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強一句話等於發備戰信號 中日對話基本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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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配圖：3月10日19:00，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駐日本國特命全權大使程永華，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外文出版發行事業局局長周明偉，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長楊伯江做客人民網強國論壇以「中日關係與東北亞局勢」為題與網友在線交流。 [保存到相冊]

　　主持人

　　　　大家晚上好，歡迎大家收看人民網訪談節目。2014年，又是甲午年，甲午年對中國人而言具有特殊的意義，對於120年前的甲午戰爭，中日雙方都在紀念和反思。現如今我們應該如何正確看待中日關係，今天演播室請到三位嘉賓和我們一起探討這個話題。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駐日本國特命全權大使程永華先生。

　　程永華：各位網友大家好。

　　主持人：全國政協委員、國家外文局局長周明偉先生。

　　嘉賓周明偉：各位好。

　　主持人：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長楊伯江先生。

　　楊伯江：各位好。

　　主持人

　　　　歡迎三位，前兩天王毅外長在8號記者招待會上說了這樣一句話，他說「2014不是1914，2014更不是1894」。我們想請程大使能不能跟我們談一談我們這一代中國人應當如何看待120年前的甲午戰爭。

　　程永華

　　我覺得王毅外長這幾句話非常簡潔，同時值得我們深思。1840年後，中國積貧積弱，飽受外國列強的欺侮。120年前的甲午戰爭，更是給國家、民族帶來巨大災難。這個歷史我們不能忘記，需要牢記，要通過我們自身的努力，推動國家的發展、繁榮、富強，真正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主持人

　　　　所以說這段歷史告誡著日本和世界什麼呢？

　　程永華

　　日本從1868年明治維新開始，逐步走上了一條對外侵略擴張的道路，其範圍達到大半個中國以及亞洲許多地方。但是，最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遭到慘敗。歷史充分證明，發動非正義的戰爭註定要失敗，侵略擴張的道路註定走不通。

　　主持人

　　　　前兩天我們一起在聆聽李克強總理政府工作報告的時候，我們聽到首次提出這樣一句話「維護二戰勝利成果和戰後國際秩序，決不允許開歷史倒車。」這傳遞出中國政府在對待中日關係方面是一種什麼樣的態度和信息？

　　楊伯江

　　克強總理《政府工作報告》當中的這兩句話具有非常深刻的內涵。我想傳達出來的信息是這樣的：就中日關係和中國對日政策而言，對於中國來說，中國仍然高度重視對日關係，中日關係仍然是我們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中國將繼續謀求中日關係的長期、穩定、健康發展。但是，在原則問題上，中國不會讓步。 原則問題，所指為何？主要是兩點：第一點，在領土主權問題上。這也就是這兩個分句當中前一個所表達的意思。我們知道，去年我們剛剛紀念了《開羅宣言》70 周年，在《開羅宣言》當中明確規定，日本自近代以來憑藉貪慾和武力所攫取的一切領土都必須要吐出來。釣魚島就是其中之一。這就是這句話所具有的內涵。 第二句話，決不允許開歷史倒車，指的是在歷史問題上，不允許日本某些政客就侵略歷史問題去美化它，去否認它，去粉飾它，去篡改它。我想這是非常有深刻而且明確內涵的。特別是2013年12月26日，日本現職首相安倍晉三參拜靖國神社，而這個靖國神社是供奉著14名甲級戰犯的，而這14名二戰甲級戰犯又是經過二戰後的遠東國際法庭審判的。很明顯，他就是要挑戰戰後國際秩序。任何國際秩序既由「硬體」、同時也由「軟體」來組成。戰後國際秩序的「軟體」就是以懲罰德國法西斯和日本軍國主義為道義基礎的，所以，安倍的行為就是在挑戰戰後國際秩序。

　　主持人

　　　　謝謝楊所長。我們知道中國日前決定以立法的形式，一是確定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還有設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這兩個消息引發了外界對中日關係新一輪的猜測。有外媒分析說，上述決定說明中國沒有同日本緩和關係的意願，反而想進一步激化兩國之間的關係。請三位談一談，對於外媒這樣的分析，我們持什麼樣的態度？同意嗎？程大使，您先談談您的看法。

