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挾持的毛主席

毛主席是一個堅決的漢民族主義者，批註二十四史，唯獨不注元清史，因為在毛主席看來，蒙元滿清是中國的亡國時期。

振臂一呼，百萬紅衛兵雲集麾下，可是誰也想不到，就是這樣的一個毛主席，竟然是被猶太人建立的共產國際秘密黑幕挾持。毛主席的漢民族主義理想也一直被壓抑……

1949年底，在大陸政權成立伊始，毛主席被專列帶到莫斯科。在莫斯科，斯大林為了不讓毛主席搞民族主義，不做鐵托第二，關了毛主席的禁閉，開大會批鬥毛主席。在毛主席被禁閉期間，整天不得出門，不能見斯大林，也不能見其他人。按毛主席自己的話說，他在莫斯科的任務就是吃飯，睡覺，拉屎。在斯大林開大會批鬥毛主席時，毛主席不敢吭一聲。用毛主席自己的話說，只是「在鼻子里笑他們」。

在中國現代史的降敵人員中，還沒有那一位被敵方批鬥過。溥儀做滿洲國的皇帝，事先日本人沒有斗過他；汪精衛投靠日本，在南京登基，事先日本人也沒有批鬥他。只有毛澤東，讓俄國人批鬥得像孫子。之後共濟會高級大師，猶太教徒周恩來於1950年1月20日到莫斯科，自1950 年1月22日至2月14日，在莫斯科僅只二十幾天的時間裡，毛主席被晾在一邊，由周恩來親手簽訂了66項出賣中國領土和主權的條約、協定、議定書和補充協定，全面接受了蘇聯的侵華要求。這些條約的賣國性遠遠超出了李鴻章當年簽署的條約。

在這二十幾天里，簽訂的條約、協定等文書目錄如下：

「中蘇聯合公報」；
「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及《補充協定》」；「
關於重申和保證蒙古人民共和國獨立地位的換文」；
「中蘇關於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及《議定書》」；
「關於蘇聯貸款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協定及《議定書》」；
「關於 1945 年 8 月 14 日中蘇簽定的（與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簽定的）相應條約和協定失效的換文」；
「關於蘇聯把它在東北接收的日偽工商業及財產、原俄國在北京的兵營移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換文」；
「中蘇建立電報電話聯絡協定」；
「中蘇互相交換郵件和包裹的協定」；
「中蘇創辦四項合營公司的協定」；
50 份「經濟合作項目」。

以上合計共 66 項。

其中《補充協定》及兩份《議定書》都是絕密的，也就是見不得人的，是偷偷的賣國文件。李鴻章僅只是出賣一個築路權，有一個把台灣割讓給日本的出賣領土賬。周恩來簽定賣國文件的質量，李鴻章絕對望塵莫及！簽訂的這些契約時，周恩來是用盡全身的解數，替蘇聯反對中國政府，必欲打倒之而後快；周恩來簽訂這些契約：完全是蘇俄要什麼，就給什麼；對中國的領土、財富、主權，敞開大門大出賣。

周恩來出賣的中國領土計：
外蒙古 154 萬平方公里；
唐努烏梁海　17 　萬平方公里；
新疆　　　 160 萬平方公里；
中國東北　 100 萬平方公里。

合計共　　　　　 431 萬平方公里。

這431萬平方公里，相當於近半個中國的領土，也相當於 120 個台灣的面積。為討好蘇聯，周恩來與蘇聯簽署了《中蘇友好同盟協議》：無條件承認外蒙古獨立；承認海參威(包括海參威所轄之郊區)是蘇聯固有領土；承認江東64屯為蘇聯領土；承認圖門江出海口是蘇聯主權；「新疆北郊」是蘇聯領土；承認清朝政府1850年以來所有領土條約；烏蘇里江江域靠蘇方三分之二屬於蘇聯主權。

在周恩來的把持下，1950年《人民日報》摘引了郭沫若《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四周年紀念日在北京新華廣播電台對全國的廣播詞》：「這些歪曲中的另一個例子是關於外蒙古的獨立的。在這一點上我想多說幾句。反動分子企圖煽動某些中國人的大漢族主義的感情，反對外蒙古人民建立自主的人民國家。」「認真說，倒是外蒙古人民比我們爭氣些，比我們覺悟的早，比我們更清醒地能和社會主義的蘇聯做朋友，因而得到了幫助，而比我們早解放了。」
1950年人民日報標題《我們應該承認外蒙古獨立 》「只有國民黨反動派才痛恨蒙古獨立，侮蔑人民的蒙古，侮蔑蘇聯，說：「蒙古獨立是中國領土的喪失」。如果反動派這樣說原也不足為怪，可怪的是，我們人民中有的人居然也有宗主國的情緒，似乎蒙古也非得劃在中國「版圖」上不可以似的，這實在是中了大漢族主義的毒。（作者胡繩）」

