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苦逼：中共秘密特工曝光其潛伏在柬埔寨的經歷！

　　作為中國赴越南的特工人員之一，今年82歲的黃時明在「隱藏」33年之後，首次向筆者揭秘自己在越南8年的特工經歷。

　　1958年秋天，我，一名出生在金邊、曾在西貢讀書、1950年回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青年華僑——常修文，突然被黨組織選中，奉命加入中國的隱秘戰線，參與境外情報搜集工作。

　　接到組織調令，我既興奮，又緊張。即使在剛剛踏入隱秘戰線的那一刻，我也能夠大致猜測到這種工作的艱難性和危險性，但我更加明白：一個革命者，必須隨時隨地聽從黨的召喚，無論將來遇到什麼樣的危險，都要堅持到底，戰鬥到底！

　　集中訓練-奉派出國

　　我潛回了自己的第二故鄉

　　接下來的三個月，我和妻子接受了高強度的培訓。要學習的東西太多了，緊張的學習是我無暇分心考慮未來的工作。多年之後我才知道，為了我的工作方向，組織上曾有不同意見：有人主派我到南越工作，因為那裡的工作更需要我；也有人主張我返回柬埔寨，因為我對柬埔寨的情況更熟悉。

　　1959 年元旦后，領導找我談話，發布了派出命令：目前，有關越南南部的情況，主要依靠一些從南越出來的人提供，質量不高，來源不夠穩定。我們希望派遣自己的幹部進入越南南部地區，並在當地立足紮根，以便搜集第一手資料。派出之後第一階段的任務是：「突破越南統治禁區，為未來的工作做好準備。」

　　我和妻子一起邁出國門，在香港停留了幾個月，辦妥了各項手續。為方便工作，根據組織上的要求，我妻子暫時留在香港。1959年3月，我由香港乘坐法航班機，前往我的第二故鄉——金邊。

　　由於我的全家都在金邊，因此，我很快就在金邊站穩了腳跟。根據組織要求，我還必須進入南越的西貢，在那裡建立起自己的關係網——1959年的夏天，我進入越南南部的「敵占區」展開了工作。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給自己辦一個合法的身份證。

　　進入西貢，隨處可見咄咄逼人的美國軍事機器：美式戰車、運兵車，大搖大擺的在南越的街道上穿梭賓士；美國人駕駛的噴氣式戰機突破音障發出的巨響，常常警醒夢中的南越居民，這使得美國軍隊尚未正式介入越戰，但所有的人都在議論：美國軍隊，已經來了！

　　有了美國的大力支持，吳庭艷政權不僅拒絕進行民主選舉，而且對南越境內所有抗擊過法國殖民者、同情共產黨的居民進行大肆搜捕。為了鎮壓百姓，吳庭艷甚至擺出了中國古代的「連坐法」，只要發現一人同情共產黨，就會抓走一批人審訊。整個越南地區，處在白色恐怖之中。

　　除了工作環境險惡，還有兩件事最難。

　　其一，50年代末，我國政府的各項資金都不充裕，因此黨組織無法提供工作經費以及生活經費，一切「費用」都要靠你自己去「賺取」，而且組織上還規定：不許巧取豪奪，不許參與走私。其二，深入敵後，千難萬險，你在工作，你在戰鬥，但是沒有勳章，沒有榮譽；其時不幸被捕，黨組織也不能向美國中情局、前蘇聯克格勃那樣出面、花錢營救你。

　　但我們這支隊伍是一支英雄的隊伍，全體情報人員都有神聖的使命感和強烈的事業心，他們愛祖國、愛人民、愛我們得當，無怨無悔地奉獻設自己的一切。

　　1959年夏末，我回國彙報工作。黨組織隨即給我下達了新的工作指令：「在繼續做好省份立足工作的同時，必須設法在柬埔寨、越南之間，開闢一條通常的交通線，準備在必要時輸送人員和重要物資。」

