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永不熄滅的燈塔——王均甫紀念毛主席的三篇力作(三)

王均甫：一座永不熄滅的燈塔
　　　　　　——為紀念毛主席誕辰117周年而作

　　　　學習毛主席繼續革命理論的體會

　　從1921年參與組建中國共產黨起，毛澤東同志便把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了黨所領導的革命和建設事業。在國際共運史上，他是繼馬、恩、列、斯之後最突出的無人可比擬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革命家。他所創立的光輝理論和建立的豐功偉績，在他去世后斗轉星移的三十四年間儘管至今還在遭到一批自詡為馬克思主義者和理論精英們的吠形吠聲，特別是對他晚年日臻成熟的關於工人階級執政黨繼續革命的理論更是受到了無理和無休止地批判乃至野蠻撻伐，這些人輕浮和武斷地認為：這個理論「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但是三十四年間國際共運和國內出現的一系列潰敗和病變，卻讓馬克思主義者和一切善良的人們更清楚地認識到毛主席創立的繼續革命理論決不是從書齋里走出來的理論。莊嚴展開20世紀中期至今的中國歷史畫卷，只要真正丟掉官僚主義階層的自私自利而站在國家利益、民族利益乃至國際共運利益的立場上看問題的話，人們就會發現攻擊毛主席工人階級執政黨繼續革命理論的那些武斷者們是多麼自私、多麼渺小。毛主席創立的這個光輝理論，其實是一座不但照亮中國也是照亮世界人類進步的永不熄滅的燈塔，是晚年的毛主席對於馬克思主義科學的光輝貢獻。

　　★一、繼續革命理論的產生是中國社會進步客觀要求的必然結果：

　　☆第一階段：初始鎖定了工人階級執政黨繼續革命的目標和對象。
　　1945年4月召開的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意味著在抗日戰爭即將勝利之後中國要建立一個共產黨聯合其他各階級、階層組成的新民主主義政府。對這個政府的即將出現及其未來命運引起了中國許多仁人志士的高度關注。聞名中外的著名民主黨派人士黃炎培先生等人當年七月訪問延安就是那個背景下的故事。而毛主席兩次邀請黃炎培家中做客，其中關於中共諸君是否能夠跳出「興也勃焉，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率的問與答成為半個多世紀以來至今中外歷史學者和廣大勞動人民耳熟能詳的「延安窯洞對」。毛主席申明：「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需要指出的是，「民主」這個詞在蔣介石時代被蔣介石及其同夥們玩弄得名聲慘跌，民主和獨裁沒有任何區別。而毛主席提出共產黨人領導的人民政府通過「新路──即民主」就可以跳出「歷史周期率」卻為什麼會引起了國人的關注呢？這就在於他對民主這個新路其內涵有了義正辭嚴的詮釋。他斬釘截鐵地對民主作了有史以來的新論：「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讓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在他看來，即使共產黨人領導人民親自建立起來的人民政府，也只有發動起全民對其進行監督，權力才能為民服務而不被異化。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政府才會在社會中永保生龍活虎之靈氣。在他看來，人民政府一旦脫離了他對民主新路所闡明的革命內涵，那麼「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榮取辱」的歷史周期率也一定會在人民政府那裡重演的。
　　從代表全中國人民的政府還沒有誕生前毛主席便把人民政府應該遵守的政治準則定了下來，顯示了以他為代表的真正中國共產黨人把工人階級執政黨繼續革命的目標早早鎖定在黨和人民選出來的人民政府上的決心和勇氣，這是中國歷史上乃至世界歷史上令所有剝削階級當權者們望而卻步的偉大召喚和宣言。自此，毛主席關於工人階級執政黨繼續革命理論便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邁進了艱難但是卓有成效的認識和實踐歷程。

　　☆第二階段：第二次鎖定工人階級執政黨繼續革命的直接目標對象
　　1949年春天，隨著三大戰役的勝利結束，蔣家王朝的覆滅和一個紅彤彤的新中國的出現，已經在全中國乃至全世界人們心中沒有任何懸念了。在中國共產黨將要很快變成一個名副其實的大國執政黨的時候，毛主席沒有忘記四年前那個載入歷史史冊「延安窯洞對」所作出的歷史承諾。他對工人階級執政黨繼續革命的目標的鎖定又向前邁了一大步。這就是毛主席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作的政治報告所指出的：「我們很快就要在全國勝利了。……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緒。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
　　勝利者特別是功臣者不少人將進入黨政機關行使黨和國家的各種權力。毛主席對這個中國歷史上就要出現的天翻地覆的劇變當然是發自肺腑的高興，這是黨和勞動人民與中外反動勢力經過28年艱苦卓絕、血與火的長期鬥爭得來的偉大成果。但他更擔心這個成果能否鞏固，而在能否鞏固政權的這個問題上，他首先考慮的不是各種外部因素，而是所有正在聆聽他的報告的這些高級幹部、高級將領以及和他們相聯繫的上上下下幾十萬乃至上百萬的各級幹部。毛主席預言這些人中會生長黨內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情緒、不求進步情緒、貪圖享樂情緒等等，他預言有些人會在裹著糖衣的炮彈面前吃敗仗。這也是毛主席在1937年就明確指出的關於共產黨人要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改造主觀世界、改造自己的原理，對即將行使黨和國家各級權力的所有共產黨人又一次發出的預警。並提供了克敵制勝的良方──「兩個務必」的偉大祖訓。這次歷史警告的顯著特點是：把威脅將誕生的紅色政權存在和發展的第一要素準確指向了黨的各級領導幹部，他希望共產黨的先進性和為全中國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要通過各級領導幹部的表率傳承下去。顯然，這與四年前毛主席與黃炎培先生的那個「延安窯洞對」有了較大的變化。如何跳出歷史周期率，已經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讓人民監督政府，人人起來負責」，而是把思想革命化即繼續革命的主體目標放在黨的各級領導幹部上，因為這些人在國家的無所不包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等所有各個領域裡或層面上都佔據有其他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們所沒法比擬的絕對的優勢地位，這些人的作為或不作為以及亂作為，決定著國家某個領域或某個層面乃至整個國家的社會生活運轉人民是否滿意的關鍵之所在。
　　毛主席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的這個繼續革命理論的歷史地位，曾經在以後的近三十年內的黨的建設的實踐中發揮了巨大的指導作用，幾代人們的成長史上都曾銘刻著兩個使用頻率極高的政治術語：「警惕糖衣炮彈的襲擊」、「不忘兩個務必」。讓人遺憾的是，改革開放時期自黨內外出現貶毛、反毛的氣候以來，對於毛主席的所有教導都處在一種不再理睬的狀態之中，儘管有人偶爾提一下，但一閃也就過去了。而且只要一提毛主席的教導有人會直接批評「不合時代拍節」或者馬上就有人投之以政治懷疑的眼光。因為改革開放時期只能講「新發展的馬克思主義」。因之，在冷落毛澤東繼續革命理論的三十多年間，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領導中就前腐後繼地出現了新中國建立以來空前未有的腐敗狂潮，令國人和世界人民刮目相看。

　　☆第三個階段：老三反運動和新三反運動從實踐上第一次印證了毛主席鎖定工人階級執政黨繼續革命目標對象的準確性。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建立后，在繼續完成民主革命遺留任務的同時又要恢復滿目瘡痍的國民經濟。其艱辛之狀，難以言表。以土地革命、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為主要標誌的三大運動的偉大勝利顯示了中國工人階級執政黨是勝任領導革命和建設的偉大黨。在新中國之初的兩年中如同在民主革命時期一樣，全中國人民更加依賴和愛戴這個黨，更加依賴和愛戴偉大領袖毛主席。
　　勿庸迴避，在取得革命和建設偉大勝利的同時革命隊伍內部特別是共產黨內，開始出現了一批貪污、盜竊、浪費國家財富、禍國殃民的犯罪分子。1951年11月1日時任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的高崗，首先向黨中央報告東北地區要開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鬥爭。11月20日，毛主席便起草了中央向黨、政、軍各部的轉發高崗關於三反鬥爭報告的批語。9天後毛主席又為中共中央起草轉發華北局關於劉青山、張子善大貪污案調查處理情況的批語。第二天，即12月1日，他又為中央起草批准《中共中央關於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的通知並寫了批語，標誌全國性的三反運動開始了。
　　毛主席在批語中，沉痛地也是非常尖銳地指出：自從我們佔領城市兩年至三年以來，嚴重的貪污案件不斷發生，證明1949年春季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嚴重地指出資產階級對黨的侵蝕的必然性和防止及克服此種巨大危險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確的，現在是全黨動員切實執行這項決議的緊要時機了。再不切實執行這項決議，我們就會犯大錯誤。我們必須向全黨提出警告：一切從事國家工作、黨務工作和人民團體工作的黨員，利用職權實行貪污和實行浪費，都是嚴重的犯罪行為。各級領導機關必須依照實行懲治反革命條例那樣，對一切貪污行為進行群眾性的揭發和檢舉，按其情節輕重給以程度不等的處理，直至槍決。
　　從現在已經公開發表的文獻中，可以看到從1951年11月20日毛主席為中央起草《中央轉發高崗關於三反鬥爭報告的批語》起，到12月30日僅在四十天里毛主席為中央起草開展三反運動的文件、批語和指示就達50多件，有時一天達6件之多。1952年1月在31天之內毛主席為中央起草、轉發的文件和批語就多達58件，在2月份的29天之內多達120件。表明了毛主席對黨內出現蛀蟲以及它對革命和建設事業其危害是多麼高度的關注。當像劉青山、張子善那樣一批曾經在革命烈火年代立下豐功偉績的高級幹部，卻敢於以身試法、背離黨的七屆二中全會黨的決議而跌入貪污、腐化泥潭的時候，毛主席代表全黨和全中國人民震怒了！他毫不猶豫地聲明：「非殺不可，揮淚斬馬謖」，「對他們二人若不加嚴懲，我黨將無詞以對人民群眾，國法將不能繩他人。」對劉青山、張子善的兩聲槍響，是毛澤東時代的黨和人民政府對早已鎖定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目標在實踐中的第一次歷史性印證。在當時5億中國人民面前也在世界人民面前表明了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真正的中國共產黨人決不是一個脫離中國廣大人民利益的一個小小的利益集團和階層，他們是一批決不允許凌駕於人民利益之上的社會主義革命者和建設者。在毛主席看來，越是共產黨員出身的領導幹部，越是要比其他成份出身的人更要受到人民群眾的有力監督和批評，否則他就不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
　　1953年初毛主席分析了一年多來三反運動的基本情況后，認為黨內有些不良狀況還未受到觸動和改正。他在1953年1月5日為中央起草了轉發山東分局紀委一份報告的批示即：《中央關於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命令主義、反對違法亂紀的指示》中指出：「我黨在三反中基本上解決了中央、大行政區、省市和專區四級許多工作人員中的貪污和浪費兩個問題，也基本上解決了許多領導者和被領導的機關人員相脫離的這一部分官僚主義問題，但對於不了解人民群眾痛苦，不了解離開自己工作機關稍為遠一點的下情，不了解縣區鄉三級幹部中存在著許多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的壞人壞事，或者雖然對於這些壞人壞事有一些了解，但是熟視無睹，不引起義憤，不感覺問題的嚴重，因而不採取積極辦法去支持好人，懲治壞人，發揚好事，消滅壞事，這樣一方面的官僚主義，則在許多地區、許多方面和許多部門，還是基本上沒有解決。」他代表中央對山東分局能集中地暴露黨政組織中極端嚴重地危害人民群眾的很多壞人壞事並提出了解決問題的意見，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是很好的，是完全必要的。毛主席為中央寫的這個指示，實際上就是新三反的提出，是一年多來開展的三反運動的深入發展。是年3月6日毛主席為中央起草的《中央轉發河北省委關於開展新三反鬥爭經驗的批語》則第一次把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命令主義、反對違法亂紀鬥爭確定為開展新三反鬥爭。之後毛主席又在3月14日和3月25日分別為中央起草了《中央關於新三反的方針和部署的指示》、《中央關於如何在縣區鄉進行新三反的指示》。
　　回顧老三反、新三反運動中毛主席為中央起草的數百個文件、批示、批語，我們可以看出毛主席為了實現中國共產黨人世紀的承諾——跳出那個可怕的歷史周期率，而忘我地工作。當工人階級執政黨內部的邪氣惡勢力一旦敢於向革命黨挑戰的時候，他從來就是毫不猶豫地帶領革命黨人和人民群眾拍案而起，迎頭痛擊。堅定了工人階級執政黨繼續革命的這個首要目標。經過老三反、新三反運動深刻地教育了中國幾代人，它為新中國的鞏固和發展打下了深厚的政治基礎和群眾基礎。當人們回顧毛澤東、周恩來體制的毛澤東時代其社會進步之風氣、人民鬥志昂揚之狀態時，總是不會忘記他們在老三反、新三反運動中對鎖定共產黨人繼續革命首要目標所表現的無私和無畏。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為代表的中央人民政府的確是世界上罕見的得人心的政府，是名副其實的人民政府。這個政府在新中國的成長史上所作出的貢獻和榜樣是中國迄今為止的歷史上任何一屆政府所沒法相比較的偉大的人民政府。她之所以得民心，她之所以能讓中國百姓在毛主席、周總理去世已經三十四年了，但人們一旦回憶起這屆政府的時候，仍然會神經質一樣怦然心動並激情久久難以忘懷，一個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們對社會上特別是對共產黨內出現歪風邪氣和黑惡勢力分子而危害到人民利益、國家和集體利益的時候，他們完全站在人民群眾一邊同人民群眾一樣疾惡如仇！就是這樣一個連隻字不識的勞動人民都很早很早就懂了的問題，在毛主席、周總理去世以後直到今天的共產黨內竟有那麼多那麼多的高級幹部、高級知識分子們卻裝糊塗了、不懂了！1989年出現了震動全中國乃至全世界的北京風波的時候，鄧小平才不得不感悟到：「腐敗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案件，就是我們往往下不了手。」（見《鄧選》第三卷第297頁）。估計這些話多少年後，再版的時候肯定會被有些人刪去的，人們可以拭目以待。我在2008年的第十屆毛澤東思想研討會上提交的論文《萬古警醒的偉大祖訓》一文中曾對鄧小平的這個感悟作過這樣的首次探問：對腐敗分子「就是我們往往下不了手」，那麼這個「下不了手」，人民滿意不滿意？人民答應不答應？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高興不高興？「下不了手」究竟是一種什麼狀態的寫照？今天又已經兩年過去了，作為任何一名中國公民，我依然認為誰都有這個權利和義務來探詢這個問題的，且始終認為這個質詢是非常應該和十分必須的。特別在鄧小平死後已經是十三年的今天，難道不應該從這裡總結出一點慘痛的也是極為後怕的血的歷史教訓嗎？難道不能向全國人民有個交代嗎？鄧小平所感悟的「腐敗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們往往下不了手」，這其中的天機就在於這個「重要的案件」。因為這個「重要的案件」中的人是最「重要的」。所謂重要，無非有四：一是忠於自己的人，二曰對自己有恩的人，三曰是花了錢買官的人，四曰是拔了大蔥能帶出泥來的人。因之，權衡所有個人及小集團利益，成為做不到揮淚斬馬謖的那種「下不了手」的人也就不奇怪了。在這裡人民的利益、國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已經無影無蹤了。
　　既然對毛主席花了三十餘年心血從實踐中總結出來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非理性否定，那麼30多年來中國共產黨內擔任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領導幹部中出現前腐後繼經久不息，也就順理成章了。這就恰好證實了馬克思早就指出的那樣：「人類歷史上存在著某種類似報應的東西。」所以在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去世以後，在中國製造這種報應的那些人們是不是應該有點歷史責任？對於製造報應的那些歪理邪說難道不應受到歷史性的批判嗎？公民的這種嚴肅探問，在中國又該由誰來回答呢？