俄羅斯總統普京說，「俄羅斯的領土雖然多，但是沒有一寸是多餘的」沒有人說普京是大俄羅斯主義，但是在周恩來的眼裡，中國地大物博，盡中國之物力，結共產國際之歡心。

毛澤東也不得不在1950年7月3日在接受蒙古駐華大使賈爾卡賽汗呈遞國書時的答詞中稱：「蒙古人民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不但早已脫離了中國的反動統治，建立了真正的人民民主國家，而且正朝著經濟、文化建設的發展道路前進，中國人民衷心地為蒙古人民的這一成就慶賀」

從蘇聯回國后，毛主席多次想用政治手段搞倒周恩來，但是，每一次都失敗了，二把手周恩來靠著共產國際，有絕對的優勢。

文革是毛主席的最後一次悲壯抗爭，但是仍然失敗了。而且文革期間，周恩來的黨羽壞事做絕，可是每一個反周恩來的都被說成是反毛主席，然後今天他們卻把一切的責任都推在毛主席身上！

今天，提起文革，我看到很多滿族人抱怨說老舍這麼好的滿族文學家被毛主席迫害死了，可是，他們卻從來不提我們漢族被老舍迫害死的俞平伯、胡風、丁玲、陳企霞、章伯釗、羅隆基、徐燕蓀、吳祖光、趙少侯、劉紹棠、鄧友梅、從維熙……，僅在50年代，文聯主席老舍就幾乎親身參加了文藝界所有的政治鬥爭。1999年2月，「老舍紀念館」正式對社會開放，但是，被它迫害死的那些漢族文學家，還有多少人記得他們的名字呢？

是不是很驚心呢？又是一個滿族文學家老舍，還是中國文聯主席，《正黃旗下》就是它寫的。

在東北，我小時候經歷了這場文化大革命，當時，主要就是滿人批鬥我們漢人啊，我們漢人一個個的被批鬥……我看不上了，我帶著我的小夥伴們爬到高處向下撒尿，那些滿人以為是下雨呢，抬頭看見幾個小孩，於是，他們就衝上來要抓我們，他們當時的手電筒都照到我臉上了卻說沒看到，然後我下去跑著一跑一帶，跟小夥伴們把批鬥會場上的人都給衝散了。

《神通大法》里對這件事情有記載的，很詳細，《小傳》里也提到過，可是後來佛學會不讓你們看小傳了。


那兩篇文章如下

郭沫若談外蒙古獨立


　　這些歪曲中的另一個例子是關於外蒙古的獨立的。在這一點上我想多說幾句。反動分子企圖煽動某些中國人的大漢族主義的感情，反對外蒙古人民建立自主的人民國家。但是請問。外蒙古附屬於中國的時候，中國人對於外蒙古人民究竟給了些什麼福利呢？難道不是某些中國的侵略主義者，派兵攻入外蒙古，在政治經濟方面壓迫外蒙古人民，這才激起外蒙古人民脫離中國而獨立的要求嗎？我們自己在封建主義與帝國主義雙重壓迫之下差不多不能自保，難道一定要強迫外蒙古人民跟著我們殉葬嗎？我們在雙重壓迫之下，稍微有點覺悟的人便知道要求解放，難道外蒙古人民就不應該有點覺悟，不應該有解放的要求嗎？
　　認真說，倒是外蒙古人民比我們爭氣些，比我們覺悟的早，比我們更清醒地能和社會主義地蘇聯做朋友，因而得到了幫助，而比我們早解放了。我們假如是站在大公無私地立場，我們倒應該向外蒙古人民告罪、向外蒙古人民致敬、向外蒙古人民學習地。更那裡有什麼理由跟在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反動地後面，來對蘇聯「憤慨」呢？再請問，由於外蒙古的獨立，在蘇聯方面究竟得到了些什麼呢？豈不是和我們一樣，僅僅得到了一個鄰邦？
　　問題應該是——外蒙古脫離了我們之後，外蒙古人民是不是更加幸福了？事實告訴我們，外蒙古人民是更加幸福了。前幾年國民黨政府派到庫侖去監視公民投票的一位姓包的，事畢回重慶，曾經在報上發過談話。「庫侖街頭差不多每家人家都有了無線電。」這是國民黨說的話，而且是有報可查的。在得到解放之後，外蒙古人民的生活和生產不是都已經充分地提高了嗎？
　　人民中國和人民蒙古今後應該是親密的兄弟，我們不能夠固執著那種宗主和藩屬的落後觀念了。那是絲毫也不足引為光榮的！
　　今年四月，我們中國代表團到歐洲去，在捷克的布拉格參加擁護世界和平大會的時候，外蒙古代表團的團長齊登巴而先生，曾經為我們革命戰爭的輝煌勝利向我們致敬。他說：「日本帝國主義在遠東稱霸的時候，蒙古人民是寢息不安的，今天民主中國做了東方的盟主，我們蒙古人民就可以放心了。」
《中蘇同盟四周年——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四周年紀念日在北平新華廣播電台對全國的廣播詞》（節選）
人民日報1949年8月14日頭版


