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個增長周期靠什麼?

　　今日中國經濟增長面臨的諸多不確定性，既是以往增量改革負效應的陸續表達，也是改革向深層次推進過程中遭遇阻力的扭曲表現。改革必須取得關鍵領域的突破，方能釋放新一輪經濟增長的動力；決策層尤須鏡鑒往日發展教訓，切勿在經濟政策形成過程中注入個人偏好。力爭以政府自身改革為突破口，以配套的執行力破除市場化改革瓶頸，消除經濟邁向內生性增長的最大障礙。

　　往日次優決策埋下今日苦果

　　中國經濟增長與調控周期總有驚人相似的地方。在逐步告別人口紅利、「入世」紅利和國際產業轉移紅利之後，經濟增長動力表現出更多的不確定性，現在看來已是不爭的事實。而從經濟癥候來看，今日中國經濟面臨的諸多棘手問題，既與1998年前後的情況類似，又表現出了新的複雜性，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後續改革與調整的成本。1998-2002年，政府花了將近５年的時間去產能、化解金融風險，才開啟了2003-2007年連續五年超過10%的黃金增長周期。此後，由於爆發全球性經濟與金融危機，政府為了保持經濟增長趨勢不下滑，於2008年下半年啟動了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從當時的情況來看，決策層是希望通過啟動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其它一些大項目的陸續上馬，來拉動經濟增長。其結果，固定資產投資增幅以及貸款投放的大幅增長，儘管是經濟困難時期刺激經濟增長的決策快餐，但由此帶來的負效應卻在不斷累積。例如，為了配合積極財政政策，銀行往往在對幾十億甚至上百億有政府背景的貸款項目的盈利前景與市場風險未作充分評估的情況下即放貸，從而帶來了銀行不良資產規模的大幅攀升，進而拖累銀行業的競爭力。而每年動輒8萬億元的貸款資源，流向民營企業的不足10%，那些本來就握有最多資源的壟斷性國企卻獲得了80%以上的貸款資源，而國企投資效率低下一直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顯著特徵。國進民退和大量資本對房地產市場的投機，進一步加劇了經濟的系統性風險。而過於依賴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有使得不斷積累的產能過剩再度成為經濟的痼疾。

　　回過頭來看，三年多前的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既沒有超越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凱恩斯主義政策框架，也沒有促進中國經濟的有效增長。整體而言應急性色彩較為濃厚。某種意義上說，中國儘管憑藉當時儲備的足夠財力對經濟進行「熱啟動」，進而在主要經濟體中率先走出衰退泥淖，但取得的復甦成果是以犧牲經濟轉型時機為代價的，也不得不承擔寬鬆貨幣政策引致的通脹風險，本質上是內含經濟波動乃至反覆的次優復甦。筆者當時就說過，假如下一步宏觀經濟政策不能有效治理產能過剩問題並適度管控通脹預期，則中國經濟又將面臨大起大落的周期性風險。如今，中國經濟面臨外需收縮，上下游競爭擠壓，內部增長動力不振等問題，如果不能正視既往發展沉痾，延續既往見招拆招式的導調，就有可能在消化昔日次優決策苦果的同時，又要種下新的苦果。

　　下一個增長周期靠什麼

　　中國自1980年以來長達30年的高速增長周期或許將告一段落。在經濟規模躍上7萬億美元台階之後，一味追求高增長看來是行不通了。中國應該做好適應中等速度增長的政策與心理準備。

　　既然這些年來的發展教訓已經證明：經濟困難時期，依靠刺激性經濟政策的拉抬至多只能取得經濟的表面繁榮；那麼，包括決策層在內的市場主體都應正視的問題是：經濟增長從長期來看應是一種內生性的選擇，依賴於市場主體基於既有的約束條件追求成長空間的持續擴大。而從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來看，儘管適度干預是避免市場失靈的必要條件，但充分調動各有關市場主體的積極性才是保持經濟增長的最為關鍵的環節。事實上，回顧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政策實踐，一個非常具有中國特色的增長特徵是在制度創新中注重擴大市場主體的行為空間。換句話說，中國民間長期以來被壓抑的營商稟賦由於政府政策空間的解放而大大釋放出來，成為中國保持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動力。但不容否認的事實是：政府在推進市場化改革方面仍然是不徹底的，尤其是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進展緩慢，已經成為經濟邁向內生性增長的最大障礙。

　　因此，決策層在具體的政策施行中不應過於看重短期經濟增長勢頭可能下滑，而是著重思考如何通過確立以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為主線的改革總體思路，來推進結構性改革。尤須鏡鑒往日發展教訓，切勿在經濟政策形成過程中注入個人偏好。力爭以政府自身改革為突破口，以配套的執行力破除市場化改革瓶頸，消除經濟邁向內生性增長的最大障礙。

　　首先，應在整固傳統優勢產業的同時，應當保持較高的資本積累，提高勞動資源的使用效率，特別是要注意提高專業化人力資本積累水平。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取決於以知識、信息、研究開發或創新所引致的規模收益遞增、技術進步、人力資本增長等核心內生變數。技術進步的內生化，要求中國必須加大對人力資本的投資，促進勞動力要素合理流動、提高勞動生產率。因此，政府亟須營造條件使技術創新成為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和市場主體的普遍行為。引導企業在承接世界產業結構與技術轉移，加強與國際領先企業技術合作的基礎上，加大對戰略領域的關鍵技術投資，力求突破關鍵核心技術瓶頸。

　　其次，以金融體系和要素價格改革為突破口，切實解決民營資本發展的瓶頸問題，實現要素資源的市場化配置。中國目前正處於工業化中後期，保持較高的投資率儘管有其合理性，但投資結構不合理與投資效率低是兩大弊病。以政府為主導的基礎設施、基礎工業投資比重過大，且難以提供持續的就業空間；另一方面，龐大的民間資本卻因為市場准入限制難覓合適的投資領域。因此，政府應該切實創造條件，強化民間「投資36條」的政策執行力，擴大競爭性投資領域，真正實現讓民間資本參與投資，在提高投資效率的同時也會提供更多就業機會。而為了使宏觀領域的政策改革能夠更好地反映出資源的稀缺性，政府亟需消除土地、資本、勞動力和能源等價格方面的扭曲，改變由行政機關定價或者受行政機關影響的定價機制，真正做到由市場來決定價格，反映這些要素的機會成本。

　　進一步地，通過深化收入分配體制改革以及相關的轉移支付，實現財富積累由政府、企業和部分個人向廣大居民尤其是弱勢群體的適當轉移，真正實現藏富於民。

　　作者繫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金融貿易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