　　☆第四個階段：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黨內階段鬥爭擴大化極左思潮的首次出現，第二次從實踐上印證了毛主席鎖定工人階級執政黨繼續革命目標對象的準確性。
　　老三反運動和新三反運動在新中國起步的幾年裡顯示出來的偉大歷史作用，已被載入史冊，也是當年全世界有識之士刮目相看的偉大社會進步運動，它對去掉執政黨身上的毒瘤、保持共產黨人應該是特殊材料製成的人並帶領全國人民進行空前的偉大社會主義建設、社會主義革命、促進整個社會的偉大進步，立下了汗馬功勞。但是一段時間過去以後，黨內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又悄悄地顯露出來，與人民群眾和革命事業的矛盾日益凸現。
　　1953年1月5日毛主席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黨內指示中就對那時出現的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在意識形態中的階級屬性作出了結論：「這是反動階級對待人民的反動作風（反人民的作風，國民黨的作風）的殘餘在我們黨和政府內反映的問題」。對於四年後以新的形式出現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傾向，毛主席當然不會置之不理。他首先在1957年2月27日的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從理論上給全黨和全國人民提供了認識社會主義社會的有力工具（公道地說，經過至今五十三年的歷史驗證，至今在中共黨內還沒有任何一個人再寫出或產生過這樣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
　　繼而毛主席3月18日在濟南黨員幹部會議上的講話中便坦誠地表示：「我們黨現在準備開展一次整風運動，整風是用批評和自我批評解決黨內矛盾的一種方法，也是解決黨同人民之間矛盾的一種方法，這次整風，就是整頓三風，整頓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他尖銳的指出：黨內一些人，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熱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少了，而鬧地位，鬧名譽，講究吃，講究穿，比薪水高低，爭名奪利，這些東西多起來了……一觸到他個人的利益，就雙淚長流，毛主席希望這些革命意志衰退的人，要經過整風重新振作起來，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而不是三分之二心，三分之二意為人民服務。第二天，即3月19日，他又乘車去南京黨員幹部會議上講了話，他特別告誡全黨幹部：我們要保持過去革命戰爭時期的那麼一股勁，那麼一股熱情，那麼一種拚命精神，把工作做到底。他希望黨內的各級幹部要虛心聽取人們，特別是下級和百姓們的批評。他告誡各級領導特別是高級幹部：不要靠官、靠職位高、靠老資格吃飯，要靠解決問題正確吃飯，即使資格老，有一天辦了糊塗事，講了一些混賬話，人民還是不諒解你。他指出：靠資格吃不了飯，索性不靠它，等於還是什麼官都沒有做，就是不擺老爺架子，不擺官架子，把架子收起來，跟人民見面，跟下級見面。這一條我們幹部要注意，特別是老幹部要注意。第三天即3月20日又乘車去上海的黨員幹部會議上講了話。可以看出，毛主席對於社會發展中存在的諸多社會問題，當時是特別關注執政黨的各級幹部自身存在的弊端在這些社會問題中所處的重要位置，1956年蘇共二十大及匈牙利、波蘭事件對中國的影響是客觀的。毛主席一眼看出，群眾鬧事的根子在於共產黨內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所以在1957年4月19日他在為中央起草的《中央關於檢查對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時的討論和執行情況的指示》中，特別提醒高級幹部對人民鬧事要有正確的態度，他又一次告誡高級幹部們：「黨內有些人中存在的國民黨作風（即把人民當敵人，採取打擊壓迫的方法，所謂關心群眾疾苦，對於這些人來說，只是騙人的空話，即是說黨內有一部分人存在著反動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風）這才是人民鬧事的關鍵之所在。5月4日毛主席在為中央起草的《關於請黨外人士幫助整風的指示》中，明確指出：現在整風開始，暫時不要在各民主黨派內和社會上號召整風，而要繼續展開對我黨缺點錯誤的批判，以利於我黨整風，否則對我黨整風是不利的（沒有社會壓力，整風不易收效）」。
　　從以上列舉的若干歷史文獻資料可以看出，毛主席是鐵了心要通過整風剷除黨內存在的種種剝削階級意識和作風，而且矛頭主要是指向黨內各級領導幹部的，這對於那些欣賞官僚主義作風，善於玩弄宗派手腕的人來說，無疑是一個不好過也不願過的重要關口。就在此時，極少數的右派分子借黨整風之機向黨發難，黨中央也只得在整風的過程中開展了反右派鬥爭。毛主席在1957年5月15日寫的《事情正在起變化》的內部文件中專門講了反右派的問題，他的這篇文章是專門寫給中央一級和省市一級的高級幹部負責同志。為了使反右鬥爭不出現擴大化，毛主席在文中嚴肅告誡這些高級幹部：給右派分子扣右派的帽子「要扣得對，確是右派才給他扣上右派的帽子，必須確有證據，實事求是，不可過分，過分就是錯誤」他還告誡黨內高級幹部：「不到某人嚴重違法亂紀是不會受整的。什麼叫嚴重違法亂紀？就是國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受到嚴重的損害，而這種損害是在屢教不聽一意孤行的情況下引起的。其他犯錯誤的人，更是要治病救人。這是一個恰當的限度，黨內黨外一律如此。」這是毛主席在反右鬥爭時最早為黨制定的右派標準。可以看得出，在他眼中的右派，數量是極少的。是年8月1日毛主席為中央給各省市委、自治區黨委起草的《中央關於進一步深入開展反右鬥爭的指示》又重申：反右鬥爭，必須堅持辯論方式，擺事實，講道理。而且事實要是準確的事實，不是虛構的事實。講理要講得使大多數人心服，切不可強詞奪理。毛主席在為中央起草的這個指標中還特別叮囑省市委、自治區黨委：地縣兩級、城市區級及工廠基層的領導人經驗少，有些人鑒別水平不高，你們必須諄諄給以教育，隨時檢查，使他們站得穩，打得准。這是要十分注意的。可以看得出，毛主席十分擔心黨內那些在整風中受到批評而心懷不滿的各級官僚主義者、主觀主義者、宗派主義者們會順勢借著反右派鬥爭而發泄自己的怨氣，毛主席十分擔心反右派會因此出現擴大化。後來的實踐證明，毛主席的擔心卻真的完全成了事實！
　　毛主席為了能夠較多的了解社會實際，他一直倡導在他身邊工作的同志一旦離京探親，都要在回京後向他彙報所見所聞。中央警衛團的官兵們數十年恪守這個規定，並成為一種習慣。反右鬥爭進入尾期的時候，他從多種渠道了解了一些嚴重擴大化的傾向，有些甚至已經荒唐到了令人難以接受的地步！毛主席親自為中央起草的那些指導反右派鬥爭應掌握的政策，幾乎統統化為泡影。這是毛主席絕對不能容忍的事情，他馬上警覺到了黨內存在的兩種傾向：一是基層幹部的鑒別水平不高。而因這個鑒別水平不高而出現擴大化的問題，其根子也還是在上面，因為他在1957年8月1日為中央起草的給各省市委、自治區黨委的批示中明令他們：「要對地縣兩級、城市區級及工廠基層的領導人諄諄給以教育，隨時檢查，使他們站得穩、打得准。這是十分注意的」。顯然是這些高級幹部們嚴重失職了。二是黨內存在一種極左思潮。從中央到地方的不少領導幹部存在著誤以為打的右派越多越革命，他們全然不顧毛主席1957年5月15日寫給中央一級和省市一級高級幹部的《事情正在起變化》的內部文件以及8月1日又一次發給他們的指示，他們不顧這些指示中的嚴肅規定和要求，卻自以為是地篡改和拋棄了毛主席的那些具體規定和要求，因而把不屬於右派的成千上萬的若干人打成了右派。這種極左行為使毛主席十分不安，黨內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惡劣傾向，居然在反右派鬥爭中如此明目張膽地表現了一番，使他深深感到這次黨內整風是打了很大折扣的。
　　為了從根本上挽回從中央到地方出現的黨內極左思潮對反右鬥爭的嚴重擴大化行為所造成的惡劣後果，毛主席敦促中央書記處並親自參與制定了中共中央關於《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的通知，於1957年10月15日發出，這個《通知》指出：凡言論行動屬於下列性質者，應劃為右派分子：（共六條，作者在此恕不一一列出，請研究者查詢即可）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有錯誤應予批評糾正，但不應劃為右派分子（共六條，作者在此也恕不一一列出，也請研究者查詢即可）這就是著名的反右派運動中簡稱「六劃」「六不划」文件。如果當年中央書記處、各省市委、自治區黨委真的按毛主席特別關心的這個中共中央文件的要求去善後的話，那麼1957年反右鬥爭黨內出現的極左思潮所製造的反右擴大化，是會從根本上得到糾正的。然而事與願違，原因是執行者們依據這個文件去對號已打成的右派分子的時候，發現其合格率很低很低，有許多單位或部門根本就不存在有什麼右派分子。這使他們很難堪，他們也就乾脆採取拖延不積極辦理的法子，而那些冤枉者們卻都真的被當成反革命或被進行勞動改造，或被開除黨、團籍，或被開除學籍、工籍。後來毛主席又不斷從一些人那裡得到關於不夠格的右派遲遲不能摘帽子的情況，因而1959年中央又發出關於分期分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到1964年先後5批給被劃為右派分子的多數人摘掉了右派帽子。1978年4月最終宣布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直至1981年底基本上複查改正了被錯划右派分子的案件。1980年秋，我認識了一位曾在某省委工作的副書記，說起1957年的反右，他毫不忌諱地說「如果當年從上特別是中央和省市、自治區黨委能按運動一開始毛主席為中央起草的文件去指導反右派鬥爭的話，那麼反右派是絕對不會擴大化的。退一步說，即使開始時擴大化了，但如果真能按中央10月份下達的劃分右派標準的通知去複查的話，也會從根本上得到補救而避免那個歷史錯誤的」這位當年親歷反右鬥爭過程的老同志皺了一下眉頭對我說：「不行啊，沒有那個覺悟呀，當時認為反得右派越多越革命，不少人就是因為反右派時是積極分子而被稱為火線入黨的人，那是很光榮的事啊。可是再按文件對號卻又不是右派了，那麼你那個革命的積極分子怎麼來的？又有什麼理由被火線入黨呢？你說難堪不難堪？」我聽后呆若木雞。當然這位老同志畢竟道出了當年反右鬥爭擴大化的其中一個原因，而另一個原因他卻隻字沒提，那就是各級領導幹部中特別是處在重要位置上的領導幹部，對整風運動初期那些敢於批評領導幹部的人們的打擊報復。因為這些人批評過他們，甚至是尖銳的批評，也包括有些批評是不那麼準確的，所以這些領導幹部心裡煩得很、氣得很，那麼就借這個反右派出出惡氣了。因而即使後來對照中央的文件或指示明明知道自己做錯了卻也不願去糾正它。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第三次會議上鄧小平又說了句符合實際的話「1957年反右派，我們是積極分子，反右派擴大化我就有責任，我是總書記啊」這就是我文中前面講的，反右派擴大化首先是中央書記處，各省市委、自治區黨委這些高級的領導機關的責任人們犯下了最前瞻的兩個錯誤：一曰運動之初沒有按毛主席寫的內部文件或中央指示辦，造成了反右擴大化；二曰運動結束前不積極按照中央下發的《劃分右派標準的通知》去補救或挽回已經造成反右擴大化的事實。正是這種極左思潮駕馭了反右派鬥爭而造成了反右擴大化，而他們同時又以陽奉陰違的姿態，不願用運動後期操作性很強的中央文件去為那些被冤枉為右派分子的善良人們摘掉莫須有的右派帽子。所以毛主席在反右派鬥爭之初就及早地向省市委、地委、縣委一級幹部發出了內部文件，告誡他們：「怕老百姓，認為人民群眾不講道理，只能壓服，不能說服，這樣的人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恰恰就是這些不聽勸告的高級幹部們在整風和反右的過程中沒有真正觸及到自己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毛病，所以他們和那些他們領導下的若干部門與單位的那些領導者們有著共同的思想基礎，都對反右擴大化有著共同的興趣，而對糾正這個擴大化卻又有著共同的不感興趣。這種同病相吟的思想基礎就是拒絕對自己的革命而熱衷對他人的極左革命。這就是毛主席在這次整風和反右鬥爭中與黨內「有的人」搞極左思潮的第一次交鋒。實事求是地說，毛主席和黨中央領導的反右鬥爭的確取得了偉大勝利，該反的右派的確沒有落網。但由於黨內自上而下存在的極左思潮並沒有從根本得到糾正，卻極大地干擾了這次反右鬥爭，它所出現的擴大化不是一般的擴大化，在整出的55萬多右派中不合格的右派卻佔了絕大多數的比例，豈不令人深思？反右擴大化的事實，使毛主席再一次從實踐上鎖定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目標對象是在共產黨內。
　　儘管1978年4月最終宣布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但是卻對當年是誰以及因為什麼原因造成了那麼大的反右擴大化，卻至今沒有勇氣向中國人民講清楚，而那些從1978年以後的三十多年內念念不忘貶毛和反毛的一些高級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們卻至今一直仍把這個擴大化的帽子扣在毛主席頭上，這不能不說是歷史的戲說和悲劇，這是新中國建立以來黨內「有的人」搞極左思潮的第一次顯著惡性表演。