我們應該承認外蒙古獨立
胡華
問：「蒙古是什麼時候獨立的呢？她為什麼要獨立呢？」
胡答：大家知道，蒙古曾侵入中華建立過蒙元。明太祖即位后蒙元滅亡，滿清興起后，又被滿清佔領統治。蒙古人民長期在本族統治階級和異族統治的奴役壓迫下，過著極其貧窮痛苦的生活。
到一九一一年中國辛亥革命，推翻滿清后，蒙古是不是解放了呢？沒有的，相反的它更成了帝國主義侵略爭奪的對像。當辛亥革命十月中國武昌起義時，蒙古的統治階級――王公、便利用這個機會，以「獨立」的名義，投入帝俄的懷抱。
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日本帝國主義卻利用了白俄反動將軍謝米諾夫，竊據蒙古，和蘇聯紅軍作戰，到一九一一年才被蘇聯紅軍擊潰。謝米諾夫失敗之後，日本帝國主義又利用了中國北洋軍閥安福系將軍徐樹錚侵入蒙古，在那裡建立了親日的軍事獨裁。安福系在中國北方失勢之後，日寇復扶植謝米諾夫的一個助手――溫根男爵，盤踞蒙古。蒙古人民受這樣長期的侵略掠奪，什麼時候才起來革命獲得解放的呢？
為了反對帝國主義的劫掠，為了解放蒙古，蒙古貧苦破產的牧人和廣大的下層職員、喇嘛、便在卻伊巴桑等蒙古革命者領導下，在一九二○年組織了一個秘密的革命團體，發動游擊戰爭。
侵略者統治著雖然用各種野蠻的屠殺，死刑和迫害來對待蒙古革命者，但蒙古的革命團體和革命游擊隊卻日益壯大，到一九二一年的三月便舉行了一個游擊隊和恰克圖附近的盟族的代表大會，選出臨時的革命政府，會上並以大多數決議，請求蘇聯的幫助。
在三月十七日到十八日夜間，蒙古革命游擊隊便攻佔了恰克圖，不久，又先後擊潰了中國北洋軍閥侵略軍萬餘人，日寇扶植的白俄溫根男爵反動騎兵一萬一千人，在戰爭過程中，蘇聯紅軍曾出兵援助蒙古革命游擊隊，使革命取得了勝利。
在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蒙古已宣告了獨立，建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國。當時，中國的國共合作的廣東革命政府，對蒙古的獨立是承認的，因為孫中山先生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已承認了「民族自決」的原則。「那末，正式承認蒙古獨立問題為何一直拖到一九四五年呢？承認經過如何呢？」由於在一九二七年叛賣革命的中國國民黨反動政府，一直堅持大漢族主義，所以不肯承認蒙古獨立。而蒙古從革命以來，在蘇聯的友誼幫助下，內部已建設的很強盛；對牽制打擊日寇保衛遠東和平，有也很大的貢獻，如一九三五年和三六年，蒙古革命軍曾兩次擊退了日寇在蒙古國境內東部的挑釁行為；一九三九年在諾門坎，蘇軍蒙軍並肩作戰，給進犯的日寇以嚴重的打擊。在中國八年抗戰中，蘇聯遠東t軍和蒙古革命軍對百多萬日本精銳關東軍的牽制，對中國抗戰是極大的幫助。而在一九四五年的八月十日，蒙古人民共和國有對日宣戰，配合蘇軍，聯合東北抗日聯軍，出兵夾擊日寇，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間，建立了卓著功勛。因此，世界各國，尤其是中國，應該正式承認蒙古的獨立，這是義不容辭的。
所以，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同時，雙方又交換了「關於蒙古人民共和國之獨立的問題」的文書。在文書中，中國國民黨政府聲明：「……由於外蒙古人民屢次所表示出的對於獨立的熱望，中國政府聲明：在日本失敗以後，若是外蒙古人民的投票公決證實此種熱望時，那麼，中國政府將承認具有其現時境界的外蒙古之獨立。……」
「投票公決」的結果如何呢？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日舉行的蒙古人民投票的結果，有百分之九十七?八的人，投票贊成獨立，連國民黨政府派去監票的內政部次長雷法章，也對投票手續表示滿意（見塔斯社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庫侖電）。
蒙古的獨立，就是在民族自決的原則下，一個新國家的誕生，給世界的和平民主陣營增加了一份力量。承認蒙古獨立，對每個真正愛國的中國人來說，是天經地義的事，只得歡呼的事。只有國民黨反動派才痛恨蒙古獨立，他們在當時被迫成人了蒙古獨立，事後又大肆造謠，侮蔑人民的蒙古，侮蔑蘇聯，說：「蒙古獨立是中國領土的喪失」。反動派這樣說原也不足為怪，可怪的是，我們人民中有的人居然也有宗主國的情緒，似乎蒙古也非得劃在中國「版圖」上不可以似的，這實在是中了大漢族主義的毒。
[註：胡華為我國著名中共黨史專家，曾任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教研室主任，中共黨史系名譽系主任。]
人民日報1950.02.24


