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諾頓考驗中美新型大國關係

很顯然，美國可能需要中國在引渡斯諾頓上提供外交和政治合作。但北京並不應該干預香港處理斯諾頓引渡案中的法律程序和法律規則，斯諾頓是否應該引渡更不應該成為中美之間的外交和政治爭議。

美國國家安全局前特工愛德華·斯諾頓在香港全力揭露美國政府監聽和跟蹤美國公民電話、電郵等電子通訊一事，已經不再成為簡單的美國公民的個人隱私和自由權利爭議，正在演變成為中美網路安全「口水戰」的重磅武器。6月13日香港《南華早報》刊登對斯諾頓在秘密地點的專訪，指責美國政府有組織和有系統地對「香港和中國大陸」採取網路黑客行動。斯諾頓的爆料，適時地暴露出美國對中國發動「網路戰」的事實，揭示出了美國政府近半年多來密集地指責中國犯有「網路罪」(cyber-crime)背後的虛偽。然而，斯諾頓的橫空出世，在給中美網路安全形力「添料」的同時，也給中美關係出了一道難題。北京和華盛頓究竟如何處理和對待斯諾頓，將直接考驗剛剛結束的安納伯格莊園中美首腦會晤的成色。

網路諜報戰不是新名詞。隨著網路成為信息和通訊的主要載體，網路安全迅速成為國家安全的「新邊疆」。世界各國、特別是信息技術發達和信息網路設施強大的國家利用網路和IT信息技術來進行情報搜集、人員跟蹤和信息監控，已經越來越普遍。世界經濟前30位的國家，大體也是網路空間技術使用最廣泛的前30位國家。這些國家在網路空間提供的信息服務系統和信息交換平台，佔據了世界人口總數90%以上的網路信息傳送空間。尤其是美國、日本和歐洲的網路供應商和服務商，佔到了世界信息技術市場份額的70%。結果是，誰能有效地監視網路信息交流，則意味著誰就能監視和影響全球的信息傳送和交換。

各國防務和諜報部門最關心的是網路諜報戰，即通過網路獲取基於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目的而想要獲取的信息與諮詢。但中美網路安全問題上的相互指責生動地反映了網路時代國家間競爭和博弈的新特點，網路技術手段為基礎的對信息的監控、獲取和利用能力，正在成為國家間競爭最為激烈的「看不見的戰線」。

美國是全球網路技術和網路通訊方面最主要創新者、商用服務提供者和信息平台的終端控制者，美國也成立了世界上最早軍事性網路司令部。美國「網軍」的規模和技術能力無疑是全球頂尖的。但在斯諾頓在香港「橫空出世」之前，沒有政府官員公開暴露過美國政府的網路信息監控的能力和規模。世界對於美國政府的網路信息追蹤和監視能力也基本處於猜測與假想的地步。
有了斯諾頓，網路世界的「美國能力」已經前所未有地清晰化。有了斯諾頓，網路世界幾乎在一夜間「告別昨天」。

「稜鏡」並非最火爆的爆料

斯諾頓的爆料中最火爆的不是美國國家安全局的「稜鏡」計劃。這一計劃產生於2007年，並在2012年經奧巴馬政府認可繼續生效。從「九一一事件」之後，美國國土安全部整合美國的情報機構，專門成立「國家安全局」，就是專門為了反恐來監視和監控美國公民以及境外可疑人員的信息傳送。「稜鏡」計劃的存在並非是秘密。斯諾頓爆料中最火爆的部分是美國的網路監控的深度和廣度。美國政府可以要求美國幾乎所有的一流網路與電子通訊開發商和運營商與之合作，提供美國想要的客戶資料，獲取這些網路運營商伺服器中的使用者數據，並通過自己強大的網路攻擊技術，監控一切美國「想要監控」的對象，獲取一切美國想要獲取的網路信息數據。

斯諾頓的爆料，也是第一次由一位美國網路諜報隊伍中的內部人員挺身而出告訴世界，美國政府有大規模針對中國、香港的網路諜報行動。中美之間的「網路戰」不再是美國單向地指責中國如何由軍隊機構的網路部隊對美國竊取商業機密，北京一再強調自己也是網路黑客受害國的辯解終於有了「人證」。斯諾頓讓中美之間的「網路罪行指責」，一剎那變成了「雙向」的、而不是單向的。

目前，和美國政府合作的信息公司，一網打盡了美國知名的國際名牌，例如谷歌、微軟、推特、雅虎、蘋果和臉書等大公司。美國國家安全局長期監聽電話用戶通話，並且通過「稜鏡」計劃監控主要網際網路服務商的伺服器數據。美國政府通過與這些公司的合作監控全球範圍內的網路信息傳送數據。網民們自以為通過設置個人密碼、載入反木馬軟體等手段保護個人隱私和信息自由，但在美國政府強大的網路監控能力面前都變了「擺設」;個人生活越來越依賴於iPhone、iPad等通訊產品的今天，斯諾頓的爆料讓世界真實地意識到，手中最便捷和輕巧的通訊工具背後，不知道黑暗中還有多少雙眼睛在窺探。這是一個讓人很驚悚的場景。

