領導班子，實現革命化問題的討論后，焦裕祿想要撰寫一篇關於蘭考除三害鬥爭的彙報文章，晚上看見焦裕祿的辦公室還亮著燈，劉俊生推開了門。

劉俊生：我去的時候問，焦裕祿同志，那有時正伏在桌子上，想寫一篇東西，當時呢，他用一個茶杯，頂著他的肝部，這一去，他就說，哎呀，他說俊生，這篇文章我寫不成了，現在我這個肝部疼得，實在是硬得很，用棍頂，用茶杯頂住，疼得都制止不了，他說這篇文章你叫張書記寫吧，我寫不下去了，他跟我說的。我一看，那個椅子他就頂住，就頂出了一個窟窿，後來我又一問他愛人老徐，她說他現在這一發作了，他為了堅持在那兒工作，坐那寫文章也找個棍頂住，看書也頂住，批個文件也頂住，經常頂住，你看把那個椅子頂成個窟窿沒有。

解說：1964年3月，焦裕祿在縣委禮堂給全縣幹部講鐵人王進喜的事迹，3月14日，蘭考縣委常委召開一次生活會，焦裕祿在會上檢討自己「思想上的問題和苦惱」，他說最苦惱的是身體不好，肝也疼，現在又有個腿疼，身體不好，工作搞不上勁。3月23日，縣委決定把焦裕祿送往開封醫院，到醫院不久，焦裕祿就派人把劉俊生叫去。

劉俊生：你經常下去採訪，整治了沙丘，旁邊的麥子咋樣呢？這我就跟他說，旁邊的麥子一颳風都沒有大事，麥子長得很好。又問老韓陵的泡桐，現在栽上多少棵了，他又問，秦寨那個鹽鹼地上的麥子，現在生長情況是個啥樣的？我說都很好，沒有發力，見不了多少麥子，麥子很低，我給他拍個照片，那麥子很低，翻了以後，我說比它高一半，那穗也個大。焦裕祿聽了很高興，那你如果來的時候，給我拿一把麥穗，叫我看看，當時就是這樣。當時我心裡很難受，我都直流眼淚。

解說：得知焦書記病重住院，很多村民專門送來新鮮的魚和雞蛋要給他補身子，但是最後這些東西都被悉數送回。焦裕祿曾說，我們不是百姓的父母，而是老百姓的兒子，還是做聽人民群眾話的孝子。我們不是為民做主，人民才是主，人民要自己做主人，我們就是長工，是給人民扛長活的。

李國慶：看戲呢，他跟人家一樣，排隊買戲票大家都很驚奇，原來縣委書記都是給票都送到縣委，售票員當時也不認識他，他要嘛，多少錢啊，兩毛錢一張，就隨便給他一張，焦裕祿一看，十七排，裝在兜裡邊，就進劇場了，等到找到座位坐那兒了，這一坐那兒，前邊同志都說了，咱的焦書記可是在後邊坐了，呦，這個經理害怕了。他怎麼害怕呢？原來那個縣委書記是三排，特別是十八號都不能賣，都得給他留著，焦書記不是愛吸煙，拿著煙，焦書記，上前頭坐吧，前頭有座位。他說我不去，前頭座位誰買著誰坐，工人買著工人坐，農民買著農民坐，我就買了這個票我就坐，別耽誤事，趕緊開戲吧。他就是這樣子的，所以會場上都議論著，這個書記跟人家不一樣。

解說：1964年5月14日，焦裕祿肝癌晚期醫治無效，在鄭州逝世年僅42歲。消息傳來，蘭考一片悲慟。這是1966年2月7日，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通訊，《縣委書記的好榜樣焦裕祿》。


張申：焦裕祿去世以後，我們認為這個同志很好，精神可嘉，當時地委就發出來，向焦裕祿同志學習，地委都發了通知了，以後又報到省里，省里也通知了，學習焦裕祿。

任彥芳：我當時非常感動，我就給我所在的長春電影製片廠黨委寫了一封長信，講焦裕祿的事迹。

解說：這是1966年任彥芳發表的一首長詩，長詩是根據長春電影製片廠準備拍攝的電影《焦裕祿》的劇本改編的。1965年任彥芳參加了蘭考縣「四清」工作隊，也就是在這時候，新華社的三位記者來到了蘭考。

任彥芳：1965年的8月參加了蘭考「四清」工作隊，和蘭考當時的縣委書記周化民同志一起，在他蹲點的那個村胡集村搞「四清」。搞到12月份，這時候才聽說新華社來人了，說是要寫焦裕祿。

劉俊生：周原先來，周原同志來了，來了以後第一個見了我。

任彥芳：當時他們來豫東有穆青、周原同志他們是想寫蘭考的生產救災情況，因為蘭考是一個最窮的縣，結果到這兒來之後，一了解這個情況，大家必然的一說蘭考救災，必然要談到為蘭考救災，為蘭考除三害犧牲的，就是把生命都搭進去的焦裕祿。

劉俊生：我就跟他談，我們這個縣為了這個除三害，把我們的縣委書記都累死了，一說這個，他說怎麼累死的？因為除三害累死的，他說好，我們這一次就是要看看，要想搞一篇報道。