人民網上的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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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提起斯大林就有三肚子氣【2】
張家康
2012年07月11日10:04 來源：黨史文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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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談到斯大林對自己的壓抑時，毛澤東尤為動情地說：「講起斯大林，我們有三肚子氣。可是，我們還認為他是三分錯誤，七分成績，這是公正的。」他尤為欣賞斯大林破除迷信的風格。他說：「學習馬列主義，沒有勢如破竹的風格，那多危險。斯大林後期有這點風格，也可稱勢如破竹，只是破得不好，有些破爛了，他寫的列寧主義基礎、語言學、經濟學，有很多正確部分，但也有錯誤，有些問題值得研究。」
老虎口裡的肉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實行「一邊倒」的外交路線，即「倒向社會主義一邊」。建國之初，百廢待興，新中國首先想到的便是尋求社會主義陣營老大哥———蘇聯的支持。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１６日，毛澤東率領代表團到蘇聯訪問。當日，斯大林便接見了毛澤東。後來，毛澤東被安排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個別墅里，斯大林對他採取了不冷不熱的態度，十多天不予會見。毛澤東想起四年半以前，國民黨政府外交部長宋子文訪問蘇聯簽定所謂友好條約時，斯大林的態度遠比現在熱情得多。毛澤東惱火了，他對蘇方人員說：「你們讓我來莫斯科什麼事也不辦。幹什麼？難道我來這兒就是為了吃飯、拉屎、睡覺嗎？」斯大林知道后，才帶著莫洛托夫等，來到毛澤東下榻的別墅，當面表示歉意和蘇中友好的誠意。

毛澤東也清楚這次訪蘇的艱難，當塔斯社記者詢問他將待多長時間時，他說：「我打算住幾個星期。我逗留蘇聯時間的長短，部分地決定於解決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利益各項問題所需的時間。」他說，所要解決的問題，「首先是現有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問題，蘇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貸款問題，貴我兩國貿易和貿易協定問題，以及其他問題」。中蘇兩國要解決如此重要的問題，可是，斯大林卻將毛澤東置之別墅，不聞不問，使中蘇會談一開始便冷了場。這究竟是為什麼呢？據隨訪的伍修權（時任外交部蘇聯東歐司司長）回憶：

當時新中國成立才兩個多月，蘇聯對我國的情況特別是某些方針政策是持懷疑態度的，例如，過去我們不聽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錯誤主意，斯大林就懷疑我國走「南斯拉夫的道路」。我國的一些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參加了政府，蘇聯就懷疑我們會不會執行親英美的路線等等。因此，蘇聯……對我們的態度又是冷漠和懷疑的。