　　領導在下達這一指令的同時，還表示：「建成這條交通路線的時間，不受限制，但必須保證這條交通線的絕對安全。」

　　這可真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建成這樣一條「絕對安全」的秘密交通線，偷渡邊境要花錢，辦理證件要花錢，廣交朋友更要花錢……可我偏偏沒錢!這個時候，我的父親已經逝世，我母親年事已高，她白己的生活還要靠我的兄弟贍養，而我的兄弟們也只是小本經營的普通商人，而且，就算他們有錢，難道我能伸手朝他們要錢?可是，作為共產黨員，我又無權向黨組織訴苦，因為1959年的秋冬，整個祖國的經濟形勢已經陷入了極端困難的境地。

　　作為丈夫，作為父親，作為(我岳父、岳母的)女婿，回國彙報工作的時候，我最害怕見到自己的女兒和岳母。因為我們夫妻雙雙出國工作，在廣州的小女兒，只能由她的外婆代為照看。女兒每次看到我們，總希望爸爸、媽媽能夠在她身邊多待些日子。可是，我們剛剛抵達廣州，休息幾天之後就必須北上京城，接受組織下達的新命令。

　　撫摸著女兒的頭，我說：「小梅乖，爸爸去北京，會給你帶回許多東西。」女兒哭著說，「小梅不要東西，只要爸爸!」岳母的牢騷更大，「你們既然要出國，就不該把我從國外喊回來!我這麼老了，還要替你們照顧孩子!你們誰都不要出國工作了，難道就你們夫婦倆有本領，非你們去不可?!」

　　可是，再次出發的時間到！1960年元旦過後，我必須離開美麗的羊城，再次南下(根據組織要求，我的妻子繼續留在香港)。那一天是周末，單位的領導都來送行，可我的岳母卻帶著小女兒去買東西了，因為她老人家害伯小梅會哭鬧著不讓我離開……我的命運早已決定，我的一切，屬於祖國屬於黨，屬於全世界被壓迫的人民。短暫的休整之後，漫長的戰鬥即將來臨。

　　違背規定-參與走私

　　我圓滿完成了上級指令

　　1960年初，我重返金邊，然後又重返西貢。我的朋友已經幫我辦妥了我在南越的身份證件，接下來就該考慮如何完成上級「建立運走輸線」的任務了。

　　考慮再三，我決定違背上級組織的相關規定，參與當地的走私活動。我以為，這樣做至少有三大好處：其一，參與走私，就能在越、柬邊界地區長時間地自由往來，其二，參與走私，就能夠最大限度地隱蔽白己的真實身份，其次，參與走私，才能夠逐步積累資金，並最終完成黨組織下達的「建立絕對安全的秘密運輸通道」的艱巨任務。

　　需要說明，我在國內參加隱蔽工作時，培訓我的個別領導曾經對我宣布過許多清規戒律：「不許參與當地的走私活動」，「不許參與賭博」，「不許……」。根據他們的解釋：走私就是犯法，如果走私被捕，一則影響了工作，二則損壞了名譽。

　　在國內接受培訓時，我也覺得這規定很有道理，但當我身處越南、柬埔寨邊境，當我面對上級領導下達的「任務和指令」時，我才發覺，某些清規戒律未必「放之四海而皆準」。於是，我開始按照自己過去經商的經驗，在越、柬邊界上，學著走起私來。

　　從1960年初到1961年的夏天，我用了一年半的時間，親身走遍了越、柬邊界的所有走私通道，以便最終選擇一條最為合適的「秘密運輸通道」。與此同時，我的走私能力和走私活動，也越來越成規模了，甚至可以用「有聲有色」、「成績斐然」來形容。

　　在開展上述工作過程中，我發現，在經濟與法治落後的國家，部分「緝私者」往往和「走私者」存在著「共生」關係。當時的越、柬邊界，控制十分嚴格，主要是吳庭艷政權害怕柬埔寨的金邊政府，會對他們「滲透」。可是，邊境的控制越嚴，當地的走私活動就可能越猖撅。