問題是，網際網路通訊和信息傳送數據的監控並非僅僅是美國政府。如果中國和美國因為擔心和憂慮對方的「網戰」能力而紛紛提升本國的網路信息監控範圍和深度，如果今天世界各國紛紛為了國家安全的目的而大肆擴大本國政府對安全對手、或者潛在安全競爭對手的網路滲透和監控，網際網路在為全球提供信息傳送便利的同時，也將成為全球個人隱私和通訊自由權利最受蔑視和最被濫用的領域。

今天，已經成為國家安全「新邊疆」的網路安全建設，既需要防範各種目的「惡意軟體」與「黑客攻擊」威脅，防止和避免國家網路諜報能力的濫用，更需要依法限制和規範即便基於國家安全目的大規模政府監控。

斯諾頓是「安納伯格精神」檢驗劑

斯諾頓的爆料在一定程度上轉移了國際媒體對中美網路爭議的關注，也讓世界意識到美國並非有足夠的道義高度來指責中國的網路問題，但斯諾頓的出現沒有減輕了網路安全在中美關係日程上的優先次序，相反，由於斯諾頓在香港的居留以及美國引渡斯諾頓的請求，中美關係正在遭受「斯諾頓煎熬」。

首先，香港特區政府和美國簽署有司法合作協議，規定了香港特區政府有應美國要求引渡認定的嚴重刑事犯返回美國的責任。但在香港現有法律系統中，斯諾頓案會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案例。斯諾頓如果要求政治庇護，或者難民身份，特別是政治難民身份，香港法院似乎很難判決斯諾頓必須強制引渡回美國。斯諾頓在香港特彆強調，他站出來揭發美國的「稜鏡」計劃，是為了「捍衛全球人民的基本自由」。作為美國國家安全局的前僱員，他的行為依照美國法律是嚴重泄密罪，是刑事犯確認無疑;但從其「作案」動機和目標來看，卻有著非常鮮明的政治性。一旦斯諾頓在香港申請政治庇護，或者政治難民庇護，將非常符合這種庇護所需要的基本條件。

斯諾頓已在香港得到了不少網民的同情，連日來在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附近發生的力挺斯諾頓的示威活動，更是說明了香港民眾對斯諾頓爆料行動的高度認可。即便香港政府為了維持和美國的良好關係，在美國的壓力可能考慮履行引渡責任，但在目前全球媒體中斯諾頓形象毀譽參半，包括香港在內的全球網民大多同情斯諾頓的背景下，香港政府無法簡單地只從維護港美合作的角度來處理斯諾頓案件。

從中美關係來看，斯諾頓確實給兩國政府都出了一個難題。美國媒體懷疑斯諾頓隱蔽地來到香港爆料，可能背後有「中國身影」;甚至還有媒體懷疑中國政府也會介入到香港政府對斯諾頓問題的處理。懷疑中國政府策反，或者故意利用斯諾頓給美國政府出醜這樣的假設，可以肯定是沒有根據的。如果中國政府有直接影響斯諾頓的能力，北京理論上不會讓他爆料，而只會讓他秘密地進入中國，斯諾頓本人就是一座網路情報的「金礦」。如果北京能影響到他，只會關起門來慢慢挖「金子」，絕不會讓他成為引發如此震動的公眾人物。

從現有的各種證據來看，我們也不應貶低斯諾頓爆料背後個人的自由主義衝動和把自己最終變成「網路深喉」的強烈使命感。斯諾頓只有29歲，個人生活經歷並不複雜。作為電腦天才，在美國國家安全局的收入不菲。各種線索都使人必須相信，斯諾頓的爆料不是為了錢，不是為了女人，很可能是基於一種個人理想性質的「救世情懷」

問題是，如果斯諾頓回不去美國，斯諾頓背後的「中國陰謀論」永遠不會結束。美國就會不斷懷疑是否中國想要真正得到斯諾頓。2012年3月王立軍前往重慶美國領事館尋求政治避難，最後被華盛頓拒絕了。很顯然，美國可能需要中國在引渡斯諾頓上提供外交和政治合作。但北京並不應該干預香港處理斯諾頓引渡案中的法律程序和法律規則，斯諾頓是否應該引渡更不應該成為中美之間的外交和政治爭議。斯諾頓的去留應該成為香港依據自身的法律制度而可以獨立處理的法律技術問題。

把斯諾頓還原到中美關係，其歷史性的作用並不是他將如何成為中美網路口水戰的一枚棋子;恰恰相反，斯諾頓所帶來的衝擊波，應該引發包括中美兩國在內的世界範圍內對規範和管理網路空間活動的重視和期待。只有各國政府率先成為網路世界中法治和正義的維護者，只有中美兩國為建立和踐行網路安全規範首先建立起合作的楷模，網路空間才能真正成為21世紀世界穩定與繁榮的全球公共基礎設施，網路時代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才能真正得以保障。斯諾頓案件應該加速中美網路安全談判進程。

作者 朱鋒  是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