中蘇之間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標誌著中蘇兩黨、兩國之間建立起兄弟般的友誼。可是，這種友誼的建立是來之不易的，毛澤東、周恩來等殫精竭慮，周密思考，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和心血。毛澤東對此一直記憶猶新。１９５７年１月，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說：「我們同斯大林有不同意見，我們要簽中蘇條約，他不訂，要中長路，他不給，但老虎口裡的肉還是能拿出來的。」

次年３月，毛澤東又在成都會議上說：「１９５０年，我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吵了兩個月。對於訂立互助同盟條約、中長路、合股公司、國境問題，我們的態度：一條是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爭；一條是你一定堅持，我接受。這是因為顧全社會主義利益。還有兩塊『殖民地』，即東北和新疆，不準第三國的人住在那裡，現在取消了。」



１９４９年的蘇聯之行，對毛澤東來說是一次難以忘懷的、不愉快的遠足之旅。幾年後，毛澤東在黨的一次會議上，又再次舊事重提：「……戲台上的英雄豪傑出來，踱方步，與眾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樣的人，他比我矮，畫家定要把他畫高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多高多重是物質問題。蘇聯畫家畫我們兩人坐像，他在抽煙，我手裡拿一本書，表示向他學習。中國人奴隸當慣了，似乎還要當下去，盲目屈服於那時蘇聯的精神壓力。馬列主義對任何人都是平等的，應該平等待人。」

老韃狗老舍（舒舍予）死有餘辜

僅在50年代，老舍就幾乎身臨其境地參加了文藝界所有的政治鬥爭：從批判俞平伯的「學術錯誤」開始，到批判胡適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再到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批判「丁、陳反黨集團」，批判章伯釗、羅隆基、徐燕蓀、吳祖光、趙少侯、劉紹棠、鄧友梅、從維熙等人的右派言論。無論是否自覺自愿，在有關的批判會上，作為與會者的老舍，痛斥批判對象，表達自己與黨和人民一致的堅定立場；有時，還須以一位文藝界的代表、具有某項領導者的身份，在報刊上公開發表措辭激烈的批判文章。

不妨先看看胡風事件中他的表現。

胡風事件是一樁典型的文字獄，可老舍對其卻不遺餘力地進行抨擊。先是1955年5月25日，老舍以北京市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主席的名義，與副主席張季純、曹禺聯名發表文章，擁護「聲討胡風反革命集團」。

聲明說：《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第二批材料》使我們更深刻地認清了胡風的反革命罪行。……胡風的反革命面貌和手段，是何等的陰險和令人不能容忍！我們要求依法取消他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資格，開除他的中國作家協會會籍，撤銷他所擔任的一切職務！我們要求大張旗鼓地把鬥爭進行到底，徹底搞清胡風的政治背景。

接著老舍又自己操刀寫下《看穿了胡風的心》，就並非簡單的表態文章了。首先，在與胡風交往的二十年時間裡，他對作為老朋友的胡風就已經有「心地褊狹，目空一切」的印象。看了舒蕪發表的《胡風信札》，才知道胡風是要「用鐵筋皮鞭」毒打黨內的作家和進步作家們，殺人不見血！他認為，除了「受過美蔣特務訓練的人」，沒人會有如此心腸。

老舍從那些信札，還看出來胡風「是要鎮壓革命，去作文壇的暴君」！他有「一顆極端狂暴狠毒的心」。而且，老舍在看了揭露「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二、第三批材料以後，接連寫了《掃除為人民唾棄的垃圾》和《都來參加戰鬥吧》兩文，認為胡風集團「是一夥牛鬼蛇神、為人民唾棄的垃圾！他們天天吃著人民供給的糧食，卻仇恨人民民主專政的一切，干著顛覆人民政權的罪行。這些破壞人民事業的暗藏的反革命罪犯，應依法予以嚴懲」！其幫凶形象，至今讀來仍栩栩如生。

再來看看老韃狗老舍對另一樁冤案「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的赤膊上陣。

1957年6月至9月，中國作家協會陸續舉行了27次黨組擴大會議，「批判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老舍先後共參加了20多次作家們的辯論會，他「感謝作家協會黨組給我這種機會，使我受到永難忘記的教育」。他在《個人與集體》的發言中，批判「丁玲在作協與文藝界裡面，破壞團結，搞小集團」，是「惟我獨尊的惡霸作風」。「丁玲的行為不但自絕於作家，也自絕於人民，除非她馬上低頭認罪，悔過自新。」