　　程永華

　　我們設立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和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這是以國家立法的形式，上升為國家行為，來舉辦紀念和公祭活動，我覺得意義重大。新中國成立以來，就以多種形式在各個地方舉辦了抗戰紀念活動。這次是作為國家整體，全體人民都在同一天，共同記憶和緬懷抗日戰爭，共同祭奠我們的遇難同胞，牢記過去的歷史。牢記歷史並不是為了延續仇恨，而是要以史為鑒，面向未來。只有在銘記歷史教訓的基礎上，才能更好地開創未來。

　　　主持人

　　　　謝謝。周局長，我們想聽您在這個問題上，設立兩個紀念日，您覺得意義是什麼？

　　嘉賓周明偉

　　發生在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日本的侵華戰爭，不僅是中日關係上的一件大的事情，也是亞洲和世界現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情。而抗日戰爭的勝利，不僅是正義和和平的勝利，也是當時第二次世界大戰用戰爭勝利的形式確定了中國在整個反法西斯戰爭當中重要的地位。 中國最近以立法的形式，確立了抗戰勝利紀念日和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這是中國人民為維護二戰勝利成果，維護戰後國際秩序的一個具體努力，也是讓中國人永遠記住這段歷史，告訴世界我們將用和平方式追求的目標，並維護好、捍衛好和平國際環境的努力，使得中國和這個地區能夠爭取一個長久和平發展的機會，也是體現我們擔負起這個國際責任的一個具體的努力，這個法律的制定，不僅會影響中國，我相信對地區、對國際都有重要意義的。

　　　主持人

　　　　謝謝周局長。我們知道從1972年兩國關係正常化以來，中日關係很複雜，同時也很脆弱。程大使，您從1977年開始先後四次在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工作了大概有26年。可以說，您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年的重要見證人之一。回首中日邦交正常化40年來，您認為這裡邊最值得總結的經驗是什麼？對中日關係現在而言，這個現狀您會做什麼樣的評價？

　　程永華

　　講我本人的經歷，我是1973年也就是中日實現邦交正常化的第二年到日本留學，是新中國派到日本的第一批留學生。1977年開始從事對日外交工作。可以說，對於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40多年的歷史，我是直接見證者，是親歷者。 談到中日關係這40多年的經驗，最根本的就是要切實遵循中日之間的四個政治文件，這四個文件包括1972年的《中日聯合聲明》、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1998年的《中日關於建立致力於和平與發展的友好合作夥伴關係的聯合宣言》、2008年的《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這四個文件寫得很清楚，規定了雙方處理歷史、台灣、釣魚島等重大問題的原則，這是兩國通過一系列磋商、談判達成的重要共識，必須得到信守和貫徹。 發展中日關係還需堅持一個基本精神，就是以史為鑒、面向未來。早在1972年邦交正常化時，周恩來總理就強調「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強調要正確認識過去那段歷史。從日本方面來說，需要深刻反省和正確認識近代以來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給中國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在此基礎上，兩國建立面向未來的、和平友好的關係。 當前中日關係陷入了邦交正常化以來最為嚴峻、最為困難的局面。作為一名見證40多年中日關係發展的外交官來說，這是不願意看見的，深感痛心。究其根源，是近年來日本一些人、一些勢力不斷挑起事端，破壞了中日關係的政治基礎，嚴重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目前的狀況，不僅是我們不願意看到，也不符合兩國和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

　　　主持人

　　　　中日關係目前來說最突出的問題，您覺得是什麼？

　　程永華

　　最突出的問題是釣魚島和歷史問題。2012年9月，日本政府非法「購島」，嚴重侵犯中國主權，破壞兩國達成的共識，挑起了釣魚島爭端。去年12月26日，日本領導人參拜供奉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給本來已經很困難的中日關係又增加了一個新的政治障礙。

　　　主持人

　　　　中日關係這種持續緊張的狀況，會不會導致東亞的冷戰？

　　程永華

　　冷戰是東西兩大陣營之間非此即彼的對立、對抗，冷戰結束已經二十多年，世界進入經濟全球化與和平發展的時代，但冷戰式的對抗思維在一些人的頭腦中始終未消散。日本的一些人、一些勢力就是要不斷挑起對立、製造對抗，甚至要翻二戰的案，在歷史問題上開倒車，不僅影響了日本的對華關係，也影響到日本與韓國等亞洲鄰國的關係，進而影響了整個地區的安定與合作。從這個意義上講，這些人是麻煩製造者。 目前，中日兩國的高層對話基本中斷。雖然日本領導人口口聲聲說願意對話，對話大門敞開著，但實際上他的所作所為恰恰是關閉了對話大門。現在兩國關係處於缺乏高層溝通的狀態，這是一種不正常的狀態。