　　再者說，吳庭艷政權的邊境工作人員，工資微薄，如果僅靠政府發給薪金，生活自然桔據，為了改善生活，他們對能夠和他們平分走私利潤的人，往往會網開一面，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換言之，如果走私者不願和緝私者「共享勝利果實」，那麼他們就會遭遇嚴厲搜捕，但如果你心甘情願地奉獻走私所得的部分高額利潤，成為緝私者的「衣食父母」，那麼他們就會庇護你、包庇你、甚至冒著風險幫你把私貨「護送到」你所指定的目的地。

　　一年半之後，「安全和可靠的交通線」，已經有了清晰的輪廓。我自己，則成了越、柬邊界上眾多「走私犯」中的佼佼者。我在邊界的兩側，同時保持有「良好信譽」(繳納足夠的利潤給緝私者)，以致我完成上級任務、「改邪歸正」不再參與走私之後，許多我過去結識的走私者仍會把自己的貨物存放在我這裡，或者乾脆把貨物交給我，請我代為銷售。

　　千萬別以為我會坐在金邊或者西貢的家裡，休閑地等著我所雇傭的走私者「幫」我把私貨偷偷運到目的地——不!作為肩負重要使命的共產黨員，無論旱季還是雨季(注:越、柬兩國，沒有春夏秋冬之分，只有旱季、雨季)，我都會穿行在從山密林之中，親自參與走私。

　　在那些不見天日的茂密叢林中，我走過迷宮式的小路；在那些被洪水淹沒的白茫茫的湖面上，我在隱秘的水草叢中乘船潛行，在那些伸手不見五指的夜裡，我曾和我的夥伴攜帶利器，通過陰森可怕的地區——因為那些地區據說有野獸，也有強盜。

　　腳上長著又粗又厚繭子的「苦力」，都是我這個「老闆」雇傭的走私分子，他們說，這個「常老闆」為了謀取厚利，真是不惜冒險、不惜吃苦!可是沒入知道——為了完成黨組織下達的任務，我必須自己一步步地踏遍每一條走私小路，以便最終確定哪一條路才是最為安全的，哪一條路還可以作為「越、柬秘密通道」的備用之路。

　　放手賺錢-化敵為友

　　我成為境外「大商人」

　　1961年夏天，我再度回國彙報工作。組執上對我的工作表示非常滿意，並要求我「千方百計地在南越生根立足，創下基業，以便更進一步地開展工作。」這就是說，黨組織認為我在境外的「掙錢方式」，對隱蔽戰線未來的工作，十分有利。

　　根據「創造基業」之要求，返回金邊后，在1962年的整整一年間，我更加放開手腳地大做生意。利用香港的自由貿易港地位，我從香港買入可以在金邊和南越暢銷的短波收音機、電視機、電唱機、唱片等物品，運回金邊、運入西貢，同時，從香港購買人蔘、高麗參、西洋參、東北鹿茸等名貴中藥材，利用航包裹等形式，寄往金邊!為了生意上的需要，我又和金邊海關的官員們交上了朋友，通過他們幫忙，把各種貨物作為旅客用品，報關進入。這樣小批零的販運，本錢小、課稅少、周轉快，可以立竿見影地積累資金。

　　與此同時，我開始學著買賣二手汽車，並利用父親傳授的部分醫學知識，與人合作，在金邊和西貢兩個城市，先後開設了自己投資的製藥廠。經過一段時間的商業運作，不但為今後的工作積累起了必要的經濟基礎，同時也更好地掩護了我的真實身份，使我在當地的社會地位更加鞏固。

　　一名隱蔽戰線的特工，竟然需要自己去籌措資金開展情報工作，這種做法在今天看來，或許有點不可思議，但這卻是五六十年代中國情報工作的真實寫照。在那些艱苦的歲月里，據我知道，有不少被派遣出國的工作人員都能體諒國家的難處，體諒帝國主義對我們祖國的經濟封鎖，因此，自己努力籌措在海外的工作經費，有的同志甚至自願放棄國內的那份工資。這種革命情操，在當時的隱蔽戰線，被視為理所當然」。

