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退中的一代

　　2009年10月，27歲的法學院畢業生麥克找到了他的第一份工作：在一家書店的吧台賣咖啡。他的工資是每小時8美元，比10年前在高中打零工的時候賺的還少。

　　麥克一頭金髮，身材修長。他出生在美國俄亥俄州托萊多（Toledo）鎮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爸爸是汽車零部件技師，媽媽做文書工作。麥克在家鄉讀完中學，考上了辛辛那提大學。他一邊上學一邊打工，到畢業的時候，已經還清了助學貸款。2006年，麥克接到了波士頓大學法學院的錄取通知書。法學院的學費對他來說可不是一筆小數字。但這又有什麼好猶豫的呢？能夠到法學院深造，意味著命運的大門已經為這個上進的美國小夥子打開了。為了上學，麥克借了14.5萬美元。

　　2008年秋天，到了麥克畢業前的最後一個學期。他很順利的在麻薩諸塞州總檢察長辦公室（Office of Attorney General）找到了一份工作。波士頓的秋天斑斕多彩，麥克的收穫季節眼看就要到了。突然之間，金融危機來了。一夜寒霜，冬天粗暴的趕走了秋天。雷曼兄弟、房利美和房地美、美國國際集團，一家家龐大的金融機構轟然倒塌、甚至連通用汽車這樣的百年老店也要申請破產保護。政府的預算一下子緊張起來，各個州都在裁員，麻薩諸塞州也不例外。麥克快到手的工作泡湯了。等到麥克聽到這個壞消息的時候，已經到了2009年初。這時候，私人律師事務所的招聘早已結束，而且那一年，私人律師事務所招聘的工作崗位也比往年大大減少。找不到全職的工作，麥克馬上到處聯繫，看有沒有實習的機會。他申請了很多政府機構。其中有一家看起來比較靠譜，麥克已經進入了最後一輪的面試。然而，壞消息又來了：預算緊張、裁員。麥克的工作又沒有了。年輕的麥克沒有灰心，他想，再考個證，興許能進一步提高自己的競爭力。於是，他參加了麻薩諸塞州和紐約州的律師資格考試，幸運的是，他順利通過了，不幸的是，在這兩個州，麥克都找不到工作機會。

　　麥克把宿舍里的傢具都賣了，搬到了華盛頓。他的想法是，華盛頓又沒有華爾街，這裡受經濟危機的影響總該小一些吧。每天早晨，麥克穿著筆挺的西裝，揣著簡歷，一家一家的登門自薦。他找了政府部門、大學、圖書館，但每個地方都告訴他，對不起，沒有工作。有幾個月的時間，麥克天天到一家咖啡館報到，因為這裡有免費的wi-fi。麥克有時在這裡一泡就是一整天，在一個個招聘網站上大海撈針。

　　但很快，這樣的日子也過不下去了。麥克的銀行賬戶上已經沒有錢了，信用卡的額度也快用完了。爸爸媽媽告訴他，要是實在混不下去，就回托萊多吧。當初他的房間，父母還給他留著。麥克接完父母的電話，一個人在冰冷的大街上走了很久。第二天，他就到這家書店上班了。畢竟，這裡的書香，讓人想起校園裡的溫暖，多少還能讓他感到自己躲藏在文明世界里，就像一個蟲子把自己藏在繭里。

　　有一天，麥克遇到了一位身穿黑色大衣的顧客。他的眼睛突然一亮：這不是Cass Sunstein教授嗎？他可是麥克在學校里最崇拜的法學教授之一。麥克讀書的時候，看到過Sunstein教授的照片。教授走到麥克的面前，要了一杯雙份的espresso。麥克的嘴唇有些發乾，喉頭動了一動，他很想和教授打個招呼，但最終也沒有開口。

　　後來，麥克又換了一份工作。他現在在美國住房保障部打工，每天要做的事情無非是打打電話、填填表。麥克不敢告訴同事，自己是個法學院的畢業生。他害怕別人會用奇怪的眼神看他。這份工作的收入也不高，即使再加上另外一份零工，麥克每個月還完了貸款，口袋裡還是剩不了多少錢。但他已經不敢再有更高的奢望了。有時候，麥克也會想到他父親那一代人。他的父親高中畢業，原本在工廠工作，22歲的時候就買了房子，還能養活兩個孩子。麥克27歲才剛剛進入社會。他如今還要和別人合租房子，住的房間比在法學院的宿舍還局促破舊。車子、房子、孩子，彷彿已是很遙遠的事情了。

　　怎麼會是這樣呢？

　　這場金融危機不僅摧毀了雷曼兄弟，還摧毀了麥克的未來。雷曼兄弟是咎由自取，但千千萬萬個麥克卻是無辜的受害者。金融危機給美國經濟帶來的最大的創傷，就是居高不下的失業率。以往，經濟衰退的時候，工人會失去工作，但到繁榮來臨的時候，工作就會失而復得。但這一次不一樣了。很多就業機會可能從此之後再也不會回來了。隨著房地產泡沫的破滅，建築業的很多就業機會從此再也不會回來了；隨著金融機構的破產，金融行業中的很多就業機會也可能再也不會回來了；全球化和技術進步使得越來越多的工作機會可以被外包到像中國和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國家，這些離開的就業機會再也不會回來了。