　　　主持人

　　　　現在缺乏高層溝通，但是我們知道在中日關係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民間交流。現在像民間外交，在中日關係惡化的情況之下，它會起到一個什麼樣的作用？

　　嘉賓周明偉

　　中日之間的民間友好往來，在兩國關係發展的各個時期，都一直發揮著特殊的作用。這也是中日關係發展歷史中的一個非常突出的特點。無論是戰爭期間和戰後，特別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過程當中，民間往來的特殊作用往往尤為突出。即使是在中日關係最困難的時候，民間的交流往來都一直未斷。一直到現在，依然如此。 當然，現在的民間往來和民間的關係同以往的二、三十年前的情況有一些新的變化。一方面，中日民間往來的內容和形式有了巨大的發展變化，另一方面也存在著中日友好關係「空洞化」的情況。「中日友好一衣帶水、世代友好」之類的有時候也只是掛在嘴上的口號。儘管往來交流的形式也很多，但缺乏同人脈、同人的情感有關聯的一些活動。 另外一個是雙方、特別是日本方面的日中友好組織的「老齡化」問題，後繼乏人的情況比較突出，這也是給發展中日友好往來提出一些新的課題。如何解決好中日關係邦交正常化40年以後，繼續深入推進民間往來，並通過民間往來增加相互信任，應對目前兩國關係政治穩定當中的一些問題，發揮它的作用，有很多新的課題需要研究。 我非常贊成程大使剛剛對改善和發展中日關係目前主要障礙的分析，日本個別政要利用歷史問題和領土問題造成對中日關係的嚴重傷害、製造了巨大的麻煩。同時，我覺得要看到的一個新的情況、或者是更深層次的問題，就是日本有些人因為中國發展而產生的心態變化。中國在過去30年裡面快速發展，逐步地改變了中日在本國和國際社會的影響力和相對的位置，改變了經濟實力和影響力，使得日本確實有一部分人對中國地位的變化、中國的發展持一種懷疑、不信任、不接受，甚至敵視的態度。 實際上，這種變化也給兩國都帶來了如何重新定位、如何擺正自己位置的一個課題。到底中國的發展對日本來說是夥伴還是對手？中國的發展對日本是機遇還是對它的威脅？如果把握不好，持負面的認知加重的話，就會對中日關係會帶來更多不信任、更多的麻煩、更多的問題。不光是在政治人物當中，在日本的民間也存在這個問題。因此在中日關係當中，繼續應該發揮民間往來的重要的角色，應對好這些新的問題。

　　　主持人

　　　　謝謝周局長。程大使，您覺得現在民間外交還能發揮它獨特的優勢嗎？

　　程永華

　　民間外交、以民促官，這是中日關係的一個獨特傳統，也是一個優勢，我們現在還要繼續大力做這項工作。講傳統，最早我們可以回憶到延安時代，我們黨就提倡把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和普通士兵，把日本的政府和人民要加以區分。新中國成立以後，雖然日本政府採取了錯誤政策，中日兩國沒有實現邦交正常化，但是毛主席、周總理都大力做民間工作，尤其是周總理、廖承志等這樣一些老前輩，親力親為。我看到一些檔案材料，周總理工作到深夜后還會見日本客人，一談就是三個小時，語重心長地說明中國的國情、中國的政策，讓這些日本人非常感動。通過不懈努力，逐步形成了以民促官的良好局面。1972年，田中角榮在7月國會選舉中提出的口號就是要實現和中國的邦交正常化，9月田中角榮訪華，簽署中日聯合聲明，實現了中日復交。正是由於民間外交的長期積累，為中日關係奠定了民意基礎，才推動田中角榮和日本政府作出了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決斷。 我非常贊同剛才周局長談的這些情況。現在中日民間交流面臨一些困難、一些問題，我們應該下大力氣，想辦法推動、支持兩國人民之間的交流。通過民間交流，增進相互的溝通和理解，讓更多的日本人民了解中國的立場、中國的國情、中國的政策。

　　主持人

　　　　我們發現在日本宣布釣魚島國有化這一年多來，針對日本政府諸多的「右傾」的舉動，我們國家作出了很多反制的措施，不管是官方的還是民間的，都有許多，特別想了解一下這個反制措施究竟有沒有達到我們所要的效果？