威脅丁玲不要再「花言巧語，不老實交代問題，僅作抒情的獨白，企圖以美好的修辭，聲淚俱下的做派，邀得大家的惋惜與諒解。……說真話吧，只有挖凈你的個人主義的根子，洗清你的靈魂，你才能看見社會主義」。最後，老舍感謝作協黨組邀請他參加黨組擴大會議，使他受了教育。

看老舍寫的那些批判文章，會發現這種諷刺加幽默的老舍式批判，可能更讓被批判者哭笑不得。他的方式也並不都是以前聽有些人常說的，用的多是溫和、輕描淡寫的詞句。另外，看得出來，老舍對發言是做了準備的，批判時並非無的放矢。以他1957年9月17日在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擴大會議上的發言為例，他認為右派分子，雖已節節敗退，但「反黨小集團還未完全崩潰，徹底認罪」。老韃狗聽了右派們的檢討，覺得他們「必須端正態度，學會忠誠老實」。

老舍平時對丁玲看不慣，要煞煞她的銳氣。「丁玲一向看不起我們，今天依然看不起我們。她的優越感使她在交代自己的罪過的時候，還想向我們示威，叫我們看看她怎麼心細如髮，會做文章。她若是不能忘了她的狂傲，忘了自己的面子，就不會忠誠老實。」

他還特別提醒：「各反黨小集團的男女老少，必須老老實實地把心靈中的垃圾傾倒凈盡，重新做個乾乾淨淨的人！」

老舍對那些正派文人的瘋狂迫害，有時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譬如，當時被打成右派的青年作家從維熙就曾回憶：他當年在《長春》月刊發表的小說《並不愉快的故事》，「不過是揭露農村生活的真實一隅，卻首先被長春市文學界聲討，視為一株大毒草。此篇聲討文章被《北京日報》文化生活版轉載，我尊敬的前輩作家老舍在《北京文藝》上著文時竟說：從維熙寫《並不愉快的故事》，意在煽動農民造反。（我非常尊重老舍先生在文革中的太平湖之舉，老人為後代文人作出不甘屈辱的示範。但為了尊重1957年歷史真跡，請原諒我寫上了這一筆。）」

老舍的原文是這樣的：「我們看一看這些人的創作實踐，不是就很清楚嗎：劉紹棠的《田野落霞》，把農民、黨員、幹部寫得無可再丑；從維熙的《並不愉快的故事》，竟煽動農民鬧事，反對農業合作化。難道能說他們腦子裡沒有什麼思想支配嗎？我看這就是資產階級右派思想作怪的結果。……《田野落霞》和《並不愉快的故事》能給人們什麼教育呢？只能教育人們去反對共. 產. 黨、反對社會主義。這不是很清楚的事嗎！」

過來人都知道，在那個年代，如此「上綱上線」，足以將叢維熙送進地獄！這豈是一個厚道人所應做的？


吳晗作為獨立史學家時的觀點如何？ 請看：


吳晗（歷史學家）(原載上海１９４６年《民主周刊》第四十四期)

在二百多年前，清朝政府為了貫徹奴化政策，曾經嚴厲執行一個長時期的文化殺戮，舊書新書凡是有涉及外族的地方，一律修改，有詆毀的地方，全書抽毀或禁行或全毀。現存的作者一被舉發，充軍，殺頭，籍沒連接一大套。留下來的成績是一大部經過抽改，經過「消毒」（民族思想）的四庫全書，一大套禁毀書目，和幾萬萬被壓迫人民的仇恨。

清朝政府為什麼這樣做？因為它是少數民族，單憑一點有限的武力，和由這武力所締構的窮凶極惡的專制政權，來奴役廣大的人民。它害怕文化，害怕人民的民族思想，越想越怕，恐慌得不得了，才來這一手文化殺戮。


清軍入關，一遇抵抗，必「焚其廬舍」，「殺其人，取其物，令士卒各滿所欲」，轉戰燒殺三十七載，方才初步平定中國；短短三十餘年間，使中國人口從明天啟三年（1623年）的五千一百六十五萬零四百五十九人減至順治十七年（1660年）的一千九百零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凈減三分之二。繁華的大都市盡毀於清軍之手，著名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都是在幾乎殺絕之後才下令「封刀」，僅揚州一城，死者即達八十餘萬。整個中國「縣無完村，村無完家，家無完人，人無完婦」，慘狀讓三百餘年後的我讀來仍陣陣心痛。有思想、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幾被殺盡，留下的大抵是一些順服的「奴才」，以致有人說中國國民素質的低下就是緣自明清之際。