　　1962年深秋時節，我利用前往香港採購製藥廠化驗儀器的機會，再次返回國內，彙報工作。由於當時國內的經濟尚未從困難中復甦，我在香港採購了大量食品帶回國內。我的妻子這時剛剛生了第二個孩子，可惜，由於懷孕時營養不良，孩子並不那麼健壯。儘管如此，我帶回的大量食品，除留一部分家用外，仍有一部分交給了組織，請組織代為分配，以照顧機關內其他有病的同志和家屬。

　　在聽取了我的詳細彙報后，上級對我的工作表示「非常滿意」。我提出：由於金邊、西貢兩個地方的工作繁多，且我「創建基業」的商業活動也越做越大，因此希望組織上能夠批准我的妻子——子辛，隨我外派，助我一臂之力。組織上批准了我的這一請求。1962年冬，子辛帶著我們的兒子，抵達金邊。

　　隨機應變-化敵為友

　　我和國民黨特工交「朋友」

　　在金邊和西貢從事情報搜集的，除了我黨派出的諜報人員外，還有數量更多的來自台灣的特工。一天，我正在和做二手汽車生意的蕭先生聊天，他突然神秘兮兮地對我說:「常先生，我看你一點也不像是中共派來的特務！」

　　聽了這話，我嚇了一跳，但表面上我還是若無其事地說：「依我看，你大概是看那些廉價的特務小說看多了，所以滿腦子都是稀奇古怪的想法，你怎麼會把我和中共特務扯到一起呢？」

　　蕭先生笑著說:「依我看，你當然不像什麼特務，倒像是《西廂記》里的張生，很有點風流倜儻呢。上次『巴黎』西藥房的女老闆說起你，還說是沒見過像你這樣瀟灑的汽車銷售經紀人，要我介紹你和她認識呢!可是，我雖然說你不像中共特務，但周先生一口咬定，說你是中共派來的。他不但告訴我一個人，而且還把這件事告訴了許多人。」

　　周先生名叫周球，金邊華僑，他的父親也是金邊很有名氣的中醫。周球比我大幾歲，曾和我同在金邊的學校讀書，算是我的學長。抗戰期間，周球返回國內，參加過國民黨在江西舉辦的幹部培訓班」，后又加入了國民黨的青年軍，出征緬甸，接受過抗日戰火的洗禮，在部隊中一度官拜少校。

　　小時候，我對周球很是崇拜，但抗戰勝利之後，我和周球對於許多事情的看法，開始分道揚鐮。我十分痛恨國民黨的腐敗和濫發金圓券，周球則繼續積極參加國民黨在金邊組織的各項活動，1949年之後，周球去了台灣，迎娶了一位國民黨官員的女兒，我則1950年返回國內，參加了社會主義建設。

　　因此，1960年我剛剛返回金邊時，就有朋:友告誡我：「你要小心周球，聽說他現在是國民黨某機關派到金邊來的，知道你要返回金邊，他對你很有看法呢!」現在，周球終於公開了他對我的「看法」。

　　好在蕭先生完全沒有城府，他坦率說：「我看你不像特務，他倒是很像特務呢。」我問為什麼，蕭先生說，「你看他，從台灣回來十多年了，除了當過一段時間的教員，幾乎從未做過其他的事。可是，他雖然不做任何工作，每天卻仍然西裝筆挺，生活十分愜意。除了在酒樓里請客，就是四處閑逛。口袋裡的美鈔，比柬幣還要多呢!」

　　蕭先生的這番議論，讓我對自己的「表現」和「處境」更加警覺起來。我知道，自己在1950年回國之前擁護共產黨的公開表態，以及在 1960年的突然返回金邊，已經引起了我的對手——國民黨特工——周球的高度警惕。既然我們今天(1962年)同在金邊工作，那麼，周球對我的「看法」，就是隱藏在我身上的癌細胞，就可能隨時發展成為致命的絕症。我必須想辦法扭轉被動局面!