　　程永華

　　日本政府宣布「購買」釣魚島，這個爭端最初是由石原慎太郎這樣一個極右分子挑起的。對日本政府、日本右翼勢力的挑釁舉動，中國政府各個部門採取一系列反制措施，應該說取得了很大效果。我們通過發表外交部聲明和公布釣魚島領海基點基線等措施，有效抵消日方「購島」的法律效力，強化了中國對釣魚島的主權立場和地位。我們派公務船赴釣魚島海域進行常態化巡航，有力地捍衛了中國主權。我們在國際社會廣泛宣傳釣魚島問題歷史經緯和中方立場，得到國際社會的理解。我們和日本政府之間就釣魚島問題進行了磋商對話，充分闡述中方立場主張，駁斥日方單方面主張。

　　主持人

　　　　所以我們的反制效果還是很顯著的。

　　程永華

　　應該是很有效果。

　　主持人

　　　　謝謝。我們有媒體連續多年一個調查結果顯示這樣一條，中日兩國公眾對於兩國關係重要性的認同度，始終維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上，但是因為受到中日關係惡化的影響，兩國普通公眾對於對方國家的好感度均有所下降。所以，我們想請楊所長給我們分析一下，這樣一個調查結果，您是怎樣看待的？

　　

楊伯江

　　面對這樣的調查結果，引起我興趣的首先是倒數第二句話。倒數第一句話是雙方對彼此好感度明顯下降，2013年達到歷史最高水平。當然這是一個我們不願意看到的「最高水平」，是一個負面的東西。但是倒數第二句話，就是雙方對與對方國家關係的重要性的認識一直是居高不下的——就是說，儘管我和你之間的關係出了問題，但我仍然認為我們之間的關係是重要的——這說明了一個基本面。就是說，中日兩國作為同屬東亞地緣板塊的亞太大國，雙邊關係，一個穩定的、健康的關係，對於彼此來說都是不可或缺的。 正面回答你的問題，右翼的作用對於日本民意的影響如何？如果概括一下的話，我想中日之間出現問題，有它的一個歷史和戰略的必然性在裡面。我們看到，1894年甲午戰爭后，東亞格局當時出現了一個重大的變化。從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到1894年甲午戰爭，基本上意味著三個方面的變化：一是中國國際地位的變化。我們徹底地進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狀態。二是從中日關係來說，從過去的「中強日弱」變成了「日強中弱」的格局。第三從地區秩序來說，中國作為所謂「華夷秩序」核心國家的地位一去不復返。這樣的一個局面，到2010年，應該說徹底地打上了一個「休止符」。一個標誌性的事件就是中國的 GDP（國內生產總值）首次超過日本，這在日本戰略心理上引發了很大的變化。我想對於一般日本人來說，可能是一種比較單純、比較直覺性的感受：今後我們將被中國壓過去了，不知道跟中國的關係還好處不好處，中國怎麼樣對待我們？會有這樣一種擔心。 另外，反觀日本自己過去20年來所謂兩個「失去的十年」，經濟是低迷的，社會氣氛是比較壓抑的。這種情況下，右翼出來就發揮了一個比較重要的作用，是什麼呢？故意誇大所謂的「中國威脅論」，給老百姓施加心理壓力，形成一個對中國抵觸或者說是對抗的社會氛圍，而這種氛圍又對於政府的強硬外交政策起到了一種烘雲托月的作用。 概括而言，有人明明知道，中國是什麼樣的一種狀態、中國會不會採取一種強硬的對外政策、包括對日強硬政策。他明知道不會，但是他故意說會。因為他要利用這個東西，要煽動這個東西，因為他在戰略上有這種需要，他需要找一個靶子、一個借口。

　　嘉賓周明偉

　　這是非常值得關注的兩個數字。一方面說明中日關係的複雜性。常常在雙邊關係在一些重大問題之後，兩國民眾的情緒化反應會對雙邊政策、雙邊關係產生影響，容易由情緒化引導或者代替理性的思考。中日關係的一個非常鮮明的特點。 因此，對日民眾的工作交往，更加需要有清醒的頭腦，更加需要有耐心、更加要有講究成效的以理服人、以情動人、以情感人的努力。另一方面，我們對中日關係應該保持充分的戰略自信。我覺得理由有兩個，一是兩國的地理位置動不了。影響和破壞兩國關係的倒行逆施並不能改變這種雙邊關係的現狀。 第二，中國繼續改革發展、走向現代化，實現「兩個百年」的中國夢的趨勢不會變，中國在地區和國際事務當中將發揮更大的積極作用，承擔更多的實現和平、維護和平的權利義務的方向不會改變。從這個意義上說，對中日關係的發展，對解決中日關係中的問題與麻煩，我覺得有信心。這也是為什麼不論目前對中日關係持滿意還是不滿意態度的民眾來說，都不得不認同中日關係的重要性。

