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燾與西路軍全軍覆沒毫無關係

從1937到1983，西路軍乃至紅四方面軍被捆在「張國燾路線」的恥辱柱上，含冤莫辯長達半個世紀。最終解除這個歷史困局，洗清這一歷史冤案的，應當首推陳雲，還有鄧小平、李先念、徐向前。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資深研究員，中華民國史、中國革命史研究專家張棻對此做了專題研究。
　　
河西走廊綿延兩千里，它的荒漠、戈壁、雪山、草原里深埋著一段離我們只有七十多年但卻令人驚駭的歷史——西路軍二萬一千八百人在河西走廊幾乎全軍覆沒。儘管這些歷史的當事人、見證者不久前都還健在，然而知道或談論這段歷史的人卻不多。原因是人們不願又不敢提起這段傷心史。
　　
兩封電報：張國燾嚴令西路軍遵守中央指示
　　
人們不願提起這段歷史，因為它是由於戰略指導錯誤釀成的備受屈辱的歷史。西路軍戰死者七千多人，被俘一萬二千多人。被俘后慘遭殺害者六千多人，回到家鄉者三千多人，經過營救回到延安者四千五百多人，流落西北各地者一千多人。
　　
人們不敢提起西路軍，因為它長期被當做張國燾路線遭受鞭撻。而事實上西路軍從1936年10月下旬，執行寧夏戰役計劃，奉中央軍委之命西渡黃河，從成軍、命名到進退行止，都是按中央軍委指示或經軍委批准。150天的苦戰中，張國燾只有兩封電報，告誡西路軍嚴遵中央指示，不得心存異議，不許重犯過去的錯誤。西路軍失敗，與張國燾毫無關係。
　　
1936年10月，三大紅軍主力在甘肅會寧會師，長徵結束。徐向前元帥的長篇回憶錄《歷史的回顧》指出，中共中央當時規定的新時期戰略總任務是：團結內部，聯合友軍（指張學良、楊虎城所部），粉碎蔣介石的滅共計劃，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以達逼蔣抗日，停止內戰，組成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動員一切抗日力量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目的。
　　
戰略總任務的出發點，最關鍵的一環是佔領寧夏和甘肅西部，打通與蘇聯的聯繫。問題之所以如此至關重要，是因為：第一、紅軍集結陝甘邊，前有蔣軍，後有馬家軍，沒有戰略靠背，孤立難持；第二、張學良急盼紅軍與蘇聯打通聯繫。目的是加強抗日和對付蔣介石，特別是對付國民黨內親日派。1936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致共產國際書記處電報說：「……許多方面經常向我們提出蘇聯是否援助他們的問題，近來問的更多了。打通國際路線，成了張學良、楊虎城、閻錫山、傅作義一班人的口頭語。」
　　
打通國際路線這一戰略方針的提出，由來已久。早在1935年8月5日，在毛兒蓋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中央關於會合后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中就明確指出：「西北各省是中國反動統治及帝國主義力量最薄弱的地區，在地理上又接近世界無產階級祖國蘇聯及蒙古人民共和國，這更造成蘇維埃與紅軍發展的有利條件。」張國燾違反中共中央決議，南下川康，而中共中央和紅一方面軍仍舊貫徹北上打通國際路線的方針。這就說明，打通國際路線是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針，並非張國燾分裂主義或退卻主義的口號。
　　
1935年11月，共產國際派張浩（林育英）到陝北，傳達斯大林的意見，不反對中國紅軍主力從北方（外蒙古）和西北（新疆）靠近蘇聯。其後，1935年初，紅軍的東征及擬議中的西征，都與執行打通國際路線這一戰略方針密切相關。
　