　　☆第五個階段：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艱難糾正黨內出現的首次左傾冒險主義，第三次從實踐上印證了毛主席鎖定工人階級執政黨繼續革命目標對象的準確性。
　　有關如何看待1958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那段歷史，究竟是誰在那個年代鼓吹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推行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等左傾冒險主義政策？又是誰在發現這些錯誤的時候決心以人民利益為重進行撥亂反正、為扭轉與改變高級幹部急於求成碰壁也不想回頭的狀態、為糾正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而奔波於大江南北、嘔心瀝血多次主持召開中央會議制定和推行糾正一系列錯誤的那些方針和政策？又是誰為了糾正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在1958年11月和1959年2月兩次主持召開鄭州會議，1958年11月又在武昌連續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六中全會，並且在這些會議上因犯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的人雖經他循循善誘、耐心等待卻還一直遲遲不能改變錯誤而讓他惱怒發火大動感情？有關這關方面的問題，我在2009年為毛澤東思想研究會提供的年會徵文《要歷史地看待歷史》中專門做了論述，那麼本文也就不再細細追述。
　　掀開1958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那段歷史的畫頁時，那一幕又一幕的情景讓人們看到毛主席為了改變貧困落後的社會主義中國面貌，提出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有什麼過錯？經過半個多世紀的歷史沉澱，今天來思考這個總路線的價值更顯得那麼燦爛和耀眼。鼓足幹勁力爭上遊的氣魄，永遠是一個國家和民族希望趕超世界先進水平所必須具備的國魂和民族魂，沒有這個氣魄能夠在毛澤東時代自力更生髮憤圖強讓原子彈爆炸、氫彈爆炸、衛星上天嗎？沒有這個氣魄中國能夠在毛澤東時代躋身世界第六工業大國的行列嗎？沒有這個氣魄所建設出來的驕人成就能感動了世界多數國家的人民於1971年順利打破了資本主義強國和超級大國主宰聯合國的不合理狀態而接納中國進入聯合國嗎？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相當一部分高層領導和高級知識分子竟然變成了一個對過去集體健忘的特權階層，由於個別權威人士的推濤助浪，以至於讓那些借評說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的一些人的胡言亂語當成了貶毛、反毛的官方意識。人們不僅要問：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難道不是世界上最早的科學發展觀《論十大關係》思想的進一步升華嗎？而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以及高指標、浮誇風等五風的泛濫恰恰又是毛主席嘔心瀝血所反對的黨內那些左傾冒險主義者所搞的極左行為，非要把這些極左行為與毛主席提出的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去掛鉤，能矇混過關嗎？而一定要把他們之間等同看待的思想居然在1978年以後的30多年裡自稱是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法，連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深學者們的著述都為這些人汗顏！
　　正是在這個時期，中央和省市、自治區黨委的一些重要負責人在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以及鼓吹高指標、浮誇風的鬧劇中，使毛主席認識到社會主義革命的目標對象就是共產黨內這樣一些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的耀武揚威的負責人們，由於他們所處的領導地位很高，其錯誤思想與錯誤行為會影響到國家的層面或大的地區的層面，黨若一旦放縱了他們或缺乏人民群眾對他們的有力監督，他們就會對國家或地區產生極壞的作用。顯然，這個思想較量是沉重的，也是艱巨的。因為在黨的多次會議上以及毛主席為中央起草的多個中央文件里毛主席三番五次批評共產風、浮誇風等違法亂紀行為，但糾正起來卻是很困難的，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從中央到省市自治區黨委中的一些人一直對自己所犯下的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和以共產風為代表的「五風」的嚴重錯誤沒有從思想上認識到它的危害性，甚至流連忘懷，所以他們僅在會議上表示要糾正錯誤而行動上則遲遲不動，特別是不肯觸及自己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這種高級幹部層面的思想狀態也就相當迎合了地區、縣、公社和基層農村幹部中的不少人。因而直至1960年3月23日毛主席又不得不親自執筆為中央起草了《堅決制止重刮共產風等違法亂紀行為》的指示，而這個指示又是專門發給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中央一級各部委、各黨組的。一周之後的3月30日他又為中央執筆起草了《反對官僚主義，克服「五多五少」》的黨內指示，再次發給這些高級幹部們。並在指示中尖銳指出：「官僚主義這種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壞作風，一年不用掃帚掃一次就會春風吹又生了」。這個指示要求他們迅速組織和完成新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任務。6月18日毛主席在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期間還專門寫了《十年總結》一文，其中還集中講了在工作中如何爭取主動權的問題，他誠摯地希望高級幹部們要深刻認識和總結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中產生的錯誤與教訓，他指出：「如列寧所說，不犯錯誤的人從來沒有。鄭重的黨在於重視錯誤，找出錯誤的原因，分析所犯錯誤的客觀原因，公開改正」。他也毫無偏見的指出：「現在就全黨同志來說，他們的思想並不都是正確的，有許多人並不懂得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我們有責任幫助他們，特別是縣、社、隊的同志們」。由於從上到下認識工作中錯誤的力度始終不到位，錯誤的做法仍在實際工作中存在，毛主席只好在1960年底又親自為中央連續起草了若干文件，如11月15日的《徹底糾正「五風」》11月28日的《永遠不許一平二調》、12月30日的《堅決退賠，剎住共產風》等。在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他又號召黨的高級幹部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不圖虛名而招實禍，明確提出：「今年搞個實事求是年。」
　　儘管毛主席對於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從一開始就對出現的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和以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等為代表的「五風」全身心地去糾正它，但由於犯這些錯誤的人們一直認識緩慢、糾正不力，三年過去了，錯誤做法卻依舊存在。無奈之下，毛主席只好在1961年3月13日上午8時在廣州親筆給五位中央領導人以及當時正在北京召開的中共中央華北局、東北局、西北局負責人和這些地區所屬省市自治區黨委的負責人寫信，題為《反對兩個平均主義》並準備派時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坐機送這封信。他希望這些高幹們要親自去搞調查，指出：「不親身調查是不會懂得的，是不能解決這兩個重大問題的（別的重大問題也一樣），是不能真正的全部調動群眾積極性的」。毛主席在親筆信中還這樣批評了其中的兩個收信人：「也希望鄧小平、彭真兩位同志在會後抽出一點時間（例如十天左右），去密雲、順義、懷柔等處同社員、小隊級、公社級、縣級分開（不要各級集合）調查研究一下，使自己心中有數，好做指導工作。我看你們對於上述兩個平均主義問題，至今還不甚了了，不是嗎？我說錯了嗎？省、地、縣、社的第一書記大都也是如此，總之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他又一次要求這些中央級的幹部們讀一下他的《關於調查工作》的文章，希望他們親身出馬的調查，而不是老爺式的調查。毛主席對於從1958年人民公社化時就出現的農村大隊內部生產隊與生產隊之間的平均主義和生產隊內部人與人之間的平均主義的極端錯誤就心急如焚，為了糾正這個錯誤他曾在中央召開的會議上不止一次批評過，甚至對這樣一平二調的非馬克思主義政策和作風動了感情地斥責過，認為比國民黨還壞，是一種向農民搶產的惡劣行為，極大地挫傷了中國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所以對遲至1961年春天卻仍舊存在的這種現象，毛主席是焦急不安的，他給中央這些領導人以及省委書記們的這封信，就是想敦促他們趕緊丟掉和改正那些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讓「共產風」的陰影能儘早從中國廣大農民的心靈上消失，以調動中國廣大農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
　　歷史希望研究這段歷史的人們能從毛主席在1961年3月13日寫給中央五人（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彭真）以及中共中央華北局、東北局、西北局、和這三個地區所屬省市自治區黨委負責人的信中感悟出毛主席糾正左傾冒險主義的難度，而這個難度的關鍵就在於高級幹部中有些人不願否定自己工作中的錯誤，似乎一旦承認自己的錯誤也就否定了自己的工作，正是這個私心雜念的惡魔而維護了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以至於不顧黨的利益、國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不管帶有何種個人偏見的人們，你也很難得出一個結論說這其中的一些人站在毛主席的對立面就是在維護馬克思主義吧？翻過來說，這些維護左傾冒險主義政策和錯誤的高級領導者們，肯定是沒有代表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根本沒有站在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立場上的，又有誰能夠駁倒這個結論呢？不容置疑的是：社會主義國家在勝利誕生之後，社會主義革命最艱巨、最困難的目標對象就是共產黨內部那些維護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高級幹部們。毫無疑問，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不斷向成熟的方向發展，也是與他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艱難地同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及以「共產風」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長達三年的艱難交鋒密不可分的。在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史上，毛主席對危害革命事業的黨內「左」、右傾機會主義思潮歷來都是認真對待的，即使涉及到個人受害和冤枉也從來不與錯誤思潮妥協的。當他領略了糾正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及以「共產風」為代表的「五風」的艱難歷程后，他才把黨內思想鬥爭的矛頭鎖定在黨的各級領導層上，特別是高幹領導層面上。1962年1月在他和中央及省部級幹部交流思想取得共識的基礎上，決定中共中央召開了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人數達7千之多，故也稱「七千人大會」。1月30日他在會議上做了較長時間的發言，共講了六點，官方只向公眾摘要公布了部分內容，但從這點摘要中也能看出毛主席對三年來黨內領導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中存在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毛病得不到根本解決而憂心忡忡。他在講民主集中制問題時指出：「有些同志已經是老革命了，……他們怕群眾，怕群眾講話，怕群眾批評。哪有馬克思主義者怕群眾的道理呢？有了錯誤，自己不講，又怕群眾講。越怕，就越有鬼。我看不應當怕。有什麼可怕的呢？我們的態度是：堅持真理，隨時修正錯誤。」「要真正把問題敞開，讓群眾講話，哪怕是罵自己的話，也要讓人家講。罵的結果，無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這項工作了，降到下級機關去工作，或者調到別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麼不可以呢？一個人為什麼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為什麼只能做這個地方工作而不能調到別的地方去呢？」他嚴肅指出：「現在有些同志，很怕群眾開展討論，怕他們提出同領導機關、領導者意見不同的意見。討論問題，就壓制群眾的積極性，不許人家講話。這種態度非常惡劣。」「我們有些同志，聽不得相反的意見，批評不得。這是很不對的。……有了錯誤，一定要作自我批評，要讓人家講話，讓人批評。……不負責任，怕負責任，不許人講話，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採取這種態度的人，十個就十個要失敗。人家總是要講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嗎？偏要摸！」毛主席在講到黨內存在一些品質不純和作風不純的人時，一針見血地指出：「他們是個人主義者、官僚主義者、主觀主義者，甚至是變了質的分子。還有些人掛著共產黨員的招牌，但是並不代表工人階級，而是代表資產階級。黨內並不純，這一點必須看到，否則我們要吃虧的。」他還指出：「一切黨的領導人員都要發揚黨內民主，讓人講話……我們不怕公開的反對派，只怕秘密的反對派，這種人，當面不講真話，當面講的儘是些假的、騙人的話，真正的目的不講出來。只要不是違反紀律的，只要不是搞秘密集團活動的，我們都允許他講話，而且講錯了也不要處罰。講錯了話可以批評，但是要用道理說服人家。說而不服怎麼辦？讓他保留意見。」四十八年前，毛主席畫龍點睛的這些諄諄教導，在1978年以後的三十多年裡那些毛主席擔心黨內會產生的各種垃圾卻從中央到地方無一例外的都出現了，此情此景讓中國人發獃，讓世界人搖頭。誰能說毛主席鎖定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目標對象是脫離了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軌道？誰能說這個目標的鎖定是脫離了中國、脫離了中國共產黨的實際？為了維護特權階層的個人主義、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也為了不讓人們觸動這些特權階層犯下的左傾盲動主義污穢，那麼明目張膽地全部否定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目標對象，也就是這些人唯一能夠做到的事情了。