其實東方的落後於西方，正是始於明朝的滅亡。那時中國亡了，東方沒有一個像樣的國家可以代表東方文明；清朝又在中國的故土上壓制嚴論，禁止結社，導致中國的科學停滯不前。原本已經出現的資本主義經濟、思想萌芽，在清軍南下的鐵蹄下無奈地枯萎了。對於無知的蠻族來說，當然越愚蠢的人民越容易統治，於是中國故土上的人民就一天天愚蠢下去了，又怎麼能和西方競爭？滿族人由於害怕漢族反抗，故意讓漢族軍隊（所謂綠營）訓練松弛，裝備原始；而滿族的八旗兵又軍紀敗壞，只會胡作非為，毫無戰鬥力。這正是在西方軍隊的打擊下，清軍會如此不堪一擊的原因。中國重新開始發展，正是在光復之後。也就是那時候，中國才算復了國。由此點看，清朝統治的近三百年時間，正是中國落後的原因。


斯大林非常痛恨蒙古金帳汗國對俄羅斯幾百年的統治，所以數次命令外蒙不許祭祀成吉思汗，並不斷將外蒙俄羅斯化，現在的外蒙古文字已跟內蒙文字完全不同，俄式蒙文已完全不同於歷史上源出新疆的維吾爾老懞古文和源出西藏的八思巴蒙古文。



斯大林禁止蒙古國祭祀成吉思汗，可是中共這邊呢：
　　
　　中國共產黨延安公祭成吉思汗全文
　　中共黨人在延安舉行移送成吉思汗陵寢至甘肅興隆山時舉行的萬人迎陵公祭上發布的祭文。當時紅軍總司令朱德向延安成吉思汗紀念堂題詞：紀念成吉思汗，中華民族的英雄！
　　「維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六月十八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代表謝覺哉——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代表騰代遠，陝甘寧邊區政府代表高自立率延安黨政軍民學各界謹以清酌庶饈之奠，致祭於聖武皇帝元太祖成吉思汗之靈：『日寇逞兵，為禍中國，不分蒙漢，如出一轍；器然反共，實則殘良，漢蒙各族，皆眼中釘；乃有奸人，蠢然附敵，漢有漢奸，蒙有蒙賊；驅除敗類，整我陣容，抗戰到底，大義是宏；頑固分子，准投降派，摩擦愈凶，敵愈稱快；鞏固團結，唯一方針，有破壞者，群起而攻；元朝太祖，世界英傑，今日郊迎，河山聚色；而今而後，兩族一家，真正團結，唯敵是撾；平等自由，共同目的，道路雖艱，在乎努力；艱苦奮鬥，共產黨人，煌煌納領，救國救民；祖武克繩，黨仁不讓，大旱盼霓，國人之望；清涼嶽嶽，延水湯湯，此物此志，寄在酒漿；尚飧。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憲法第十四條赫然宣布： 「我們贊成中國境內的所有少數民族都能夠從中國分離出去，都能夠獨立自成一國」。
　　
　　原文：
　　
　　"十四、中華蘇維埃政權承認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民族自決權，一直承認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國脫離，自己成立獨立的國家的權利。蒙古、回、藏、苗、黎、高麗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國的地域的，他們有完全自決權：加入或脫離中國蘇維埃聯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區域。中國蘇維埃政權在現在要努力幫助這些弱小民族脫離帝國主義、國民黨軍閥、王公、喇嘛、土司的壓迫統治，而得到完全自主。蘇維埃政權更要在這些民族中發展他們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言語。"
　　
　　「假如你承認外蒙獨立，那麼蒙古族就跟朝鮮、哈薩克、塔吉克等民族一樣屬於跨國民族 ，也就變相承認外蒙自古以來是一個獨立國家。」
　　


國民黨方面的行為看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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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陵移靈記
馬萌
上世紀三十年代初，日本侵略中國之野心，日益暴露，其中重要一步就是策劃滿蒙獨立。日軍和內蒙叛亂王公，企圖先將成吉思汗陵內聖器文物，搶到包頭。
　　駐守榆林的國民革命軍86師師長井岳秀一方面派精兵保護，併到成陵視察。過綏德，吊蘄王韓世忠祠有感，賦詩一首《蘄王故里》：
蘄王祠宇野花秋，回首雕山峰上頭。
舊業未能歸趙宋，中興空自說張劉 。
江皋桴鼓紅顏恨，湖畔騎驢國士憂。
往事那堪常記憶，北風塞外使人愁。
　　井岳秀帶著秋、空、愁、恨、憂的心情，遠望成陵，它是一個複式蒙古包，高約一丈五尺，兩個包上有銅頂子，光輝閃爍，包內安放成吉思汗靈柩，為長方銀棺，第二個是皇后靈柩，包內祭典可容數十人。

