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士兵：我們為何失去公共辯論的能力

　　「我是一個作家，不是演員」，作家莫言最近這樣回應那些批評他不願表達政治立場的聲音。莫言說，自己不像君特·格拉斯那樣的作家，「我敬佩他和其他有表述能力的作家投身公共辯論，但我沒有這種能力。坦率地說，我害怕在人面前亮相。」（據3月3日《東方早報》）

　　自從去年10月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批評莫言在現實政治面前「不說話」的聲音從未止息，有太多人站在道德高處，氣勢洶洶，排山倒海，不斷例證莫言在 「體制內作家」身份包裹下，曾經種下過太多「錯失」。此次莫言以「沒有能力投身公共辯論」來回應，在我看來，也算是一次較為系統全面真實理性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了。

　　還是先看看莫言的回應——他主動承認說，「我曾為了自己的前途，催促我的妻子去打胎。我是有罪的。」；他還將自我批評指向 「文革」經歷，並坦誠除了作為那場運動的受害者，自己也是「作案者」』，以紅小兵身份批鬥過老師，當時嫉妒別人的成就、才華和運氣。」；他強調自己抄寫《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出於虛榮，想炫耀自己的書法。

　　這就是反思，這就是自我批評，而且，對那些輿論焦點問題不迴避，不排斥，本身也是一種勇氣。而我更願意圍繞莫言的表達困境，來談談我們為何會失去公共辯論的能力。

　　在我看來，莫言絕不是屬於那種「不介入政治」的作家，我也不認為莫言的作品沒明確的立場。我深深地覺得，莫言是一個難得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他的批判和反思，更多的體現在他的作品中。莫言也說，「發表政治聲明，對我來說很難。我的政治想法是很清晰的，大家都能在我的書里讀到。」

　　「沒有能力投身公共辯論」，或許就是莫言說的難處。一個作家，面對公眾的日常表達，當然是一個切口，可以探視到很多價值取向與社會立場。也正因如此，對於喜歡的作家，我不僅僅看他怎麼寫，也特別關注他怎麼說。寫得好，說得又好，當然很好。比如，莫言提到的君特·格拉斯，演講表達能力就極好。還有批評莫言的赫塔? 米勒，他在太多接受採訪不經意的表達，都經常透露出藝術與思想的光芒。同樣是諾貝爾文學獎，莫言在公開場合的表達，的確要遜色太多，很難體現出他的藝術與思想的力量。可以說，缺乏公共辯論能力，是莫言獲得諾獎后反而受到很多質疑的原因。

　　當然，很多人肯定會強調，莫言不是缺少能力，而是缺少勇氣擔當，缺少公共情懷。特別是拉出莫言的「體制內身份」，亮出他「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的官方頭銜」，來做出他缺乏獨立性的判斷。這樣的指摘，也的確激起了一部分人的共鳴。問題是，在強大的體制面前，以普通人性的視角來看待，以道德律己而不是律人的立場來看待，我們真的有足夠地理由苛求他人必須去以那些簡單地生硬的「表態式」話語，去進行那種儀式化的決裂或追隨的宣誓嗎？勇氣是好東西，好勇鬥狠完全不是東西。在一個價值多元的時代，尊重一個人的文化選擇，首先就要尊重他人表達文化立場的方法。

　　更何況，在中國，缺乏公共辯論的能力，的確也是知識分子介入現實的一種障礙。從歷史來看，中國社會也不像西方，在公共辯論和演講方面，為知識分子理性辯論積累太多的經驗。中國知識分子更擅長於文字交鋒，或是明喻，或是隱喻，或是暗諷，這些都可以通過魯迅文章去體會。在現實的公共空間，知識分子發言機會很少，也未能形成不斷進行公共辯論的生活方式。人們看到太多文化立場的爭議，到最後甚至由「文斗」變成了「全武行」。對很多知識分子來說，很願意選擇通過作品表達立場，而不願意把時間花費在公共辯論。

　　不願參與公共辯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公眾的公共理性不足。有太多的論爭，到最後談得不是問題，而是主義。非左即右，非對即錯，非黑即白，最後很難形成共鳴。現在，莫言在文革面前懂得反思，進行自我批評，而還有太多的人仍然不懂政治偏要往政治旋渦里湊，扛著道德大棒逼人像表態發言的做法，這本身就是掉進文革思維，也進一步剝奪他人理性進行公共辯論的空間。

　　最後，我們也不必迴避人性的自私，更不必繞開體制與管制對個體的束縛與鉗制。事實上，幾代人經歷的權力壓制，從某種意義上也都深深地改造了我們的人格，扭曲了我們的人性。越是在這樣的語境下，我們每個人都更應自醒，更應該懂得自我反思，站在更加理性與寬容的文化立場，來不斷增強我們進行公共辯論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