　　☆第六階段：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黨內階級鬥爭擴大化極左思潮的第二次出現，第四次從實踐上印證了毛主席鎖定工人階級執政黨繼續革命目標對象的準確性。
　　1978年以後的三十多年間，有話語權和出鏡權的一些高級幹部和知識分子，他們代表官方在講中共黨內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理論的問題時，是用迴避歷史、掩蓋歷史、耍政客手段的辦法，把真正搞階級鬥爭擴大化的那些人的帽子，武斷地扣在糾正階級鬥爭擴大化的毛主席頭上。這是毛主席1976年9月9日去馬克思那裡報到之後，在沒有任何爭辯權的歷史狀況下所發生的，此舉留給後人的歷史深思當屬凝重而嚴肅。
　　三十多年來，一些歪嘴和尚們在評說毛主席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理論時都要講1962年從7.25至8.24在北戴河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和1962年9.24至9.27在北京召開的八屆十中全會，並認定在後者的會議上毛主席把階級鬥爭擴大化和絕對化，這是完全不負責任的惡論。
　　事實是：1962年在中國西部和西南部邊陲發生了新疆問題、中印邊界衝突，蔣介石反動派也趁機叫囂反攻大陸。邊境和沿海的動蕩，也使那些沒有改造好的壞分子們蠢蠢欲動。而國內和黨內對赫魯曉夫提出的以「全民黨」、「全民國家」、「三無世界」、「無產階級專政過時」等為代表的非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認識也有迷惑和不解。這樣一種國際國內形勢下在北戴河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儘管會議的中心主要是起草和討論二十多個文件，但作為黨的主席毛澤東同志絕不會對當時影響國內、黨內的那些非馬克思主義思潮置之不理的。所以在會議進行到第13天即8月6日下午舉行的全體會議上毛主席講了階級鬥爭問題、形勢問題和矛盾問題讓大家討論。四十八年過去了，即使今天把毛主席講的三個問題的講話全部公諸於眾，只要不是別有用心的話，那麼任何人也是難以挑出毛病的。例如關於階級鬥爭問題：毛主席說：「究竟有沒有階級？階級還存不存在？社會主義國家究竟還存不存在階級？外國有些人講，沒有階級了。共產黨也就是叫做「全民黨」了，不是階級的工具了，不是階級的黨的了，不是無產階級的黨了。無產階級專政也不存在了，叫「全民專政了」、「全民政府」。對什麼人專政呢？在國內沒有對象了，就是對外有矛盾。這樣的說法，在我們這樣的國家是不是也適用？可以談一下。這是個基本問題。我同六個大區的同志談了一下，聽說國內也有人這樣講。有人聽到說國內還有階級存在，為之吃驚。」顯然毛主席關於對階級問題的關注是非常正常的，也是很及時的。因此三天後的8月9日及以後的幾天內由22人組成的中心小組會議上，關於階級鬥爭問題的看法，全體成員看法完全一致。從羅瑞卿、李井泉、謝富治、劉少奇、鄧小平、陳毅、鄧子恢、李富春、譚震林、李先念的發言中可以得到歷史的確認。
　　
8月20日在最後一次中心小組會議上，毛主席又聯繫共運史講到了階級和階級鬥爭。他之所以特別關注這個問題，就是擔心怕共產黨人去掉了馬克思主義的這個精髓問題會鬧出「衛星上天，紅旗落地」的悲劇。所以他語重心長地說：「總之，離開階級就不能談問題，不能說明問題」，「對講階級、階級鬥爭，我有興趣。不講階級，不講階級鬥爭，就沒勁了。」但是20世紀的后二十年和21世紀至今的一些歪嘴和尚們卻非要把毛主席的這些珍貴教導拉到階級鬥爭擴大化、絕對化上去進行批判、貶低和戲說，這實在是讓歷史流淚的無知、莽撞、庸俗、低級和無賴了。那就更不用說毛主席在一個多月後的9月24日召開的八屆十中全會的那次講話受到更慘的禮遇了，因為毛主席對8月6日在北戴河工作會議上提出的三個問題又進行了較系統的闡述。其中在講階級時他語重心長地說：「社會主義國家也可能出現復辟的情況。------我們這個國家要好好掌握，要好好認識這個問題，承認階級同階級鬥爭的存在。要好好研究，要提高警惕。老幹部也要研究，尤其是青年人，我們要對他們進行教育。------我們從現在就講起，年年講，月月講，開一次中央全會就講，開一次黨代會就講，使得我們有一條比較清醒的馬克思主義的路線。」明明是為了告誡國人和領導幹部不要丟掉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階級鬥爭學說而講的這樣的一段話，至今30多年卻成了中國高級幹部、高級知識分子中的那些歪嘴和尚們譏笑、嘲弄毛主席的口頭禪！他們在這種天天譏笑、嘲弄毛主席的鬧劇中，宣稱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而且是在「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
　　
在9月25日到27日八屆十中全會的最後三天的會議中，所有文件一致通過。而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問題，相繼又有董必武、薄一波、朱德、柯慶施、劉瀾濤、彭真、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李富春先後發言，沒有任何人有相反意見。所以會後公布的八屆十中全會公報對這個問題也有一段440字的概括論述：八屆十中全會指出：「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時期，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被推翻的反動統治階級不甘心滅亡，他們總是企圖復辟。同時，社會主義還存在著資產階級的影響和舊社會的習慣勢力，存在著一部分小生產者的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因此，在人民中，還有一些沒有受到社會主義改造的人，他們人數不多，只佔人口的百分之幾，但一有機會，就企圖離開社會主義軌道，走資本主義道路。在這種情況下，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的。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早就闡明的一條歷史規律，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這種階級鬥爭是錯綜複雜的、曲折的、時起時伏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這種階級鬥爭，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黨內來。國外帝國主義的壓力和國內資產階級影響的存在，是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根源。在對國內外階級敵人進行鬥爭的同時，我們必須及時警惕和堅決反對黨內各種機會主義的思潮傾向。」
　　
應該說這是一段很精彩的馬克思主義的論述，是集當時黨的智慧而成。把這段論述放在1989年東歐劇變、1991年蘇聯解體、1978年以後至今的中國黨內和社會所出現的黑惡勢力、腐化墮落分子這樣一個國際、國內背景下來看，更顯出它的理論光輝和社會活力。四十八年前毛主席的論述，為世界和中國人民尋求他去世后東歐、蘇聯為什麼會垮台、覆滅，為他與周總理去世后三十多年內中國為什麼會出現黨內污泥濁水的泛濫，準備了最好的回答。然而就是這樣的理論卻至今仍被歪嘴和尚們窮追猛打、武斷地辱罵為是「階級鬥爭擴大化、絕對化的理論」。
　　那麼，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以後真正在中國共產黨內搞階級鬥爭擴大化、絕對化的事情有沒有呢？回答是肯定的。而這個擴大化和絕對化就是發生在八屆十中全會以後特別是從1963年11月開始至1965年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其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毛主席反對劉少奇在社教運動中不相信95%的群眾和95%的幹部那種派工作隊搞人海戰術、大兵團作戰的辦法。1965年1月3日晚，毛主席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批評了劉少奇在社教運動中的一些做法。他說：「你一個新城縣，28萬人口，下去一萬五千人，還說人少了，哪裡來這麼多的人？哪裡要這麼多的人？我看是人多了。你只依靠工作隊，為什麼不依靠那個縣的二十幾萬人？比如28個人中有一兩個是壞的，還有二十六七個是好的嘛。為什麼不依靠這些人？如果依靠好了，我看十幾個人就行了。可能十幾個人不行，但我們革命從來不是這麼革的。你一萬五千人紮根串連，什麼紮根串連！」毛主席對劉少奇這種集中一萬五千人搞一個小縣，把廣大群眾和幹部拋在一邊的做法是強烈不滿的，這也是他多次和一貫強調的要相信幹部的大多數、相信群眾的大多數的基本原則所不允許的。須知，劉少奇的做法，是按他的夫人王光美在河北省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蹲點蹲出的「桃園經驗」做的。劉少奇對這個「桃園經驗」是高度重視的，所以在1964年8月19日劉少奇代表中央對這個「桃園經驗」擬了一個批語，說它「是在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一個比較完全、比較細緻的典型經驗總結」，「是有普遍意義的」。並在這天給毛主席寫了一封推薦王光美關於「桃園經驗」報告的信。
　　
二是毛主席反對社教運動中打擊面過寬的極左做法。在1964年12月20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主席對農村掌權者犯錯誤以及對他們採取不同的處理辦法時指出：「搞的結果，戶數不超過百分之七、八，人數不超過百分之十。」他當時是比照土改時劃地主、富農成分的比例數字，目的是反對打擊面過寬的勢頭。毛主席開誠布公地說：「我提出的這個問題有點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麼多地主、富農、國民黨、反革命、和平演變的，劃成百分之十幾、二十幾，如果百分之二十，七億人口就是一億四，那恐怕會要發生一個『左』的潮流。農民起來，紅了眼睛，影響到你們，你們要走群眾路線嘛，就站到群眾那方面，結果樹敵太多，最後不利於人民。」他認為，「把那些貪污幾十塊錢、一百塊錢、一百幾十塊錢大多數四不清幹部先解放，我們的群眾就多了。把貪污一百塊錢到一百五十塊錢的解放出來，就解放了百分之八十。」事實上在社教運動中必須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幹部和群眾，一直是毛主席特別堅持和恪守的原則，早在1963年5月12日召開的杭州會議上他就對中央局的同志們講：「對於95%以上的人，要實行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這一條。手腳不幹凈的要檢討。要講清楚，第二批、第三批鋪開的不算不名譽，不然他力爭上遊，一哄而起。就怕傷人，搞過了頭。」這也就是他曾比喻和說過的：搞社教多數人是洗溫水澡。
　　
由於劉少奇通過王光美搞出的「桃園經驗」是個極左的東西，所以毛主席在1965年1月5日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又一次有針對性地說：「現在，有些人好象馬克思主義都是對別人的，對自己就一點也沒有了。完全否定一切，不是一片漆黑嘛！幹部貪污幾十元、百把元、幾百元的還是多數嘛，千元以上的不多嘛！有百分之八十是好的，是可以爭取的。王光美去的那個大隊，我數來數去，貪污上千元的只有四個人，沒有第五個人嘛！」他對社教運動中拋開95%以上的幹部、拋開95%以上的群眾這種極端的做法，並且是被中央一線高層領導者所認可的「經驗」而在全國推廣，焦慮不安和憂心忡忡使毛主席只能在會上不厭其煩地表示自己的反對態度。在這天的會議上他最後又強調：「不要在人代會上講的一片光明，在工作會議講的一片黑暗，對不起頭來嘛！」「搞運動首先是依靠群眾，再就是依靠放了包袱的大多數幹部，第三才是依靠工作隊。工作隊也要依靠前兩者。一個縣28萬人，總要依靠20幾萬人才能搞起來。」
　　在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通過的那個《歷史決議》中之所以在第17節中必須有一句話要講，即「在1964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層幹部受到不應有的打擊」，就是因為劉少奇等人在社教運動中的極『左』思潮是被載入史冊的，而且毛主席在糾正劉少奇這個極左錯誤的過程中是費盡心血，甚至是為此動過肝火的。而值得指出的是，毛主席強調團結兩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反對打擊一大片的思想與他同時強調「清幹部，清少數人，不清社員，有不清者清之，無不清者不清。沒有虱子就不要硬找。要革貪污盜竊、投機倒把分子的命。要搞大的，小的要刀下留人，反革命分子也要整那些最壞最厲害的。」「中心問題是整黨」，「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指導思想，這兩者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因此在1965年1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主席與劉少奇的分歧就明朗化了。這個明朗化表明：從1957年反右擴大化到1958年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及共產風、高指標、瞎指揮等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再到社教運動中打擊一大片的極左思潮，是一脈相承的。而毛主席在糾正這些極左思潮中處以公心與他人交鋒，也是歷歷在目的。但是1978年以後的三十多年間，由於按某個人的政治態度作為評論歷史的唯一標準一直成為官方意識在作怪，所以至今仍不能讓歷史的本來面目在國人和世人面前出現。原來1978年那次有關「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對「兩個凡是」的長期批判，只是適用特殊人，達到特殊目的一次政治活動而已！權力真理觀在1978年以後的三十多年裡的充分表演，讓人們看清了對「兩個凡是」批判的實用主義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中實事求是的唯物主義是格格不入的兩回事。這也正如毛主席在四十五年前1月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批評他們的一樣：「現在，有些人好象馬克思主義都是對別人的，對自己就一點馬克思主義都沒有了。」四十五年前毛主席對口頭上承認馬克思主義的一些人進行的批評，1978年以後社會實踐的三十多年檢驗，又讓國人看到那些被批評的人們的確是些口頭馬克思主義者、真正的官僚主義者、自私自利者。因此，這些人以及追隨這些人的那些筆杆子們，是絕不會允許不利於他們自己的那些歷史事實出現在《毛澤東文集》里、《毛澤東傳》里、《歷史決議》里、各種書籍里、各種文件里以及電影、電視劇里等等。這種文化封鎖還真是管用的，因為他可以讓不明真相的人們堅信毛主席是一貫的犯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的人，而抵觸毛主席糾正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的那些人卻可以被打扮成是一貫正確的馬克思主義者。因為這些人信仰那個「假的喊一百遍就成真的」哲理，所以三十多年間一批御用的文人們就聲嘶力竭地喊、且是不怕疲勞的堅持下來了。
　　
在1963年11月到1965年進行中的社教運動表現出來的左傾錯誤以及毛主席在糾左中遇到的阻力之大，自然使毛主席更進一步覺察到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最大阻力來自共產黨的領導機關，而高層領導機關中的領導人所持有的個人偏見和錯誤，糾正起來更是十分艱難的。因而更加堅定了他關於「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派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信念，而且必須採取更為有力的方法進行下去。