　　英國Warwick大學的Andrew Oswald教授是少有的專門研究「幸福」的經濟學家。根據他的研究，失業對幸福的影響，僅僅次於親人死亡和離婚。即使是像麥克那樣，最終勉強找到了一份工作，但失去了的士氣，可能將永遠無法重振了。衰退時期進入社會的年輕人，像趕上了一班慢車，繁榮時期進入社會的年輕人，像坐上了一班快車。絕大部分坐慢車的乘客，只能眼睜睜的看著自己和別人的差距越來越大。越是落後，就越是悲觀，越是悲觀，就越發被動，最終的結果就是，越失業、越無能。金融危機對大學畢業生收入的衝擊，大概要到十多年之後才能逐漸抹平，但人的一生中，實際收入的2/3是在事業的頭十年掙出來的。20歲，是人生最敏感多變的季節。20歲不期而遇的一場金融危機，徹底改變了這一代年輕人的命運。年輕人工作經驗不足，懵懵懂懂的，顯得頗為稚嫩，這使得他們天然在就業市場上處於劣勢。一批批剛剛步入社會的年輕人，就像諾曼底登陸時候的士兵，還沒有來得及爬到岸上，就已經被無情的子彈撂倒了。

　　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是對挫折和磨難準備得最不足的一代人。在過去二三十年，教育的理念越來越寬鬆、自由。老師和家長推崇的是快樂教育。這一代孩子，打小就在讚美和鼓勵中長大。在這種環境下，他們的自我意識越來越強烈。每個人都認為自己生來就是要做人上人的。2006年，Jean Twenge出版的一本書叫《自我的一代》（Generation Me）。這或許是給80后一代的最好的標籤。根據2009年的一份調查，在美國，74%的孩子認為自己比別人漂亮，79%的孩子認為自己比別人聰明。40%的孩子認為自己到30多歲的時候，能一年掙7.5萬美元。事實上，那一年30歲的就業者，能夠拿到的中位數收入只有2.7萬美元。靠著虛幻的讚美培養出來的自尊，鼓勵的是懶惰，而非努力工作。很難想象，這些孩子怎麼面對日益黯淡的前途。

　　日本在過去二十年的經歷，將是其他歐美國家的殷鑒。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日本經濟仍然處於高速發展階段的時候，就已經有一些年輕人，主動或無奈的逃離了主流社會，不找工作，也不上學，天天呆在家裡。1990年日本的泡沫經濟崩潰之後，逃離社會的年輕人數量大增。到2002年，估計有大約250萬日本的年輕人長期呆在家裡，人們稱之為NEETs（Not in education，employment，or training），就是既沒有上學，也沒有工作或參加培訓的年輕人。日語里還有一個專門形容這批年輕人的詞，叫「hikikomori」，大意是「離群索居者」。他們大多和父母住在一起，有一個單獨的小房間。他們先是整天都不出門，後來幾天都不出門，到最後幾個星期、幾個月甚至幾年都不出門。最高的紀錄是十多年沒有出過家門。吃飯的時候，父母或送外賣的把餐盤放在他們的門口。很多hikikoromi的作息時間已經紊亂。他們在清醒的時候睡覺，在別人睡覺的時候清醒。一個人孤寂的坐在電視機前，收看午夜節目，或是整日整日的發獃、做白日夢。表面上看起來，hikikoromi是社會中的失敗者，實際上，他們非常敏感而睿智。他們就像能夠感知地震到來的小動物。他們看得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他們比日本的政治家和企業家更清楚的知道，日本的經濟和政治正在發生著什麼變化。

　　年輕人失業帶來的社會問題，才剛剛顯露出來。慢慢的，金融危機的後遺症將發作得越來越明顯。兩位經濟學家Paola Giuliana和Antonio Splimbergo最近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經歷了衰退的年輕人會改變自己對社會和政治的見解，而且將從此固執的堅持自己的觀點。從歷史經驗來看，衰退中的一代對社會不平等更加關注，總是覺得運氣而非個人的努力是最重要的，他們會要求政府更多的干預經濟體系，支持政府實施收入再分配。2010年的一份民意調查顯示，30歲以下的美國人，只有28%的人認為其他人是值得信賴的，將近三分之一的人認為決定其經濟狀況的最重要因素不是個人努力，而是外在的社會因素，42%的人覺得全球化給他們帶來了不利影響。這一變化將深刻的影響未來的美國政治走向。

　　青年人失業已經成為一個全球現象。國際勞工組織的一份報告顯示，2010年全球青年失業率為12.6%，遠遠高於成年人4.8%的失業率。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都充斥著無助而絕望的失業青年。爆發「阿拉伯之春」的北非中東國家，年輕人失業率平均高達25%。西班牙是歐洲危機最深重的國家之一，青年人的失業率是40%。歷史上，凡是有大量年輕人失業的時候，幾乎都會出現社會動蕩。據說馬丁?路德發動新教運動的時候，最主要的支持力量就是失業的年輕人。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鄉運動，主角都是一批幼稚而充滿激情的年輕人。1968年席捲全球的造反運動和社會動蕩，其實就是騷動不安的年輕人的瘋狂聚會。在美國如火如荼的佔領華爾街運動，主要的參加者是年輕人。倫敦街頭騷亂的主力，是年輕人。在巴黎市區燒、砸、搶商店的是年輕人。挪威槍殺案的冷血殺手是年輕人。

　　在全球範圍內，我們還沒有看到像1848年或1968年那樣的全球革命浪潮。在美國，有大約10%的35歲以下的年輕人已經搬回去和父母一起住了。他們到目前為止，還只是閣樓上孤僻的成年孩子，而且越來越沉默不語。沉默啊沉默，不是在沉默中滅亡，就是在沉默中爆發，而我們正坐在一個火山口上。