延安「批張」：大批四方面軍幹部被整肅
　　
事實上，西路軍的行動不僅是由中共中央直接遙控指揮，而且是經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同意的一次軍事戰略行動。21800人大軍的命運及其影響。自然關係重大。因此，西路軍失敗的責任問題，必須做出合理的解釋。
　　
西路軍面臨絕境時，中共中央及軍委先後在3月4日、17日兩次電令中，已經毫無道理地把西路軍敗局與過去張國燾擅令四方面軍南下、另立中央的錯誤相提並論，嚴厲卻毫無根據地譴責西路軍領導人的「機會主義的路線」、「一貫反中央及軍委指示」。
　　
3月17日，距西路軍殘部分散游擊僅僅三天，何以如此匆忙地對它的失敗責任草率蓋棺論定？更有令人不解者，20多年後出版的毛澤東寫於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發生前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在談到西路軍時赫然寫道：「為敵人嚇倒的極端的例子，是退卻主義的『張國燾路線』。」1936年12月，西路軍尚且苦戰河西走廊，並未失敗；而中央在同一時間給西路軍總部的電報中，一再強調西路軍「面前無大敵」、「前途甚佳」，甚至希冀蔣介石發善心壓迫馬家軍不打西路軍。顯然，這段文字是後來才加進去的。
　　
1937年3月中旬，西路軍幾乎全軍覆沒的同時，清算張國燾路線的鬥爭，在全黨全軍展開。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的四方面軍大批幹部被整肅。釀成以許世友（紅四方面軍第四軍軍長）為「主謀」的「抗大反革命暴亂案」，數十名將領被捕判刑。在批張鬥爭中，從既定邏輯出發，西路軍敗局，自然被判定為「國燾路線造成的惡果」、「國燾路線的犧牲品」。
　　
3月22日，季米特洛夫簽署共產國際致中共中央指示電，對延安此舉表示強烈不滿和嚴厲批評：「我們不相信，為了黨的利益必須像你們所做的那樣來審查西路軍的地位問題。」「無論如何現在不宜就張國燾以前的錯誤做出專門決議並就此展開討論。要千方百計避免激化黨內關係和派別鬥爭。」「西路軍失敗的原因應該客觀加以研究，吸取相應的教訓，並採取適當的措施來幫助和保存這支部隊的力量。」
　　
可惜，共產國際的指示未能阻止延安清算鬥爭的擴大化和延續化。從1937年到1983年，西路軍乃至紅四方面軍將士被捆在「張國燾路線」的恥辱柱上，飽受屈辱，含冤莫辯，長達半個世紀。最終解除這個歷史困局，洗清這一歷史冤案的，應當首推陳雲，還有鄧小平、李先念、徐向前。
　　
陳雲建議李先念：「把西路軍問題搞清」
　　
1937年5月，西路軍李先念支隊突圍到達新疆星星峽時，陳雲、滕代遠已經迎候在那裡。
　　
據近年出版的《陳雲年譜》記載：1936年10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決定組成一個既代表共產國際又代表中共中央的代表團，派回中國迎接執行奪取寧夏戰役計劃、擔負打通國際路線任務的紅軍部隊。代表團由陳雲任團長、滕代遠任副團長。
　　
代表團組成后，在莫斯科共產國際駐地留克斯飯店集中三天。共產國際執委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設家宴招待陳雲、滕代遠，問他們需要什麼。陳雲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提出要武器彈藥，季米特洛夫遂通過蘇共中央要了九十輛坦克、九十門大炮和其他武器彈藥。
　　
四十五年後，1981年11月29日，陳雲同李先念談起西路軍問題，指出：「這個問題不能迴避。西路軍過河是黨中央為執行寧夏戰役計劃而決定的，不能說是張國燾分裂路線的產物。」
　
三個月後，陳雲再次同李先念談西路軍問題。李先念提到鄧小平去年批給他看的一篇有關西路軍問題的文章（朱玉：《西路軍疑》）。陳雲說：「西路軍是當年根據中央打通國際路線的決定而組織的。我在蘇聯時，曾負責同他們聯繫援助西路軍武器彈藥的事，而且在靠近新疆的邊境上親眼看到過這些裝備。西路軍問題是一件和自己有關的事，我今年77歲了，要把這件事搞清楚。」陳雲建議李先念準備一份有關西路軍問題的材料。
　　
李先念是西路軍的親歷者，最後分散游擊時負責軍事指揮。由新疆返回延安后，職務被降六級，從軍政治委員變成營教導員。西路軍被誣為「張國燾路線」，李先念始終不解。1949年後，一貫喜歡看戰爭題材小說、電影的李先念，卻拒絕看有關西路軍的作品，也不願見西路軍老戰士。他和陳雲一樣，要對西路軍的榮辱負責。在根本是非問題未解決之前，他能公開表示什麼呢？
　


補白：
　　
徐向前：愧悔交加，余痛在心
　　
敵人的進攻，多先以強大炮火轟擊我陣地，而後開始集團猛衝，步騎交加，刀槍並舉，亂喊亂叫。雖受猛烈殺傷亦能組織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衝鋒不肯輕易敗陣。子彈每人攜帶三、五排，打完后回去補充，以免被我繳獲。遇我出兵反擊時，則迅速退卻，誘我追擊，利用空曠地帶，發揮騎兵特長，實行快速反擊包抄。
　　
馬敵重兵來犯，我軍創病皆起，戰局攝人心魄。……我軍連一門迫擊炮也沒有，全靠近戰對付敵人。每當敵人衝到我陣地前沿時，部隊突然衝出圍子，進行反擊，肉搏格鬥，殺退敵人。有些圍垣被炮火擊毀，指戰員利用斷牆殘壁，拚死堅守，直至將衝進的敵人殺出。因為子彈缺乏，步槍幾乎失去作用。……戰士們的步槍都架在一邊，手裡握著大刀、長矛、木棍，單等敵人上來，進行拼殺……
　　
西路軍的兩萬多人，遭到幾乎全軍覆滅的命運，在我軍歷史上，絕無僅有。回顧這段歷史，確有「不堪回首話當年」之嘆。我是西路軍的主要指揮者，這支部隊的兩個主力軍（九軍、三十軍），又是我和其他同志從鄂豫皖帶著發展起來的。西路軍的失敗，長期使我愧悔交加，余痛在心。   ——摘自徐向前回憶錄《歷史的回顧》