　　☆第七階段：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黨內階級鬥爭擴大化極左思潮的第三次出現，第五次從實踐上印證了毛主席鎖定工人階級執政黨繼續革命目標對象的準確性。

　　1965年元旦過後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儘管最後通過了《二十三條》，但是毛主席對黨中央一線主要領導者在社教中的極左做法的批評和糾正是否有效，還要在實踐中拭目以待。
　　
隨著社教運動的深入發展和運動中暴露出來的問題，使黨和毛澤東同志對一些幹部脫離群眾、甚至與人民群眾相對立的問題越來越感到嚴肅和沉重。事實上在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的中央工作會議期間，一些中央局的第一書記們的發言已經預示了這個問題的尖銳性。如12月16日到19日三天中的每天下午全體會議的發言中，西北局第一書記的劉瀾濤就說：這次社教，中心問題是奪取領導權的問題。西北地區328個縣市委和城市的區委，其中爛掉的、基本爛掉的、有嚴重問題的，共149個，佔總數的45.6%。有一個縣的黨委書記、縣長，在國民黨裡頭當過連長。（毛主席插話：「共產黨裡頭有國民黨。」）華北局的第一書記李雪峰說：「情況愈摸愈嚴重。」山西八個重點縣的縣委，已爛掉三個，常委72人中有問題的38人。浙江省委第一書記江華也在會前給中央寫了報告說：他進村后，感受最深的是新的剝削、新的壓迫的情況是普遍而嚴重的，很多基層單位已經被壞人篡奪了領導權。就他所在的那個公社來說，被敵人篡奪了領導權的基層單位，不止三分之一。山西省委重點縣社教總指揮部也認為，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和廣大貧下中農之間的矛盾是當前農村階級鬥爭的主要矛盾。就在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結束的第二天1月15日，毛主席還閱讀了在洛陽拖拉機廠蹲點的第八機械工業部部長陳正人寫給薄一波的長達一萬六千字的關於階級鬥爭情況的報告。
　　近半個世紀后的今天，不少人在講半個世紀前的中國社會階級和階級鬥爭狀況時，是根本不顧這個情況的，似乎沒有那個情況一樣。因而對毛主席講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念的評論完全是一派局外人的輕浮之言。但是，即使形勢那樣凝重，毛主席和周總理為代表的黨中央和人民政府，只是反覆講要認識階級和階級鬥爭的不可避免性，並採取積極措施予以應對。因而在社教運動中始終堅持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幹部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眾是好的和比較好的，在共產黨的指引下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犯了錯誤的人本來就是少數的人，而且還允許他們改正錯誤，繼續工作。但是要特別警惕那個極少數的當權派——即黨內走資派，因為他們處於重要位置，會對革命事業造成較大的危害。因而反覆強調這個運動的重點問題，但也決不是一棍子打死的政策。這本來是很正常的理念，但是眾所周知，在1965年1月中央工作會議上由於毛主席幾次發言對劉少奇等社教中所犯極左錯誤的批評以及對運動的重點對象的確定，劉少奇等是有抵觸情緒的，儘管在1月13日下午劉少奇也召集過一個17人參加的黨內生活會，但是從實質上認識社教中所犯極左錯誤的問題並沒有到位。所以中央工作會議期間，朱德委員長、賀龍元帥等人曾找過劉少奇，希望他顧全大局，要謹慎，要尊重毛主席。會議結束后，劉少奇也真的主動找毛主席談過話，作了些自我批評。但是，從心靈上說，一個高層領導者受到別人的批評，也許就是精神上的一種挑戰，也許就不是那麼輕易就能接受或改正的。
　　1965年中共中央文件《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公布以後，因為這個文件的第23條規定：上述各條，原則上也適用於城市的四清運動，應該說社教運動已在全國鋪開了。
　　勿庸避諱的是，在1966年當全國城市和鄉村的四清運動納入到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時候，原先在社教運動中出現的不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幹部，不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眾的階級鬥爭擴大化的極左思潮又舊病複發再度出現，而且階級鬥爭擴大化的扮演者們，仍是原班人馬。這次擴大化的出現，非同凡響，它在整個文化大革命的進程中引發的連鎖反應，特別是集中喚起了社會主義時期黨內另外幾個宗派的爭相表現，給以毛主席、周總理為代表的黨和人民政府帶來了繁重的工作和巨大壓力，文化大革命長達十年之久在毛主席、周總理生前之所以沒有在全國隆重宣布它的結束，其源蓋出於這個階級鬥爭擴大化以及趁此而爭相表演的黨內幾大宗派的惡性發作。這次階級鬥爭擴大化不僅對文化大革命有著致命的影響，而且更由於特殊的條件下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那些擴大化的製造者們為突顯他們一貫正確而不允許把這個劣跡顯現在《歷史決議》之中的做法得逞了。因此其影響就不僅是過去、現在，它也影響到將來。而對這個階級鬥爭擴大化的極左思潮的研究，也是1978年以後有出鏡權、話語權的高級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們絕不允許任何人去研究的東西。這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至今不能科學研究和科學對待文化大革命以及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致命障礙。本文作者思索了三十多年，總覺得這種式樣的歷史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是背道而馳的。因之，在我進入七旬之列時，說說我的世界觀。藉以留給21世紀甚至21世紀之後的若干世紀里所有對這段歷史有責任感的任何一位有志者，讓他們去評說、印證、研究。歷史過去了，但歷史卻是世間永遠存在和永遠有活力的元素，任何人為了私慾對其進行格外打扮或掩蓋都是徒勞的。

　　○發生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的中共黨內的第三次階級鬥爭擴大化的事情是這樣的：

　　1966年5月4日至5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擴大會議。其中會議通過的《五·一六通知》下達后，標誌著全國文化大革命的開端。參加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人們，按照「二十三條」第五條工作方法中的規定：「明確宣布，不論在什麼社隊，不論在運動中或運動后，都不許用任何借口，去反社員群眾。」便放開膽子給不同的上級領導機關或領導者提意見，不少人繼續沿用從延安時期以及五十年代以來的大字報、大鳴、大放、大辯論的方式表達自己的看法。這本來是很平常的事情，也是毛主席希望自下而上地把群眾發動起來，揭露舊體制以及不同領導機關和領導者們思想、政治、工作、生活中的那些不符合人民要求的「黑暗面」，進而予以改革或糾正所需要。為了使文化大革命能這樣發展，毛主席1966年6月1日在杭州看到了《紅旗》雜誌和《光明日報》總編室所編的《文化革命簡報》第13期刊載的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所寫的《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的大字報，便把他對這張大字報的看法寫了批示，認為可以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當天晚上和第二天便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人民日報上付諸實施了。顯然，這個舉措的示範效應是很大的，北京各類學校、各類機關以及全國各地的各類學校、各類機關都開始用大字報的形式表示自己對不同的領導機關和領導者各種言行的看法。對於各級領導與機關受衝擊這種局面，北京市委認為不好，便於6月3日開始往北京大學等各大中學校派駐工作組。同一天，在劉少奇、鄧小平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同意北京市委向各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並向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和教育部下發文件同意這種做法。這些工作組中有的甚至接管了學校的黨委，這是極少數的，而多數則是站在校領導的一邊，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對於一個單位來講，凡是有敢於提意見的，就會有另一方站在領導的方面為領導辯護的，後者的人數儘管少一些，但底氣卻是很足的。我的一位親戚在文化大革命前是一所高校某個系裡的總支書記，去年仲夏的一天到我家探親，期間在聊到文革中的兩派時他直言說：「保守派都是支持我們的，他們中的黨員是我們發展的，有些是準備以後發展的培養對象，要不是碰上文革，以後陸續都會入黨的。」他還毫無迴避地對我說：「那個時代，大學生一入校，根據檔案里介紹中學時的表現，就提前把他們誰在哪一年入黨的順序排列好了。因此，文革一開始就決定了這些人便牢牢地站在了我們這一邊，並通過他們團結了一批學生。」親戚在34年後談起文革時說的這番話，是有普遍性的。
　　
由於工作組絕大部分是站在學校領導一邊，因而保守這一派的群眾對於敢於提意見造反那一派的群眾也是不放在眼裡的，並且協同工作組和校領導整理了造反派的一些材料。不少工作組、校領導也就真的把不少造反派中的教師、學生打成了「偽左派」、「真右派」，有的甚至被開除了黨籍和團籍。僅在北京24所高等院校的統計，工作組夥同校系兩級黨組織在很短的幾十天內，就把10211名學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師打成反革命。即使到了21世紀的今天，還有不少人一直在撰寫某些「紅衛兵領袖」人物的作品，從這些作品中你會看到這些人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是多麼簡單和容易。如在清華大學那年秋天馬上就要讀大四的學生蒯大富，就是因為一開始是給老師們寫了一些批判的大字報，後來就升級給系主任寫了大字報，再往後是給學校領導貼了大字報，最後工作組駐校他們又給工作組寫了大字報。這種對立，按說也不可怕，畢竟不是殺人、放火和投毒，按「二十三條」中第五條關於「不論在運動中或運動后，都不許用任何借口，去反社員群眾。」的規定，也不應該將蒯大富列入文化大革命被整對象的。但蒯大富能言善辯，根本不理工作組那一套，雙方僵持不下。於是工作組用權力咬定蒯大富是假左派、真右派，蒯大富被打成了右派學生，蒯大富不但用絕食的方法抗議，還曾跑到清華火車站，用卧軌自殺的方式表示抗議。工作組也沒因此而退縮，工作組決不原諒遷就蒯大富寫的驅趕工作組的大字報這個錯誤。6月末的一天，在駐清華大學工作組、校黨委共同研究，由校共青團組織最終做出了開除其團籍的決定。蒯大富當場抗議，表示即便坐監獄也不怕。為了防止意外，工作組決定單獨關押蒯大富一段時間。事實上這種處理辦法，已經比九年前反右派擴大化的做法有過之而無不及了。本文在前面曾敘述過，1957年反右派時，毛主席擔心反右擴大化而在這一年8月1日為中央起草下發的指示中曾嚴肅指出：「必須堅持辯論方式，擺事實，講道理。而且事實要是準確的事實，不是虛構的事實，講理要講得使多數人心服，切不可強詞奪理。」後來當毛主席發現出了反右擴大化的時候，便又在10月15日敦促中央發出了《劃分右派標準》的通知。但是文化大革命剛開始各級領導包括劉、鄧及其派出的工作組都把9年前以及兩年前黨內出現的階級鬥爭擴大化以及毛主席批評階級鬥爭擴大化的事情全忘光了，他們甚至公開提出「反對工作組就是反黨」、「反對校黨委就是反黨」。所以像蒯大富等那樣的人們竟然敢於給工作組、校系兩級黨組織提意見寫大字報，那麼其滅頂之災是怎麼也不能夠逃脫得了的了。
　　
這種輕易就把敢於說話、敢於給上司提些批評意見的人打成右派和反革命的做法，又讓人馬上回想起一年半前即1964年12月28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主席就社教運動中工作隊（組）的工作態度說的那些話，原來在不少高級幹部那裡是被置若罔聞的。當時制定的「十七條」中的第十六條規定：「好話、壞話、正確的話、錯誤的話，都要聽。特別是那些反對的話，要耐心聽，要讓人把自己的話講完。」毛主席擔心運動中工作隊疏忽這一條，所以他不止一次在會上講這一條。他說：「就是要講點民主。天天是講民主，天天不講民主。有那麼一批同志，叫別人講民主，自己就不講民主。」「好話要聽，這不成問題，好話是愛聽的，問題就是壞話。」「正確的話同錯誤的話，兩者都要聽。講得正確，當然要聽。講錯了呢？你也得聽下去。他批評你批評錯了，有什麼問題呢？自己本身是正確的。人家批評錯了，那就沒有問題，責任在那個批評者嘛。那你也不愛聽？批評正確的要愛聽。自己正確，人家批評的錯了的，那更好聽嘛。」僅過一個周后的1965年1月5日的政治局常委會上，當毛主席反對社教中工作隊拋開幹部、群眾這個多數人而搞神秘化秘密串連、人海戰術、大兵團作戰的極左政策時，他也尖銳指出：「現在，有好些人好像馬克思主義都是對別人的，對自己就一點馬克思主義都沒有了。」為什麼剛剛過去一年，就把黨中央制定的文件和毛主席三番五次強調的話忘得乾乾淨淨了呢？這件事告訴人們：只要是沒有從根本上認識到錯誤的嚴重性，而僅是在口頭上認識到了是靠不住的，一到關鍵時候就一定會露出馬腳來的。這件事也告訴人們從1957年反右派擴大化，到1958年搞跑步進入共產主義、鼓吹高指標、瞎指標的左傾冒險主義、到1964年第二次階級鬥爭擴大化使基層幹部受到不應有打擊、再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剛開始的五十天內把那麼多學生、教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九年內左傾機會主義者們連續搞了三次階級鬥爭擴大化的事實，說明了在社會主義時期糾正左傾機會主義錯誤的艱巨性。毛主席正是在同這些犯左傾機會主義錯誤人們的交鋒中最終把繼續革命的目標對象鎖定在黨內那些拒絕人民群眾對其進行批評、幫助、改正錯誤的領導者們。
　　
當然毛主席不會容忍工作組動不動就把敢於給領導機關、領導幹部進行批評的群眾打成右派、反革命這種狀態繼續下去的。7月18日毛主席結束了在外地半年多的活動回到北京。在他經過一番聽取彙報、翻閱了相關簡報以及召集中央各大區第一書記開會之後，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決定撤銷工作組。28日中共北京市委發出《關於撤銷各大專學校工作組的決定》，29日在人民大會黨召開「北京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師生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會上李雪峰宣讀了這個《決定》。之後，全國也都這樣結束了工作組的使命。