　　楊伯江

　　對剛才大使和周局長的發言再作一點補充。我們在當今形勢下，做好對日民間工作有沒有可能性？必要性是有了，可能性有沒有？我想答案是肯定的。有兩點背景：一點就是從世界大勢來說，現在影響國家關係、國際關係的因素當中，民眾、社會、民間的作用在上升。這是一個當今世界，在全球化時代背景下普遍出現的現象，不僅是中日關係如此。從近處來說，看看「矛盾的特殊性」，就中日關係而言，目前自民黨安倍首相對外執行的是強硬政策，對鄰國是民族主義的，而他對內是國家主義、集權主義的，所以他在激化了對外矛盾的同時，也激化了國內矛盾。比如說，1946年《日本國憲法》，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和平憲法所規定的日本民眾應該享有的自由、民主、人權等等原則，由於通過所謂的《特定秘密保護法》等，都受到了威脅。所以安倍的做法也激化了日本國內矛盾。這個時候，中日兩國民間友好關係、民間合作、民間的共同研究等等，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可以一起來做。

　　主持人

　　　　謝謝楊所長。剛剛楊所長也說了，日本國內極右勢力以中國威脅論為借口，宣揚中日兩國軍事安全缺乏互信。所以想請教一下程大使，在您看來，中日兩國現在應該如何增強軍事安全方面的互信？

　　程永華

　　現在中日兩國缺乏軍事安全方面的互信，這也是兩國面臨的問題之一。剛才兩位談到了，2010年中國GDP超過日本是日本對華認識變化的重要節點。日本持保守立場的媒體以及專家學者，刻意宣揚「中國威脅論」。同時，日本右翼勢力以應對中國威脅為借口，在日本國內推進強化軍備的政策，比如說試圖解禁集體自衛權等。拿中國說事，來推動日本在軍事安全上搞突破，這是我們需要警惕的。 我們要看到，中日兩國作為同處亞洲的兩個重要鄰國，雙方有必要通過對話磋商，逐步增進相互溝通和了解，逐步增進戰略互信，包括軍事安全領域的相互信任。

　　主持人

　　　　在您認為現在日本國內如何看待歷史，尤其他們在青少年教育這一塊，他們灌輸的是一個什麼樣的理念？

　　程永華

　　日本國內如何看待歷史，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最近一些年來，日本的歷史教育在淡化。舉一個具體例子，日本學校在初中、高中這個階段，歷史課幾乎不教近代史。據我了解，大部分學校只教到1868年的明治維新，之後就不教了，高考也沒有這個題目，實際上是在迴避這段歷史。所以，很多年輕人對過去日本軍國主義的對外侵略擴張，包括犯下的罪行缺乏了解，產生了一些模糊認識。日本右翼勢力則有意去否認甚至是美化過去的侵略罪行，這是值得我們警惕的。 同時，我們也要看到，日本大多數老百姓、大多數民眾對過去那場戰爭都留下種種慘痛的記憶，一些年輕人被迫走上戰場，戰爭給日本民眾造成巨大損失。他們有一種樸素的感情，認為那場戰爭是悲慘的，這種歷史不能再重複了，希望能夠繼續走和平發展的道路。這是大多數日本民眾的一個感受，我們也應當看到。