　　這裡也有個背景要交待：60年代的金邊，國民黨的情報人員是比較公開和張狂的，他們公然叫囂「反攻大陸」，但是我——中國大陸派出的特工人員，卻絕對不敢公開去呼喊「解放台灣」。因此，在我和周球的鬥爭中，周的優勢是：經費充足，在富裕的華僑群體中，敢於半公開地開展活動。

　　不過，我雖然只能隱蔽地開展工作，但因為我在暗處，也就比較容易隱蔽自己。當然，那時候的我，也已經不缺「經費」了——我已經大致「創業成功」，積攢起了許多工作經費。經過反覆思考，我決定「主動出擊」首先爭來取接近周球。

　　經了解，我的知周球特別喜歡讀武俠小說，為了接近他，我也開始大量借閱武俠小說，井常常站在租書店的武俠小說專櫃前面，等待周球主動「上鉤」來找我。功夫不負有心人，那天，我正站在書店裡專心致志地閱讀台灣作家柳殘陽的武俠小說，忽然感覺有人把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回頭一看：正是周球。

　　我們從武俠小說，說到兒時在一起玩的情況，越聊越熱乎，最後還是周球憋不住了，他拋出了一個調查我的關鍵問題：「聽同學們說，你在國內混得不錯，怎麼突然又回來了?」我知道，這才是周球找我的「正題」。

　　「如果我對你說，我媽媽年紀大了，所以我就回來你一定不會相信，對嗎?」我說。

　　「為什麼?為什麼你會感覺我不信？」周球聽了我的回答感覺很意外。

　　「咳，我的那種說法，只是用來應付關係一般的朋友。這些人才不管你為什麼要回來呢。」我的這個回答，不經意間，把周球歸入了和我「關係不一般」的人群。

　　很快，我就和周球有了第二次見面。這一次，我們聊天的話題更加廣泛，當然，對周球來說，他念念不忘的仍然息「你為什麼要從國內返回金邊?」我呢，繼續採取迂迴戰術，我說到了我們都認識的同學朱國明，朱曾是我們金邊學校的籃球隊長，回國后，1953年，朱成了「三反分子」，1957年，朱又成了「右派」；此後又被打成「流氓」……我總結說，「朱國明回國之後，倒霉透了，每次運動，他都有份，兒乎成了『運功健將』了!」

　　隨後，周球又主動打聽我們的校友劉標——我的這位同學，也很倒霉，回國之後，多次被懷疑為「特務」。更具倒霉的是，每次來了運動，他都會主動承認所有的莫須有罪名，結果搞到最後，他似乎變成了全世界各個「國家」的特務了……

　　我用幽默調侃的講述了這些滿懷熱情、回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同學的悲慘下場，惟獨沒有「涉及」我自己返回金邊的理由。不過，透過我在講述時的語氣和表情，周球大概已經推論出：這傢伙在國內，肯定也四處碰壁，所以才不得已又跑回來。

　　經過幾次談話，雖然不能打消周球對我的懷疑。我發硯，談話之後，周球經常突然光顧我家，而且從不事先約定，總是突然敲門進來。不僅如此，我的鄰居也告訴我，他們好幾次看見周球站在我的大門口，既不敲門進來，也不轉身離去……我知道，周球仍然對我充滿懷疑。

　　為了做好防範，我首先在家養了一條機警的德國獵狗，只要詐人靠近我的大門口，這條獵狗不會狂吠，卻總是立即跑到大門旁邊，等待「訪客」進來。與此同時，我也在耐心等待機會，準備和周球一起做一單生意。

　　因為找從側面打聽了，周球領取的台灣津貼，數額確實不少，但是，如果只有他一個人在金邊，那麼他的生活應該是很愜意的，可是他的岳父去世后，因為家產的分配，他妻子和台灣的兄弟們鬧得不愉快。特別是他的太太、兒女搬到金邊之後，他的生活支出，已經漸漸不夠寬裕了。

　　恰在此時，有人賣給我一批法國進口的瓷磚，價格十分低廉。我全數吃進這批瓷磚后，立即找到周球，請他設法找人轉手把這批貨物高價賣出去。周球早就知道我做生意很有經驗，現在又恰好缺錢，因此非常樂意和我合作。這是周球第一次做生意，他四處尋找買家，果然把這批瓷磚賣出了一個好價錢，賺到了一大筆錢。