　　在8月1日至8月12日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為了克服文革初期劉、鄧派工作組將群眾打成右派、反革命的極左思潮，「十六條」中的第七條有針對性的規定：警惕有人把革命群眾打成 「反革命」。這一條款中明確指出：「有些學校、有些單位、有些工作組的負責人，對給他們貼大字報的群眾，組織反擊，甚至提出所謂反對本單位或工作組領導人就是反對黨中央，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就是反革命等類口號。他們這樣做，必然要打擊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積極分子。這是方向的錯誤，路線的錯誤，決不允許這樣做。」強調「除了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投毒、破壞、盜竊國家機密等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依法處理外，所有學生中的問題，一律不整。為了防止轉移鬥爭的主要目標，不許用任何借口去挑動群眾斗群眾，挑動學生斗學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運動的後期去處理。」
　　
由於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在圍繞派工作組出現鎮壓群眾的階級鬥爭擴大化問題，此前作出撤銷工作組、會議制定的「十六條」等這些問題上，是有較大分歧的。在8月4日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毛主席對劉少奇的批評很直接：「你在北京專政嘛，專得好！……講客氣一點，是方向性的錯誤，實際上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為什麼天天講民主，民主來了，又那麼怕？」由於劉少奇根本沒有認識到抓那麼多右派、反革命是犯的階級鬥爭擴大化的極左錯誤，便毫不示弱地用意氣與毛主席對峙：「無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條不怕。」這種氣氛的出現，使毛主席看到了高層的司令部里出現的問題是沒有必要再掩蓋的了。於是8月5日毛主席便寫下了只有205字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文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在五十多天里，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並在8月7日印發中央全會。
　　就這樣從7月26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撤銷工作組，8月1日至8月12日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及其通過的「十六條」，連同毛主席在會議期間發表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終於結束了社會主義時期借文化大革命之機將大批群眾打成右派和反革命的第三次階級鬥爭擴大化。這個局面的出現，的確讓95%以上的群眾喜悅了，特別讓那些因給領導機關或領導者提意見而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人們更是喜悅了。那種喜悅，不是今天一般人特別是那些以輕浮態度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人們所能理解到的。倘若這次文化大革命初期發生的第三次階級鬥爭擴大化不能得到果斷結束的話，那麼這場運動最終會將多少無辜的群眾打成「右派」、「反革命」，那就會是一個真正的天文數字，絕不只是第一次階級鬥爭擴大化即1957年反右時的55萬多人那個數字的了。10多年前，一位從中國社會科學院離休了的資深學者、幹部，曾在一次黨建理論研討會上就如何建設黨的民主作風而聯繫到1966年抓右派、抓反革命這個問題時也不無擔憂地說：「會產生出幾百萬的『右派』和『反革命』是不在話下的。因為這些喜歡搞階級鬥爭擴大化的人會說即使打出九百萬『右派』或『反革命』，也還佔不到百分之一的人口比例嘛！」發生在1966年6月以後五十多天里的這次階級鬥爭擴大化，至今已經四十四個年頭了，特別是1978年以來的32年間，所有官方的研究機關、部門、媒體等以及它們所撰寫的所有各種作品中，也包括1981年6月中共中央通過的《歷史決議》，都對這次階級鬥爭擴大化的歷史用掩蓋的方式予以迴避。當然，歷史永遠都不會被一些隨心所欲的人們想怎麼改就可以改得了的東西，更不用說那些用遊戲人間的那種戲說就更顯得讓人們可惡了。事實總歸是事實，為什麼怕講、不讓講這件事呢？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五十多天里，無論是黨組織還是上級派的工作組，它們在對待敢於揭露「陰暗面」的群眾面前結成了極左的聯合同盟這個事實，給了毛主席一個嚴重的信號：無論上面還是下面，絕大多數的領導機關和領導者是不同意群眾向他們進行批評和揭露缺點錯誤的。所以8月4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毛主席就指出：「什麼群眾路線，什麼相信群眾，什麼馬列主義，都是假的。已經是多年如此，凡碰上這類的事情，就爆發出來，明明白白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他所說的「凡碰上這類的事情」，就是指1957年整風反右擴大化、1964年社教不依靠絕大多數的群眾和幹部只相信工作隊搞階級鬥爭擴大化以及這次文化大革命中黨發動廣大群眾和幹部揭露「陰暗面」而受到打擊和迫害這些事所說的。顯然，這三次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做法與毛主席通過廣大群眾的監督和批評而達到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克服缺點、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念是背道而馳的，劉、鄧搞的這次階級鬥爭擴大化也更加堅定了毛主席把繼續革命的目標對象鎖定在共產黨內、鎖定在黨內那些不把群眾放在眼裡、動轍就要把不合自己口味的群眾無限上綱上線打成「右派」和「反革命」的那些有權勢的領導者們。

　　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出現的這次階級鬥爭擴大化所帶來的後果是極其嚴重的，它使文化大革命本來的歷史使命受到了致命的干擾。這次階級鬥爭擴大化產生的惡劣影響至少有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它讓中國百姓對共產黨許諾的共產黨歡迎人民的批評和監督產生了懷疑和后怕。

　　1957年的黨內整風，毛主席和黨中央是真誠歡迎黨外人士、無黨派人士及全國人民幫助共產黨整掉一切不利於人民的各種惡劣作風的。但是隨著反右派活動的出現，黨內那些原本就不喜歡以及反對整風的一些領導幹部便趁機利用反右派的機會狠狠地打擊了那些曾經揭露、批評他們錯誤的群眾甚至實行報復，把他們劃為右派分子，儘管後來也反覆強調要實事求是，但九年後1966年的這次擴大化是在剛剛不到兩年即1964年劉少奇推行王光美那個極左的「桃園經驗」受到毛主席批評之後再一次發生的專門打擊群眾的階級鬥爭擴大化。這個舉動，不僅讓當時1966年的人民感到震驚，而且四十四年後的今天凡是從那個年代走過來的人們，一旦講起此事，也是反思得非常徹底和真實：「絕大多數的領導機構和領導人，在口頭和文件上許諾讓人民監督和批評，但心裡和實踐上卻是反感乃至痛恨人民群眾的批評和監督，這是難以改變的事實。」1976年在宣布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又過了13年，沒有吸取歷史教訓的有血氣的中國老百姓居然又喊出了要「懲治腐敗、懲治官倒」的宣言，有百萬餘人在天安門廣場上持續集會四十餘天。然而它的結局比1957年反右擴大化、比1964年全國農村基層幹部和群眾受到不應有的打擊、比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第三次階級鬥爭擴大化打成的「右派」、「反革命」更慘，更讓人後怕。
　　
歷史是容不得人們去修剪的，僅從1957年到1989年32年間人民群眾因監督和批評領導機構或領導者而付出沉重代價的歷史，已經從實踐上詮釋了毛主席要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頑強阻力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1978年之後到如今的這又一個32年間中國共產黨內像潮水一樣出現的建黨建國以來毛主席、周總理、朱委員長生前所擔心的各種污泥濁水的事實，同樣從實踐上向人們昭示了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真理性，的確有那麼些人卻不理性地長期詆毀了它，對此歷史也毫無例外地做出了驚人的懲罰性回報。毛主席晚年，讓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首腦所想不到的更不敢做到的理念變成了現實：發動98%以上的國民向不到2%的官僚主義者們「進攻」，逼迫官僚主義者們洗掉身上脫離人民群眾的一切污泥濁水。隨著毛主席的逝去，隨著他倡導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被取締，毛主席為之奮鬥的在政治和思想領域繼續革命的事業中斷了，中國也終於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進入了世界級貪腐水平極高的大國行列，這也是相輔相成的歷史姻緣了。
　　
在社會主義國家執政的共產黨，如果脫離了人民群眾實實在在的批評和監督而只是口頭上許諾的批評和監督或者只是形式上煞有介事地搞什麼什麼花樣和擺設，那麼人民心中的那桿稱，久而久之、久而久之就會稱出歷史的重量來。毛主席是人民的領袖，他從來都不用語言修飾自己，但從他參與了締造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那天起，他就一直把對廣大人民群眾是保護還是鎮壓視為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的區別、是無產階級專政還是資產階級專政的區別、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資本主義道路的區別，終其一生，永不放棄這個準則。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如果劉、鄧不是用派工作組的形式搞階級鬥爭擴大化去抓「右派」、抓「反革命」，而是讓人民群眾把領導機關、領導幹部存在的所有陰暗面都揭擺出來晒晒太陽，然後採取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態度，那又會是一種什麼結局呢？對這件事情，毛主席、周總理健在的時候沒有人會迴避的，所以犯那個錯誤的所有人們也都曾作出過檢討，甚至也有人信誓旦旦地保證說「永不翻案」，歷史記錄是有案可查的，當年國人中99%以上的人們都是知曉此事的。但是在毛主席、周總理作古之後不久，那些對天發誓的人卻就居然翻臉不認人了，並把自己製造新中國第三次階級鬥爭擴大化的歷史推了個乾乾淨淨，而且還把自己擺在了中國共產黨唯一正確的位置上，成為中國共產黨社會主義史上獨一無二的舉動。

　　
◎第二，這次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另一個惡果就是順勢推動和引發了黨內其它兩個派別的活動，三個派別的輪番較量是文化大革命出現極端現象的根本原因。

　　面對劉、鄧以派工作組的形式把無辜群眾打成「右派」、「反革命」，毛主席當然不會置之不理，所以眾所周知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的出現以及《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的出現，就是一種歷史必然性。這些措施標誌著必須中止把文化大革命視為抓右派、反革命的政治運動，它理所當然地受到了人們的擁護，而那些醉心於抓右派、反革命的極左幹部們儘管大勢面前「做檢查」，但心底里卻是不服輸的，所以他們背後支持擁護他們那一部分群眾與那些曾被他們打成「右派」、「反革命」而已被平反的那一派群眾鬧對立，以此轉移鬥爭的大方向。表面上看是群眾中的一派與另一派的對立，而實質上是執行劉、鄧抓右派、反革命的那些幹部的靈魂在作祟，就全國而言，大都如此。只是其對立程度有差別而已。這種對立的出現，進一步激起了被打成「右派」、「反革命」那一派的群眾對執行劉、鄧政策的幹部們的對立情緒。諸如所謂比較聞名的那個紅衛兵蒯大富，就是因為給校、系、工作組提意見而被打成右派開除團籍並被關押監禁18天，平反之後他與支持校、系、工作組那一派的群眾的對立，成為必然。那些受壓的群眾也有以報復的心理和極端的行為回報了當初把他們無端打成右派，開除團籍的校、系領導、工作組。研究文化大革命，不面對這些歷史事實，而是按某個人的政治意識去修剪歷史，當然是沒法理順歷史的，歷史上的因、由與產生的歷史結果從來都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值得提出的是：劉、鄧派出的工作組同各單位的黨組織借文化大革命之機抓「右派」、「反革命」的極左做法受到毛主席、黨中央的嚴厲批評之後，中國共產黨內存在的另外兩個派別也伺機而動，這兩個派別也是各懷著自己的目的而介入了各地存在的兩派群眾對立的一派之中，它使文化大革命進入了一個非同尋常的軌道，在這個軌道上，毛主席和周總理必須隨時應付和解決黨內這三個派別為了各自的目的所演出的各種惡作劇而帶來的社會麻煩。表面上看劉、鄧已經倒了，但事實上卻以存在的一派對立的群眾在表現他們。這三派勢力都以陽奉陰違的手法對付以毛主席、周總理為代表的黨中央，他們隨時變換嘴臉，改變策略，時而極左，時而極右。如果有朝一日，能夠尊重歷史，真正讓歷史的真實面貌在中國出現的話，那麼一部真實的文化大革命史呈現在人間的時候，人們會看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期以後，毛主席為了在去世后避免共產黨內產生特殊階層腐化變質葬送革命事業，想方設法給人民以揭露陰暗面的法律權力和實施權力，但是黨內的那些反對派們總是輪換著以各種手法轉移這個大方向。要麼，不讓群眾揭露，對敢於揭露者就要扣上「右派」、「反革命」的帽子；要麼，就懷疑一切、打倒一切，引導群眾搞無政府主義；要麼，就挑動群眾斗群眾，甚至不惜製造武鬥。總之，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出現的種種極端現象，都是和黨內存在的三個派別活動密切相關的。這也是毛主席、周總理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費盡心血進行周旋和處理的重要內容，說服、教育、批評、鬥爭交織在一起，而且還要隨著三大派別不同的表現形式以及惡性表演的程度，在不同的時期解決不同的對象。正是這些派別的輪番牽制，干擾和阻撓了文化大革命按預定的軌道發展，因而文化大革命的時間被惡意拉長了，這也是晚年的毛主席多次傷心地評價文化大革命時所不滿意的根本原因。
　　
文化大革命運動為什麼沒有達到毛主席預定的目標？黨內先後出現的三個派別的三種表演對文化大革命所產生的破壞性作用，是任何黨派和個人都不能迴避的歷史事實。讓歷史悲哀的是，自1978年以後的三十多年間，無論是黨派、還是個人，有出鏡權和話語權的那些人們卻只講兩個派別的表演，並把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惡性發作，採取1957年反右擴大化的手段激烈壓制人民群眾的那個黨內派別捧為一貫正確。於是乎戲說文化大革命、戲說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戲說毛澤東、戲說毛澤東思想、戲說28年的毛澤東時代，就成了1978年以後30多年的一股畸形文化、畸形意識、畸形政治了。這是中國也是世界文明史上結了一個獨一無二的丑瓜、臭瓜，一個讓人望而嘔吐的臟瓜。
　　通過以上七個階段的歷史回顧，足以看出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形成和發展，是和中國20世紀中期以來的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的歷程緊密聯繫在一起的，特別與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歷程上毛主席帶領全黨同黨內三次階級鬥爭擴大化和一次左傾冒險主義的較量密切相關，它也是這個理論產生的主要根源和基礎。