整個移靈工作則是在井岳秀去世后的民國28年（1939）完成的。關於這次移靈，陝西地方志中記載頗多。
據陝西《乾縣縣誌•大事記》，「民國27年(1938) 5月，成吉思汗靈牌車過乾北上甘肅。」（《乾縣縣誌》記述的這一時間可能有誤，整個移靈工作是在1939年進行的，應為民國28年）
榆林，成吉思汗靈櫬西遷離蒙入陝的第一站。天水行營、陝西省政府格外重視。他們分別發出通知，要求榆林黨政民學商等各界熱烈歡迎、祭奠成吉思汗靈櫬。據陝西《榆林市志•大事記》，「民國28年（1939）5月，成吉思汗靈柩路經榆林街時，觀眾如堵，停靈於城內三義廟，榆林軍民隆重祭奠。」
據《陝西省志•大事記》，「民國28年（1939）5～6月，成吉思汗靈柩內遷。日寇侵佔綏遠后，妄圖搶走成吉思汗靈柩。國民政府根據蒙族請求，決定將成吉思汗靈柩內遷青海省塔爾寺移葬。遷移事宜由蒙藏委員會蒙政長楚明任護送專員。靈柩遷移中要經過延安。延安在十里鋪設立迎靈辦公室。6月21日，成吉思汗靈柩抵達延安，中共中央、陝甘寧邊區在十里鋪舉行萬人迎靈、祭典儀式，謝覺哉、柯慶施、滕代遠、王若飛、莫文驊、高自立以及國民黨膚施(今延安)縣黨部、縣政府高仲謙等參加迎靈祭典儀式。主祭謝覺哉，曹力如宣讀祭文。」
按照抗戰時期的戰區劃分，陝北米脂，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的防區。6月18日，中共中央代表謝覺哉、八路軍代表滕代遠代表延安各界早早地來到盤龍山下的米脂縣城，等待成靈遷移隊伍的到來。
下午4時30分，成靈西遷車隊入米脂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總司令部在這裡舉行了祭奠儀式。謝覺哉在祭奠儀式上宣讀了激情滿懷的祭文，他代表中共中央號召五族一家，內除敗類，外抗強敵，直取得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靈車當晚宿於陝北米脂縣城，八路軍後方留守兵團第8團派出一連官兵與護靈憲兵一起，合力警衛成吉思汗靈櫬。
據《西安市志•大事記》，「民國28年（1939）6月25日，成吉思汗靈柩從內蒙古伊金霍洛旗內遷甘肅榆中興隆山，途經西安，省政府主席蔣鼎文在鐘樓下主持公祭儀式，參加公祭和迎靈的達20萬人。」
成吉思汗回歸故里是在解放后，1953年6月，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應蒙民要求，向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呈上懇將成吉思汗靈櫬遷回鄂爾多斯伊金霍洛的報告。時任政務院總理的周恩來批准了這份報告。周總理高度重視，他批示道：撥付80萬元專款以新建成吉思汗陵園宮殿；自治區政府擬成立建陵及請靈委員會。
1954年4月7日，成吉思汗靈櫬被安厝在1939年西遷時的陵地里，忽蘭哈敦靈櫬重歸小伊金霍洛，象徵民族精神的蘇魯定雄壯地聳立在屬於它的伊金霍洛草原。在整個中華民族一起經劫難的成吉思汗之靈，回到了鄂爾多斯，回到闊別15年的故土，回到朝思暮念它的同胞們身邊。
4月23日(農曆三月二十一)，成吉思汗靈櫬回遷之後規模空前的首次大祭在伊金霍洛舉行。巴音昌霍克河兩岸，阿拉騰甘德爾山樑，人群似海，祭禮如山，彩旗飄揚，歌聲回蕩。再也不是西遷時的悲涼，再不是逃難時的凄慘！舊貌新顏，換了人間！
時任內蒙古自治區政府主席的烏蘭夫親自主持大祭，他在大祭開始時發表激情漾溢的講話：「同胞們！今年的大祭，是在中國人民趕走日本帝國主義，新中國的紅旗迎風飄揚的日子裡舉行的！這足以告慰於大汗的在天之靈！」
作者單位：陝西省煤田地質局一三一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