　　　主持人

　　　　我們也知道在中日關係發展的歷史上發揮著重要作用的還有兩國的經貿關係，包括文化交流和人員往來等等，在當前新的形勢之下，這些關係會不會發生一些變化？

　　　　楊伯江

　　確實，經濟關係、經貿關係是中日關係當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我們知道，在過去有一種叫法，中日的經濟關係、經貿關係是中日兩國關係的壓艙石。有了它就不至於翻船，當它空載的時候。當然，這個說法在近年來受到日方一些人士的挑戰，比如說最典型的就是在1月23日的時候，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瑞士出席達沃斯論壇的時候，把今天的中日關係作比一百年前的英德關係，說當時英德之間的經貿關係也非常密切，但是還是爆發了一戰。我想這樣一個言論，很明顯地暴露出來日本領導人是缺乏學習的。 他對於時代的背景理解錯誤了。今天的國際關係，相互依存、共同發展是每個國家唯一的生存之道，誰也不可能關起門來搞建設。正如剛才程大使講的關於冷戰我們怎麼看的問題。冷戰有三個方面的定義，也就是軍事上對峙、政治上對抗和經濟上老死不相往來。按照當時斯大林的說法是，當今世界存在著兩個平行的世界市場。既然是平行，就是不相交的。東西方各不相干，所以他在軍事上、政治上才能對抗得起，而今天不是這樣一個形勢，我們是高度相互互融的。 所以，這樣的一種言論其實反映了領導人觀念的落後、偏執和扭曲，還停留在一百年前或者至少是冷戰時期，是一種零和博弈的思維。其實，中日關係當中的經濟關係，今天來說依然是非常重要的。我想從兩個角度來說是重要的。第一，經濟貿易關係是任何國家關係當中最富有「正和博弈」性質的關係。其他的，譬如是軍事鬥爭的領域，恐怕就是有你無我、有我無你的一種關係，而經濟關係可以通過附加價值的增加來共同受益。 具體一點來講，對中日關係來說，我們需要日本，日本也需要我們。比如說，我們需要日本的一些高端的技術，特別是在節能環保方面，我們知道日本在這方面是世界領先的。如果生產一個單位的GDP，我們需要花10個單位的資源，美國、歐洲可能要花6個、7個，而日本可能也許只花4個。差不多是這樣的一個水平。反過來，日本對於中國的需求，與中國對日本的需求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很典型的一點，就是中國14億人口龐大的市場。 第二點，中日經濟關係的重要性還在於它能夠為兩國關係增加「擔保」，或者說仍然提供著一種穩定器甚至是壓艙石的這樣一個作用，藉此可以增加兩國社會經濟界、企業界人員相互之間的紐帶和聯繫，而這對兩國關係正常健康發展同樣是非常重要的。

　　主持人

　　　　謝謝楊所長給我們作的分析。周局長，我知道您是中日友好21世紀委員當中的中方委員，所以我們也想知道在促進中日友好交流方面，外文局會起到一個什麼樣的作用？

　　嘉賓周明偉

　　中日友好21世紀委員會是中日兩國友好人士在推進中日友好，特別是民間友好形成一個特殊的半官方組織，在過去20多年的時間裡面發揮很獨特的作用。它除了為這個委員會的各位有代表性的知名人士之間提供交流平台之外，它還擔負著為兩國政府首腦提供涉及雙邊關係政策諮詢的責任。我非常有幸參與了第五屆的中日友好21世紀委員會的活動，也直接感受到雙方的委員對於改善中日關係，加強中日交流的迫切願望和具體的努力。當然，毫不隱晦地說，我們這一屆委員會的活動，因為中日關係的一些特殊事件，特別是因為日方政要的一些嚴重影響中日關係言行的影響，使得一些已經列入議程的活動或不得不調整，甚至中斷、取消，這是我非常不願意看到的。但是，雙方委員還是非常致力於通過各種形式化解矛盾與困難，推進中日關係的發展，發揮好委員會的作用。 外文局長期從事對外文化交流，所屬的日文版的《人民中國》雜誌就是對日交流的一個重要載體。這本雜誌是60年前由中日兩國有識之士和友好人士共同努力建立起的一本溝通中日兩國文化、溝通民間感情，研究商討兩國重大問題的一個載體。幾十年來，這本雜誌在日本已經形成了一直有一個比較相對固定的、在各個歷史時期有消有漲的讀者群體。在這個包括國會議員、教師、工商界人士、學生的群體當中，有已經繼承了幾代人的讀者，也有一些年輕人。他們不僅是人民這個雜誌的讀者，也一直是日中友好、交流交往的積極力量。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將積極因應中日關係一些新的發展和變化，集聚兩國關係發展的正能量，能夠運用時空的變化，運用傳媒一些新技術和新的形式，使這本雜誌成為在新的時空條件下更好地發揮它對日本民眾，特別是對日本年輕人能夠有吸引力、感染力和影響力的一本雜誌。