　　★二、揭開否定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推理秘密：

　　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不等於文化大革命不等於文化大革命時期，更不等於文化大革命中出現的三個黨內派別搞的極端化，這如同改革開放理論不等於改革開放時期，更不等於改革開放時期出現的買官賣官，不等於行賄受賄不等於貪污腐化、墮落、吸毒、官商勾結、官黑勾結等等是一樣的道理。
　　眾所周知，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從延安時期特別是在西柏坡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產生以來，它的本質思想從來就是把革命的對象、目標鎖定在共產黨內，就是鎖定在共產黨內掌握權力脫離人民群眾損害國家和人民利益的那些人們，毛主席恪守這個理念和準則從來都沒有動搖過。近些年來，我在基層搞社會調查與一些老工人、老農民、老幹部談及此事時，他們都有自己的理解。用老百姓的話說，毛主席就是擔心當官的人變壞了不走正道，所以讓全國老百姓瞪起眼來，替共產黨看著他們、批評、幫助他們，實在死不悔改的少數人當然就要打倒了。老百姓也直截了當地說：這幾十年從上面到下面出了那麼多貪官、黑官，讓老百姓恨死了，氣死了，現在所有讓毛主席擔心出的事都出了，誰能說毛主席說錯了呢？每次聽到普通百姓這些話，都讓我的心靈受到激烈撞擊。由於所持的階級立場尖銳對立，人民的立場總是無比鮮明和堅定，而那些歪嘴幹部、歪嘴知識分子們出於小集團利益、特權階層利益、私人利益，30多年來一直站在醜化、詆毀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立場上。這些歪嘴幹部、歪嘴知識分子們為了充分證明他們的歪理邪說是正確的，便玩起了張冠李戴、移花接木的卑劣手法，他們把毛主席三次反對並糾正黨內搞階級鬥爭擴大化、反對左傾冒險主義的歷史歪曲成毛主席搞階級鬥爭擴大化、搞左傾冒險主義，他們把文化革命中黨內出現的三個派別搞的那些極端化行為都分析為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指導下干出的壞事情，而把毛主席反對打倒一切、懷疑一切、反對逼供信、反對打砸搶等方面的論述棄之一邊。這種歪理邪說的另外一個意圖，就是把黨內三個派別搞的極端化行為等同於文化大革命運動和文化大革命時期，這樣就為全盤否定毛主席、全盤否定繼續革命理論、全盤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時期鋪平了道路。需要鄭重指出的是：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寶庫中是無論如何也找不到這種分析問題的指導理論的。
　　
如果用歪嘴幹部、歪嘴知識分子們醜化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推理法，那麼同樣就可以得出：改革開放理論就可以等於改革開放時期，就也可以=買官賣官=行賄受賄=貪污腐化=吸毒、墜落了。在長達30多年的中國理論殿堂上，不知有多少輕浮之人像蹩腳的相聲演員一樣在那裡試圖以大師的身份「解讀」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由於解讀的始祖人從一開始就懷了極端的個人成見，因此，隨著能吹善捧的歪嘴精英們的加盟「解讀」，他們的歪理邪說便越來越「深化」、越來越「創新」、越來越偏離馬克思主義軌道了。當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被他們認為批倒批臭了的時候，原本與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不共戴天的買官賣官、行賄受賄、貪污腐化、吸毒嫖娼、黑惡社會勢力就公開招搖過市了，而且像買官賣官、行賄受賄、貪污腐化等還成了黨政機關和其他所有權力運行的鋼鐵般的潛規則。這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任何一股勢力所永遠不能與之比擬的一種惡作為，它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至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年復一年，經久不息，無疑在世界社會政治歷史的演繹進程中留下了一份不可多得的反文明社會的歲月拷貝。這份歲月時光拷貝對現實中國至少有兩個方面的意義，此其一：它告訴人們，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產生和升華，決不是毛主席一時的閃念和衝動，而是執政的共產黨在前進的征途上露出了蹩腳、叛逆和罪惡蹤跡時人民領袖不得不發出的革命動員令。此其二：當這個偉大理論遭受歷史凌辱之時，歷史也隨即形影不離地作出了如實的報應，在30多年討伐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鬧劇中，濫用職權、官商勾結、官黑勾結、錢權交易的驚人之舉，便從中央到地方，從城市到農村，在國家存在公共權力的任何領域裡，那些咒罵批判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中的一批人們，紛紛跌落下馬。當然，這也是上司力圖死保、但終因馬腳露得太多，卻無力再保罷了。誰能說出這三十多年裡有多少國家領導人入了這個邪道？又有多少中央委員入了這個邪道？還有多少省、部、軍級領導幹部入了這個邪道？還有多少司級、局級、廳級、處級、縣級、科級、村級幹部入了這個邪道？毛主席、周總理去世前苦苦想方設法要避開的殘景，居然在他們去世后的三十年裡以活靈活現的方式與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唱了對台戲。這件事從反面告訴國人：站在小集團利益的立場上，以個人政治利益判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做法，肯定就經不住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這個考驗了。

　　★三、「黨內出現走資派」的判斷或概括——附和列寧關於「最高限度的馬克思主義= 最高限度的通俗化」的教導。

　　新中國成立后，在執政的共產黨內出現剝削階級的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是不依任何主觀意志可轉移的客觀事實，在毛澤東、周恩來為代表的人民政府的毛澤東時代，以德治國和以法治國並舉的措施把腐敗、墮落的醜惡現象控制到了最小的限度內，為人民服務成為國人上下一致的理念，社會上下進步成為國魂，當今濫用職權、買官賣官、官商勾結、官黑勾結、錢權交易的潛規則，在毛澤東時代是難以存在發展的，這也是至今沒有任何偏見的廣大人民群眾之所以由衷地對毛澤東時代嚮往它、眷戀它的主要原因。鄧小平1985年也曾幻想提出爭取用5年的時間使黨風社會風氣恢復到毛澤東時代那個理想的狀態的。胡耀邦更實際一點，他在1986年提出爭取用10年時間重新恢復到毛澤東時代那個狀態的。然而，由於沒有從根本上找到轉變黨風和社會風氣的關鍵點，因此大話、套話、所謂的創新的話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而那些被廣大人民群眾疾惡如仇的社會潛規則卻一如既往的天天在、月月在、年年在，前腐後繼已成為中國社會很正常的景色，對此老百姓們年復一年的只有失望和無奈，以德治國的組織基礎和社會基礎已經降到建國以來的最低點。
　　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有著非常豐富的內容，有若干要點，諸如：警惕黨內產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要用對立統一的規律認識社會主義社會、要鬥私批修、要立新功、要謙虛和謹慎、要發揚艱苦奮鬥不驕不躁的作風、要警惕糖衣炮彈的襲擊、要接受人民群眾的批評和監督、要廣泛發揚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等等，而這諸多要點之中最為重要的則是警惕黨內產生走資派的論述。而恰恰這個主要問題在1978年以來被一些有成見的人們撻伐了三十多年之久。
　　1964年及以後，毛主席把1959年11月他在召開的一次會議上講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和平演變而社會主義國家內部是有其一定的社會基礎的論述，又往前推進了一步。他把凡是與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相抵觸的一切東西，在意識形態的分類上都列入了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他認為修正主義分子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修正主義就是資本主義的東西。1964年他在同一個外國代表團談話時，就明白指出：什麼是修正主義？就是資產階級的思想、政治、經濟、文化。把修正主義理解為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因此他特別警惕黨內特別是領導層出修正主義。作為一個戰略思想，作為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提出來，有著驚人的預見，這是馬克思主義在社會主義發展史上的里程碑。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毛主席是把矛盾論述到了最光輝水平的人，這已為七十多年來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的，也無論是馬克思主義學者還是資本主義學者所公認的。毛主席堅持認為，外因總是通過內因起作用，資本主義國家對社會主義國家搞和平演變能否得逞，最後還是決定於社會主義國家內部那些方方面面的黑暗因素，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共產黨特別是它的領導層是否堅持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1964年1月5日他在會見日共的一位政治局委員時就一針見血地指出：修正主義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舊社會母胎中的產物。就算沒有赫魯曉夫，難道蘇聯就不會出修正主義？我看很有可能。這不是個別人的問題，而是一定的社會階層的反映。毛主席也毫不迴避的說：「我們現在還不能說目前中國所採取的辦法一定能夠防止出修正主義。」「是否能夠防止，要過幾十年後再看。」
　　
需要指出的是，毛主席1964年1月提出的這個預見，僅僅過了二十五年即1989年東歐劇變這個帶有世界性意義的社會實踐便檢驗了它的真理性、不可逾越性。又過了兩年，1991年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的驚人創舉，再一次戲劇性的、傾倒性的詮釋了毛主席1964年1月提出的那個偉大英明的馬克思主義預見，是何等的正確！東歐劇變與蘇聯從世界政治版圖上消失，這個沉痛的代價從國際共運史上證明了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重大國際指導意義，特別是這個理論中關於警惕黨內產生走資派的偉大論述，是何等的前瞻和準確！歷史的演變就這樣以毫不拖泥帶水的大潰敗和大倒退告訴了全世界，試問：世界上誰能不佩服提前二十五年、二十七年就做出了會出現這個慘景的偉大馬克思主義預言家毛澤東主席？1964年以後，毛主席曾在多個場合和多次會議以及若干文件中多次強調：領導人、領導集團很重要，許多事情就是這樣，領導人變了，整個國家就會改變顏色。所以他在晚年特彆強調：黨的各級領導班子從中央到地方，必須掌握在忠實於馬克思主義的人手裡。讓人悲哀的是，在東歐、蘇聯社會主義大潰敗的前五年和七年，中國那些號稱是創新馬克思主義的歪嘴高級幹部、歪嘴理論精英們，還在賣力地批判和咒罵毛主席的理論是脫離實際的「左傾理論」，甚至戲弄和嘲笑毛主席關於蘇聯會出修正主義的預言是「杞人憂天傾」。他們還按捺不住地吹捧戈爾巴喬夫，擁護戈爾巴喬夫，多版次地出版戈氏著作。但歷史的巨型鞭子總是毫不猶豫地抽打了那些高級幹部、理論精英們的臭嘴巴，這些人臉皮太厚，卻一直不承認自己的修正主義惡劣行徑罷了。所以我在三年前寫的那篇《萬古警醒的偉大祖訓》一文中曾把這些人比作為「如同中國三鹿奶粉中的三聚氰胺一樣」毒害中國人，確實一點也不過分的。
　　
當然，國際共運在20世紀末出現的這場大潰敗，中國那些號稱能夠創新馬克思主義的歪嘴高幹、歪嘴理論精英們，是永遠都不會用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去認識這個巨大歷史事件的。因為他們是自我標榜的馬克思主義者，而馬克思主義者從來都不是靠自我標榜就能贏得人民信任的。正是對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全盤否定和攻擊，三十多年來黨內才出現了建黨、建國以來前所未有的從中央到地方的大大小小的各級貪官和污吏，其惡劣程度之甚，數量之眾，持續時間之長被寫進了中國歷史，一個在毛澤東時代被廣大勞動人民擁戴的共產黨，居然在毛主席、周總理去世以後的三十多年裡被逆轉歷史的一部分超人們充其進了那麼多污泥濁水，以至於連鄧小平自己在1989年5月31日與李鵬、姚依林談話時也不得不承認：「腐敗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們往往下不了手。」「對腐敗分子往往下不了手」這正是丟棄、批判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生動寫照。而順此產生的黨內污泥濁水，恰好證實了馬克思早就指出的：「人類歷史上存在某種類似報應的東西」，而製造這個報應的正是那些號稱是創新馬克思主義，惡批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歪嘴高級幹部、歪嘴理論精英們。不管他們怎樣狡辯、憑藉權力稱霸和惡搞，有一天會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這個結果是無論如何也甩不掉的了，只是時間而已。戈爾巴喬夫從來沒有認為他是已被釘在歷史恥辱柱上的 總書記，中國的戈爾巴喬夫們如出一轍，至死也不會承認早就是已被釘在歷史恥辱柱上的人，這是一點也不稀奇的事了。我在2009年毛澤東思想研究會年會研討會上提交的《要歷史地看待歷史》的論文中說到：「事實上，全世界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內的走資派他們迷惑人民的伎倆都是一致的，在這個問題上確實沒有太多的國別差別，那就是：（1）舉起「改革」的旗子作掩護；（2）抓住無產階級經典領袖人物的「過失」不放；（特別大反特反他們的「個人崇拜」）；（3）大肆利用「精英」和媒體肉麻吹捧自己的「主義」；（4）極力貶低和淡化經典領袖人物的歷史地位；（5）甩掉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6）悄悄推行私有化步伐。不管國外國內現代走資派如何裝點自己，而這六個步驟或措施幾乎都是一模一樣的。」
　　當然中國共產黨內的走資派與國外共產黨內的走資派是有兩點重要區別的：其一、中國共產黨內的走資派並不希望中國走目前世界上真正具有資本主義法治文明的資本主義道路。他們的所作所為，在一個法制健全的資本主義國家裡是沒有那麼多條件讓他們可以程度之惡劣、數量之眾、持續時間之長這樣前腐後繼地存在三十多年的常盛狀態的。毛主席在四十六年前提出「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個稱謂，是從世界整體的社會政治制度和宏觀上的意識形態分類的角度提出來的，是從大的「一球兩制」的整體現實狀況提出來的。毛主席、周總理去世后的具有中國特色的黨內走資派，他們在實踐上顯示了他們所追求的社會制度是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處於剝削地位的那些階級所嚮往的制度。所以2008年我在毛澤東思想研究會年會主辦的毛澤東思想研討會上提交的論文《萬古警醒的偉大祖訓》一文中，曾直接地提出：「如果有些人始終不能接受『走資派』這個稱號的話，那麼把它換成『走剝削階級道路的當權派』就該滿意了吧！可以簡稱『走剝派』」。
　　其二：中國共產黨內的『走資派』不同於外國共產黨內的『走資派』又一個最顯著的特點是：他們口頭上絕不直接說出反對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反對社會主義道路、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話。中國黨內的這些走資派們，他們心裡最清楚：毛澤東思想在漫長的中國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中培育成長起來的幾代中國人民中的影響是根深蒂固的，要想徹底肅清這個偉大思想在革命人民中的偉大影響是需要較長時間去淡化和削弱的，因此中國共產黨內的走資派們採取卑劣的韜光養晦手法，以屈求伸的理念指導他們步步為營，得寸進尺地削弱和蠶食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在黨的指導思想中的地位。「打左燈，向右拐」，正是億萬中國人民乃至海外各國友人對中國黨內走資派三十多年來政治臉譜的準確勾畫。什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什麼黨的領導、無產階級專政、什麼黨內民主、人民民主、什麼社會主義道路、社會主義經濟，對於中國的黨內走資派來講，這些統統都是招牌而已。
　　毛主席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中提出的「黨內走資派」的稱謂，是對這個理論的畫龍點睛，它也符合偉大列寧提出的「最高限度的馬克思主義=最高限度的通俗化的」教導，以毛主席、周總理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們心裡清楚，全體國人心裡清楚，共產黨人擁戴它，全體國人擁戴它，只有黨內走資派從一開始就懼怕它、反對它、仇恨它，只要有時機可逞他們就必然會全盤否定它。這就是與工人階級立場背道所使然。