　　我把利潤的大部分全都給了周球，同時在金邊的朋友圈子裡，到處讚揚說周球的門路廣，這筆生意，多虧了他賣得價錢高，所以才能賺大錢。這些背後讚揚他的話，自然傳進他的耳朵，周球聽了，怎麼能夠不感謝我呢！能夠最終成為周球的「朋友」，還得益於我的忍耐力。原來，周球有個毛病，他參加過抗戰，接受過國民黨軍隊和特務組織的雙重培訓，而且口才也是雄辯滔滔，因此，他在和金邊華僑的接觸中，常常表現出狂妄自大，高人一等的氣勢。這種狂妄性格，華僑的中土層人物哪個肯買他的賬?惟獨我——金邊的「華商新星」常修文——願意耐心傾聽他的高談闊論，從不和他爭論、抬杠。

　　經過兩三年的交往，周球對我的懷疑，終於慢慢消退。

　　1963年5月，西哈努克親王下令搜捕國民黨在柬埔寨的特工，「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並不從事暗殺行動的國民黨高級特工——周球，也遇到了麻煩。

　　1 天晚上，周球忽然敲開了我家房門。原來，柬埔寨的軍警已經開始上門找他的麻煩了，「三十六計走為上」，周球決定儘快離開柬埔寨。此時的周球，早沒有往日的張狂，他語無倫次地告訴我：自己決定離開，但家中除了妻子，還有一兒三女，倘若一併撤離，勢必很難脫身，因此決定獨自一人離開，可是他，走了之後，又害怕柬埔寨的軍警到他家坐搜查，趁機搶奪財物，凶此他決定把自已的責重物品和美鈔現金，全部委託我來保管，一旦他的妻子兒女缺錢了，再到我家分批領取。

　　我當即決定：幫助這位國民黨特工保管財物，同時決定「好人做到底」，順手給他寫了一封信函，以方便他在偷越邊境時可以找我的一位朋友幫忙。

　　後來返回國內，我把自已做的這件事，如實向組織彙報了。上級再次肯定了我的做法，後來的事實也證明：從那件事之後，周球在西貢、金邊的許多國民黨朋友，也都慢慢成了我的「朋友」。

　　組織要求-設立電台

　　我和妻子學習無線電

　　長話短說，我在金邊、西貢、越柬邊界上的工作，一切正常。我的生意越做越大，積累的資金越來越多，組織上交待的所有任務，我都能按時完成。

　　1966年，我和子辛再次經香港返回國內，彙報工作並分析南越戰爭的未來走勢。沒想到，組織上突然通知我們：根據我們夫妻工作表現，決定交給我們一項全新的任務：由我們擔任電台的報務員，並在南越籌備建立我黨的秘密電台。

　　讀者肯定清楚：身在敵區的諜報人員，即使偶然暴露身份或者被發現，只要沒有確鑿的證據，都可以堅決否認自己的身份，但是，如果你隨身攜帶了無線電台，那麼一旦被人發現，你的身份也就立即被確認了。因此我知道，攜帶電台出境，無疑是一件萬分危險的新任務。

　　可是，這項任務不僅危險，也很光榮，它說明組織上對你的絕對信任。因此，我幾乎毫無怨言、毫不猶豫地接受了。

　　為了學習無線電台的操作，我和子辛在北京開始新的學習。上級派來了兩位工程師，當我和兩位老師相見時，立刻敏感地捕捉到了他們眼中的困惑。是的，在學習無線電發報技術的情報人員之中，我們或許是年齡最大的人了。按照情報工作的一般規律，許多學習無線電發報的報務員，都是年輕人。因此，兩位老師見到我們的第一句話就是：你們對於無線電知識，能夠了解多少?我們只能實實在在地回答，我們曾在高中的物理課上學過電學。僅此而已。