　　主持人

　　　　謝謝周局長。我們也發現這樣一個數字，近日有媒體記者盤點2004年至2014年兩會上的外長新聞發布會，發現11年來三任外長共回答中日關係的問題一共是29個，可見中日關係在我國外交關係中的一個重要性。談到中日關係，歷任外長都強調了這樣八個字「以史為鑒，面向未來」，最後請三位跟我們講一講，我們的中日兩國應該如何正確地面對歷史，在未來中日關係，將來的漫長發展過程中，我們究竟應該怎麼做？

　　程永華

　　三任外長回答29個中日關係的問題，可見中日關係對於中國來說，也是我們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剛才我們回顧了整個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的歷史，看到在中日間四個政治文件當中，對於如何認識和處理歷史問題都有清晰明確的表述，這是雙方必須信守的原則、共識。尤其日方對歷史問題負有加害者的責任，必須正確認識和深刻反省那段侵略歷史。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中日關係取得了一系列成果，這些成果也包括了剛才所講的政治原則和共識。要確保中日關係保持長期健康發展，需要珍惜迄今兩國關係所取得的成果，切實遵守雙方達成的一系列原則共識。特別是在2008年的中日聯合聲明當中，清楚地寫道，中日兩國互不構成威脅，互為合作夥伴，相互支持對方的和平發展。這實際上為兩國構建面向未來的關係指明了一條道路。 對於日本一部分人的挑釁，我們要堅決應對。同時，我們要堅定不移地堅持我們自身的和平發展道路，堅持「兩個百年」的發展目標。並推動日方也要繼續走和平發展道路。我們要通過對話、溝通，妥善解決兩國關係目前存在的問題，推動雙方重新回到戰略互惠關係的正常發展軌道上來。

　　　主持人

　　　　周局長您怎麼看待中日關係在今後長期發展過程當中我們應該把握的幾點。

　　嘉賓周明偉

　　中日關係目前正經歷非常困難的時期，主要的原因和責任都在日方。準確地認知目前的中日關係的複雜性，妥善處理好一些敏感問題，實際上還是具有很大的挑戰性。我覺得中國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在各個場合都重申中日關係的重要性，同時也表明了正確處理中日關係敏感問題的嚴正立場。我們非常重視中日關係，也特別看重中日關係在新的歷史時期，雙方所共同承擔的歷史責任。當然，也非常明確地要求日本政治領導人恪守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的重要共識，特別是剛剛程大使說的，要回歸這四個歷史公報所確定的路線，改變目前日本個別政治領導人嚴重破壞中日關係，損人但並不利己、引導日本民族走向一條越來越窄的道路上去的嚴峻局面。改變目前這個狀況，這不僅對日本人民有利，對亞洲地區乃至世界都是有好處的。對於這一點，我們不會放棄原則，並主動地推進友好往來，爭取一個好的中日關係的局面，爭取一個長期穩定和平發展的國際環境。

　　主持人

　　　　謝謝周局長。楊所長，您覺得未來我們應該如何去構建一個面向未來、戰略互惠的中日關係？

　　楊伯江

　　對於剛才兩位的發言做一點補充。我就不全面展開了。我想，中日兩國從中長期關係來看，應該加強彼此間的戰略性的對話、溝通，以及嘗試對國際和地區未來的秩序進行一些戰略性的共同的規劃和探討。這一點非常重要。它能夠促使中日兩國都能從戰略高度、從根本利益、長遠利益出發，來規劃、定位彼此間的關係。在這樣的基礎上構建起來的關係，也將是戰略性的，而不是動輒糾結於一個具體的細節的問題。 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雙方都具有政治責任感和戰略能力、戰略視野。但是，我感覺到最近這兩年，特別是2012年12月自民黨安倍晉三政權上台以後，日本正在失去這方面的能力，就是從戰略高度對中日關係進行定位和規劃的視野和能力，以及日本對外關係、日本外交道義性的減弱。比如說，當今天我們中日雙方都在講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時候，很明顯出現了一個差異。中方首先重視它的戰略性，而日方強調的是「互惠」。這和它的另外一個弊病——國際道義性的缺失，又是相互關聯的。在他看來，就如同是兩個人之間達成一個交易，我們既然是互惠，我做的這個事情不管是對的還是不對的，你都有義務要支持我。這個就有點格調太低了。包括在國際道義方面，比如說我們不能說因為有了戰略互惠關係，我就容忍你去做一些有違國際公義、國際道義的事情，比如說，否定歷史、侵佔公海，等等。但是，在過去一年多當中，日本的外交，一方面強調所謂的價值觀，要遵守「普世價值」，但是一方面又否定強征慰安婦、二戰侵略歷史等等這些問題。這樣的現象，用時下的話來說就是「節操碎地」，自相矛盾到無可附加的地步。這樣的一種狀態，恐怕就很難成為戰略關係雙方當中的一方，也很難讓中國去對等地和他構建這樣一種戰略性關係。 以上講的是中長期。那麼從近期來講，首先日方需要做出調整，否則，中日關係就沒有前途。