　　★四、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是建設高勢位國家意識形態的重要內容。

　　國家意識形態不是自發產生的，在工人階級執政黨的社會主義國家也不例外。我們說的高勢位，就是指與其他意識形態相比有更大的勢能和位能，它的存在和運行無論對工人階級執政黨和全體國民的凝聚力、輻射力、影響力、滲透力以及征服力、威懾力都是無可比擬的。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絕不是隨心所欲的理念，而是繼1917年十月革命之後先後產生的十五個社會主義國家，特別是在東方大國中國誕生社會主義國家后，在社會生活運轉的歷程中執政黨的內部所暴露出來的反社會進步傾向，而引起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警覺並在克服黨內三次階級鬥爭擴大化和首次左傾冒險主義的較量中逐步總結升華出來的科學理論。儘管有些人三十多年來嚴格封鎖毛主席1949年以後的大批珍貴文獻資料，特別是封鎖他在克服黨內三次階級鬥爭擴大化和首次左傾冒險主義過程中的若干重量級的文獻。封鎖者們心裡明白，一旦這些文獻讓人民掌握和熟知，封鎖者們加在毛主席頭上的那些莫須有的一切罪名的陰謀就會不攻自破。儘管如此，人們也還能從封鎖狀態中官方編出的一些書籍中，看出一些奧妙來。本文作者多年潛心研讀《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毛澤東文集》，加之今年又有機會初次粗讀了《毛澤東傳》，正是這些官方出的書籍為我的這篇拙文提供了部分查明有據的史料，僅從這些史料就可以看出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產生、形成、發展的歷史脈絡，它的出現是歷史的必然。毛主席提出的工人階級執政黨繼續革命的理論之所以應該是社會主義中國最高勢位的國家意識形態，就是因為這個理論的本質是保證執政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革命性、先進性、人民性。這個國家意識形態具有鮮明的科學性、合理性和人民性，為國家執政黨和公民提供了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強大思想武器。在經濟全球化時代，意識形態的相互碰撞和交融更為劇烈和複雜，社會主義的國家意識形態只有從高勢位建設，才能處於強勢地位，才能有效抵制剝削階級腐朽落後意識形態的侵蝕和影響。1989年和1991年國際共運有史以來的大潰敗，中國20世紀80年代至今出現的從中央到地方的腐敗惡潮，無可辯駁地詮釋了這個真理。毛主席提出的這個偉大理論，是涉及大量深層次的前無古人的理論問題，也是涉及大量前無古人的社會實踐課題，1957年以後假若中共黨內沒有世人共知的三個大的反對派別對其惡性干擾的話，這個理論對國際共運以及中國社會進步的巨大作用無疑是相當驚人的了。
　　由於認識和總結毛主席這個理論，在中國遇上異化社會主義的強大思潮，因而這個理論30多年受到了這種思潮的貶低、批判、撻伐，辯證法的否定之否定規律在它的面前正在世界範圍內向人們展示著它的艱難步伐。毛主席一生致力於為勞苦大眾爭取政治上當家做主的權利，為廣大人民群眾爭取經濟上翻身解放、消滅剝削、享受幸福的權利。在他一生看來，社會發展的目的最終是為了實現人民群眾的利益，65年前他告誡和要求中國工人階級的政黨及其所有成員：「全心全意的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能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的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修正錯誤，因為任何錯誤都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共產黨人在全國執政后他又馬不停蹄的提出了繼續革命的理論並在晚年達到成熟，他的這個理論貢獻，是20世紀中期以後至今乃至再過幾個世紀之內，在世界社會主義範圍內，都是馬克思主義新發展的真正代表、里程碑標誌。工人階級執政黨能否有覺悟認識到這個理論的生命力和戰鬥力，也就是這個黨有沒有生命力和戰鬥力的試金石。凡是沒有看準什麼是社會進步這個標星，凡是不願與剝削階級意識形態決裂的人們，也就是眷戀貪污、腐化、墮落，眷戀以權謀私、權錢交易、權色交易，眷戀小集團、特權階層利益的人們，都會上下左右自覺地結成一個總同盟，都會不遺餘力地貶低、醜化、批判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就是在當今中國建設高勢位的國家意識形態所面臨的巨大社會壓力，歷史的碰撞必然會有相應的結果出現，要麼在碰撞中前進，要麼在碰撞中倒退。
　　
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的30多年內無論是國際共運還是中國自身，都在爭論什麼是進步社會的目標上，在實踐中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這個代價的黑雲滾滾，讓歷史、讓人們更清楚地找到了歷史的答案：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是一座永遠照亮社會主義進步發展的永不熄滅的燈塔。

　　　　●嚴肅而又沉重的卷后語

　　本文作者在1981年以後，也曾一度輕信對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全盤否定，之後僅僅過了四、五年舉國上下卻開始出現了毛澤東時代勞動人民極為痛恨的各種污泥濁水，而且這股濁浪氣勢洶洶，終於在1989年春夏之交有覺悟的熱血青年們喊出了「懲治腐敗」、「懲治官倒」的時代強音。但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這次社會進步的腳步卻被停了下來，之後一直到今天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領導幹部中究竟有多少人在反社會主義的邪道上干盡了貪污、腐化、行賄、受賄、買官、賣官、欺男、霸女的勾當，這是13億中國人中99%的人誰也回答不出來的數字。致命的社會政治退步，迫使國人冷靜思考。作為國人中的我，事實上從1985年開始就拋棄了我曾也一度輕信對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全盤否定的理念了。
　　
為了使自己的懷疑找到理性和科學的依據，我從1985年就潛心關注對毛主席這個光輝理論形成的研究，並特別關注從1957年到1966年這九年間黨內兩種思想（即主張黨內批評、自我批評以及歡迎人民群眾對黨和領導幹部的批評與僅僅在表面和口頭上承認黨內批評、自我批評以及歡迎人民群眾對黨和領導幹部的批評，卻在實踐上一直站在同正確主張搞對立的錯誤立場）的尖銳較量上。為了滿足「有的人」為掩蓋歷史真相、達到推卸歷史責任的目的，官方機構在先後出版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后改出《毛澤東文集》，以及晚於國外20餘年不得不出版的《毛澤東傳》中，都把一些相關真實的重要歷史記錄拋棄了、迴避了。即便如此，我在讀這些史料的時候卻還能豁然發現：原來製造1957年反右擴大化的人們就是「有的人」、1958年鼓吹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鼓吹高指標搞左傾冒險主義的是「有的人」、1964年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把農村20%以上的農民打成階級敵人的階級鬥爭擴大化是「有的人」、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把敢於批評領導幹部的人民群眾打成「反革命」或「右派」的階級鬥爭擴大化還是「有的人」。這九年中緊密相連的黨內這兩種思想的較量，無一不反映出恰恰是黨內「有的人」自始至終都是站在階級鬥爭擴大化和左傾冒險主義的立場上，但「有的人」卻竟然把這頂歷史帽子在毛主席永遠缺席的情況下，反扣在毛主席頭上，而且大言不慚地把他們自己打扮成永遠的正確者。
　　人可以撒謊甚至還可以無恥，這是人的自由，但總不能無恥到揣著無恥當高尚的。自古以來，巫良為盜是人間最被唾棄的下流行為。基於此因，我想在有生之年的最後時光中，為歷史說些公道話，但因身體欠佳，視力極差，從2006年以來，每年也只是能寫一篇文章。現在閱讀和寫作幾近奢望，我估計今年的這篇《一座永不熄滅的燈塔》很可能就是我的絕版了。如前所述，由於官方封鎖歷史資料並在三十多年內形成貶毛、反毛的大氣候，要想摘掉「有的人」加在毛主席頭上那頂搞階級鬥爭擴大化、左傾冒險主義的帽子的這件事情，任重而道遠，還需要有更多的人用更多的時間去研究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形成的國際、國內以及黨內的複雜背景，特別需要深化1957年到1966年這段時間內黨內思想鬥爭的細緻脈絡，從中揭示出這個偉大理論產生的歷史必然性以及它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世界進步的巨大指導作用。這項工作正是「有的人」最為恐懼和擔心的事情，儘管他們在世時一方面運用權力極端封鎖歷史事實，另一方面又長期重用和鼓動一批文人墨客無所不用其極地在官方媒體上大造輿論，極力貶低乃至醜化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但還是不能完全掩蓋他們內心的恐慌。「有的人」之所以在1993年1月15日年提出1981年通過的《歷史決議》「部分歷史是不實的，不少同志是違心地接受的」，要在21世紀初對「違心、不完整的《決議》作出糾正」，並對《歷史決議》稿在1980年10月四千人討論時那些因極度瘋狂貶毛、反毛而受到陳雲等嚴厲批評的一些高級幹部進行了懺悔，公然賠禮說：「你們的意見是對的，但要放一放，多考慮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紀初」，其實這就是為杜絕自己死後21世紀若出現歷史回歸會讓他們原形畢露而提前運用至高無上的權力作出的預后處理，是讓繼承者們必須照辦的聖旨。這也從反面看出了「有的人」對加在毛主席頭上那頂莫須有的、本來是應該戴在自己頭上的階級鬥爭擴大化、左傾冒險主義的帽子的做法也是心有餘悸的，所以必須提前留下遺囑讓繼承者們比他自己更加一把力氣地把這個帽子在毛主席頭上扣緊一些，再扣緊一些，看來只有如此，才能釋去「有的人」心頭上那份坐立不安的重負。這是發生在毛主席誕辰100周年裡的故事，其中的玄機、奧妙也是令人們仔細推敲和琢磨的。它又一次讓國人實實在在地瞧了一眼變化無常的「有的人」。
　　再回首，把毛主席繼續革命理論產生的歷史沿革與他逝世后被全盤否定而出現的30多年社會政治退步，能說明什麼、證明什麼以及怎樣才能撥亂反正、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這正是研究毛主席繼續革命理論的真諦。也是真正研究者們鍥而不捨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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