任彥芳：穆青同志、周原同志這些記者都非常感動，於是改變原來他們的計劃，就開始準備寫焦裕祿大通訊。據我知道這個焦裕祿通訊，是他們採訪了4天之後，在開封寫的，當時是周原同志起草，然後由穆青同志修改。我知道這個消息之後，就是我已經到了蘭考縣委見到周原同志，周原說，哎呀，你們長影可抓到了一個很好的題材，你們很有見地。

解說：1965年年底，周原在張欽禮等幹部的陪同下，在蘭考進行了4天的採訪，期間周原從蘭考幹部和百姓那裡了解到焦裕祿的許多事迹，為了避免一些宣傳口徑和中央精神相違背，他挑選從生產救災的角度對焦裕祿進行描寫。然而在縣委舉行的大通訊文稿的討論會上，周原和縣委的其他同志，發生了爭吵。

周化民（原蘭考縣委書記）：縣委常委就開會了，周原就念了，念完了，念完以後大家提意見，就提意見不是嘛，我是縣委書記，提意見，別人沒說話，我就說，我就提幾條。其他情況我也不了解，我說我聽完了以後，我覺得呀，那裡邊那個通訊裡面，把蘭考縣的面貌改變了，我覺得有點過分了，我說我們還是留點餘地好。

任彥芳：在通過稿子當中，因為周原自己寫的了，可能是對自己寫的東西是非常偏愛，所以人家縣委的同志提任何不同的意見，他都一一反駁，有的縣委同志說他很粗暴，那就是不允許說不同的意見，所以使得有好多的意見就被壓下了。

周化民：周原那時候是《人民日報》記者，他說是已經留餘地了，我記得他說這句，有點不同意我的意見，不同意就算了吧，我也提提意見，算了，我就不說了。

任彥芳：當時這個周原同志就反駁，說焦裕祿的精神已經變成物質了，他就是改變了面貌了嘛，事實是蘭考並沒有改變什麼面貌，有所改變，離根本改變面貌還距離非常遠，當時沙荒鹽鹼，尤其是鹽鹼地，後來這個大通訊一發表，很多人來參觀的人一看，蘭考還是這麼貧窮。

劉俊生：但是主要穆青他一直說，焦裕祿精神非常的好，如果是這個焦裕祿精神能夠宣揚出去，蘭考面貌它總是要有點這個突出的表現的，沒有這個蘭考新貌，焦裕祿精神就不好表現。

解說：這是當年文藝座談會紀要，座談會之後，電影《焦裕祿》的創作被迫中斷，而這個人的出現，卻使得大通訊成功地避免了電影廠遭遇的尷尬，他的出現卻也使得大通訊和那段歷史成為今天的最大懸念。他就是當年被大通訊譽為焦裕祿親密戰友的縣委副書記張欽禮。

焦守鳳（焦裕祿長女）：穆青他們幾個去了解父親事迹的時候，差不多好多都是張欽禮介紹，還有張欽禮找人介紹的。

任彥芳：張欽禮在介紹焦裕祿的時候，他其中很多的內容，實際上是介紹他自己的經歷，他介紹的也是介紹焦裕祿關於如何治風沙，如何去探水流，如何是治鹽鹼，他是從除三害，從他自己工作的角度來說焦裕祿的。所以穆青聽到的，更主要的就是這些，生產鬥爭和自然做鬥爭，這一點恰好是拯救了這個大通訊。

解說：蘭考縣全體人民和幹部舉行追悼大會，悼念他們的階級兄弟、戰友和親人焦裕祿同志。

朱禮楚：很多的群眾都放聲大哭，這有些群眾就說了，哎呀，好人不長壽啊，開追悼會的時候，那是我第一次見到那樣的場面，蘭考縣從來沒有過。就是5月14在鄭州開，22號在蘭考大禮堂，所無的禮堂門口掛著輓聯花圈，我向來沒見過那樣的場面，那是第一次見到，群眾對他的感情，一個個年輕人都說了，我情願減20年的壽限給焦書記，讓他多活20年。這人們都不敢相信，都不敢相信，特別是老韓陵這一帶，當時肖位芬聽到后都哭了。

蘭考當地人民：咱們站這個地方，1960年代的時候，我小的時候記事起，站到這個地方往那兒一看，蘭考縣城在蘭考火車站那一帶，這個地方往那兒一走，有一兩華里到處是坑坑窪窪，到處是白茫茫的鹽鹼地，不要說長莊稼，就是連一棵樹也不好長。

蘭考當地人民：老百姓可感激了，我們農民就感謝他這，外省求援，當時救濟老百姓了，當時老百姓困難的時候。

李國慶：焦書記為了治三害，他這是給我們縣找出一個門路，是一個方案。


朱禮楚：我有條件，有條件離開蘭考，可是我沒有離開，我說了，來到蘭考後悔，留在蘭考不後悔，是這個問題，所以是焦裕祿的感染，焦裕祿的鼓舞。

劉俊生：他想的就是祖國的興旺，祖國的發達，想的是共產主義，他堅信共產主義。

朱禮楚：其實我每一天都要下去轉，看到泡桐樹就看見焦書記了。

鄭浩：從1962年12月6號到蘭考報到，到1964年3月23日離開蘭考住院治療，焦裕祿在蘭考一共工作了475天，就是這伴隨著病痛，沒一刻停歇的475天里，他走遍了蘭考縣大大小小的村莊，為蘭考的三害治理畫出壯觀的藍圖。董必武在《學焦裕祿同志》文中寫道，關注人民事，忘身直若無，吾黨悼焦君，模範孰能逾。感謝您收看《我的中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