　　主持人

　　　　我們最後再來關注一下由馬來西亞航班近日客機失聯事件，我們所能想到的事件。3月8號馬來西亞航班失聯事件到今天為止，我們還沒有得到一個最終的結果，非常讓我們揪心。如何更好地保障海外公民的權利，也是備受大家的關注。我們現在了解到目前在日本的中國公民有近67萬人，加之華人一共是80萬人。我們也想請三位都來談一談，尤其程大使作為駐外領事館，您認為應該怎麼加強我們同胞開展領事保護救助服務？

　　程永華

　　馬航班機失聯事件，我們都非常關注。時間已經過去三天了，情況不明，令人揪心。我曾經擔任過中國駐馬來西亞大使，所以更加關心有關事態的進展。近年來，如何有效保障海外中國公民的安全和權益，這個問題越來越重要，是擺在中國政府面前的一個突出課題和重大任務。去年根據中方統計，每年臨時出國的中國公民將近1億人。我們派駐在海外的人員，不僅僅是外交機構，還包括各種駐外機構和中資企業也越來越多。在海外長期居住的中國僑民也越來越多。為海外中國公民提供領事保護和服務，維護他們的安全、權益，這個任務越來越重。以日本為例，持有中國護照的在日中國公民有67萬。當我們駐日本使領館遇到突發事態和重大災難時，首先考慮的就是如何向中國公民提供領事保護，提供救助服務。明天將是日本3.11大地震三周年，日本國內正在舉行一些紀念活動。當時我在日本經歷了應對3.11地震的全過程，九級地震，40米高的海嘯，又引發了福島核電站的泄露事故，可謂「三災併發」。我作為大使，地震后立即下指示，20多分鐘內應急機制全面啟動，使館所有的工作人員，不分部門，打破處室界限，大家集中辦公，24小時體制，3月11號下午開始，一直持續到3月31號。我們的工作不僅包括掌握分析信息，與日本政府溝通，很重要的一項工作就是要去了解、搜尋中國公民的安全信息，為他們提供緊急救助和撤離。當時國內很多人通過電話、網路等各種渠道，向我們使館詢問親友的下落。我們的電話當時打到什麼程度？手機充電都來不及了，掛著充電器。手機打到燙手，沒有辦法，就掐著邊捏著電話接聽。使館是24小時體制，接電話的人是二小時一班，為什麼？兩小時不停地說，嗓子啞了，說不出話來，在旁邊沙發上坐著稍微休息一下，馬上再上來，一班一班倒。 根據我們的統計，當時重災四縣（岩手縣、宮城縣、福島縣、茨城縣），共有3.2萬中國公民。但是，他們具體在什麼位置，信息不明。使館是呼籲大家到使館做僑民登記，但是過去很多人沒有登記，我們沒有辦法直接了解他們。3月11日當天下午，我做了一個指示，馬上組織工作組深入重災區。在六七級餘震不斷的情況下，工作組同志冒著危險，一路開進災區去。他們在一家一家的避難所探訪、了解中國公民的情況。掌握到安全信息后，我們立即協助有需要的中國公民撤離。駐日本使館和駐新潟總領館總共從災區租用大客車救助出來7600多名同胞，通過加班機，協助他們回國。加上重災區以外的中國公民，共有九千多人回國。 應對日本3.11地震，這是一個典型的事例。通過這樣的一個經歷，讓我深切感受到領事保護、服務、救助的任務越來越重，我們駐外機構所肩負的責任越來越大。我們有必要進一步加大力量投入，完善有關機制，建立健全跨部門的聯合應對體制，更好地履行保護和服務海外中國公民的職責。

　　主持人

　　非常感謝三位，今天我們訪談節目也快要結束了，非常感謝三位到人民網和網友分享中日關係的一些看法，謝謝三位。也謝謝大家收看我們的節目。再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