　　不過，根據工作紀律，兩位老師是無權詢問我們為什麼要在將近40歲的時候，從頭學無線電發報技術和密電碼的翻譯的，因此，兩位老師在驚訝之後，迅速進入角色，開始耐心地向我們傳授無線電收發報和密電碼翻譯。

　　在敵點區工作，電視機、收音機壞了，可以拿到專門的修理部去修理，但是，我們隨身攜帶的無線電如果壞了，如果發生故障，那就必須自己動手修理，因此，我們的學習是緊張和無所不包的。電台必須拆開來重新組裝;每一個零件的備用件是什麼，用什麼零件可以替代更換至尋找機器的故障在哪裡等等，統統都要學。

　　三個多月之後，我和妻子結束了緊張的學習，返回羊城。我的女兒小春梅看到爸爸媽媽同時回來了，非常興奮，那時候，孩子們最喜歡唱的歌之中有《紅梅贊》我和女兒談起了這首歌，我問女兒，「你懂不懂這首歌的含義呢?」孩子居然告訴我：「我懂，幼兒園的阿姨說了，你們的爸爸媽媽雖然都是，『外面的』但他們都是天下最勇敢的人，和《紅梅贊》里的江姐是一樣的!」

　　原來，孩子是在機關的幼兒園裡生活，阿姨們居然透漏了這樣重要的「情報」。好在阿姨又囑咐了孩子們：「你們的爸爸媽媽在外面工作的事，對任何人都不能說!」

　　這就是我的工作和生活。我被歷史的浪潮推到了一個充滿危險也充滿著自豪感的崗位之上。這是一個沒有勳章，沒有鮮花，沒有名祿，也沒有豐厚回報的危險崗位。失敗，等於死亡；凱旋，也不會有人為你舉行歡迎儀式。你註定默默貢獻，而且無論你的貢獻有多大，我們的新聞報道和歷史課本中也不會記載你的名字和你的功績。即使你的一生已經結束，也只有極少數和你直接聯繫的上級領導，才知道你為黨，為祖國做出了多麼巨大的貢獻。即便如此，隨著時間梳逝，你的一切貢獻都會在材料歸檔之後，湮沒在歷史的長河之中。

　　是的，當你投身於隱蔽戰線的時候，你一生的命運就已經決定：你將終生默默無聞!

　　也許有入會問：這些隱蔽戰線的中國特工，他們畢生的追求到底是什麼呢?其實，他們的追求十分簡單——就是祖國的和入民的幸福。每當我看到南越土地上的那些戰爭孤兒時，我就會為自己的女兒小梅——能夠幸福地生活在羊城的陽光中，感到欣慰。我願意為了自己的女兒和全國入民的兒女能夠生活在沒有戰火的陽光中，奉獻自己的一切。

　　重返金邊，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無線電台收藏好。第一，電台的收藏，必須絕對安全：第二，電台的取出(工作)，必須十分方便。第三，萬一發生重大變故，還必須能夠迅速銷毀電台。為此，我請朋友幫我製作了一個特殊的狗籠，裡面有一個暗格，可以存放小巧的無線電收發報機。

　　與此同時，只要我開始收發電報，就會在電台旁邊放上一桶汽油，並在身邊不遠處，準備好一個打火機。一旦情況突變，我必須和這部電台同生同死。

　　不論在金邊還是在西貢，不論是雨季還是旱季，印度支那的天氣都是副焦的，氣溫常常會達到30多懾氏度。需要發報的時候，我就讓妻於把我反鎖在房間內，在密不透風的房間內，汗流浹背地的開始工作……不過，只要電波發送出去，我就會感到無比快樂。我不知道坐在祖國內地無線電收發報機前面的報務員是男是女，是老是少，但是我知道，只要電波發送出去，我就和祖國緊緊相連。

瞎掰。

kukubara 發表於 2013-4-20 06:08
瞎掰。

同意

欲知後事如何，等你下回分解。

這個書早就出版了，不是大陸出版的。我在圖書館裡面上下冊看過。如果是轉載，聲明一下比較好。

書裡面還有幫朋友燒傷的孩子治病的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