1982年，李先念根據鄧小平的批示和陳雲的建議，組織幹部查閱大量歷史檔案，於1983年寫出《關於西路軍歷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指出：「西路軍執行的任務是中央決定的。西路軍自始至終都在中央軍委領導之下，重要軍事行動也是中央軍委指示或經中央軍委同意的。因此，西路軍的問題同張國燾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軍南下的問題性質不同。西路軍根據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創建根據地和打通蘇聯，不能說是執行張國燾路線。」
　　
1983年1月5日，陳雲看過《說明》及所附幾十件電報后，委託秘書打電話轉告李先念辦公室說，可送小平同志，並再次指出：「西路軍打通國際路線，是黨中央、毛主席過草地以前就決定的。當時共產國際也願意援助，二百門炮都準備好了，我親眼看見的。西路軍的行動不是執行張國燾的路線，張國燾路線是另立中央。」
　　
3月22日，鄧小平在李先念寫的說明和附件上批示：「贊成這個說明，同意全部存檔。」陳雲的建議，李先念的說明，鄧小平的批示，在根本性質上正確地解決了西路軍的歷史疑案，對西路軍歷史問題的澄清邁出了不可逆轉的第一步。
　　
徐向前，是當年紅軍最大一支方面軍的總指揮又是西路軍的總指揮。從1983年開始，徐帥用三年時間寫成《歷史的回顧》一書，內中辟專章敘述西路軍歷史，痛切總結歷史教訓，全面具體地恢復了西路軍的歷史真相。
　　
1991年，經中央批准的《毛澤東選集》新版發行，內中關於西路軍的註釋，做了重大修改：「（一九三六年）十月下旬，四方面軍一部奉中央軍委指示西渡黃河，執行寧夏戰役計劃。十一月上旬根據中共中央和軍委的決定，過河部隊稱西路軍。他們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孤軍奮戰四個月，殲敵二萬餘人，終因敵眾我寡，於1937年3月失敗。」
　　
以後，經中央批准的中國大百科全書軍事卷的有關條目、紅四方面軍戰史、徐向前逝世中央的訃告及徐帥生平等，都明確指出西路軍過河和轉戰河西均奉中央和軍委的命令。
　　
然而，由於歷史包袱沉重，某些著作依然有意無意掩飾歷史真相。
　　
1991年7月8日，李先念寫信給楊尚昆等同志，針對即將推出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中對西路軍歷史的所謂「奉命」的模糊表述，憤怒而嚴厲地提出了批評。在李先念的干預下，人民出版社把已經裝訂待發的7萬本成書中相關書頁全部撕去重裝。在此前後，反映西路軍悲壯歷程的史學、文學和影視作品不斷問世，從而為深入研究西路軍創造了較好的環境。
　　
2001年11月7日，在徐向前誕辰一百周年座談會上，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同志發表講話指出：「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紅軍會師后，他奉軍委命令，任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兼西路軍總指揮，指揮部隊與敵人血戰四個多月，有力地策應了河東紅軍的戰略行動。」這是中共中央在新世紀之初，對紅軍西路軍所做出的明確公正的評價。
　　
西路軍的歷史說明，世間沒有任何人物或政黨沒有犯過錯誤。中國革命走過曲折複雜的道路，即使在正確路線之下也難免失敗與成功交織，正確與錯誤並存。失敗和錯誤，既不會因人為的淡化而消逝，也不會因揭示真相總結教訓而令人意氣消沉。相反，它將使人們從歷史事實中省思自我，提高自信，並對敢於正視歷史引以為戒的政黨及其領導者更加增強信任感，從而提高其威望。
　　
徐向前和李先念的骨灰都撒在了祁連山
　　
1990年11月6日，徐向前元帥的部分骨灰伴著白黃兩色鮮花撒向西路軍浴血奮戰過的河西大地。此前，當李先念探望病重的徐向前時，徐帥告訴這位與自己並肩戰鬥半個多世紀的老戰友：「把我的骨灰撒到大別山、大巴山、河西走廊和太行山！」
　　
1992年7月2日，又有飛機乘雲而起，扶搖直上。李先念的骨灰和鮮花一起撒向了祁連山。
　　
在病逝半個多月前，病重的李先念向夫人林佳楣傾吐了心裡話：「將來我的後事要節儉，一切按中央規定辦。我只有一個請求：把我的骨灰撒到我曾經戰鬥過的地方——大別山、大巴山、祁連山。那裡是我成千上萬的戰友流血犧牲的地方，我捨不得犧牲了的戰友，我想和他們在一起。」

竊國大盜毛賊一夥，利用！借刀殺人的罪惡手段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